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檔案提出，強化人才供需適配機制，完善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的學科專業設定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人工智慧正在深刻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就業結構和大學教育，標準化、可編碼技能加速被替代，理解、共情、判斷和選擇等綜合能力愈發稀缺，大學人才培養已進入亟待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須把重心從“傳授標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迫切需要重構專業與通識教育，完善大類培養、模組化課程等路徑；推動課堂從“講授知識”轉向“研究問題”，在紮根中國實踐中生成理論；深入連接社會實踐，吸納一線經驗與真實互動；並以教師轉變和制度供給形成可執行的中國方案。
從專業知識傳授走向綜合能力培養
人工智慧越是能夠替代標準化、可編碼的技能，記憶、背誦、演算、程式設計等“機能”就越容易被替代，大學教育就越要重視那些難以標準化的能力（如理解、共情、審美、溝通等“人能”）。未來真正稀缺的，不只是會使用技術的人，而是能夠理解社會、發現問題、溝通需求並能用不同知識解決問題的人。大學改革不能停留在增加幾門課程，而應重新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人工智慧時代，我們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人工智慧正在迅速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和就業結構。過去，大學通常按照相對穩定的職業分工設定專業，再按照專業要求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AI時代這一模式正在受到挑戰。凡是程序明確、流程穩定、結果可以檢驗的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慧部分乃至大幅替代。程序編寫、資料處理、資料檢索，甚至部分研究工作，都在發生變化。這並不意味著專業知識不再重要，而是意味著僅僅掌握專業知識已經遠遠不夠。人工智慧可以替代一項技能，卻很難替代一個人對複雜現實的完整理解。能夠發現問題、判斷需求、協調利益、理解倫理規則，並在不確定情境中作出選擇，這些綜合能力反而會變得更加重要。
因此，人工智慧帶給大學的真正挑戰，不是要不要多開一門人工智慧課程，而是大學的人才培養體系能否從“傳授標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
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現代社會建立在高度分工之上。分工提高了效率，也使人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專業化。一個學生進入大學以後，很快被劃入某個專業，按照規定的培養方案修讀課程。但在人工智慧時代，分工越細，標準化程度越高的技能，越容易被機器掌握。一個人的技能如果只能對應某項固定任務，他原有的優勢也可能迅速消失。
相反，那些看起來“不夠標準”的能力，正在變得更加珍貴。比如，怎樣把一個模糊的現實需求轉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怎樣理解客戶沒有說清楚的要求；怎樣在技術、制度與人的感受之間作權衡；怎樣與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合作；怎樣判斷一項技術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這些能力很難通過一門課、一次考試來衡量，卻決定著一個人能否在變化中不斷創造新的價值。以程式設計師為例，人工智慧可以越來越高效地生成程式碼，但還不能自動完成全部工作。目前AI雖然能承擔一部分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但尚未完全能夠把客戶需求拆解成具體任務，仍然需要工程師來判斷那些問題應該交給技術，那些問題需要通過組織、制度或溝通來解決。技術發展裡的倫理、法律等問題更是不可能交給AI去判斷。越到高層次，決定一個人發展空間的越不是某項孤立技能，而是文理交融的綜合能力。
文科教育同樣面臨變化，文科所培養的理解、表達、判斷和解釋能力，本來具有難以標準化的特點。文科教育本應在人工智慧時代在大學裡大放光彩，為理工科學的綜合素質提升提供基礎，但如果文科教學只是重複抽象概念，脫離現實問題，不做調查研究，也不關心技術與產業正在發生什麼，不僅無法為大學的通識教育做貢獻，甚至自己本學科也會因脫離現實而被社會淘汰。
如果大學要培養學生面對變化的能力，就需要重新考慮專業教育的時間、強度和邊界。特別是在一些理工科專業中，課程和作業負擔過重，學生每天忙於完成規定任務，也缺少形成個人興趣的空間。通識課上，部分學生忙於專業課的作業，將人文教育和通識教育作為專業教育的調劑和點綴。另外，全體理工科老師的思想也需要轉變，人文社科的課程不再是上菜前的“豆腐乳”，而應當是主菜之一。
一種可行的改革方向，是進一步推進大類培養和非專業培養。低年級學生先建立較為寬廣的知識基礎，在對不同學科有所瞭解之後，再作專業選擇。到了大三、大四，可以形成兩條相互平行的發展路徑：一部分學生進一步強化專業訓練，往科研方向發展，另一部分形成複合型知識結構，面向社會就業。從事專業的學生可以有更多的專業內容學習，非專業的學生更多的涉獵通識教育。但提高通識教育的比例，不能簡單理解為增加課時和學分。通識教育的關鍵在於拓展知識範圍、建立基本的問題意識，並讓學生學會在不同知識之間建立聯絡。學校可以按照人文、社會、自然、工程、藝術等不同類型提出基本要求，同時增加短課程、模組化課程和靈活課程，讓學生自主拼接學習方案。
從“講授知識”轉向“研究問題”
知識和原理仍然重要，如果缺少基本理論，學生面對複雜現象時只能停留在經驗和感受層面，但原理不能代替對現實的研究。如果教師只講一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不關心現實發生了什麼，不研究具體問題，學生得到的就只是可以複述的概念，而不是理解世界的方法。
通識課程不應只是介紹抽象結論，也不宜把現成教材從頭講到尾。不應機械進行政策講解，以檔案解讀檔案，而是應該研究基層治理、黨的建設、公共服務、企業發展等具體實踐，再通過調查走訪、案例討論和課堂辯論，分析制度是怎樣運行的。中國的發展包含大量經驗、故事和具體問題，這些實踐往往是碎片化的，需要學者把它們整理、解釋並上升為具有自主性的知識。所謂紮根中國大地，並不是先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框架，再讓現實去適應框架；而是從重大問題出發，在中國實踐中尋找材料、檢驗理論、形成概念。在這樣的課堂中，教師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也應當是問題的提出者、材料的組織者和討論的引導者。
一門好的課程，既要讓學生知道“是什麼”，也要追問“為什麼”；既要講清已經形成的知識，也要讓學生看到知識是怎樣從問題中產生的。課堂因此不再只是完成教學任務的場所，也可以成為科研問題和接觸社會的起點。但是大學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與教學脫節的現象。大學的核心要務是培養人才，教師的研究和晉陞受到論文評價的推動，卻未必適合進入本科課堂，本科教學成效對人才評價和晉陞的影響也不夠；有些研究重視發表、重視定量分析，卻不關心企業、政府和社會真正面對的問題。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把教學與研究重新連接起來，將有現實價值的研究成果帶回課堂。
讓大學直接連接社會實踐
通識教育需要更多來自實踐一線的參與。校友、企業家、政府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都可以成為大學課程的重要內容提供者。設立名家講堂、校友通識課，不只是請成功人士介紹個人經歷，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把所做的前沿事情講清楚：問題從那裡來，需求如何發現，失敗怎樣發生，技術如何受到制度和倫理的約束。
在人工智慧高度發展的時代，人與人的接觸仍然重要，特別是具有高頻、跨界和具有隨機性的互動，往往能夠產生新問題、新合作和新知識。這也是一些高科技企業重新回到城市中心的重要原因。城市中心人與人的互動更加頻繁，大城市創造了更多人與人高頻、跨界和具有隨機性的互動場景，大學生們應該更珍惜機會參與到人與人的互動中。人工智慧越發展，我們越需要研究互動本身，理解需求如何形成、規則如何建立、倫理邊界如何確定。
形成AI時代大學教育變革的中國方案
課程改革最終要由教師完成，沒有教師觀念的轉變，再完整的培養方案也可能停留在檔案上。通識教育尤其需要資深教師參與，不能把通識課看成專業課之外的附屬任務，也不能把它完全交給缺乏經驗的年輕教師。相反，每一位教師都應當承擔一定的通識教育責任，思考自己的專業知識怎樣被不同專業的學生理解，怎樣回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對於文科教師而言，還應承擔知識普及和公共表達的職責。學術研究有自己的專業語言，但通識教育要求教師轉換話語，把複雜知識講清楚。能否讓非專業學生理解，並不意味著降低學術標準，恰恰反映了教師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所研究的問題。
學校則需要為開課提供製度支援。新的通識課可以通過集體備課、同行討論和學生反饋不斷完善，課程質量及其社會反響也應進入教師評價。考評教師，不能只看發表了多少論文，還應看他的工作與學生、政府、企業及社會需求發生了怎樣的聯絡。學校層面應該積極開展人工智慧時代大學教育的討論和研究，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形成方案，討論不能只有意見，學校和院系層面還要形成可執行的辦法；改革方案再通過學報筆談、專題研討等方式，將經驗轉化為公共知識。
人工智慧時代的大學教育改革，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課程體系。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產業結構和教育傳統並不相同，中國大學必須從自身實踐出發，回答自己的問題。未來的大學教育，應當既有專業的深度，也有通識的寬度；既講基本原理，也研究現實問題；既重視技術效率，也討論規則、倫理與人的需求；既紮根中國實踐，也保持開放的世界眼光。人工智慧可以提供答案，卻不能代替人提出真正重要的問題，這正是人工智慧時代大學教育必須承擔的責任。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中國應提出適應人工智慧時代的通識教育方案。(21世紀經濟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