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民轉向時，領導人也隨之轉向。今年的選舉季很可能恰逢反全球化情緒作為美國國內政治的驅動力達到最高峰。
卡爾蒂克•桑卡蘭是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全球南方地緣經濟學”項目的高級研究員。
10月7日，在密歇根州一場競爭激烈的參議員選舉中代表共和黨參選的邁克•羅杰斯(Mike Rogers)呼籲取消美國對加拿大徵收的關稅。這一表態推翻了他8月29日的說法；當時他稱關稅“有必要，但並非適用於所有情況的解決方案”。
羅杰斯立場的逆轉體現了美國及富裕世界其他地區政治中的一種更廣泛趨勢：反貿易民粹主義正逐漸失去作為一條可行的掌權路徑的吸引力。
過去十年，對全球貿易的敵意似乎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也成為左右兩翼的核心競選口號。這一趨勢始於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為爭取民主黨選民中的關鍵群體，選擇公開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此舉發生在羅杰斯本人徹底轉向的整整11年前，也遠遠早於標誌著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崛起的首場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
2016年6月，反全球化情緒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意外獲勝，52%的投票者支援英國退出歐盟。這成為川普在當年晚些時候贏得總統選舉的先兆。
然而，脫歐公投後十年來，英國政局持續動盪，短短十多年間已歷經七任首相。民調顯示，多數人支援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首相安迪•伯納姆(Andy Burnham)甚至提出了重新加入歐盟的可能性。
美國政壇也出現了類似的反思跡象，而且並非只有邁克•羅杰斯如此。美國中西部農業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正面臨壓力：關稅和伊朗戰爭的影響推高了物價，而農業地帶通常被視為他們的傳統票倉。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通膨是選民最關心的問題；56%的受訪者認為關稅對美國的影響“總體上是負面的”，其中包括26%的美國共和黨受訪者。
當然，關稅並非當前推高通膨的唯一因素。汽油和柴油價格上漲也加劇了不滿情緒。關稅政策與伊朗戰爭的共同點在於，二者都是政策選擇的結果，並導致全球貿易中斷或停止。這種情況可能是有意造成的，如關稅政策；也可能是未審慎考慮後果而冒險的結果，如伊朗戰爭。經濟學家將這類事件稱為“負面供給衝擊”，即導致價格上漲以及在更嚴重情況下甚至造成短缺的事件。
但撇開經濟學家那些枯燥的術語不談，這類“負面供給衝擊”已成為普通美國人切身體驗和政治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新冠疫情以來，情況一直如此，當時半導體等許多產品短缺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衝擊。
白宮面臨的問題是，關稅和戰爭已成為本屆政府外交政策的標誌性組成部分，而如今美國多數民眾認為這些政策加劇了短缺和通膨風險。與此同時，即便是在2024年大選期間，整體經濟狀況也是選民最關心的問題，而“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甚至未能躋身前十大關注。
政界人士注意到這種焦點轉移了嗎？5月，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專欄文章，分析許多美國人面臨的經濟困境時寫道：“儘管消費品價格有所下降，但隨著住房、教育和醫療保險成本飆升，生活成本卻上升了。”美國住房、教育和醫療保險成本幾乎與全球貿易無關，所以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並非如此。貝森特認為，這些基本上非貿易部門的成本上漲，構成了“全球化造成的全國性裂痕”。
毫無疑問，貿易全球化對美國某些地區造成了集中的影響，尤其是中西部和東南部。十多年來，中西部一直是美國全國政治的支點。這可能加劇了政界聚焦貿易問題的動機，尤其是因為解決醫療、住房和高等教育領域的問題——貝森特所說的非貿易部門——似乎已超出跨黨派、甚至黨內達成政治共識的範圍。
不過，這一策略可能已觸及極限，原因有三。首先，國際貿易接連受阻——無論是疫情、關稅還是戰爭所致——給兩個關鍵選民群體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影響。供應衝擊推高物價，消費者普遍因此受損；報復措施（包括關稅及其他手段）則使美國農場主和牧場主尤其受損，令他們失去進入出口市場的機會。
其次，美國的政治版圖似乎已偏離過去十年逐漸定型的格局，可能使其他一些州也成為選情膠著之地，其中包括農業州集中的中西部。這些州一直是全球貿易的贏家，而選民似乎越來越擔憂關稅和戰爭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德克薩斯是美國出口冠軍，該州商會的口號是“貿易有益”，這裡的情況看起來也類似。
最後，即使全球化引發的焦慮有所減輕，人們對醫療和住房成本的長期擔憂仍未消散；抵押貸款利率大幅上升，更加劇了住房成本問題。事實上，佐治亞州參議員喬恩•奧索夫(Jon Ossoff)最近明確誓言要廢除關稅，因為關稅推高了物價；他還承諾要應對美國最大的醫療行業（該行業基本上不受貿易影響）的通膨。
今年的選舉季很可能恰逢反全球化情緒作為美國國內政治的驅動力達到最高峰。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