距離美國中期選舉僅剩兩個月，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卻刷新近三年高點，債券市場正成為川普政府難以駕馭的“隱秘對手”。利率上行如何傳導至美國選民的錢包與白宮的選情？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美債的每一次異動，也曾在大洋彼岸引發漣漪。理解這場博弈，有助於理解全球經濟的新變數。
阿卜杜勒·埃爾‑賽義德早年是流行病學家，後轉戰政壇，並沒有國債市場的從業背景。然而，上周三，這位密歇根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候選人在X平台上就本輪債券拋售潮發表評論稱，這是一記“響亮的警鐘”，通膨持續高企、伊朗戰事以及聯準會所承受的壓力，已經動搖了投資者信心。埃爾‑賽義德表示，唐納德·川普正拿經濟冒險，只為在中期選舉前給經濟打一劑“興奮劑，效果註定難以持久”。
這篇帖子不過是埃爾-賽義德和其他參議員候選人典型的黨派競選言論。而驅動債券市場的力量，遠比他帖文中暗示的更加審慎與複雜。
但他指出的政治危險確實存在：距離中期選舉僅剩兩個月，美國國債收益率持續攀升，有可能引爆“負擔能力危機2.0”。
多數發達經濟體的長期債券遭遇拋售潮，但這一過程通常需要數年時間。上周三，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經濟學研究員羅賓·布魯克斯在Substack上撰文稱，這更像是一種“緩慢發酵”的隱痛，而非突如其來的劇烈衝擊。布魯克斯指出，疫情期間利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隨後經歷了一輪激進加息周期，再加上財政支出失控，如今，除了瑞士與瑞典兩國將財政赤字控制在較低水平，幾乎所有西方經濟體的利率都在飆升。
新變化在於，拋售潮已蔓延至10年期國債——這一作為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企業資本開支基準的利率，收益率開始同步走高。周四，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升至4.96%，創下約三年來最高水平，並逼近5%的關鍵心理關口；5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4.7%，而在今年3月，該數值還不到4%。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斯蒂芬·卡普蘭長期研究債券市場如何在選舉前後約束政府行為，他對《財富》雜誌表示：“利率持續攀升，會相當迅速地傳導至普通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上，進而在選舉期間產生連鎖反應。”
卡普蘭認為，美國選民未必會把矛頭對準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而是更傾向於指責川普。他以民眾對待通膨的心態作類比：選民不一定在意通膨是否高於聯準會2%的目標，也不關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間的差別，但牛肉和雞蛋漲價，他們一定會切身感知到。同理，當利率飆升導致買房變得遙不可及，或者企業為了應對高利率成本而削減開支、凍結招聘時，選民也同樣感知明顯。
川普政府一直密切關注長期利率走勢。《紐約郵報》記者查爾斯·加斯帕裡諾上月報導稱，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計畫“震懾”債市義警（編者註：指通過拋售債券抵制財政擴張政策的債券市場投資者）。貝森特已宣佈國債回購計畫，重新加大對短期融資的依賴，以遏制長期收益率進一步攀升。上周三，在G20峰會上，貝森特稱美國經濟依然“非常強勁”，一旦美國渡過伊朗衝突這道“坎”，利率就會回落。
貝森特還重申了華許的觀點：生產率紅利釋放之後，人工智慧會帶來“極為顯著的通縮效應”，這一變化甚至可能在六個月內顯現。
然而，如果想在中期選舉前改善相關經濟指標，六個月的時間顯然太遲了。選民已經在根據自身的痛點來評判經濟表現：路透社近日公佈的民調資料顯示，近半數登記選民將生活成本視為投票的首要考量因素。71%的美國人不認可川普對生活成本問題的處理方式，僅有22%表示認可。
笨蛋，問題是經濟
大量政治學研究表明，選民的主觀感受會影響中期選舉結果。政治學家愛德華·塔夫特提出一個著名論斷：中期選舉本質上既是對總統執政表現的全民公投，也是對本屆政府經濟治理水平的公投。在他1978年發表的開創性研究中，塔夫特分析了1938至1970年的選舉資料，發現總統支援率和選民實際購買力變化，與執政黨的全國得票率高度相關。正如1992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的經典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
這正是債券市場在中期選舉前夕成為棘手變數的原因。投資者不僅在評估通膨水平與聯準會政策，還需正視規模龐大的政府債務，並質疑美國政府能否出台穩定債務的政治方案。
卡普蘭表示：“沒有人會懷疑美國的經濟實力，問題更多出在政治意願上。”無論是削減開支、改革福利制度，還是提高稅收，這些財政緊縮手段，都是政客在選舉前極力迴避的選項。卡普蘭指出，得益於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美國較多數國家擁有更充裕的時間化解這一矛盾，但這種優勢絕非無限期的。
卡普蘭認為，當前局面遠未達到美國債務危機的程度，也與英國“特拉斯危機”（編者註：指英國前首相特拉斯因激減稅方案引發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導致其迅速下台的事件）有著本質區別。眼下長期收益率走高，更像是市場向政策制定者發出預警訊號，而非某種即刻施加的懲罰手段。
“市場正發出警示，”卡普蘭說，“傳遞的資訊似乎是：‘我們擔憂通膨前景與經濟走勢，民眾也在為負擔能力感到焦慮。’你們打算如何應對？” (財富FOR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