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張“信用卡”，它可以依靠特權無限透支，可以不斷上調“授信額度”，讓債主繼續埋單。

這張“信用卡”即美債體系，“持卡人”為美國政府，“授信額度”即債務上限，那項特權就是美元霸權。最近20多年來，這張“信用卡”頻繁刷爆，觸及債務上限，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持續造成累積風險。

當地時間28日晚，美國總統拜登表示，民主黨與共和黨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的最終協議正在提交給國會。此舉讓全球市場情緒稍有緩解，卻無助於化解多年“寅吃卯糧”積累的美國債務危機。據美國財政部數據，美國目前聯邦債務規模約31.47萬億美元，相當於每個美國人負債9.4萬美元。

源於霸權、濫於弊政、亂於失控——作為美債危機的外在症候，債務上限政治鬧劇在華盛頓反复上演，向世人展示美元霸權和美國黨爭這對糟糕組合，如何製造危機，禍延世界。

警報為何常鳴？

今年1月19日，美國聯邦政府觸及31.4萬億美元的法定舉債上限。美國財政部官員指出，儘管通過採取“非常規措施”暫時避免發生聯邦債務違約，但白宮6月初就可能陷入無錢可支的窘境。

所謂“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除非國會另行授權，否則白宮無權繼續舉債。

數十年來，美債觸頂的警報不斷鳴響。據美國國會相關部門統計，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國會已102次批准對債務上限進行調整。僅自2001年以來，此類調整就高達20次。其間常伴隨激烈黨爭、市場動盪、政府停擺等亂象。

“美國債務警報不斷的病根是美元霸權，美元霸權帶來了諸多兩難困境。”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郭生祥告訴記者，“美債危機是美元霸權反噬美國經濟的外在表現之一。”

自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發行美元的擔保物就由黃金轉變為了美國主權信用。換而言之，美元變成了一種沒有兌付擔保物的貨幣，其發行的外在約束就此去除，美債擴張的“潘多拉魔盒”由此打開。

作為全球頭號支付貨幣和儲備貨幣，美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眼下仍接近六成，在國際支付中的佔比近四成，美國國債主導全球債券市場，被視為避險資產。

由於美元霸權的存在，包括美國國債在內的美元資產受到全球貿易商和投資者追捧，從而讓美國能夠以極低成本吸納美元回流。美方還通過量化寬鬆等超常規貨幣政策，壓低美元匯率和國債收益率，稀釋投資者權益，反複收割他國財富。

正如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慨嘆的那樣：“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它用一錢不值的廢紙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

然而，美國憑藉美元霸權攫取巨大利益的同時，卻也造成貿易逆差膨脹、國際收支失衡等嚴峻問題。加之美國政府日益舉債成癮、公器私用，由此埋下了美債危機的種子。

自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開始大量舉債。1985年，美國從淨債權國變為淨債務國。1990年迄今，美國國債規模從3.2萬億美元一路飆漲至超過31.4萬億美元。

在以霸權謀取暴利衝動的驅使下，美國長期維持對外貿易赤字，輸出美元和通脹，並通過大量發債促使美元回籠，形成了“債務貨幣化”的美元循環體系。由此，美國財政赤字不斷膨脹，財政紀律逐步廢弛，美債遂成尾大不掉之勢。

與高債務伴生的是高赤字，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25年之後，美國政府赤字率將一直保持在4.5%以上，這是美國自1930年以來首次出現類似情況。據美國穆迪分析公司預測，到2025年或2026年，美國每年需償付的國債利息就將超過軍費。

“美國已成為債務的海洋，”雙線資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杰弗裡·岡拉克對此憂慮地指出，早在2018年，美國債務規模就已超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如果沒有債務增長，美國的經濟將負增長”。

目前，美國債務規模佔其GDP的比例已經超過120%。美國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最新數據顯示，排除季節因素，2022年第四季度，美國債務總額佔GDP的120.2%。英國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數據則顯示，截至2022年12月，美國債務佔名義GDP的比例已達123.4%。2021年3月，這一比例曾達到歷史最高點132.4%。

從市場供求邏輯看，只要有人願意接盤，美國巨債盛宴就永不散席。然而，如果缺乏實際償付能力，長期看來，美方無限擴大負債、舉新債還舊債的行為，與龐氏騙局並無本質不同。

警告緣何失靈？

政府停擺35天，約80萬聯邦僱員停發薪水；在首都華盛頓，因環衛部門停止工作，垃圾堆積如山；因國家公園公廁關閉，遊客不得不在路邊方便……

上述亂局，發生在2018年末至2019年初的美國，其直接原因正是美國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等問題激烈爭吵，無法就撥款法案達成一致。

2011年8月，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歷史性地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最高的“AAA”降到“AA+”，前景展望為負面。這一舉動擊破了美國國債“零風險”的神話，標普方面對美方中長期償付能力提出質疑和警告。

對債務上限各類警告，華盛頓見怪不怪。1976年至今，美國已因債務上限問題，發生過約20次或長或短的政府“停擺”。

聯邦政府“停擺”是美國行政、立法部門權力製衡的結果。行政部門的預算開支方案需要國會批准，而國會批准的預算案又需要總統簽字才能生效。這種制度設計用好了，可以避免“開支無度”，用不好就會淪為“黨爭”工具。

當所有議題都被兩黨視為利益捆綁和討價還價的籌碼時，債務上限問題無可避免地淪為政治操弄的手段。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結束後，掌握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與拜登政府就提高債務上限陷入僵局。數月來，美國總統拜登多次表示，眾議院應當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但共和黨方面堅稱，除非拜登政府同意大規模縮減聯邦預算，否則不會提高債務上限。雙方為此一直纏鬥至今。

批評人士指出，債務上限警告遭到無視，源於美國選舉政治的低效失能。美國喬治敦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約翰·帕爾古塔認為，美國債務問題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停擺”擾亂政府運轉是“管理不善”的後果。

過去數十年，美國政府在經濟衰退時期，習慣於通過不斷推高財政赤字和寬鬆銀根，延緩危機到來；在經濟較好的年份，則熱衷多花錢謀求政績，以便收穫更多選票，而惰於推動著眼長遠的結構性改革。這種追逐短期利益的治理方式，將債務提高到了空前規模，使債務問題淪為擊鼓傳花的政治遊戲。

對美國政府而言，要從根本上緩解乃至解決債務問題，必須採取一系列“刮骨療毒”的措施：取消非法的貿易和投資壁壘，改善國際收支狀況；遏製過度金融化，提振實體經濟；緩和地緣政治關係，減少非必要軍費開支；減少採用極端貨幣政策，緩解“債務貨幣化”；加強國際政策協調等。

然而，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深層改革，無助於實現政客短期利益，必然遭到美國金融、軍工等利益集團狙擊。

在無休止的拉扯、纏鬥中，兩黨根本無望達成有質量的治本方案，外界所能期待的最佳結果，無非是美國再度提高債務上限。

警鐘為誰敲響？

根據經濟學家說法，實現美元霸權與維護美元信用有著結構性矛盾。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核心是保持幣值穩定與堅挺，這要求美國必須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國際貿易、投資、儲備等活動要求美元具有高度流動性，這推動美元大量流出美國，使得美國陷入長期貿易逆差，進而危及美元穩定與堅挺，弱化美元信用。

如特里芬預測那樣，美元與黃金最終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然而，由於美元霸權並未終結，美元流動性與美元信用這對矛盾非但沒有解決，反而以美債危機等方式走向失控，成為威脅全球經濟和金融安全的“灰犀牛”，為美國自身、世界經濟和全球投資者敲響了警鐘。

從增長曲線來看，美國國債規模達到某一時間段的峰值，往往與當時美國捲入戰爭或危機有關。因此，美債危機是美國治理失控的症候，也是美國經濟走向的風向標。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受進口激增推動，2022年美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額較上一年飆升12.2%至948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為遏制通脹，美聯儲連續激進加息，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衝擊。而“債務上限”危機，不僅會顯著加大美國經濟治理難度，還會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衝擊。

分析人士認為，建立在巨額負債基礎上的美國經濟擴張模式，除導致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危機之外，還與美聯儲政策極端化、財政政策赤字化、產業空心化、家庭財務高槓桿化等眾多次生危機息息相關。

鑑於前期美聯儲激進加息已顯著增加新興經濟體債務負擔，如果美國債務危機反復出現，難免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乃至誘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麻煩。

從自行授信，到不斷失信，再到不斷增加授信，美國手上的這張“信用卡”越刷授信額度越大，越刷待付賬單越長。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債務規模佔其GDP的比例到2052年將高達185%。

儘管兩黨眼下就債務上限達成了協議，在塵埃落定前，本輪危機走向尚存在變數，短期仍是威脅世界經濟安全的重大風險。長期看，華盛頓在化解美國巨債方面表現出的政治失能，正嚴重損耗美國信譽，必將加速美元霸權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