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範圍內，一座城市用短短數十年，從邊陲農業縣崛起為全球硬體創新策源地，深圳的發展故事長期受到國際學界關注。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探尋：深圳的創新增長路徑，是否能夠移植複製。以下為英國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部落格” 網站8月24日發佈文章，原題《中國創新之都深圳的成功經驗能否在其他地方複製？》，文章借助相關著作，探討深圳創新叢集的底層邏輯與模式可複製性。
《龍的創新：深圳——中國領先創新叢集為西方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的啟示》一書中，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學者格蕾絲·岳涵·王通過企業主導的研發、高效的地方網路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知識共享，解釋深圳如何從一個農業縣發展成為中國的“矽谷”。這本著作揭示了深圳成功背後的發展邏輯，但這種模式能否在其他地方複製，仍有待進一步驗證。
深圳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佔據重要地位。這個曾經的農業縣，如今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叢集。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等人強調中國政府在建立和保護深圳經濟特區方面發揮的作用，而由美國學者馬立安等主編的《向深圳學習》則更加關注深圳在地方層面的政策試驗和特殊政策。格蕾絲·岳涵·王的《龍的創新：深圳》則從歷史、政治、制度、商業和社會等多個角度觀察深圳。
深圳擁有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科技企業，業務覆蓋通訊、網際網路服務、電動汽車和無人機等領域。作者認為，深圳的崛起既不能簡單歸因於政府主導，也不能看作完全由市場自主推動。相反，深圳形成了一套由企業承擔大量研發、地方政府搭建支援平台，以及製造商、供應商和創業者共享知識與資源的創新體系。在作者看來，地方政府更多充當平台搭建者，通過稅收優惠等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開展地方政策試驗。與此同時，企業則成為研發活動的主要推動者。作者認為，深圳研發體系的特點是具有自下而上的企業驅動機制，以及設計與生產之間緊密結合。
深圳福田區的華強北電子市場，是深圳創新生態的重要實體支點。作者借用了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參與式文化”（指公眾利用網路或其他媒介參與文化的創造、分享和傳播——編者注）概念，並進一步提出“草根參與式創新”，用來解釋深圳商戶和創客之間對電路設計、零部件及技術知識的非正式共享。
通過開源硬體公司矽遞科技以及專注於硬體創業企業的加速器HAX等案例，作者展示了深圳密集的硬體產業生態如何讓創業者與供應商、製造商形成緊密聯絡，從而推動產品快速研發。
作者對於設計、原型開發與實體生產緊密結合的分析，也可以借助哈佛商學院教授加里·皮薩諾和威利·史的“產業公地”理論來理解。兩位學者認為，將實體生產轉移到海外可能削弱一個地區長期積累的技術知識、供應商網路和生產技能。深圳保留了完整的製造業基礎，因此仍然擁有支援產品快速迭代所需要的實體基礎設施和工程能力。這說明，當設計與生產集中在同一地區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產業公地”因製造業外遷而遭到削弱。
這種空間上的高度融合也重塑了深圳的知識網路。深圳沒有完全依賴傳統研究型大學作為研發活動的核心，而是通過與外部高校建立聯絡、設立專業研究機構等方式，形成了另一套知識網路。其中包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及培養技術人才的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等，這些機構重新建構了高校與產業之間的聯絡。
作者在《龍的創新：深圳》中提出的更具雄心的觀點是，深圳可以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經驗。不過，筆者認為，深圳的發展路徑建立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上，包括毗鄰中國香港、面對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擁有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和政治優勢。這些條件並非其他國家可以輕易複製。若其他開發中國家試圖完整照搬深圳的發展路徑，反而可能出現不適當的政策移植。
因此，與其整體複製深圳模式，不如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選擇性借鑑具體政策工具，例如調整職業教育課程，或者開展地方政策試驗，在擴大推廣之前先以小規模方式測試新政策。 (察理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