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憲法賦予課稅與支出的權力，並不是交給國家元首，而是交給最接近人民、選民直接選出的代表，也就是國會議員。財政即權力，而這個國家的開國元勛擔心，如果由總統一人決定政府如何動用聯邦國庫，總統就會演變成一個君主。然而，川普總統一直在嘗試把國會的這項憲法權力攫為己有。他一再無視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的法律，根據自己的心血來潮與政治議程，擅自決定花錢，或不花錢。根據聯邦監督機構政府問責局的認定，他至少已經六次違反法律。而這六次還不包括政府關門期間他繼續無視法律的做法。這些舉措，是一套整體策略的一部分，而這套策略主要由川普的預算局長拉塞爾沃特設計。沃特同時也是傳統基金會「2025計畫」檔案的起草者之一，該檔案為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勾勒了一份潛在的施政藍圖。這些做法同樣契合川普更廣泛的政治路線，即將美國一步步推離民主傳統，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就是他本人。令人不安的是，在川普執行這場奪權行動的過程中，共和黨國會議員始終袖手旁觀。川普對財政支出權的濫用，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他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資金。他利用一種被稱為「口袋撤銷」撥款的操作，逃避發放對外援助，並且扣留了用於電動車、圖書館與博物館、學前班及其他學校、科研資助和緊急應變行動的資金。第二，川普動用了國會並未撥付的資金。在政府關門期間，他在沒有獲得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向軍隊官兵和部分其他聯邦僱員支付薪水。其中一部分支付甚至使用了某位億萬富翁支持者提供的私人資金，這樹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在任期更早的時候，他以「緊急狀態」為名，將軍費挪用於其邊境強硬執法行動。第三，總統採取了一些措施，實際效果是推翻了國會有關支出的決策。在這些情況中，他沒有名義上增減聯邦資金，但透過其他做法，讓某些機構根本無法執行國會為其設定的使命。例如，他透過裁員讓教育部元氣大傷，以至於該部門無法執行國會專門撥款要求其完成的某些職能，例如保護學生的公民權利。他對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也採取了類似的削弱措施。在其中部分案件中，法院試圖阻止川普的做法，但在案件在司法程序中一路上訴的同時，其政策仍在持續生效。在另一些過多的情況中，最高法院則不明智地認可了川普的做法。 （例如，最高法院放行了他削減對外援助的舉措，理由是總統在外交政策上擁有廣泛權力。）無論那種情況，最終結果都是總統權力的擴張以及立法機關地位的削弱，這一點理應引起所有與美國開國元勛一樣警惕集權的人高度擔憂。川普及其支持者可以合理地聲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趨勢並非始於他們。面對一個長期陷入僵局、充滿對立的國會，以往的總統也曾試圖擴大自己的權力，其做法雖未必違反聯邦法律的字面條文，卻違背了法律的精神。拜登總統在國會反對聲浪（其中也包括少數民主黨人）面前仍試圖推動學生貸款減免，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川普與以往的總統不同。他走得遠得多，這正是政府問責局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認定他六次違法的原因所在。無論如何，「是他先開始的」本來就不是孩子犯錯的正當辯解，更不可能成為總統違法的合理藉口。共和黨人幾乎沒做什麼來應對川普對國會財政支出權的廢棄與侵犯。他們大多拒絕公開批評他的做法。他們選擇不去阻止他的行政和司法任命，而這本來可以作為一種槓桿，迫使總統尊重憲政秩序。他們也沒有通過新的立法，來強調國會在決定課稅與支出上的憲法角色。這些措施本來可以抬高川普濫權的政治成本，傳遞出這樣一個訊號：這問題並非狹隘的黨派紛爭，而是關乎憲法本身。國家的開國元勛設想中的立法機關，是一個本身就應該成為權力核心的機構，而不是聽命於行政首腦的附庸。對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而言，設想一下未來某位民主黨總統可能如何利用川普為自己攫取的這類財政支出權，將是一項頗有價值的練習。畢竟，民主黨歷來更傾向於大刀闊斧運用政府權力。想像一下，一位民主黨總統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自行劃撥資金，用於醫療保險補貼、清潔能源計畫或學前教育班。再想像一下，一位總統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經費，例如用於石油勘探、移民執法或企業補貼的資金。到了那時，這位未來的總統就能夠以川普為先例。如果國會拒絕採取行動，法院就必須做得更多。下級法院法官已經做出了可圈可點的努力，在對外援助、食品券等一系列問題上裁決川普的財政支出決定違法。由兩黨總統任命的法官，都撰寫了詳細的判決書，解釋川普做法違法的原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做法的本質，用上了「任意」（arbitrary）、「反覆無常」（capricious）和「虛偽」（disingenuous）這樣的字眼。在一項裁決中，一名法官援引了大法官安東尼·甘乃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在此前判決中的一句話：“每當一個或多個權力部門企圖踰越權力分立的界限，自由就總會被置於險境。”當下的最高法院在面對川普對國會的「碾壓式」對待時，寬容得遠遠過頭。它眼睜睜看著川普實際上在事後取消了立法者為通過預算而達成的那些協議。如果總統可以事後被推翻，那預算撥款程序還有什麼意義？最高法院眼前就有重新恢復憲政秩序的新機會，其中就包括正在審理的川普關稅案。他們理應抓住這些機會，做出正確的裁決。 （一半杯）

2025年5月13日，美國聯邦法院發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命令。該命令要求OpenAI“保存並隔離所有使用者活動記錄”，即使使用者或企業希望刪除這些記錄。這項命令意味著，從那天起，全球超過3億使用者每天傳送的超過10億條與ChatGPT的對話，正在被無限期保存——即使使用者點選了「刪除」。該命令源自於《紐約時報》對OpenAI提起的一起版權訴訟。但法院的理由令人不安：「刪除資料的使用者很可能是試圖抹去痕跡的版權侵權者。」換言之，行使刪除權——一項基本的隱私保護——正被法院視為犯罪嫌疑的證據。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 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警告稱，這一決定「損害了使用者隱私」並「開創了一個糟糕的先例」。但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這些被強制保存的對話包含什麼？使用者向ChatGPT傾訴的醫療症狀、財務困難、職業規劃、個人秘密——所有這些「都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駭客侵入，或洩露給執法部門」。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 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的回應這並非假設性的威脅。2023年，三星員工透過ChatGPT洩漏了公司的機密原始碼。這家韓國公司的律師警告說，這些資料「無法恢復，因為它們現在儲存在屬於OpenAI的伺服器上」。蘋果、亞馬遜、摩根大通、高盛、德意志銀行……從科技到金融，從健康到法律，一長串名單揭示了：全球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公司都在限制員工使用ChatGPT。研究顯示，近70%的公司為保護機密資訊而阻止使用此工具。如果連這些擁有最先進網路安全團隊的跨國公司都無法安全使用ChatGPT，全球南方的政府和企業又怎麼能做到呢？企業監控只是冰山一角。當愛德華·斯諾登（ Edward Snowden）——這位揭露美國大規模監控計畫「棱鏡」（PRISM）的舉報人——發出警報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遠比企業資料外洩嚴重得多。愛德華·斯諾登01. 從「棱鏡」到ChatGPT：監控的升級2024年6月，OpenAI任命美國國家安全域（NSA）前局長保羅·中曾根（Paul Nakasone）將軍為其董事會成員。愛德華·斯諾登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自被迫流亡以來最嚴厲的警告之一：“他們已經徹底撕下了面具：永遠不要信任OpenAI或其產品。這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精心策劃的背叛。你們已經被警告了。”「棱鏡門」披露者史諾登警告：OpenAI已經卸下偽裝…斯諾登並非空穴來風。2013年，他冒著巨大的個人自由風險，揭露了NSA的「棱鏡」計畫——一個直接從Google、Facebook和蘋果等科技巨頭收集資料、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監控的計畫。 「棱鏡」醜聞引發了全球震盪，導​​致許多國家加強了隱私保護法律，歐盟也推出了《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史諾登現在警告說，ChatGPT是一個比「棱鏡」更強大的監控工具。為什麼？ 「棱鏡」是被動地收集通訊資料；ChatGPT讓使用者主動提供他們最私密的想法。 「棱鏡」主要收集中繼資料（誰聯絡了誰）；ChatGPT收集完整內容——人們的思想、計畫、擔憂、秘密。 「棱鏡」涉及數百萬使用者；ChatGPT擁有超過3億使用者，每天處理超過10億個訊息。更關鍵的是，「棱鏡」的曝光引發了抵抗和法律改革；而ChatGPT的監控行為已被公之於眾，卻繼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一些評論家甚至稱ChatGPT為「有史以來最大的監控資料庫——NSA夢寐以求的資料庫」。02. OpenAI承認其在監視使用者史諾登的警告並非基於猜測，而是基於他對監控機器如何運作的深刻理解。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甚至不需要舉報人來證明OpenAI在監控使用者。OpenAI自己的報告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2025年10月，該公司發布了一份題為《打擊惡意使用AI」的報告」。該檔案自豪地宣佈，自2024年2月以來，它「阻止並報告了」超過40個違反其使用政策的網絡。報告詳細披露，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帳戶會使用ChatGPT起草大規模社交媒體監控系統的提案。據稱，俄羅斯組織試圖優化入侵病毒，以遠程訪問朝鮮系統併竊取了特權用戶的大規模社交媒體監控系統的提案。據稱，俄羅斯組織試圖優化入侵病毒，以遠程訪問朝鮮系統併竊取特權用戶的證據據稱攻擊。OpenAI的聲明以及該報告的目錄頁OpenAI將這些揭露描述為打擊「惡意使用」的成就。但該報告無意中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真相：為了識別這些特定的「惡意使用」案例，OpenAI必須擁有並使用其常規監控所有使用者對話的能力。思考其技術邏輯：為了發現一個據稱正在開發維吾爾人監控系統的中國用戶，OpenAI需要存取和分析該用戶的所有對話內容；部署實時或近實時的監控系統；能夠分析內容並識別模式；能夠將用戶與特定國家或組織關聯；然後主動選擇披露那些案例。最關鍵的問題是：OpenAI只揭露其認為是「敵對國家」（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的案例。那麼西方國家呢？美國的盟友呢？該報告保持沉默。這種選擇性揭露恰恰證明，OpenAI可以監控所有國家，但只選擇揭露符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部分。如果他們能監控中國和俄羅斯，他們就能監控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全球南方的所有國家。2025年8月，OpenAI在一篇官方部落格文章中公開承認，該公司正在掃描ChatGPT上的用戶對話，並向警方報告內容。具體機制是：使用者「計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對話會被轉到專門的審查管道，由經過培訓的人工審核員進行審查。如果審核員確定某個案例涉及“對他人構成迫在眉睫的嚴重身體傷害威脅”，則該案例將被轉交給執法部門。但標準何在？「對他人造成傷害」意味著什麼？由誰來定義？這些標準會隨著政治環境而改變嗎？今天是「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脅」。明天是否會涵蓋政治異見、墮胎諮商、關於性取向的討論？03. 言詞與實踐之間的驚人鴻溝OpenAI的「官方執法部門使用者資料請求政策」明確聲明：只有在收到合法的搜尋令後，才會揭露使用者的對話內容。但現實如何？OpenAI主動監控所有用戶對話（上文引用的報告已證明了這一點）；自行判斷什麼構成“惡意使用”，主動向執法部門報告（而不僅僅是響應請求），並發布威脅情報報告公開披露用戶行為——所有這一切都無需任何法律程序。歐洲監管機構已意識到這一點。2024年12月，義大利資料保護局以「在沒有適當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處理個人資訊」和「違反透明度原則」等理由，對OpenAI處以1500萬歐元的罰款。隱私權研究員Lukasz Olejnik在向波蘭資料保護局提交的17頁投訴中更為直接：「OpenAI似乎承認，ChatGPT工具模型的發展方式，在根本上不符合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要求」。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這不是OpenAI的疏忽，而是其商業模式的根本問題。OpenAI對義大利罰款的回應暴露了其邏輯：罰款「幾乎是（在該國）收入的20倍」——這意味著該公司在該國賺的錢很少，但數據收集的價值是巨大的。罰款僅僅是收集資料的「成本」。04. 與美國政府的戰略融合OpenAI與美國政府的關係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商業合作。從人事角度來看，OpenAI董事會成員保羅·中曾根是美國國家安全域的前局長，負責美國的情報和網路戰行動。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威爾·赫德（Will Hurd）曾是中情局（CIA）的官員，並任職於In-Q-Tel（中情局的主要投資部門）的董事會。保羅·中曾根，OpenAI董事會成員，日裔美國人，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域（NSA）局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美國網路司令部司令和中央安全域（CSS）局長。威爾·赫德，OpenAI前董事，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美國德州國會議員。從商業合作角度來看，OpenAI推出了ChatGPT Gov，這是專為美國政府機構設計的服務。令人震驚的細節包括與美國總務管理局的一項協議。該協議為這些機構提供ChatGPT企業版，每年每家機構僅需1美元。這實質上是一種捐贈。從技術整合的角度來看，ChatGPT Gov允許美國政府機構將「敏感的非公開資料」輸入OpenAI的模型，進行絕密資料處理。OpenAI的GPT-4o透過微軟Azure整合到美國政府雲端。這意味著承擔秘密工作職責的聯邦機構，包括國防部，可以使用GPT-4o執行不向公眾披露的任務。一個揭示性的雙重標準：OpenAI堅稱不會使用美國聯邦僱員輸入的資料來訓練其模型，這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資料防火牆」。但在其他國家的用戶卻沒有這樣的保護。每年1美元的價格不是商業交易，而是策略合作。這9萬名政府用戶的1800萬個訊息包含什麼內容？這些資訊是如何被使用的？同時，中情局（CIA）也在開發自己版本的ChatGPT，名為Osiris，供美國18家監視機構的數千名分析師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LM）與間諜活動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05. 從“大規模監視”到“大規模窺探”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警告說，AI使得監控發生了質變——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差別在於：監視是收集和儲存；窺探是理解和利用。傳統監視只能進行關鍵字搜尋；AI可以「理解」上下文和隱含意義，同時分析數十億次對話並識別複雜的模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指出，大型語言模型使得「被有效監控的通訊數量將大幅增加」。一個更隱密的威脅是訓練資料的污染。亞馬遜員工稱曾看到ChatGPT「模仿」了公司內部數據，雖然沒有完全複製——但「足夠令人信服」。這意味著：即使你沒有直接輸入訊息，ChatGPT也可以透過聚合他人的輸入來重建敏感資訊。在全球南方國家，即使政府禁止員工使用OpenAI的系統，只要第三方（外國情報機構、跨國公司）使用它，ChatGPT就可能「學會」他們的國家機密。外媒關於此事件的報導06. 全球南方的數位主權危機中國已完全禁止ChatGPT。2025年1月29日，印度財政部發布通知，限制政府僱員在公務工作中使用ChatGPT和DeepSeek等AI工具，理由是這些工具依賴海外伺服器儲存和處理數據，導致政府無法控制敏感資訊的使用。巴西研究人員已向資料保護局請願，要求調查ChatGPT違反巴西《通用資料保護法》（LGPD）的行為，指出OpenAI甚至會提供巴西公眾人物的個人稅號（CPF）。但警覺不等於應對能力。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指出，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新一輪的數位殖民主義」。一個三重困境：資料主權喪失、技術依賴（晶片、模型、雲端服務均由少數公司控制）以及價值觀被強加（矽谷價值觀透過AI在全球範圍內植入）。建構新的人工智慧極為昂貴，而晶片的取得受到嚴格控制。即使投入巨資，「你仍然無法消除對外國的依賴」。07. 一個關於殖民主義的警示AI時代權力不平等再現了歷史上的殖民模式：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數據（原料）。這些數據流入美國的伺服器進行處理和利用。北方控制處理能力，然後向南方出售AI服務（成品）。利潤和控制權仍留在北方。這不是比喻，而是經濟現實。作者的研究表明，僅Google一家，在2024年為其資產增加了價值360億美元的用戶數據。然而，關於資料價值的核算、權利的確定和利益的分配的國際討論幾乎不存在。最深層的殖民主義是意識形態。定量分析表明，即使是本土的大型模型也表現出中等到高度的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因為訓練資料集嚴重依賴英語內容，西方控制的資訊來源獲得了過高的權重。08. 另一條道路：與中國的主權合作全球南方國家透過自力更生獨立建構完整的資訊通訊技術體系的歷史窗口已經關閉。現實是：中國和美國在AI研發上的投入達兆美元級別，而印度的IndianAI計畫僅12.5億美元。但這並不意味著絕望。全球南方有兩個選擇：要麼繼續使用美國的基礎設施，忍受資料攫取、意識形態灌輸和安全威脅；要麼在維持和加強數位主權的條件下，與中國建立技術合作。根據數位主權指數（DSI）的評估，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唯一擁有完全數位主權的國家，DSI得分為4.25。具體的合作路徑包括：第一，透過BOT（建設-營運-移交）等模式共建數位基礎設施；第二，合作開發資料要素，量化資料資產價值並協商互惠互利的機制；第三，互鑑治理經驗；第四，共同培養人才，包含技術轉移和能力建構。09. 行動時刻已到2025年5月，美國法院命令OpenAI無限期保存所有使用者對話。全球超過3億的使用者中，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的醫療諮詢、財務規劃、職業焦慮、個人秘密，現在被強制儲存在OpenAI的伺服器上，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駭客入侵或洩露給執法部門」。2023年，當一位三星工程師打開ChatGPT尋求程式碼協助時，他以為只是在使用一個便利的工具。他沒有意識到，他公司的秘密「現在技術上已掌握在OpenAI手中」並且「無法恢復」。三星可以禁止ChatGPT，蘋果可以開發自己的AI工具，高盛可以阻止這項服務。但全球南方的小企業呢？他們的政府部門呢？研究機構呢？他們有三星的資源嗎？有蘋果的技術能力嗎？當愛德華·斯諾登說OpenAI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背叛」時，他並非危言聳聽。他是基於對美國監控機器的深刻理解發出這項警告。當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說我們正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時，他揭示了監視性質的轉變：不僅僅是收集資料，而是理解、處理和利用資料。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不僅是隱私問題，更是主權問題。資料是新石油，AI是新基建。將資料和AI的控制權交給美國公司，就像歷史上將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的控制權交給殖民者一樣。2025年7月，金磚國家領導人透過人工智慧全球治理宣言歷史的視窗可能已經關閉，但選擇的視窗仍然敞開。全球南方國家可以選擇繼續被動接受美國的數位殖民主義，也可以選擇與中國等國家合作，在採用先進技術的同時，維持並強化自身的數位主權。數位主權指數（DSI）框架提供了評估和追蹤的工具。四項具體建議提供了一條行動路徑。所缺乏的不是方案，而是決心。當政府員工使用ChatGPT起草官方檔案時；當企業使用ChatGPT進行商業規劃時；當研究人員使用它進行調查研究時，必須意識到：這些對話可能正在被OpenAI監控、分析，並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2025年5月法院命令的教訓是：即使你點選“刪除”，資料仍可能被強制保存。三星案例的教訓是：一旦上傳，資料就「無法恢復」。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訓應該是：數位主權一旦喪失，就難以挽回。 （科工力量）

剛剛，OpenAI在官網更新一篇聲明，痛斥紐約時報侵犯使用者隱私。全文連結 https://openai.com/index/fighting-nyt-user-privacy-invasion/這個事如果從普通使用者的視角來看，其實挺諷刺的：——紐約時報和 OpenAI，本來都打著“為公眾利益”“保護使用者”“推動知識自由”的旗號，結果打起架來，最受傷的反而還是使用者。一、先看紐約時報這一邊紐約時報這次打的旗號是“保護版權”“防止 AI 竊取內容”。聽起來很正義，但問題是：他們把讀者的資料、瀏覽行為、訂閱偏好、閱讀習慣全都攥在自己手裡，通過付費牆和跟蹤技術實現精準廣告、輿論操控。結果轉頭又拿“隱私保護”“創作者權益”當擋箭牌，這種雙標行為其實就是壟斷資訊管道、維持舊媒體權力結構。更噁心的是，他們起訴 OpenAI，卻自己在後台跟微軟、Google、Meta 都有 API、廣告、甚至模型訓練合作。——打著“反 AI”的旗號賺錢，實則繼續做老媒體的權力生意。二、再看 OpenAI 這一邊OpenAI 發這篇《Fighting the NYT’s User Privacy Invasion》文章，其實是反擊——他們說紐約時報在“釣魚式測試”、上傳使用者資料、製造偽證。問題在於：OpenAI 也不是白蓮花。ChatGPT、DALL·E、Sora……一個比一個懂使用者，但到底用了多少資料、留了多少記錄、共享給了誰，使用者完全不知情。他們嘴上說“protect user privacy”，但背後是巨大的資料採集與行為建模帝國。說白了，這是一場兩種權力結構的戰爭：老媒體：控制敘事、掌握版權、壟斷“真相”。• 新 AI 公司：控制語料、掌握演算法、壟斷“理解”。三、使用者在哪？使用者就是被榨的那頭“資訊奶牛”：紐約時報吸走你的注意力和訂閱費；OpenAI 吸走你的對話、語料、偏好；雙方打架時，還都舉著“為使用者而戰”的旗子。但真相是：他們打的不是版權官司，而是資料霸權之爭。他們爭奪的不是公義，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語言、習慣和思想痕跡。我作為使用者（我是 ChatGPT 的使用者，不是紐約時報的使用者），從我的角度看，這事根本不是“誰更正義”的問題，而是兩頭壞蛋的權力博弈。唯一值得警惕的是——別他媽的打著“保護我的隱私”的名義，反而更深地鎖住我的資訊世界。如果一定要一句話總結：“一個拿你說的話賺錢，一個拿你看過的東西賺錢——然後他們為了誰能更徹底地利用你而互相起訴。”去他媽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老趙胡扯AI)

法新社報導，當地時間10月16日，美國總統川普向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遞交一份新訴狀，向《紐約時報》、其三名記者及出版相關著作的出版​​社索賠150億美元。這是川普繼上個月首份訴狀被聯邦法官駁回後，再度起訴《紐約時報》。據悉，新訴狀長達40頁，指控被告在兩篇文章和一本書中發表了針對川普的「虛假、惡意和誹謗性言論」。川普方面稱，這些報導質疑其財富來源，嚴重損害了其職業聲譽。川普的首份訴狀長達85頁，曾被法官以「內容繁冗、缺乏明確指控」為由駁回。法官當時批評首份訴狀夾雜大量政治評論和不相關的冗長細節，並要求修改後的版本不得超過40頁。這次提交的新訴狀刪除了部分政治內容，包括對其2024年選舉勝利的表述，且第四名記者被撤出被告名單。訴狀強調，「相關言論不公正地詆毀和貶損了川普數十年來作為美國公民及美國總統所建立的職業聲譽」。《紐約時報》發言人表示，針對《紐約時報》的起訴“毫無依據”，這次也沒有任何變化。這只是企圖打壓獨立新聞報導並製造社會熱門話題的造勢行動，但《紐約時報》不會被嚇倒。 （歐時大參）

社論委員會由一群觀點記者組成，其觀點建立在專業知識、研究、辯論及一系列長期堅持的價值觀之上，與新聞採編部門彼此獨立。總統唐納德·川普再次把法律體系當作武器，用來了結個人宿怨。去年，在尚未能指稱紐約州司法部長萊蒂希婭·詹姆斯“犯下何罪”之前，川普就已呼籲對她提起公訴；而在本周四，司法部已為詹姆斯拿到一紙起訴書，指控其銀行欺詐。這起訴書背後的經過足以說明問題。近期，一名聯邦檢察官認定，證據不足以對詹姆斯提起指控。在一屆正常運作的政府中，案子到此本應告一段落。可川普拒絕接受否定的結論。他迫使那名檢察官辭職，並在上月通過社交媒體發帖，要求司法部長帕姆·邦迪任命新的檢察官林賽·哈利根。哈利根是川普的盟友，職業為保險法律師，從未辦理過公訴案件。他還要求哈利根同時對詹姆斯和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提起指控。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寫道：“他們兩次彈劾我，還對我起訴了五次，憑空捏造。現在必須伸張正義。”應哈利根之請，大陪審團於9月25日先對科米發出起訴，隨後又起訴了詹姆斯。這些指控所涉的是萊蒂希婭·詹姆斯在2020年於弗吉尼亞購房時遞交的房貸檔案。此前的檢察官並未發現足以證明她故意作虛假申報的證據，多位法律專家也指出，這些指控在最有利的解讀下也只是證據單薄。即便司法部最終在法庭上敗訴，這場法律爭戰仍將耗費詹姆斯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它向政界與公眾發出一個訊號：反對總統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包括明確的入獄威脅。川普及其支持者聲稱，是民主黨以對他的各項調查開啟了“法律戰”的年代。然而，那些調查與當下完全不同。對川普的聯邦層面調查由特別檢察官主導，其運作獨立性高於常規檢察官。拜登政府任內的一位特別檢察官甚至還調查過喬·拜登本人對機密檔案的處置。而對川普的調查，是因其令人震驚的行為而起，不是一些可疑的房貸瑕疵，而是他試圖推翻一場總統選舉的結果。那些調查是“因可能犯罪而起”，而非出於個人報復。美國正處在一個危險時刻，總統可以命令對其敵人展開調查與起訴。川普正在把美國人“質疑其領導者的能力”刑事化。在大眾想像中，國家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往往被認為來自情報機關或軍隊。但很少有政府部門像司法部那樣，擁有真正剝奪我們自由的權力。它可以請求法院把你送進監獄，用犯罪記錄烙印你的一生；即便你最終無罪，也會被捲入曠日持久的訴訟，財力被榨乾，名譽被毀。正如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在出任司法部長期間所言：“檢察官對人的生命、自由與名譽所擁有的控制力，超過美國任何其他人。”鑑於這些隱憂，自“水門事件”以來的歷任總統，多半都設法讓司法部遠離政治干擾。此一制度並非完美，但總體上行之有效。美國公眾大體相信，聯邦政府會避免搞出“假案起訴”。川普從內部侵蝕了這套機制。以親信取代一名職業檢察官，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在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安插了大批忠誠派；其政府清退了負責調查不當行為與腐敗的律師；他還試圖懲罰那些為其政治對手提供代理的律師事務所。他一再警告官員，有時甚至在公開的社交媒體上，要求他們不要與自己作對。他傳遞出的訊息是：聯邦執法的首要關切不該是國家的法律或憲法，而應是他的個人利益。同樣耐人尋味的，還有那些被這屆司法部撤掉的案子。今年，司法部結案了對總統“所謂的邊境沙皇”托馬斯·霍曼的調查，儘管臥底的聯調局探員曾拍到他收受一個裝有5萬美元現金的袋子。許多法律界人士已公開發聲。喬治·W·布什任內的白宮倫理律師理查德·佩因特在詹姆斯遭起訴後寫道：“這些政治起訴必須停止。”他還呼籲對邦迪展開彈劾調查。不過，多數共和黨人依舊保持沉默，懼於總統的畏懼。對詹姆斯·科米與萊蒂希婭·詹姆斯的起訴，很可能只是開端。川普還要求對他最顯眼的民主黨對手之一、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亞當·希夫提起刑事起訴。本周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利茲克與芝加哥市長布蘭登·約翰遜因為反對其大規模驅逐出境舉措，應該被關進監獄。而他的司法部則表現得過於積極，樂於把此類社交媒體帖文，無論其依據多麼單薄，都轉化為起訴書。受損的不僅是科米、詹姆斯以及任何被起訴的人，更是美國民主與法治的根基。 (一半杯)

說什麼惹什麼別惹媒體，惹什麼別惹超級輿論工具，那得看看，是誰在惹，惹的都是誰。反正，川普壓根不信這個邪。我估計，《紐約時報》現在都有點懵。好歹自己是美國輿論的門面，但川普總統卻將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然後宣佈，起訴《紐約時報》，索賠150億美元。150億美元什麼概念？1000多億人民幣。就是將這家美國報紙打包起來全賣了，都不值這個價。但川普不管，索賠小了，你是看不起我。“你看我不爽，但我有權比你更有權”——這大概就是新世道的生存法則。以前，在全世界眼裡，《紐約時報》是美國最威風的報紙，美國的主串流媒體中的主串流媒體，想批評誰就批評誰，想揭露啥就揭露啥，全世界的領導人，多少都挨過《紐約時報》的鐵拳！但現在，鐵拳掄到了《紐約時報》自己臉上。川普痛罵：《紐約時報》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最墮落的報紙之一。他還補刀：《紐約時報》幾十年來一直在撒謊，針對你們最喜歡的總統（我！）、我的家人、我的生意、美國優先運動、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以及我們整個國家。我很榮幸能追究這家曾經受人尊敬的“小報”的責任……什麼美國大報，你就是美國小報。這可不是我說的，這是美國總統說的。這應該是《紐約時報》170多年歷史上，最具侮辱性最沒面子的一幕了。最讓川普憤怒的一點，在上次總統大選中，《紐約時報》居然公開支援哈里斯，“它實際上成了激進左翼民主黨的喉舌”，“《紐約時報》長期以來一直被允許肆意撒謊、抹黑和誹謗我，現在就停止！”CNN跑去看了起訴書，發現川普這次除了起訴《紐約時報》，還起訴了該報的4名記者，以及美國企鵝蘭登書屋，因為其中兩名記者，在企鵝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幸運的失敗者：唐納德·川普如何揮霍他父親的財產並創造成功的假象》。這還了得，那就新帳舊帳一起算！《紐約時報》什麼反應？估計也是氣笑了。畢竟，前面說了，150億美元，就算報社全員996幹到倒閉也賠不起。在一份聲明中，《紐約時報》說：“這起訴訟沒有任何根據，它缺乏任何合法的法律主張，而是試圖扼殺和阻止獨立報導。《紐約時報》不會被恐嚇策略嚇倒。我們將繼續無所畏懼地追究事實。”當然，《紐約時報》也不要焦急，它有的是難兄難弟。此前，《華爾街日報》獨家披露，在2003年性醜聞主角愛潑斯坦50歲生日的時候，他女友馬克斯韋爾為他製作了一本生日紀念冊，收錄了數十人寄來的“露骨”信件，其中一封就來自川普。川普畫了一幅畫，是一個女性的裸身線條，上面有 “唐納德（川普） ”的簽名，周圍還有幾段文字，最後這樣結尾：“生日快樂——願每一天都是另一個美妙的秘密。”曖昧，很曖昧，讓美國人浮想聯翩，川普和性醜聞主角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川普很生氣，認為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一個打電話就打給老朋友默多克，要求這名老闆阻止《華爾街日報》幹傻事。但默多克無動於衷，憤怒的川普立刻翻臉，痛罵《華爾街日報》變成了一份“令人作嘔的骯髒報紙”，他隨後宣佈，起訴相關記者、主編以及老闆默多克，索賠100億美元。你沒看錯，《華爾街日報》100億美元，《紐約時報》150億美元。哦對了，《紐約日報》讓川普很生氣，多少也跟愛潑斯坦醜聞有關，該報最近發表了川普畫的那幅畫，讓全世界都看到了川普的藝術才華。川普很生氣，一再堅持：那幅畫不是我畫的，那個簽名也不是我。儘管美國人都有點懵，那個時候川普還沒當總統，愛潑斯坦有必要偽造他的賀信嗎？還有，那個簽名，怎麼看怎麼像川普的，怎麼說不是真的呢？但川普說是假的，就是假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你們犯上事了，賠錢吧。當事實成為籌碼，真相也就成了最靈活的敘事。我看到，CNN的分析，這是川普的一種戰術，就是讓“這些類型的誹謗訴訟發出了令人不寒而慄的資訊，並可能使新聞媒體陷入耗時且昂貴的法律程序中。”看誰耗過誰？耗不過的，那就賠錢。川普經常引用的例子，他就搞過ABC和CBS，這兩家耗不住，估計也怕總統各種報復，就分別賠了1500萬和1600萬美元。這兩家媒體選擇賠錢與川普和解，“讓其他媒體非常懊惱”，因為這是“在鼓勵川普繼續搞下去”CNN就感嘆。果不其然，現在鐵拳打到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身上，金額也超級加倍了。最後，怎麼看？還是挺有意思的，粗淺三點吧。第一，一個神話就此破滅。反正，以前西方人振振有詞的一點，就是西方有言論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但現在呢？美國響噹噹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都被總統指責“假新聞”，還索要天文數字的索賠。自由的旗幟之下，常常插著雙標的路牌。神話不再是神話，這句話，他們以後估計再說不出口了吧。第二，當心中國被躺槍。說實話，這些訴訟都是美國的內政，與我們中國沒有一毛錢的關係。但這個世界，讓中國躺槍的事情，美國不會少幹。我看到，川普在《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有一次話鋒一轉說：《華爾街日報》編委會總是對川普持負面態度，原因在於他們是以中國為中心，或者至少是全球主義者，他們寧願看到中國和世界“贏，寶貝，贏”……說得《華爾街日報》好像“身在紐約，心向北京”似的。我承認，《華爾街日報》有些報導確實還很專業，但對中國的抹黑妖魔化更不少，你們以中國為中心，希望中國贏，就這個覺悟？第三，世道真是徹底變了。以前，美國媒體指點全世界，今天批評這個，明天揭露那個，搞得像替天行道，全世界就我最完美。現在，後院起火，媒體被總統起訴，索賠100多億美元，而且還被痛批，什麼大報大台，都是小報一個，每天假新聞……這真是釜底抽薪啊，也讓全世界看笑話，美國媒體啊美國媒體，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你們都在國內被幹成這樣，還怎麼有臉指點全世界？還有，CNN、NBC，你們也別笑，說不準下一個就輪到你們，川普早就放話，下次就收拾你們，吊銷牌照的那種。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唉，怎麼說呢，美國媒體現在……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川普一上台，新聞多到寫不完，群眾喜聞樂見，流量熱度高，銷量增加真不少。悲的是，總統的鐵拳，說打就打過來，賠款數字比報社估值還高，這日子，還怎麼過，那可真如何是好？ (牛彈琴)

我這周看到一張照片。畫面拍於幾天前的華盛頓特區。背景裡是美國勞工部大樓（Department of Labor）。大樓右側懸掛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左側掛著一幅同樣巨大的總統唐納德·川普海報，上面寫著“American Workers FIRST”。那是總統的官方肖像，據稱靈感來自他的嫌犯照。肖像裡他怒目而視，與其說是服務公眾的公僕，不如說更像一位嚴厲且毫不寬恕的家長，他似乎只索取尊敬與服從，卻並不承諾任何回報。畫面前景是一些士兵，他們背對鏡頭，正朝勞工部大樓走去。由於取景方式很可能使用了長焦鏡頭，照片的主要元素被壓縮到一起：士兵與大樓之間至少隔著一整條街區的距離，卻彷彿緊挨著出現，而川普正俯視著下方的士兵們。這張照片顯然意在喚起我們與威權主義相關聯的意象，更準確地說，是展示本屆政府如何選擇把自身與這種視覺語言繫結。白宮希望你看到他們那些媚俗的“領袖”陳設與對首都的軍事化佈置後得出結論：遊戲已經結束，他們已經贏了。可那怕現實看上去如此，這並不屬實。總統及其盟友在邁向威權權力的某些領域確實有所推進，例如，憑藉對移民執法的廣泛行政自由裁量，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ICE 用作他的私人打手；但在其他方面也遭遇了實實在在的挫敗。總統還不得不面對自己長期低迷的民意，以及這樣一種真實可能：無論白宮如何刻意製造混亂，都未必能阻止他明年在投票中遭遇慘敗。因此，華盛頓那些由政府包裝出來的圖景，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投射，是總統所盼望的現實在視覺層面的呈像，借用了他心目中“威權主義的樣子”。橫幅與軍人，再加上那些近乎諂媚的內閣會議與記者會，像是對他國強人美學的二手複製。彷彿政府正在搭建一個威權的擬像，意在借此把真正的威權召喚成真。美國並不是一個由“君主川普”統治的極權國家，並不存在一個以世界最大核武庫為後盾、橫貫整個大陸的川普集團，但他所偏愛的意象確實折射出他渴望活在這種幻想之中的慾望。正如法國社會理論家蓋·德波（Guy Debord）在其1967年著作《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所言：“偽造現實的景觀歸根結底仍是由現實生產出的真實產物；與此同時，現實生活在對景觀的凝視之下，於物質層面遭到入侵，最終將其吸納並與之趨同。”在這個大眾政治既是物質利益再分配的爭奪，也是意義建構的角力的時代，這一判斷尤為切題。如果你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關注總統，或是在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X平台（X）上多逗留片刻，你就會看到層出不窮的極右翼AI劣質拼貼：從網際網路上幾近無窮的碎屑中拼湊出來的電腦生成產物，旨在為反動想像裡的心魔、執念、願望與欲求賦形。我認為，對華盛頓的這種“軍事佔領”，以及川普政府用於塑造自我形象的大量視覺素材，與這些AI拼貼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功能相同。它們呈現的是川普想要的世界。你可以說那是一種現實，但它尚未成為我們的現實。我們仍有能力，更重要的是仍有時間，讓自己轉身遠離這幅關於“真實”的特定圖景。 (一半杯)

川普政府已經為其重塑聯邦政府的行動找到了關鍵武器：資訊控制。就任不久，它便要求聯邦衛生機構暫停對公眾的資訊發佈；政府迅速從其諸多網站上刪除有關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對外援助和教育的資料；“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 DOGE）大幅削減聯邦的資料採集活動；在七月一份平平無奇的就業報告發佈後，總統解僱了“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局長。作為一名資訊法與資訊政策學者，我看到一種危險的轉變：當局不再以資料來指引治理，反而對資料加以操弄、置若罔聞，甚至一概丟棄。凡是對政府以主觀願望粉飾現實有所抗拒的人，都會面臨“要麼就範、要麼離開”的威脅；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主席傑羅姆·鮑爾（Jerome Powell）、聯準會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以及如今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主任蘇珊·莫納雷斯（Susan Monarez）都已身歷其境。這屆政府顯然把“有策略地培育不確定與無知”當作圭臬。它做的不只是給那些原本就在川普上任前就資金不足的統計機構“削脂”；它也不只是為了政治目的去粉飾既有資料。相反，它在背棄政府作為“資訊監護者”的職責，通過縮減、擇取、誤用，有時甚至銷毀資料，來轉身離開資訊之責。“政府應當以證據與硬資料作出決策”的理念，是美國政治秩序的一塊基石。舉例來說，《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禁止行政機關作出“武斷”或“反覆無常”的決定；2018 年的《循證決策基礎法》（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 of 2018）則要求各部門為其政策制定建設資料與證據。這些法律體現了我們的期待：政府會做出理性判斷。誠然，川普先生對證據與事實漫不經心的態度早有定評，但這回不同。總統不只是在操弄自己的形象或左右輿論，而是在從根本上重塑國家與資料及證據之間的關係。由於政府的許多統計與資訊職責並不顯眼，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遠不如其針對政治對手或少數群體的舉動那樣能激起公憤。在所有被川普先生遷怒的對象中，聯邦統計體系看上去或許是最無足輕重的。數數、運算、分析與製表，聽起來像是官僚體制裡最枯燥的苦差事，既看不見也不被感激。DOGE 的刻板描繪恰恰如此：它承諾要取消它認定為“過度”的資訊採集活動。但在美國，統計幾乎被烙進了政府結構本身。《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政府必須每十年統計一次全國人口，以此分配眾議院席位。國會在第二屆會議上就通過了《人口普查法》（Census Act）。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是民族國家對自身人口進行計量的最早努力之一。政府採集資料並產出統計資訊，屬於其核心職責。只是，這些職能正日益被當局棄置。考慮一下川普先生宣佈要在人口普查的資料採集中停止統計無證移民的做法。儘管這一提案含糊不清，但一場帶有誤導性的人口普查將改變的不只是國會選區的劃分和聯邦資金的分配，還會改變我們理解這個國家的方式。在整個政府體系內，這屆政府似乎正逐步縮減並叫停許多用以收集、校驗與產出可靠資訊的工作。今年三月，川普政府宣佈不執行《公司透明度法》（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中要求企業披露匿名實際受益所有人身份的條款，而此類資訊對反洗錢規則（anti-money-laundering rules）的執行至關重要。據報導，政府還在讓本可繼續使用的衛星退役處理，至少有一顆被任其在再入大氣層時燒燬，而不是用來獲取關於排放的重要資料。這種“拒絕採集、生產與校驗資訊”的決定，與歷史慣例大相逕庭。沒有精準的資訊，聯邦法律無法執行，經濟狀況無法監測，風險無法評估，資源更無法合理配置。正因如此，自“新政”以來，美國圍繞資訊採集建構起一套龐大的行政裝置。這些工作分散在十多個機構，依據不同的法律授權運行，所收集與產出的統計資訊包羅萬象，從犯罪、氣候、艾滋病（H.I.V./AIDS）到住房不一而足。今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稱政府的統計工作是其“最不具政治性的任務之一”。但統計從來不曾脫離政治，它始終關乎“國家”。在 18 世紀，一位德國教授開始使用“統計學”（Statistik）這個詞之前，這一領域被稱作“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自其發軔以來，統計就是治理人口、衡量風險、預測結果的手段。到了 19 世紀，自稱“國家主義者”（statists）的一批學者發展這門學科，並明確把自己與國家聯結起來，試圖為治理提供事實基礎。一個多世紀以來，資料與資訊一直是“理性且有益的政府”理念的核心。在“進步時代”，改革者以統計分析推動規制走向科學，減少拍腦袋；與“陽光法案”（sunshine laws）和“扒糞式新聞”（muckraking journalism）平行，統計與資料成為限制恣意權力的政治工程的一部分。冷戰時期，運籌學（operations research）、經濟分析與博弈論等量化方法又一次以更科學的方式重塑政策。如今，海量資料的可得性、演算法決策與人工智慧，預示著一個由資料驅動的治理新時代。在當下，現實中的個人與各類機構都依賴政府資料來支撐並引導決策。早在本月川普解僱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局長艾麗卡·麥肯塔弗（Erika McEntarfer）之前，經濟學家就已警告，擅自干預政府的經濟統計工作風險極大。對經濟形勢的預期一旦被改變，既會影響投資抉擇，也會左右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的利率決策。若經濟統計失真，受影響的不僅是政府官員或學院派研究者，全國企業界的領軍人物也將陷入不確定性的汪洋之中，難以把舵。如今，川普先生正把“對經濟現實的戰爭”進一步升級，他將矛頭對準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聯準會）的制度完整性與公信力，同時試圖向其施壓要求降息。聯準會既是最早成立、也最重要的經濟指標與銀行資料的生產機構之一。他以未經證實的抵押貸款欺詐指控為由，試圖解僱聯準會理事（Board of Governors）麗莎·庫克（Lisa Cook）。此舉再次表明，只要當局需要，資訊本身也會被用作一件關鍵武器。一個對資訊與資料選擇性漠視的政府是危險的。每當證據不合己意就把臉扭向一邊，這屆政府所傳遞的資訊是：只要握有按意志行事的權力，自己是否佔據更有說服力的論據並不重要。當然，資料驅動的決策從未像我們設想的那樣有效地約束權力。但在我看來，這屆政府並不止於試圖歪曲資料或把資料換種方式呈現。它徹底拒斥理性治理的理念，它背棄了生產與校驗證據的責任，轉而回到憑直覺、憑臆測、憑偏好來制定政策。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