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4日趙婷是個異數。年僅43歲，僅執導過五部長片，她便已確立自己作為電影界最具聲望、最富個人風格的導演之一的地位。而這一切，竟發生在一個電影產業日益排斥藝術冒險與原創性的時代——而這兩點恰恰是她所有作品中熠熠生輝的核心特質。她從獨立電影起步，常與非職業演員合作。這些作品最終匯聚成2020年那部詩意稀疏的新西部片《無依之地》（Nomadland），該片一舉斬獲三項奧斯卡獎，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此後，她卻出人意料地轉向（儘管影評反響褒貶不一），執導了一部視覺野心勃勃、預算龐大的漫威電影《永恆族》（Eternals，2021年）。她最新作品是去年秋季上映的催人淚下的劇情片《哈姆內特》（Hamnet），改編自瑪吉·奧法雷爾（Maggie O’Farrell）的歷史小說，講述莎士比亞年幼的兒子因瘟疫去世後，其父母——即那位著名劇作家（由保羅·麥斯卡飾演）及其母親艾格尼絲（由傑西·巴克利飾演）——所經歷的深切悲慟。該片榮獲金球獎最佳劇情類影片，並獲得八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那麼，她是如何打造出如此令人矚目的職業生涯的？這無疑需要鋼鐵般的意志。但現實中，趙婷卻顯得神秘莫測，甚至帶有一絲靈性氣質，完全不像我們通常聯想到的好萊塢大導那種張揚自信、掌控全域的性格。因此，與她的對話本應挖掘許多深層內容，但結果卻發現，趙婷對簡單直白的答案毫無興趣。我對頒獎季給你帶來的感受很好奇。我猜它可能喚起嫉妒、競爭、推銷和逢迎——而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你感興趣的概念。那你如何應對這個時刻？你對我評價太高了，我自己可沒這麼想！[笑] 這些基本情緒，誰也逃不掉——尤其是藝術家。我們當中很多人之所以開始講故事，正是因為童年並不輕鬆。所以當你唯一能尋求連接與認可的方式——也就是你的作品——被拿來比較、評判時，你甚至會感覺，對作品的否定就是對你這個人、對你是否值得被愛或能否獲得安全感的否定。有時候，這種感受對我來說真的會走到那一步。但我喜歡的是，拍電影其實是個相當孤獨的過程，至少對導演而言是這樣。你就像個浪人（ronin）。流浪的武士？對。你被雇來完成任務，組建一個臨時家庭，然後又必須離開。所以能在這些活動、圓桌討論中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真的很棒。我會主動問其他導演，能不能讓我去他們的片場跟拍學習。應該建立一種機制，讓導演們可以輪流進入彼此的片場。否則，我們怎麼持續進步呢？趙婷在《哈姆內特》片場與傑西·巴克利。攝影：Agata Grzybowska / Focus Features, LLC別人從觀察你工作中學到什麼？學會擁抱混亂。《哈姆內特》就是這樣拍出來的。比如哈姆內特去世那場戲——那天我和傑西·巴克利根本沒有提前討論具體怎麼演。早上，她會寫一些關於夢境的描述，然後挑選一段音樂。我一到片場，就把那段音樂循環播放，讓整個現場都與她想要的振動頻率同步。除了簡單商量一下鏡頭設定，我們就直接開拍。當她在哈姆內特死亡場景中發出那聲極其原始、撕心裂肺的哀嚎時，那是完全沒有計畫的。但我相信，那不只是來自她個人，而是來自整個團隊的集體能量。每當這種情況發生，作為導演，我會感到無比興奮，因為那是任何人都無法事先構想的——那是當下發生的“真實”。人們對導演行為有固定印象。比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曾把導演比作馬戲團的領班；有時導演又被比作將軍——都是些強勢、陽剛的隱喻。但你描述的顯然不是這種。我喜歡從神話的角度思考。在神話中，有那些類型的人能成為領導者？傳統上，確實有將軍，但也有女祭司。兩者都能激發人們追隨其願景的渴望；這兩種原型其實都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所以我體內既有將軍，也有女祭司。如果只有女祭司，就會陷入徹底混亂；如果只有將軍，則只剩絕對秩序，再無其他。《哈姆內特》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莎士比亞的時代，當時孩子夭折比現在更為常見。我猜想，因此人們對喪子之痛的理解可能與今天不同。我很好奇，你認為我們有可能重現過去那種情感視角嗎？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瑪吉·奧法雷爾說，她不相信古人的悲痛會比今人更輕，我也傾向於同意這一點，因為儘管時代巨變，我們的生物本能並未改變——保護孩子的慾望不會變。不過，我們附加在痛苦之上的敘事可能會不同。你知道嗎，我最近剛接受“臨終關懷師”的培訓。真的嗎？我剛剛在英國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培訓。在一次課程中，我們要研究世界各地原住民文化——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如何面對死亡與臨終。你會發現，失去至親的悲痛本身從未改變。但社會對死亡的理解、給予哀悼的空間、死亡如何嵌入文化，以及死亡的醫療化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在現代社會，死亡不再被視為生命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現在追求的是儘可能延長壽命——於是死亡幾乎成了一種羞恥。攝影：Devin Oktar Yalkin /《紐約時報》我想撕掉所有問題，只追問你關於想成為臨終關懷師的事！你為何對此感興趣？因為我一生都極度恐懼死亡。現在依然如此。正因為我太害怕了，反而無法真正活出自己。我無法敞開心扉去愛，因為我太害怕失去愛——而失去愛本身就是一種死亡。人到四十多歲，中年危機其實是你能遇到的最好的事，因為它意味著你正走向重生。你無法逃避這種感覺。你的身體在變化，你能真切感受到死亡的臨近。正因為我如此恐懼，我沒有選擇，只能開始與死亡建立一種更健康的關係，否則人生的下半程會太艱難。死亡不該恐怖到讓我連生活都不敢過。你是害怕自己“不存在”？還是害怕痛苦？是“無常”（impermanence）。《哈姆雷特》裡有一句台詞：“一切有生之物，終將死去，穿過自然，歸於永恆。”如果你成長過程中沒有接觸過靈性或宗教，那麼“歸於永恆”這部分就不存在了。你也失去了與自然、甚至與自己身體的連接，於是“穿過自然”這部分也消失了。你只剩下“一切有生之物，終將死去”。然後你會想：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你與“一體性”（oneness）分離了。我常常感到自己與這種一體性割裂，而這種分離的幻覺讓我害怕連接，害怕自由創作，甚至害怕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提到中年危機。這是你正在經歷的嗎？如果說人生如四季，我現在正處於冬末春初。我正在重新振作。或許更好的比喻是“蛹期”：我已經度過了毛毛蟲分解最深的階段——那是一年半極其不適的時光，你過去的每一個部分都被碾碎殆盡。對你來說，那是什麼樣子？起床都很困難——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勉強熬過一天。因為我曾經以為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者我以為的“我是誰”，都不再存在了。現在我快走出那個階段了。《哈姆內特》在很多方面救了我，能在那個時期擁有這部電影，對我意義重大。你說你難以感受到愛。這聽起來很悲傷。你沒有過這種掙扎的感覺嗎？我當然有很多掙扎！但你是說你在親密關係中難以感受到愛？還是和家人之間？我想知道你具體指什麼。如果你極度害怕被拋棄、被逐出部落，你就不會努力去歸屬，也不會從脆弱與信任的位置真正去愛。這真的很悲哀，因為我認為人類並非為孤獨而生。我們生來像狼，像一個群體。被逐出部落是你能經歷的最痛苦的事。我能試著猜一下嗎？當然。當你談到被逐出部落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我要問的是家庭。好。你在中國長大，後來移居美國。家庭的分離是否與你所說的“被逐出”的感覺有關？我不能深入談論，但我會儘量回答。你知道嗎，你一開始問的是頒獎季。那感覺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它其實相關，因為——對失敗的恐懼到底是什麼？當我的電影被影評人否定時，那種恐懼是什麼？如果票房慘敗，那又是什麼感覺？如果我輸了呢？在頒獎典禮宣佈獲獎者時，我會看著那些沒獲獎的人的臉，試圖感受：他們此刻在想什麼？最好的情況是：“那個人童年一定過得比我輕鬆。”最糟的情況是：“我不屬於這裡；他們拒絕我；我還不如死了。”趙婷與《哈姆內特》製片人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及劇組成員在金球獎獲獎後合影。攝影：Michael Buckner / Penske Media，via Getty Images你覺得坐在頒獎禮上的其他人也有這種感受嗎？有一些人有。可能比想像中更多。因為，如果工作是你唯一的歸屬感來源呢？如果你覺得除了家人，你無處歸屬，而家人又不在了呢？這讓我意識到，任何形式的歸屬都伴隨著被逐出的風險。人們聽到我這麼說可能會翻白眼，但真正無法被奪走的家，是你內在的那個家，是你與神性、與那偉大奧秘、與大地連接的那個家。那是奪不走的。如果你參加死藤水（ayahuasca）儀式或植物療愈，你就能感受到那種一體性。你參加過死藤水儀式嗎？無可奉告。不，我沒參加過。但我曾在治療師引導下體驗過植物療愈之旅，也感受過那種一體性。當所有雜念消失，你會感覺自己與萬物合一，真正毫無恐懼。所以回到你的問題：這種感受是因為我離開中國？還是因為某部電影失敗了？對，我在試圖定位你所說那種感受的源頭。我花了好多年嘗試這麼做。我們必須理解原因，因為那樣才能感到安全。但後來我意識到，就連“想要理解”本身也是一種控制和恐懼的形式。我慢慢放下了這一點，現在更多是問自己：我能安坐於那種感受之中嗎？也許，這正是身為人類的巨大悖論：不斷在“存在或不存在”、“去愛或被拋棄”之間保持張力。我繞了這麼大一圈，其實是在迴避你的問題。因為如果我試圖指出生命中的某個具體時刻，很容易被過度簡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抱歉，我什麼都沒告訴你。沒關係。你提到“to be or not to be”，我腦子裡冒出個愚蠢的想法：威廉·莎士比亞這傢伙真有些好點子！這傢伙——真的被低估了！我以前以為他只是個作家，但現在我覺得他更像個德魯伊（druid）。他觸及了不可見的世界。或者，也許斯特拉特福（Stratford）長了些致幻蘑菇。有些劇本你讀著讀著會想：他肯定嗑了什麼。不過，這話可不是我說的。暗示莎士比亞吃了蘑菇？《哈姆內特》的導演可沒這麼說。但也許……真的呢！也許吧。我知道導演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作品對你很重要。我清晰記得16歲時，一周內先後看了他的《細細的紅線》（The Thin Red Line）和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青春年少》（Rushmore）。那是我觀影生涯中最震撼的一周，因為這兩部電影讓我看到了自己內心早已理解卻無法言說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它們改變了我。你有沒有類似的經歷？當你說到“它們讓你理解了無法言說的東西”時，那究竟是什麼？趙婷與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拍攝《無依之地》期間。攝影：Searchlight Pictures，via Everett Collection《細細的紅線》有一種我此前從未在電影中見過的神秘主義，以及對自然世界的超驗感受，我與之產生了極深的共鳴。而《青春年少》則融合了疏離感與赤誠之心。那時我正有那種感受，看到它被如此美麗地呈現出來，讓我對自己有了新的理解。這真的很美。對我來說，應該是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當然還有泰倫斯·馬利克的《生命之樹》（Tree of Life）和《新世界》（The New World）。但《春光乍洩》是在我更年輕的時候看的。你描述的那種體驗——這正是我們擁有藝術的原因。藝術不是要教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幫我們記起自己是誰。那部電影讓我意識到，我身體裡那種深刻的不適張力、那種有時彷彿要吞噬我的渴望、那種孤獨——在它的另一面，是我對連接與愛的深切渴求。《春光乍洩》充滿神秘，《細細的紅線》也是如此。我從未見過泰倫斯·馬利克。但今年1月1日，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我以為是遛狗的人打來的。我說“你好”，然後聽到一個非常輕柔的聲音：“你好，我是泰倫斯。”我當時還在想：那個泰倫斯？頭30秒，我還在懷疑是不是真的是他，因為他已經在聊《哈姆內特》了。他跟你說了什麼？我不能透露。給我個大概吧，畢竟馬利克以從不接受採訪著稱。在媒體眼中，他是個隱士。我不能分享他說了什麼，但我告訴他，我覺得自己屬於一種“被尋回的傳承”。我仍在努力回歸我自身文化——中國文化——的敘事傳承。但由於人生際遇，我一直無法接觸到它。所以他的電影讓我得以加入一條傳承脈絡。我覺得自己來自他的譜系。這對一個說故事的人意義重大，因為你終於感到自己有所歸屬。而且說“我來自他的譜系”也比說“我那些風吹草動的鏡頭全是在抄他”要好聽多了。[笑]  你這麼說真有趣！我確實對他說過：“我剛才說的和‘我基本上抄了你很多作品’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對此我毫無羞恥感。《永恆族》中宇宙創生的段落，就是非常謙卑地受到《生命之樹》中某個段落的啟發。我想再問問你關於臨終關懷師培訓的事。你有沒有陪過某人在臨終那一刻？有。你呢？我有過。嗯，每次經歷都不同，但我學到最重要的一點是：死亡是孤獨的。人們常說“我們都是獨自死去”，這是真的。即使被親人環繞，那仍是非常內在、非常孤獨的體驗。當你看到死亡是一場極其個人的旅程時，反而會感到一種慰藉。這讓我意識到，我不必為了“不要孤獨死去”這種恐懼而做人生決定。我不想花一輩子為死亡做準備。我想好好活著。即便這個決定最終導致我在臨終時完全孤身一人，我也知道那在最後時刻並不會有什麼不同。被成就、安全感、親人圍繞——那依然是我個人的體驗，只屬於我。你也是這樣感受的嗎？攝影：Devin Oktar Yalkin /《紐約時報》是的。我母親去世時，我和幾位至親都在她身邊。她希望我們都陪著她。以我對她的瞭解，我以為她會希望我們全都抱著她之類的。但在她離世前的幾分鐘，很明顯，她獨自去了某個地方。你能陪在她身邊，那一刻一定非常特別。我看待生命的方式確實從此不同了；你總會學到一些東西。但我該怎麼從這個話題轉出去呢？！哦，對了——成就：之前我們談到好萊塢獎項，你也提到了對被拒絕的恐懼或對認可的渴望。聽你這麼說很有意思，因為你是一位奧斯卡獲獎導演，看似正處於事業巔峰，卻仍有這些艱難的感受。對你來說，職業成功和個人滿足之間有關係嗎？理想情況下，你的自我價值不應由你拿了多少獎或電影賺了多少錢來定義。想像一下，如果你能像衝浪者一樣，真正享受——每一朵浪花的每個部分？你能否在失敗、被批評、輸掉時也找到樂趣？我一直在探索這一點，因為我知道，43歲的我，人生一半時間會很棒，另一半時間會很“糟”。我也想在那些“糟”的時刻裡找到快樂、喜悅和敬畏。我正在努力。進展如何？我人生中經歷過很多“糟”的事。我稱之為“糞堆”。很多人都在試圖弄明白這件事，因為大家逐漸意識到：好吧，我人生有一半時間會在“糞堆”裡。我不想麻木自己，不想接一份不喜歡的工作，也不想愛上一個其實不愛的人——僅僅是為了逃避坐在“糞堆”裡的感覺。 (邸報)

在人類科技史的宏大劇場裡，總有一些瞬間，像是命運在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曾幾何時，我們對人工智慧（AI）的想像，是雲端的浪漫，是銀幕上的溫柔細語。而今，當矽谷的實驗室裡不斷傳出大模型又寫出了絕妙的十四行詩、又生成了真假難辨的電影級大片時，一種名為“科技眩暈”的快感正席捲全球。人們在螢幕前歡呼，彷彿文明的頂峰就是一場永不謝幕的數字幻象。然而，2026年初《紐約時報》的一份整版報導，如同一道冷冽的極光，刺破了這種虛幻的繁榮。它將目光鎖定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的CT室裡：當美國的精英們正忙於讓AI變得更“健談”時，中國的AI已經穿上了白大褂，正冷靜地在死神的手縫裡搶奪生命。是選擇讓AI成為雲端的舞者，還是讓它成為泥濘中的縴夫？ 這一篇報導，引發的不止是技術的討論，更是一場關於“科技終極意義”的文明反思。死神擦肩：一個中國泥瓦匠的“AI奇蹟”故事的底色是蒼涼的，但結局卻帶著科技的溫情。在中國的建築工地上，57歲的邱先生曾用雙手壘起無數高牆。但當病魔悄然而至，他卻像所有普通人一樣脆弱。腹脹、噁心，這些看似尋常的訊號，在傳統醫學的肉眼審視下竟成了完美的偽裝。他在醫院拍了平掃CT，醫生看過，搖了搖頭——影像中沒有明顯異常。“這就像是在浩瀚的沙漠中尋找一粒特定的沙子，又像是在喧鬧的集市裡聽針掉落的聲音。”但邱先生是幸運的，他遇上了名為“PANDA”的醫療AI模型。在短短幾秒鐘內，這台冷冰冰的機器發出了足以改變一個家庭命運的預警。它穿透了肉眼難以察覺的陰影，識破了胰腺癌這個“癌中之王”的隱匿戰術。這種技術，被稱為“化腐朽為神奇”。胰腺癌早篩在醫學界一直是難以攻克的堡壘，常規平掃CT極易漏診。而中國工程師們卻通過互文般的邏輯轉換，用最廉價的平掃手段，實現了最高精度的捕捉。邱先生手術成功了，他不懂什麼是神經元網路，但他知道，是那台“會看病的電腦”給了他第二次生命。圖源：紐約時報：2026年11月，退休泥瓦匠邱思軍與朱克磊醫生在寧波的一家醫院裡。這款新工具成功幫助邱先生在早期階段發現了胰腺癌。圖源：紐約時報：正在檢查邱先生的一張影像掃描件。該工具旨在從平掃CT（非增強CT）中尋找胰腺癌的蹤跡，而這類掃描由於未使用造影劑，顯示出的異常情況通常不如增強CT那樣清晰。隔岸反思：兩條平行的“演化之路”當這則故事跨越太平洋，在《紐約時報》的官網和社交媒體上引發的不是禮貌的掌聲，而是震耳欲聾的反思。知乎博主“資料慢慢跑”精準地捕捉到了這種輿論的轉向：美國使用者開始懷疑，他們引以為傲的AI霸權，是否正走在一條“捨本逐末”的歧途上？虛與實的對壘美國AI之路： 是“星辰大海”的幻影。他們追求的是通用人工智慧（AGI），是讓AI像人類一樣思考、調情、創作。他們的AI在寫詩、在作畫、在模擬不存在的世界。這是一種“上層建築的修飾”。中國AI之路： 是“人間煙火”的防線。我們聚焦於垂域，聚焦於醫療、基建、製造。我們的AI在篩查癌症、在最佳化電網、在監測橋樑。這是一種“經濟基礎的重構”。排比而論：我們的AI在救命，他們的AI在救“悶”； 我們的AI在下地，他們的AI在升天； 我們的AI在CT室裡與死神對局，他們的AI在直播間裡與網紅競智。普惠與昂貴的對偶在西方醫療體系中，早篩意味著昂貴的費用、漫長的預約和精密的增強影像。而中國的AI邏輯則是：用最基層的平掃CT，加最硬核的演算法，給最普通的百姓。 這種對比，像極了“重劍無鋒”與“彫蟲小技”的較量。美國使用者感嘆：為什麼我們的AI公司總在想著如何裁員增效，而中國的AI卻在想著如何不讓一個泥瓦匠因病致貧？圖源：紐約時報：寧波醫院深度博弈：AI的“智”與“志”知乎“資料慢慢跑”的回答中，有一個觀點令人深思：報導的背後，是全球對AI話語權的重新定義。技術的“互文”與“雙關”過去，西方對中國AI的描述往往帶有偏見，常將其歸類為“模仿”或“監控”。但此次《紐約時報》的整版報導，卻呈現出一種奇妙的“互文”效果：它承認了中國在應用層面的“暴力美學”——這種基於海量資料、在實戰中磨礪出的精度，已經讓矽谷感到脊背發涼。這裡的“雙關”在於：AI不僅代表了“智能”（Intelligence），更代表了背後研發者的“志向”（Ambition）。 當科技公司將志向定位於“改變世界的影像”時，它產出了PANDA模型； 當科技公司將志向定位於“改變世界的幻覺”時，它產出了聊天機器人。“比擬”中的真相如果把AI比作一個孩子，美國的孩子在讀文學系，他在背誦荷馬史詩；中國的孩子在讀醫學系，他在手術室裡遞手術刀。 文學固然美好，但在面對名為“死亡”的怪獸時，人類更需要那把鋒利的手術刀。圖源：紐約時報：這款名為 PANDA 的人工智慧工具，是由中國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研究人員開發的。科技不分國界，但初心有高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紐約時報》這一整版的版面，不僅給了阿里達摩院，給了中國的程式設計師，更是給了中國這種“務實、普惠、救人”的科技路線。我們並不否認大語言模型的偉大，那是人類文明對智慧上限的探索。但我們同樣，甚至更加珍視那些紮根於泥土、守護於病床、奔跑在現實中的AI。因為再華麗的詩篇，也抵不過一張健康的體檢單；再逼近真實的情感模擬，也抵不過一個泥瓦匠重回工地的歡笑。這場關於AI的全球反思才剛剛開始。我們希望：未來的科技，不再是少數人的數字玩具，而是多數人的護身鎧甲。未來的AI，不再是雲端的空中樓閣，而是人間的定海神針。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中國醫療AI的這次“破圈”，只是一個訊號：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最有力量的技術，永遠是那些帶著溫情、握著鐮刀、救過命的技術。 (留學生日報)

川普勾勒出一幅權力圖景：唯一約束來自“我自己的道德”。在多個議題上，川普總統明確表示，對其權力的任何限制都應由他本人裁定，而非國際法或條約。圖片來源：道格·米爾斯/《紐約時報》周三晚間，川普總統宣稱，他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僅受限於其“自身的道德”，並輕描淡寫地否定了國際法及其他對其動用軍事力量打擊、入侵或脅迫世界各國能力的制約。在《紐約時報》一場廣泛深入的專訪中，當被問及他的全球權力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時，川普回答：“是的，有一樣東西——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頭腦。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東西。”他補充道：“我不需要國際法。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當進一步追問其政府是否必須遵守國際法時，川普稱：“我會遵守。”但他同時明確表示，當這些約束適用於美國時，由他本人來裁定是否適用。“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國際法，”他說。川普對自己使用軍事、經濟或政治手段以鞏固美國霸權的自由度所作的評估，是他世界觀迄今為止最直白的一次表述。其核心理念是：當大國發生衝突時，決定性因素應是國家實力，而非法律、條約或國際慣例。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國記憶體在某些制約因素——即便他正推行一種極致策略：懲罰他所厭惡的機構、報復政治對手，並不顧州和地方官員反對，派遣國民警衛隊進駐城市。他明確表示，自己刻意營造不可預測的聲譽，並隨時準備迅速訴諸軍事行動，以此脅迫其他國家。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接到了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的一通長時間電話。此前，佩特羅因川普多次威脅要對哥倫比亞發動類似針對委內瑞拉的襲擊而深感憂慮。“我們確實處於危險之中，”佩特羅在通話前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因為這一威脅是真實的，而且是川普本人發出的。”這次未公開內容的領導人通話，正是脅迫外交的一個實例。而就在數小時前，川普與國務卿馬爾科·盧比歐剛剛宣佈美國退出數十個旨在促進多邊合作的國際組織。在與《紐約時報》的交談中，川普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他列舉了自己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打擊的成功（他辦公桌上就擺放著執行任務的B-2隱形轟炸機模型）、上周末迅速推翻委內瑞拉政府的速度，以及他對格陵蘭島的野心——該島目前由北約盟友丹麥控制。當被問及獲取格陵蘭島與維護北約那個更為優先時，川普拒絕直接回答，但承認“這可能是個選擇”。他明確表示，沒有美國作為核心，跨大西洋聯盟基本上毫無用處。儘管他將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規範視為超級大國不必要的負擔，卻對其他國家可能以同樣邏輯損害美國利益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多個議題上，他反覆強調，在他看來，美國的實力才是決定性因素；而前任總統們過於謹慎，未能充分利用這種實力來謀求政治霸權或國家利益。川普堅持認為格陵蘭島必須成為美國一部分，正是其世界觀的典型體現。對他而言，僅依據1951年條約重新開放這個巨大島嶼上早已關閉的軍事基地遠遠不夠——該島地處戰略要衝，是美、歐、東、俄海軍行動的關鍵交匯點。川普總統堅持格陵蘭島必須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正是他世界觀的一個典型例子。“所有權非常重要，”川普一邊以房地產大亨的眼光審視著格陵蘭島（面積是德克薩斯州的三倍，人口卻不足六萬），一邊說道。他似乎完全無視讓這個島嶼由親密北約盟友丹麥控制的價值。當被問及為何必須擁有這片領土時，他說：“因為我覺得，從心理層面而言，成功需要擁有它。我認為，無論是租賃還是條約，都無法帶來‘所有權’所能賦予你的那種東西。所有權能給你一些僅靠簽署檔案永遠無法獲得的要素。”這場對話清楚表明，在川普看來，主權與國界遠不如美國作為西方守護者的獨特角色重要。他辯稱，只有他——而不是他屢加嘲諷的兩位前任約瑟夫·拜登和巴拉克·歐巴馬——成功說服北約國家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實際上，其中約1.5%用於支援國防的國內基礎設施，如電網和網路安全。該目標要到2035年才生效，即川普離任六年後。）“我希望他們振作起來，”他說，“我認為我們總會和歐洲相處融洽，但我希望他們振作起來。是我讓他們在北約上投入更多GDP。但如果你看看北約，我可以告訴你，俄羅斯根本不在意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他還補充道：“我對歐洲一直非常忠誠，幹得不錯。如果不是我，俄羅斯現在早就佔領整個烏克蘭了。”上個月，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用榴彈炮向俄羅斯陣地開火。對於美俄之間最後一項重大核軍控協議將在四周後到期、使全球兩個最大核武國家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可無限制擴充核武庫的問題，他似乎毫不在意。“如果到期就到期吧，”他說，“我們會達成一個更好的協議。”“你可能還想拉上其他幾個玩家一起參與，”川普說。對於自己派特種部隊進入加拉加斯推翻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的決定是否會被其他國家利用，川普同樣顯得滿不在乎。自委內瑞拉行動以來，已有觀點指出，普丁曾稱烏克蘭是俄羅斯帝國歷史的一部分，可追溯至十幾個世紀前。當被問及是否擔心自己樹立了一個日後會後悔的先例時，川普辯稱，“那是一個真正的威脅，”他說起委內瑞拉，沒有罪犯和其他人“湧進俄羅斯”。周四，美國參議院罕見地行使國會戰爭權力，同意就一項決議展開辯論，旨在限制川普在委內瑞拉動用武力。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表示，促成此次投票的一個因素，可能是川普在周三採訪中提到美國可能在委內瑞拉長期駐留。在國內事務方面，川普暗示，法官僅在“特定情況下”才有權限制其國內政策議程——從部署國民警衛隊到徵收關稅。但他已在考慮規避方案。他表示，若最高法院裁定其依據緊急狀態權力徵收的關稅無效，他可能將其重新包裝為“許可費”。這位自稱當選是為了“恢復法律與秩序”的總統重申，如有必要，他願意援引《叛亂法》，在國內部署軍隊，並將部分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不過截至目前，他說：“我其實還沒覺得有必要這麼做。” (邸報)

他讓我們旁聽他與哥倫比亞總統的通話；他抱怨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他稱J.D.范斯和馬爾科·盧比歐為“孩子們”。這是一場與川普總統共度的、難以預料的夜晚。周三，川普總統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近兩個小時的採訪。凱蒂·羅杰斯是白宮記者。她與三位同事共同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了報導。2026年1月8日周三晚上，川普總統處於典型的“抱怨模式”——他提醒我們，他覺得自己從未得到新聞媒體、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紐約市長、民主黨官員以及若干共和黨人的應有尊重。他扮演起慇勤好客的主人：按下一個按鈕，侍者便端來礦泉水和健怡可樂；他手持雷射筆，指著牆上幾幅數百年歷史的美國肖像畫，向訪客介紹橢圓形辦公室的各項翻新細節。面對在場的助手和顧問，他擺出慈父姿態，隨口將其中幾位——包括41歲的副總統J.D.范斯和54歲的國務卿馬爾科·盧比歐——稱為“孩子們”。兩人都穿著他贈送的鞋子。他還戴上了“建築商”的帽子——那個來自皇后區的男人，一心要把白宮打造成頂級住宅，好向世人炫耀。在談及宮牆之外的混亂（其中大部分由他親手製造）時，他不禁回憶起自己人生中的那段輝煌歲月——恰巧也是他如獲至寶般收集頭條讚譽的時期。“我做房地產真的很在行，”川普說，“也許我搞房地產比搞政治更拿手。”他一度如此坦言。最重要的是，川普當晚極力展現自己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形象——尤其針對一家他曾指責其“煽動叛亂”的新聞機構（因其報導過他的健康狀況和年齡問題）。（川普將於今年6月年滿80歲。）在近兩個小時的採訪之後，他又帶領我們參觀了白宮及官邸。整晚，他輪番切換著幾十年公共生涯中慣用的各種人設，以及第二任期內新啟用的角色。結果是一場全程充滿意外轉折的會面。這正是他作為總統所推崇的策略，尤其是在國際舞台上：如果沒人知道你下一步會做什麼，他們往往會照你的意思去做。周三，川普先生在橢圓形辦公室外。整晚交談中，川普顯然最享受那些能展示他白宮改造計畫的時刻：新建的舞廳、玫瑰園旁棕櫚廳裡新鋪的大理石地板（石紋嚴絲合縫）、以及從官邸通往橢圓形辦公室的柱廊上，他精心挑選並懸掛的一系列高度政治化的總統肖像。採訪接近尾聲時，當被問及委內瑞拉是否可能舉行選舉，川普暫停了回答——一名侍者剛送來了他新建白宮舞廳的模型。“我是民主的忠實擁護者，”他說，“但在談民主之前，讓我先給你們看看這個。”他低頭凝視著這座白宮建築群的微縮模型，上面插著迷你美國國旗，還有一架小小的“海軍陸戰隊一號”總統直升機。但有時，職責召喚。採訪一開始，川普便切換到自大膽抓捕委內瑞拉總統以來一直在公眾面前展示的角色：背後擁有全球最強軍力的世界領袖。在他不斷切換身份的過程中，我們清楚地感受到：他希望我們見證這一切，見證他的每一個版本。世界領袖這一幕發生在我們抵達約四分鐘後。川普站在堅毅辦公桌後，盧比歐站在桌前，離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半身像僅幾英吋之遙。我們坐在房間內金箔雕飾環繞之中，沐浴在川普為西翼各處特意安裝的溫暖、適合鏡頭的燈光下。他的辦公桌上散落著幾份剪報，還有一個標著“絕密”的資料夾。辦公桌後掛著一張他兒子小唐納德·川普的照片——照片中，小唐蜷伏在堅毅辦公桌下，就像1963年那張著名照片裡的幼年約翰·F·甘迺迪一樣。相框是金色的，上面刻著：“最愛的孩子”。這時，從左側走出他的助理娜塔莉·哈普——川普稱她為“A.I.”，因為她會在網上搜尋資訊，並按他要求遞送檔案。她協助分發了幾份視覺輔助材料。其中一份標題為《川普在TikTok上》，附有該公司首席執行長周受資的親筆留言，凸顯總統在該平台上的超高人氣。川普剛吹噓完自己在TikTok上的統治力，並抱怨傳統媒體報導不公，另一名助理便悄然遞上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更緊急的事項：“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來電。”白宮一名助理告知川普，哥倫比亞總統在採訪期間打來了電話。總統將一根手指放在唇邊，做出神秘的手勢，示意在場所有人安靜。我們這才注意到，副總統已悄然將椅子移到盧比歐身旁。本次通話內容不予記錄。此前數日，川普曾公開表示考慮對哥倫比亞發動攻擊，理由是佩特羅“是個病態之人，喜歡製毒並賣給美國”。通話結束後，盧比歐和范斯離開。川普當場口述了一條Truth Social帖子，讓哈普記錄：“感謝他的來電和語氣，期待不久後與他會面。”稍後，川普又回到這通持續近一小時的電話。他問我們：“你們覺得拜登能做到這一點嗎？”滿電狀態其實，這個問題完全可以作為整晚活動的標題。在我們與他會面期間，前總統約瑟夫·拜登的名字被反覆提起。“兩個小時，”採訪結束時川普說，“凱蒂，我能聊九個小時。”我們問他，如今比首次就任時年長八歲，是否感覺某些事情變得更難了。“我覺得反而更容易了，”川普說，“身體感覺和以前一樣，和40年前沒什麼區別。”他提到最近和90歲的退役職業高爾夫球手加里·普萊耶一起打球，並稱讚普萊耶及其他他認識的思維敏銳的九旬老人。但話鋒一轉，他又繞回83歲的前任：“我覺得喬·拜登是老年人遭遇過的最糟糕的事。”當我們進一步追問其健康狀況時，川普重申了早前對《華爾街日報》的說法：他每天服用325毫克阿司匹林。然而，美國心臟協會指出，70歲以上人群不建議將阿司匹林作為預防性藥物，用於預防中風或心臟病發作反而可能弊大於利——除非此人已有心臟病史。採訪中，川普稱自己從未患過心臟病。“我想讓血液保持稀薄流暢，”他解釋服藥原因。他說自己沒有服用其他抗凝血藥物，“因為我認識的所有吃那種藥的人都死了。”他補充道：“那些藥幾乎就是試錯。”他還表示，自己從未使用GLP-1類藥物減肥。“我可能應該用，”他說。面對健康問題，他平靜作答，絲毫不見過去因媒體報導其年齡而暴怒的跡象——去年12月，他曾稱這類報導“煽動叛亂，甚至近乎叛國”。我們問他為何態度轉變。“我比任何人都更主動去做體檢，”他說，“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理想情況下，總統應當身體健康、認知清晰。”記仇者川普內心深處積壓著長期而強烈的委屈感：他認為理應尊重自己的人，卻從未給予他應有的待遇。對正面認可的渴望，塑造了他總統任期的方方面面，也在採訪中幾乎每個環節顯露無遺。他對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明顯不滿。後者近日批評美國抓捕委內瑞拉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洛是“追求政權更迭”，且“違反聯邦法和國際法”。去年11月馬姆達尼訪問橢圓形辦公室時，川普曾對這位同樣來自皇后區的年輕魅力政治新星表現出濃厚興趣。如今，幾周過去，川普卻失望地發現，馬姆達尼竟給這場他視為“非凡的軍事、財政與心理勝利”潑了冷水。（又一段短暫的“兄弟情誼喜劇”就此落幕。）世人已聽過他提及的一些“怠慢”，比如他長期耿耿於懷自己未獲諾貝爾和平獎。“我結束了八場戰爭，卻沒拿到諾貝爾和平獎，”川普說，“真是不可思議。歐巴馬上任才幾周就得了獎，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得獎。”但他對讚美之詞的渴求，以及因未獲足夠讚譽而生的憤怒，也以更意想不到的方式浮現——比如當我們問及他家族企業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時。川普表示，他並不擔心政府工作與家族生意之間的重疊，因為他覺得自己並未因第一任期內阻止兒子們從事國際商業交易、並將總統薪水捐出而獲得應有讚譽。“我在第一個任期沒得到任何肯定，”他說，“只收穫了批評。”此時，橢圓形辦公室窗外天色已從灰白轉為墨黑。工人們正用機器在室外挖掘泥土，為在原東翼位置建造白宮新舞廳做準備。幾盞泛光燈從辦公室可見，照亮施工現場。儘管滿腹委屈、渴望被賞識，但川普堅信自己最精通的技能，就是建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宏偉建築。他迫不及待想讓我們看到拆除之後的新世界。川普先生展示了白宮翻修計畫的模型。白宮幕僚長威爾·沙夫走進房間，手裡拿著一疊待總統簽署的人事命令——川普習慣用粗頭Sharpie記號筆龍飛鳳舞地簽字。但在此之前，沙夫先幫川普把微縮模型中的美國財政部大樓精準擺放到正確位置。川普執意要展示他規劃的耗資4億美元的舞廳——他表示資金來自捐贈和自有資金。他說，這座建築將採用4至5英吋厚的防彈玻璃，大到足以舉辦未來的總統就職典禮。“我升級一切。我是個升級者，”川普說，“我是個偉大的房地產人。”他低頭凝視著自己正在重建的微型世界。“還有對面正在建的那棟漂亮建築，”他指著舞廳模型說，“他們會感謝我的。”凱蒂·羅杰斯是《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負責報導川普總統。道格·米爾斯自 2002 年以來一直是《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攝影師。他報導過羅納德·里根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總統。 (邸報)

When the Best New Year’s Plans Are No New Year’s Plans許多人選擇避開喧囂——這要麼是他們由來已久的傳統，要麼是因為今年有了不同的心態。對一些人來說，家才是新年派對所在的地方。圖片來源：Lexey Swall /《紐約時報》艾莉森·克魯格（Alyson Krueger）阿比蓋爾·塔夫茨（Abigail Tufts）迫不及待地盼著跨年夜的到來。這位36歲的紐約市民、公關公司創始人說，過去幾年，她都會“穿上亮片禮服、化好妝、穿上舞會長裙”去參加派對。但今年——無論在職業還是個人生活上都格外艱難的一年——她決定徹底跳過所有慶祝活動，獨自一人去電影院觀看《怪奇物語》第五季的大結局。她不打算回顧過去一年，也不打算立新年決心。“我簡直等不及要關掉手機了，”她說。一直以來，總有一群人樂於避開與跨年夜相關的狂歡——35歲的紐約人邁克爾·弗拉戈索（Michael Fragoso）就稱這一晚為“業餘之夜”——他們更願意待在家裡，或做些低調甚至完全無關的事情。而今年——巴黎和東京等城市因安全及其他顧慮取消了公共慶祝活動——這群人將迎來新的追隨者。24歲的亞歷山德里婭·德雷克（Alexandria Drake）是一名生活方式與旅行領域的公關人士，現居紐約。她說，這將是她成年以來第一次在家過跨年夜。去年，她和一群閨蜜去了紐約東漢普頓（East Hampton）跨年，但那次經歷讓她倍感壓力。“光是想想穿什麼、去那兒、跟誰接吻，就讓我頭疼，”她說。今年，“我要一個人過，”她說，準備一瓶紅酒和一塊願景板（vision board）。她認為，這種轉變是她這一代人更大範圍生活方式變化的一部分。“我們已經不再追求‘玩到酒吧打烊’了，”她說，“而是更願意和朋友共進晚餐，喝兩杯酒，晚上十點前就回家。”“我覺得這種轉變影響了一切，跨年夜又何嘗不是呢？”她說。47歲的羅賓·萊文·肖賓（Robin Levine Shobin）是一名釀酒廠老闆兼作家，常年往返於紐約市和澳大利亞黃金海岸之間。今年，她甚至沒打算像往常那樣列新年願望清單。“通常我會做個典型的‘重設’，重新設定我的目標。”但今年她的感覺只有一個字：“唉。”她進一步解釋道：“最近的新聞讓我有點心力交瘁，而且……每年的計畫從來就沒按預期實現過，差得可遠了。”因此，她對2026年的唯一計畫就是“順其自然”——從跨年夜就開始踐行：她打算和伴侶一起待在紐約家中，開一瓶好酒，點個披薩。35歲的菲利普·沙因菲爾德（Philip Scheinfeld）從事房地產行業，常駐邁阿密和紐約。他過去常常舉辦盛大的跨年派對，但如今已不再如此。“我有很多朋友現在都戒酒了，”他說，並補充道，他們更注重健康與養生。“我每天早上鍛鍊，做桑拿、冰浴，儘量吃得特別健康，還有很棒的心理諮詢師。”這一切意味著，新年對他而言不再是“自我提升的機會”，“它只是普通的一天罷了。”圖片說明：身穿紅色制服的環衛工人在時代廣場跨年水晶球落下後清掃彩紙屑。圖片來源：Michelle V. Agins /《紐約時報》47歲的道格·梅爾維爾（Doug Melville）是紐約市的一名企業戰略顧問。過去五年，他的跨年夜都是在斯里蘭卡、西班牙馬拉加、羅馬、斐濟和哥斯大黎加等遙遠地方度過的。但今年，他決定留在家裡陪女友。“我覺得經濟形勢讓我變得更謹慎了，”他說，“而且隨著年紀漸長，人群聚集的場合也變得越來越沒吸引力。”對那些資深“跨年逃避者”來說，這並不新鮮。以42歲的凱西·弗裡蒙特（Casey Fremont）為例，她住在洛杉磯。並不是她不喜歡派對——作為藝術製作基金（Art Production Fund）的執行董事，她每年都會籌辦紐約最盛大的慈善晚宴之一，並全年出席各類活動。但從二十多歲中期起，弗裡蒙特女士就再也沒參加過跨年派對。“跨年夜被炒作得太厲害了，”她說。往年，午夜鐘聲敲響時，她都會刷著手機，琢磨著自己是不是因為錯過了朋友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那些內容而感到格格不入。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她說：“我大部分時間都很害怕錯過什麼，但每當看到這些跨年動態時，我很高興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躺在床上。” (invest wallstreet)

美國憲法賦予課稅與支出的權力，並不是交給國家元首，而是交給最接近人民、選民直接選出的代表，也就是國會議員。財政即權力，而這個國家的開國元勛擔心，如果由總統一人決定政府如何動用聯邦國庫，總統就會演變成一個君主。然而，川普總統一直在嘗試把國會的這項憲法權力攫為己有。他一再無視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的法律，根據自己的心血來潮與政治議程，擅自決定花錢，或不花錢。根據聯邦監督機構政府問責局的認定，他至少已經六次違反法律。而這六次還不包括政府關門期間他繼續無視法律的做法。這些舉措，是一套整體策略的一部分，而這套策略主要由川普的預算局長拉塞爾沃特設計。沃特同時也是傳統基金會「2025計畫」檔案的起草者之一，該檔案為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勾勒了一份潛在的施政藍圖。這些做法同樣契合川普更廣泛的政治路線，即將美國一步步推離民主傳統，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就是他本人。令人不安的是，在川普執行這場奪權行動的過程中，共和黨國會議員始終袖手旁觀。川普對財政支出權的濫用，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他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資金。他利用一種被稱為「口袋撤銷」撥款的操作，逃避發放對外援助，並且扣留了用於電動車、圖書館與博物館、學前班及其他學校、科研資助和緊急應變行動的資金。第二，川普動用了國會並未撥付的資金。在政府關門期間，他在沒有獲得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向軍隊官兵和部分其他聯邦僱員支付薪水。其中一部分支付甚至使用了某位億萬富翁支持者提供的私人資金，這樹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在任期更早的時候，他以「緊急狀態」為名，將軍費挪用於其邊境強硬執法行動。第三，總統採取了一些措施，實際效果是推翻了國會有關支出的決策。在這些情況中，他沒有名義上增減聯邦資金，但透過其他做法，讓某些機構根本無法執行國會為其設定的使命。例如，他透過裁員讓教育部元氣大傷，以至於該部門無法執行國會專門撥款要求其完成的某些職能，例如保護學生的公民權利。他對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也採取了類似的削弱措施。在其中部分案件中，法院試圖阻止川普的做法，但在案件在司法程序中一路上訴的同時，其政策仍在持續生效。在另一些過多的情況中，最高法院則不明智地認可了川普的做法。 （例如，最高法院放行了他削減對外援助的舉措，理由是總統在外交政策上擁有廣泛權力。）無論那種情況，最終結果都是總統權力的擴張以及立法機關地位的削弱，這一點理應引起所有與美國開國元勛一樣警惕集權的人高度擔憂。川普及其支持者可以合理地聲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趨勢並非始於他們。面對一個長期陷入僵局、充滿對立的國會，以往的總統也曾試圖擴大自己的權力，其做法雖未必違反聯邦法律的字面條文，卻違背了法律的精神。拜登總統在國會反對聲浪（其中也包括少數民主黨人）面前仍試圖推動學生貸款減免，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川普與以往的總統不同。他走得遠得多，這正是政府問責局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認定他六次違法的原因所在。無論如何，「是他先開始的」本來就不是孩子犯錯的正當辯解，更不可能成為總統違法的合理藉口。共和黨人幾乎沒做什麼來應對川普對國會財政支出權的廢棄與侵犯。他們大多拒絕公開批評他的做法。他們選擇不去阻止他的行政和司法任命，而這本來可以作為一種槓桿，迫使總統尊重憲政秩序。他們也沒有通過新的立法，來強調國會在決定課稅與支出上的憲法角色。這些措施本來可以抬高川普濫權的政治成本，傳遞出這樣一個訊號：這問題並非狹隘的黨派紛爭，而是關乎憲法本身。國家的開國元勛設想中的立法機關，是一個本身就應該成為權力核心的機構，而不是聽命於行政首腦的附庸。對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而言，設想一下未來某位民主黨總統可能如何利用川普為自己攫取的這類財政支出權，將是一項頗有價值的練習。畢竟，民主黨歷來更傾向於大刀闊斧運用政府權力。想像一下，一位民主黨總統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自行劃撥資金，用於醫療保險補貼、清潔能源計畫或學前教育班。再想像一下，一位總統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經費，例如用於石油勘探、移民執法或企業補貼的資金。到了那時，這位未來的總統就能夠以川普為先例。如果國會拒絕採取行動，法院就必須做得更多。下級法院法官已經做出了可圈可點的努力，在對外援助、食品券等一系列問題上裁決川普的財政支出決定違法。由兩黨總統任命的法官，都撰寫了詳細的判決書，解釋川普做法違法的原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做法的本質，用上了「任意」（arbitrary）、「反覆無常」（capricious）和「虛偽」（disingenuous）這樣的字眼。在一項裁決中，一名法官援引了大法官安東尼·甘乃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在此前判決中的一句話：“每當一個或多個權力部門企圖踰越權力分立的界限，自由就總會被置於險境。”當下的最高法院在面對川普對國會的「碾壓式」對待時，寬容得遠遠過頭。它眼睜睜看著川普實際上在事後取消了立法者為通過預算而達成的那些協議。如果總統可以事後被推翻，那預算撥款程序還有什麼意義？最高法院眼前就有重新恢復憲政秩序的新機會，其中就包括正在審理的川普關稅案。他們理應抓住這些機會，做出正確的裁決。 （一半杯）

2025年5月13日，美國聯邦法院發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命令。該命令要求OpenAI“保存並隔離所有使用者活動記錄”，即使使用者或企業希望刪除這些記錄。這項命令意味著，從那天起，全球超過3億使用者每天傳送的超過10億條與ChatGPT的對話，正在被無限期保存——即使使用者點選了「刪除」。該命令源自於《紐約時報》對OpenAI提起的一起版權訴訟。但法院的理由令人不安：「刪除資料的使用者很可能是試圖抹去痕跡的版權侵權者。」換言之，行使刪除權——一項基本的隱私保護——正被法院視為犯罪嫌疑的證據。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 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警告稱，這一決定「損害了使用者隱私」並「開創了一個糟糕的先例」。但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這些被強制保存的對話包含什麼？使用者向ChatGPT傾訴的醫療症狀、財務困難、職業規劃、個人秘密——所有這些「都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駭客侵入，或洩露給執法部門」。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 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的回應這並非假設性的威脅。2023年，三星員工透過ChatGPT洩漏了公司的機密原始碼。這家韓國公司的律師警告說，這些資料「無法恢復，因為它們現在儲存在屬於OpenAI的伺服器上」。蘋果、亞馬遜、摩根大通、高盛、德意志銀行……從科技到金融，從健康到法律，一長串名單揭示了：全球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公司都在限制員工使用ChatGPT。研究顯示，近70%的公司為保護機密資訊而阻止使用此工具。如果連這些擁有最先進網路安全團隊的跨國公司都無法安全使用ChatGPT，全球南方的政府和企業又怎麼能做到呢？企業監控只是冰山一角。當愛德華·斯諾登（ Edward Snowden）——這位揭露美國大規模監控計畫「棱鏡」（PRISM）的舉報人——發出警報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遠比企業資料外洩嚴重得多。愛德華·斯諾登01. 從「棱鏡」到ChatGPT：監控的升級2024年6月，OpenAI任命美國國家安全域（NSA）前局長保羅·中曾根（Paul Nakasone）將軍為其董事會成員。愛德華·斯諾登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自被迫流亡以來最嚴厲的警告之一：“他們已經徹底撕下了面具：永遠不要信任OpenAI或其產品。這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精心策劃的背叛。你們已經被警告了。”「棱鏡門」披露者史諾登警告：OpenAI已經卸下偽裝…斯諾登並非空穴來風。2013年，他冒著巨大的個人自由風險，揭露了NSA的「棱鏡」計畫——一個直接從Google、Facebook和蘋果等科技巨頭收集資料、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監控的計畫。 「棱鏡」醜聞引發了全球震盪，導​​致許多國家加強了隱私保護法律，歐盟也推出了《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史諾登現在警告說，ChatGPT是一個比「棱鏡」更強大的監控工具。為什麼？ 「棱鏡」是被動地收集通訊資料；ChatGPT讓使用者主動提供他們最私密的想法。 「棱鏡」主要收集中繼資料（誰聯絡了誰）；ChatGPT收集完整內容——人們的思想、計畫、擔憂、秘密。 「棱鏡」涉及數百萬使用者；ChatGPT擁有超過3億使用者，每天處理超過10億個訊息。更關鍵的是，「棱鏡」的曝光引發了抵抗和法律改革；而ChatGPT的監控行為已被公之於眾，卻繼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一些評論家甚至稱ChatGPT為「有史以來最大的監控資料庫——NSA夢寐以求的資料庫」。02. OpenAI承認其在監視使用者史諾登的警告並非基於猜測，而是基於他對監控機器如何運作的深刻理解。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甚至不需要舉報人來證明OpenAI在監控使用者。OpenAI自己的報告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2025年10月，該公司發布了一份題為《打擊惡意使用AI」的報告」。該檔案自豪地宣佈，自2024年2月以來，它「阻止並報告了」超過40個違反其使用政策的網絡。報告詳細披露，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帳戶會使用ChatGPT起草大規模社交媒體監控系統的提案。據稱，俄羅斯組織試圖優化入侵病毒，以遠程訪問朝鮮系統併竊取了特權用戶的大規模社交媒體監控系統的提案。據稱，俄羅斯組織試圖優化入侵病毒，以遠程訪問朝鮮系統併竊取特權用戶的證據據稱攻擊。OpenAI的聲明以及該報告的目錄頁OpenAI將這些揭露描述為打擊「惡意使用」的成就。但該報告無意中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真相：為了識別這些特定的「惡意使用」案例，OpenAI必須擁有並使用其常規監控所有使用者對話的能力。思考其技術邏輯：為了發現一個據稱正在開發維吾爾人監控系統的中國用戶，OpenAI需要存取和分析該用戶的所有對話內容；部署實時或近實時的監控系統；能夠分析內容並識別模式；能夠將用戶與特定國家或組織關聯；然後主動選擇披露那些案例。最關鍵的問題是：OpenAI只揭露其認為是「敵對國家」（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的案例。那麼西方國家呢？美國的盟友呢？該報告保持沉默。這種選擇性揭露恰恰證明，OpenAI可以監控所有國家，但只選擇揭露符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部分。如果他們能監控中國和俄羅斯，他們就能監控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全球南方的所有國家。2025年8月，OpenAI在一篇官方部落格文章中公開承認，該公司正在掃描ChatGPT上的用戶對話，並向警方報告內容。具體機制是：使用者「計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對話會被轉到專門的審查管道，由經過培訓的人工審核員進行審查。如果審核員確定某個案例涉及“對他人構成迫在眉睫的嚴重身體傷害威脅”，則該案例將被轉交給執法部門。但標準何在？「對他人造成傷害」意味著什麼？由誰來定義？這些標準會隨著政治環境而改變嗎？今天是「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脅」。明天是否會涵蓋政治異見、墮胎諮商、關於性取向的討論？03. 言詞與實踐之間的驚人鴻溝OpenAI的「官方執法部門使用者資料請求政策」明確聲明：只有在收到合法的搜尋令後，才會揭露使用者的對話內容。但現實如何？OpenAI主動監控所有用戶對話（上文引用的報告已證明了這一點）；自行判斷什麼構成“惡意使用”，主動向執法部門報告（而不僅僅是響應請求），並發布威脅情報報告公開披露用戶行為——所有這一切都無需任何法律程序。歐洲監管機構已意識到這一點。2024年12月，義大利資料保護局以「在沒有適當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處理個人資訊」和「違反透明度原則」等理由，對OpenAI處以1500萬歐元的罰款。隱私權研究員Lukasz Olejnik在向波蘭資料保護局提交的17頁投訴中更為直接：「OpenAI似乎承認，ChatGPT工具模型的發展方式，在根本上不符合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要求」。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這不是OpenAI的疏忽，而是其商業模式的根本問題。OpenAI對義大利罰款的回應暴露了其邏輯：罰款「幾乎是（在該國）收入的20倍」——這意味著該公司在該國賺的錢很少，但數據收集的價值是巨大的。罰款僅僅是收集資料的「成本」。04. 與美國政府的戰略融合OpenAI與美國政府的關係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商業合作。從人事角度來看，OpenAI董事會成員保羅·中曾根是美國國家安全域的前局長，負責美國的情報和網路戰行動。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威爾·赫德（Will Hurd）曾是中情局（CIA）的官員，並任職於In-Q-Tel（中情局的主要投資部門）的董事會。保羅·中曾根，OpenAI董事會成員，日裔美國人，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域（NSA）局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美國網路司令部司令和中央安全域（CSS）局長。威爾·赫德，OpenAI前董事，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美國德州國會議員。從商業合作角度來看，OpenAI推出了ChatGPT Gov，這是專為美國政府機構設計的服務。令人震驚的細節包括與美國總務管理局的一項協議。該協議為這些機構提供ChatGPT企業版，每年每家機構僅需1美元。這實質上是一種捐贈。從技術整合的角度來看，ChatGPT Gov允許美國政府機構將「敏感的非公開資料」輸入OpenAI的模型，進行絕密資料處理。OpenAI的GPT-4o透過微軟Azure整合到美國政府雲端。這意味著承擔秘密工作職責的聯邦機構，包括國防部，可以使用GPT-4o執行不向公眾披露的任務。一個揭示性的雙重標準：OpenAI堅稱不會使用美國聯邦僱員輸入的資料來訓練其模型，這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資料防火牆」。但在其他國家的用戶卻沒有這樣的保護。每年1美元的價格不是商業交易，而是策略合作。這9萬名政府用戶的1800萬個訊息包含什麼內容？這些資訊是如何被使用的？同時，中情局（CIA）也在開發自己版本的ChatGPT，名為Osiris，供美國18家監視機構的數千名分析師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LM）與間諜活動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05. 從“大規模監視”到“大規模窺探”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警告說，AI使得監控發生了質變——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差別在於：監視是收集和儲存；窺探是理解和利用。傳統監視只能進行關鍵字搜尋；AI可以「理解」上下文和隱含意義，同時分析數十億次對話並識別複雜的模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指出，大型語言模型使得「被有效監控的通訊數量將大幅增加」。一個更隱密的威脅是訓練資料的污染。亞馬遜員工稱曾看到ChatGPT「模仿」了公司內部數據，雖然沒有完全複製——但「足夠令人信服」。這意味著：即使你沒有直接輸入訊息，ChatGPT也可以透過聚合他人的輸入來重建敏感資訊。在全球南方國家，即使政府禁止員工使用OpenAI的系統，只要第三方（外國情報機構、跨國公司）使用它，ChatGPT就可能「學會」他們的國家機密。外媒關於此事件的報導06. 全球南方的數位主權危機中國已完全禁止ChatGPT。2025年1月29日，印度財政部發布通知，限制政府僱員在公務工作中使用ChatGPT和DeepSeek等AI工具，理由是這些工具依賴海外伺服器儲存和處理數據，導致政府無法控制敏感資訊的使用。巴西研究人員已向資料保護局請願，要求調查ChatGPT違反巴西《通用資料保護法》（LGPD）的行為，指出OpenAI甚至會提供巴西公眾人物的個人稅號（CPF）。但警覺不等於應對能力。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指出，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新一輪的數位殖民主義」。一個三重困境：資料主權喪失、技術依賴（晶片、模型、雲端服務均由少數公司控制）以及價值觀被強加（矽谷價值觀透過AI在全球範圍內植入）。建構新的人工智慧極為昂貴，而晶片的取得受到嚴格控制。即使投入巨資，「你仍然無法消除對外國的依賴」。07. 一個關於殖民主義的警示AI時代權力不平等再現了歷史上的殖民模式：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數據（原料）。這些數據流入美國的伺服器進行處理和利用。北方控制處理能力，然後向南方出售AI服務（成品）。利潤和控制權仍留在北方。這不是比喻，而是經濟現實。作者的研究表明，僅Google一家，在2024年為其資產增加了價值360億美元的用戶數據。然而，關於資料價值的核算、權利的確定和利益的分配的國際討論幾乎不存在。最深層的殖民主義是意識形態。定量分析表明，即使是本土的大型模型也表現出中等到高度的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因為訓練資料集嚴重依賴英語內容，西方控制的資訊來源獲得了過高的權重。08. 另一條道路：與中國的主權合作全球南方國家透過自力更生獨立建構完整的資訊通訊技術體系的歷史窗口已經關閉。現實是：中國和美國在AI研發上的投入達兆美元級別，而印度的IndianAI計畫僅12.5億美元。但這並不意味著絕望。全球南方有兩個選擇：要麼繼續使用美國的基礎設施，忍受資料攫取、意識形態灌輸和安全威脅；要麼在維持和加強數位主權的條件下，與中國建立技術合作。根據數位主權指數（DSI）的評估，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唯一擁有完全數位主權的國家，DSI得分為4.25。具體的合作路徑包括：第一，透過BOT（建設-營運-移交）等模式共建數位基礎設施；第二，合作開發資料要素，量化資料資產價值並協商互惠互利的機制；第三，互鑑治理經驗；第四，共同培養人才，包含技術轉移和能力建構。09. 行動時刻已到2025年5月，美國法院命令OpenAI無限期保存所有使用者對話。全球超過3億的使用者中，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的醫療諮詢、財務規劃、職業焦慮、個人秘密，現在被強制儲存在OpenAI的伺服器上，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駭客入侵或洩露給執法部門」。2023年，當一位三星工程師打開ChatGPT尋求程式碼協助時，他以為只是在使用一個便利的工具。他沒有意識到，他公司的秘密「現在技術上已掌握在OpenAI手中」並且「無法恢復」。三星可以禁止ChatGPT，蘋果可以開發自己的AI工具，高盛可以阻止這項服務。但全球南方的小企業呢？他們的政府部門呢？研究機構呢？他們有三星的資源嗎？有蘋果的技術能力嗎？當愛德華·斯諾登說OpenAI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背叛」時，他並非危言聳聽。他是基於對美國監控機器的深刻理解發出這項警告。當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說我們正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時，他揭示了監視性質的轉變：不僅僅是收集資料，而是理解、處理和利用資料。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不僅是隱私問題，更是主權問題。資料是新石油，AI是新基建。將資料和AI的控制權交給美國公司，就像歷史上將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的控制權交給殖民者一樣。2025年7月，金磚國家領導人透過人工智慧全球治理宣言歷史的視窗可能已經關閉，但選擇的視窗仍然敞開。全球南方國家可以選擇繼續被動接受美國的數位殖民主義，也可以選擇與中國等國家合作，在採用先進技術的同時，維持並強化自身的數位主權。數位主權指數（DSI）框架提供了評估和追蹤的工具。四項具體建議提供了一條行動路徑。所缺乏的不是方案，而是決心。當政府員工使用ChatGPT起草官方檔案時；當企業使用ChatGPT進行商業規劃時；當研究人員使用它進行調查研究時，必須意識到：這些對話可能正在被OpenAI監控、分析，並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2025年5月法院命令的教訓是：即使你點選“刪除”，資料仍可能被強制保存。三星案例的教訓是：一旦上傳，資料就「無法恢復」。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訓應該是：數位主權一旦喪失，就難以挽回。 （科工力量）

剛剛，OpenAI在官網更新一篇聲明，痛斥紐約時報侵犯使用者隱私。全文連結 https://openai.com/index/fighting-nyt-user-privacy-invasion/這個事如果從普通使用者的視角來看，其實挺諷刺的：——紐約時報和 OpenAI，本來都打著“為公眾利益”“保護使用者”“推動知識自由”的旗號，結果打起架來，最受傷的反而還是使用者。一、先看紐約時報這一邊紐約時報這次打的旗號是“保護版權”“防止 AI 竊取內容”。聽起來很正義，但問題是：他們把讀者的資料、瀏覽行為、訂閱偏好、閱讀習慣全都攥在自己手裡，通過付費牆和跟蹤技術實現精準廣告、輿論操控。結果轉頭又拿“隱私保護”“創作者權益”當擋箭牌，這種雙標行為其實就是壟斷資訊管道、維持舊媒體權力結構。更噁心的是，他們起訴 OpenAI，卻自己在後台跟微軟、Google、Meta 都有 API、廣告、甚至模型訓練合作。——打著“反 AI”的旗號賺錢，實則繼續做老媒體的權力生意。二、再看 OpenAI 這一邊OpenAI 發這篇《Fighting the NYT’s User Privacy Invasion》文章，其實是反擊——他們說紐約時報在“釣魚式測試”、上傳使用者資料、製造偽證。問題在於：OpenAI 也不是白蓮花。ChatGPT、DALL·E、Sora……一個比一個懂使用者，但到底用了多少資料、留了多少記錄、共享給了誰，使用者完全不知情。他們嘴上說“protect user privacy”，但背後是巨大的資料採集與行為建模帝國。說白了，這是一場兩種權力結構的戰爭：老媒體：控制敘事、掌握版權、壟斷“真相”。• 新 AI 公司：控制語料、掌握演算法、壟斷“理解”。三、使用者在哪？使用者就是被榨的那頭“資訊奶牛”：紐約時報吸走你的注意力和訂閱費；OpenAI 吸走你的對話、語料、偏好；雙方打架時，還都舉著“為使用者而戰”的旗子。但真相是：他們打的不是版權官司，而是資料霸權之爭。他們爭奪的不是公義，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語言、習慣和思想痕跡。我作為使用者（我是 ChatGPT 的使用者，不是紐約時報的使用者），從我的角度看，這事根本不是“誰更正義”的問題，而是兩頭壞蛋的權力博弈。唯一值得警惕的是——別他媽的打著“保護我的隱私”的名義，反而更深地鎖住我的資訊世界。如果一定要一句話總結：“一個拿你說的話賺錢，一個拿你看過的東西賺錢——然後他們為了誰能更徹底地利用你而互相起訴。”去他媽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老趙胡扯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