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桌上方掛著一幅島嶼版畫。畫裡，是一個尚且年輕的國家裡一座尚且年輕的城市。鵝卵石街道兩旁排列著低矮的建築，沒有一座高過教堂尖頂。視野中看不到橋樑或隧道；縱帆船和明輪蒸汽渡船擠滿岸邊，作業繁忙的碼頭沿海岸鋪展開來。這是1851年的紐約市。
那年9月18日，在島嶼南端的拿騷街，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紐約時報》出版了創刊號。報紙是在尚未完工的閣樓裡藉著燭光編排出來的，只有四頁，文字密密麻麻，沒有彩色印刷。售價一美分。
本周五，《紐約時報》迎來創刊175周年。過去幾個月裡，我發現自己的目光總會被辦公室牆上的那幅版畫吸引。這份報紙創刊時，室內用電尚未出現，汽車、廣播、電話、飛機和電腦更是無從談起。這樣一份報紙竟然延續至今，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而《紐約時報》又何其幸運，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得以見證、記錄並追問如此多的歷史。
在《紐約時報》，我們相信，報紙的職責是追尋真相，幫助人們理解世界，並讓有權勢者受到問責。這意味著，要讓人們獲得作出決定所需要的資訊；意味著，通過更充分地瞭解鄰人的生活、希望和憂慮，把多元的社群連接起來；意味著，代表公眾向政府和商業領袖提出尖銳的問題。也意味著，做這一切時，都必須堅守公平、精準和獨立——用我們長期奉行的信條來說，就是“不偏不倚，無所畏懼，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地報導新聞。
因此，《紐約時報》175周年恰逢一個更大的里程碑，也顯得格外契合：美國建國250周年。真相、理解與問責，是一個強大國家和健康民主不可或缺的基礎。
在61,011期報紙、約1500萬篇文章中，《紐約時報》的版面記錄了美國非凡的成長歷程：從一個人口2400萬的新興國家，成長為一個人口近3.5億的全球超級大國。這裡記錄新技術的出現，也追蹤隨之而來的社會震盪；記錄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以及“誰被承認為美國人”這一範圍如何不斷擴大；揭示戰爭、經濟蕭條和悲劇時刻造成的傷害，也記錄勝利、經濟繁榮，以及這個國家那種“總能辦到”的韌性——它往往能從困境中走出來，而且變得更強。
合在一起，它們就是美國歷史的初稿。每天都在續寫新的一卷；這份記錄如此厚重、如此廣泛，平均下來，足以裝滿一本1000頁的書。而這部作品最主要的作者，是那些被我們派往世界各地、親眼見證事件並把所見告訴讀者的記者——他們不僅確認事實，也把事實放回具體語境中，解釋這些事實為什麼重要。
南北戰爭的第一聲槍響在薩姆特堡響起時，我們在那裡，我們的記者隨即被當作北軍間諜逮捕。此後數年的戰事中，我們也一直在現場。其中一些戰役，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戰爭部長甚至先從我們的版面上讀到消息，早於前線將領把戰報送回。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我們的華爾街報導就曾警告市場中的魯莽投機，因此惹惱了勢力強大的金融家。後來，美國跌入大蕭條，一位銀行業領袖感嘆道：“如果當時我們的美國社會能夠聽進那個聲音，今天的處境本來會好得多。”
我們的記者冒險奔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有人獻出生命，也有人落入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之手。與此同時，《紐約時報》把政府配給的稀缺新聞紙優先留給這些報導，以確保它們能夠送到美國公眾手中，為此甚至拒絕刊登廣告。
在民權運動最黑暗的時刻之一，我們的一名記者正在孟菲斯的洛林汽車旅館，一名刺客就在那裡槍殺了馬丁·路德·金。他注視著眼前的一切，對自己說：“寫。寫下來，把你看到的一切都寫下來。全都記下來。”
就在25年前的這個月，當其他人逃離雙子塔倒塌的現場時，我們的記者卻衝向燃燒的廢墟。此後的20年裡，我們的記者長期駐紮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講述隨後發生的戰爭。直到今天，我們仍在這兩個國家進行報導。如果我們不把美國這些歷時最久的戰爭留下的教訓和後果記錄下來，這個國家又要如何從中學習？
儘管我們對最高新聞標準的堅守無人能及，但一路走來，我們同樣犯過錯誤，有大有小。每當出錯，我們都會努力向讀者坦誠說明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並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這就是成為這個國家“記錄之報”的含義：一份偉大卻並不完美的報紙，堅定不移地記錄著一個偉大卻並不完美的國家。
如果沒有美國長久以來對自由探究和自由表達的堅守，《紐約時報》以及我們所倡導的獨立報導模式，不可能延續至今。同樣，如果沒有新聞機構行使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美國這場大膽的民主實驗恐怕早已遭遇嚴重挫折。公民自治要求人們能夠接觸可靠的資訊來源，借此作出知情選擇，也能判斷自己的領導人何時沒有按公眾利益行事。這正是為什麼新聞業是憲法中唯一得到明確保護的職業。正如美國建國者所認為的那樣，新聞自由是“自由的偉大堡壘之一”。
今天，美國新聞自由的未來並不確定。長期支撐原創報導的廣告商業模式已經崩塌；僅僅20年間，美國就失去了近3500家報紙，以及絕大多數地方新聞崗位。隨著新聞機構耗費巨大成本生產的報導，被人工智慧背後的科技巨頭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竊取並重新利用，這種衰退看來還會繼續。
與此同時，在財務實力受到削弱的情況下，新聞界正面對一個多世紀以來針對其權利和正當性最直接的政治攻擊，有時甚至會在這種壓力面前退讓。其結果是，能夠獲得足夠機構資源和機構擔當支援、去完成這些艱難工作的記者越來越少——去見證那些否則可能無人看見的事件，去揭露那些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被掩蓋的權力濫用。
175年來，《紐約時報》已經十分習慣在巨大壓力下工作。我的同事在履職過程中曾遭綁架、逮捕和槍擊。有人在腳下的地雷爆炸後倖存下來，也有人從直升機墜毀事故中生還。有人受到外國政府監視並被驅逐出境；還有人遭遇抗議、調查，被拖進法庭。
19世紀70年代，紐約的特威德老闆建立的政治機器幾乎掌控了紐約市和紐約州政府的每一個角落。他曾設法阻止《紐約時報》刊發一篇最終導致其垮台的調查揭露。他的同夥先是威脅，後來乾脆提出行賄；按今天的幣值計算，這筆賄賂遠遠超過1億美元。《紐約時報》的出版人很快便拒絕了。
近一個世紀後，當拳頭、警棍和子彈都沒能阻止我們的記者報導民權運動時，種族隔離主義者轉而把司法體系當作武器，發起一連串訴訟，企圖讓《紐約時報》破產。
兩黨的美國總統都曾想方設法向新聞界施壓，阻止自己不喜歡的報導。約翰·F·甘迺迪曾監視我們的一名記者。理查德·尼克松試圖阻止“五角大樓檔案”發表。喬治·W·布希和巴拉克·歐巴馬都曾訴諸法院，試圖迫使《紐約時報》記者交出機密消息來源。
在現代美國歷史上，沒有那位總統像唐納德·川普這樣敵視新聞界——他把新聞界稱作“人民的敵人”。他指責記者犯下叛國罪，而這一罪名最高可判處死刑。新聞報導一旦令他不滿，他便親自起訴新聞機構。他還指示其政府動用公權力手段，對履行記者職責的人展開調查、發出傳票並提起公訴。
但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人們，新聞界的重要性經久不衰：川普和他的前任們一樣，仍然閱讀《紐約時報》。他仍然依賴我們的報導，仍然回答我們的提問，也仍會在對自己有利時引用我們的報導。事實上，有一次到訪《紐約時報》時，他甚至當面對我和同事說，《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大瑰寶，也是世界的一大瑰寶”。
新聞自由承受的壓力不斷加大，也因此使現在成為一個尤其適合提醒自己的時刻：我們的國家一如既往地依賴可信的資訊、語境和問責機制。事實上，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因為那些仍堅持為了公共利益進行原創、獨立報導的新聞機構，正在被社交媒體網紅、黨派宣傳者以及販賣恐懼、憤怒和虛假資訊的人工智慧機器人所形成的浪潮蓋過聲勢。
我們之所以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許多事情，往往正是因為記者。他們不只是記錄了這個國家最初的250年，也賦予公眾力量，並促使公職人員保持誠實。當前全球範圍內民主受到侵蝕的局面已經發出清晰警告：當新聞自由受到削弱，其他自由很快也會隨之失守。
如果這聽起來有些誇張，我願請任何人找出一個這樣的國家：人民是自由的，而新聞界卻不自由。
美國建國周年與《紐約時報》創刊周年在這一刻重合，恰好提醒我們，兩者之間始終存在著這種持久的聯絡。其中還隱含著一種延續下去的承諾：我們的國家經歷過許多風浪，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也總會找到走過去的辦法。
但這些周年紀念同樣提醒我們：歷史必須被記錄下來，我們才能從中汲取教訓。我們此刻經歷的一切，真的前所未有嗎？上一次發生類似事件時，事情是怎樣發展的？什麼辦法奏效了？什麼沒有？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
一如既往，《紐約時報》的版面記錄著我們共同歷史留下的教訓，也寄託著我們對共同未來的希望。
A.G.蘇茲伯格（A.G. Sulzberger）是《紐約時報》現任出版人、紐約時報公司董事長，也是掌控該報一個多世紀的奧克斯—蘇茲伯格家族成員。他畢業於布朗大學，職業生涯從地方新聞記者起步，2009年進入《紐約時報》，先後擔任記者、編輯和管理職務，2018年接任出版人。與單純的企業管理者不同，蘇茲伯格長期把自己的核心職責定義為維護《紐約時報》的獨立性、公信力和新聞標準。他尤其強調新聞機構應追尋事實、幫助公眾理解世界，並對權力進行問責。近年來，他持續公開討論美國新聞自由面臨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壓力，同時積極介入生成式人工智慧帶來的版權爭議。《紐約時報》起訴OpenAI和微軟後，他也成為傳統新聞業捍衛原創報導價值、媒體獨立和內容使用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