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週二(11月28日),波克夏-哈撒韋在其子公司美國商業資訊網站上發布聲明表示,董事會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家人幾分鐘前告知公司,芒格於當天早上在加州的一家醫院中安詳去世,享年99歲。距離其100歲生日僅1個多月。
華倫巴菲特在聲明中表示:“沒有查理的靈感、智慧和參與,伯克希爾哈撒韋不可能達到今天的地位。”
除了在波克夏擔任「股神」巴菲特的副手,芒格還在日報期刊公司(Daily Journal Corp)和開市客的董事會中任職。根據《富比士》的數據,截至11月28日,芒格的身家為26億美元。
一代投資傳奇
公開資料顯示,查理·芒格出生於1924年1月1日,是美國投資家,華倫·巴菲特的黃金搭檔,波克夏·哈撒韋公司的副主席。
這位已經99歲高壽的老人,在過去的46年里和巴菲特聯手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投資紀錄——伯克希爾公司股票賬面價值以年均20.3%的複合收益率創造投資神話,如今每股股票價格達54.7萬美元。
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查理·芒格是一名律師,但他逐漸對投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與華倫·巴菲特的相識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兩人誌同道合,開始共同投資,並於1965年創立了波克夏-哈撒韋公司。
1984年至2011年,查理·芒格擔任Wesco Financial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當時巴菲特的伯克希爾收購了這家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的保險和投資公司的剩餘股份。巴菲特稱讚芒格擴大了他的投資策略,從以低價青睞陷入困境的公司以期盈利,轉向專注於質量更高但定價過低的公司。
1972年,芒格說服巴菲特同意波克夏以2,500萬美元收購See's Candies,儘管這家加州糖果製造商的年稅前收入只有約400萬美元,這一轉變的早期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自那以後,該公司為伯克希爾創造了超過20億美元的銷售額。
查理·芒格也是一位慈善家。查理·芒格向包括密西根大學、史丹佛大學和哈佛法學院在內的教育機構捐贈了數億美元,並經常規定學校接受他的建築設計,儘管他沒有接受過建築師的正式培訓。
1977年,巴菲特在接受採訪時回憶道:“我們的想法如此相似,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他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最優秀的人。”
2018年,巴菲特告訴CNBC的貝基·奎克:「在我們認識的整個時間裡,我們從未發生過爭吵,現在已經快60年了。」「查理·芒格給了我一個人可以送給別人的終極禮物。他讓我成為了一個比其他人更好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給了我很多好建議……因為查理·芒格,我過上了更好的生活。 」
思想的融合集中在價值投資上,選擇股票是因為根據公司的長期基本面,它們的價格似乎被低估了。查理·芒格曾說:「所有明智的投資都是價值投資,也就是獲得比你所支付的更多的東西。」。“你必須對企業進行估值,才能對股票進行估值。”
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間,波克夏在第一季遭受了500億美元的巨額虧損,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比大衰退期間更為保守,當時他們投資了受經濟衰退重創的美國航空公司和金融公司,如美國銀行和高盛。
芒格認為投資不只是金融領域的事情,而是涉及廣泛的社會、心理和認知科學等領域。他的思考方式和投資策略深受這些學科的影響。他提倡投資人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被市場的短期波動所影響,堅持長期主義的投資理念。
總的來說,查理·芒格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投資大師。他的人生經驗和投資哲學對於我們如何理解和處理金融市場的複雜性以及如何將財富用於社會公益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今年5月曾出席股東大會
今年5月,被譽為全球投資界「春晚」的波克夏年度股東大會在股神巴菲特的老家-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召開,除去中午一個小時的午餐時間,92歲的巴菲特和99歲的芒格總共回答了5個多小時的問題。這也是芒格明確最後一次參加股東會。
查理·芒格就如何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保持成功向價值投資者提出了建議:“習慣於收益減少。”“給你機會的是其他人做傻事”,巴菲特說“人們會做重大且愚蠢的事情,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比我們剛開始時更容易獲得資金。”
芒格在回答投資人提問時表示,讓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從事財富管理對文明是有害的,我們不需要那麼多財富管理經理人。
查理·蒙格說:「我現在看到的這些財富管理人,我真的非常不喜歡他們的所作所為,我不想任何人進入這個行業,我覺得因為有他們,這個世界變得很瘋狂。 」
在回答關於人工智慧未來的問題時,華倫·巴菲特和查理·蒙格都持懷疑態度。
蒙格表示,你如果去中國比亞迪的工廠,會看到機器人到處都是,而且這個使用率真的非常高,「所以我覺得機器人的使用將會在全球越來越多,我自己對於其中這樣一些炒作是感到有一些困惑的,特別是像人工智能,我覺得現在用人其實挺好的。”
5月6日,波克夏·哈撒韋發布2023年第一季業績報告,Q1營收853.93億美元,去年同期為708.43億美元;淨利355億美元,去年同期為55.8億美元。投資和衍生性商品收益為347.58億美元,去年同期虧損19.78億美元。
芒格如此而活,一生足矣
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隨後發表聲明稱:“如果沒有查理的靈感、智慧和參與,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地位。”
生於1930年8月30日的巴菲特比芒格小6歲,兩人都出生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2018年,巴菲特接受CNBC採訪時曾表示:“在我們認識的整個時間裡,我們從未發生過爭吵,現在已經快60年了。”
我們以後再也看不到巴菲特和芒格坐在一起,在波克夏-哈撒韋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接受超級馬拉松式的提問了,或許此刻最感到孤獨和失落的就是巴菲特了。
芒格曾說:“獲取普世的智慧,並相應地調整你的行為。即使你的特立獨行讓你在人群中不受歡迎……那就隨他們去吧。”
他還有很多人生智慧,這裡只想引用一句:「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所有人都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切磋、共同進步。我身邊總是有一些這樣的好朋友,但是不多。生活中有一賢妻相伴,事業上有三兩知己同行,一生足矣。”
祂的智慧將持續為我們帶來啟示和警示。在此,我們借用芒格家族財產管理者、美國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李錄為《窮查理寶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錄》中文版作的序,來緬懷這位頂級投資大師,原標題《書中自有黃金屋》,經歷了兩次修改,2010年3月原稿,2011年11月修改於美國帕薩迪納市,2019年1月再改於美國帕薩迪納市,以下是正文,虎嗅略有刪節。頭圖:視覺中國。
20多年前,作為一名年輕的學生隻身來到美國,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後來竟然從事了投資行業,更沒有想到由於種種機緣巧合有幸結識了當代投資大師查理·芒格先生。2004年,芒格先生成為我的投資合夥人,自此成為我終生的良師益友。這樣的機會恐怕是過去做夢也不敢想的。
像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巴菲特/芒格崇拜者一樣,兩位老師的教導,波克夏‧哈撒韋公司的神奇業績,對我個人的投資事業起到了塑造式的影響。這些年受益於芒格恩師的近距離言教,又讓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他思想的博大精深。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將這些學習的心得與更多的同道分享。彼得·考夫曼的這本書是這方面最好的努力。彼得是查理多年的朋友,他自己也是極為優秀的企業家、「職業書蟲」。由他編輯的《窮查理寶典》最為全面地囊括了查理的思想精華。彼得既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投資合夥人,所以我一直都很關注這本書的整個出版過程。2005年本書第一版問世時,我如獲至寶,反覆研讀,每讀一次都有新的收穫。那時我就想把這本書認真地翻譯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不想這個願望又過了五年才得以實現。2009年,查理85歲。經一位朋友提醒,我意識到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應該是對恩師最好的報答,同時也完成了我多年來希望與同胞分享芒格智慧的心願。
現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了,我也想在此奉獻我個人學習、實踐芒格思想與人格的心路歷程、心得體會,以配合讀者更好地領會本書所包含的智慧。
一
第一次接觸巴菲特/蒙格的價值投資體係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時我才剛到美國,舉目無親,文化不熟,語言不通。我僥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本科,立刻便麵臨學費、生活費昂貴的問題。雖然有些獎學金也可以貸款,然而對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而言,那筆貸款是個天文數字,不知何時才能還清,對前途一片迷茫焦慮。相信許多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尤其是要靠借債和打工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的學生都有過這種經驗。
由於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長大,我那時對經商幾乎沒有概念。在那個年代,商業在中國還不是很要緊的事。有一天,一位同學告訴我:「你要是想了解在美國怎麼能賺錢,商學院有個演講一定要去聽。」那個演講人的名字有點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自助餐」( Buffet)的意思。我一聽這個名字蠻有趣,就去了。那時巴菲特還不像今天這麼出名,去的人不多,但那次演講於我而言卻是一次醍醐灌頂的經驗。
巴菲特講的是如何在股市投資。在此之前,股市在我腦中的印象仍停留在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所描繪的1930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場,充滿了狡詐、運氣與血腥。然而這位據說在股市上賺了很多錢的成功的美國商人看上去卻顯然是一個好人,友善而聰明,頗有些學究氣,同我想像中那些冷酷無情、投機鑽營的商人完全不同。
巴菲特的演講措辭簡潔、條理清晰、內容可信。一個多鐘頭的演講把股票市場的道理說得清晰明了。巴菲特說,股票本質上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權,股票的價格就是由股票的價值──也就是公司的價值所決定的。而公司的價值又是由公司的獲利狀況及淨資產決定的。雖然股票價格上上下下的波動在短期內很難預測,但長期而言一定是由公司的價值決定的。聰明的投資人只要在股票的價格遠低於公司實際價值的時候買進,又在價格接近或高於價值時賣出,就能夠在風險很小的情況下賺很多錢。
聽完這番演講,我覺得好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難道一個聰明、正直、博學的人,不需要家庭的支持,也不需要精熟公司管理,或發明、創造新產品,創立新公司,在美國就可以白手起家地成功致富嗎?我眼前就有這麼一位活生生的榜樣!那時我自認為不適合做管理,因為對美國的社會文化不了解,創業也沒有把握。但如果說去研究公司的價值,去研究一些比較複雜的商業數據、財務報告,那卻是我的專長。果真如此的話,像我這樣一個不名一文、舉目無親、毫無社會根基和經驗的外國人不也可以在股票投資領域有一番作為了嗎?這實在太誘人了。
聽完演講後,我回去立刻找了有關巴菲特的所有圖書,包括他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年信及各種關於他的研究,也了解到芒格先生是巴菲特先生幾十年來形影不離的合夥人,然後整整花了一兩年的時間來徹底地研究他們,所有的研究都印證了我當時聽演講時的印象。完成了這個調查後,我便真正自信這個產業是可為的。
一兩年後,我買了第一支有生以來的股票。那時雖然我個人的淨資產仍然是負數,但積蓄了一些現金可以用來投資。當時正逢1990年代初,全球化的過程剛開始,美國各產業的公司都處於一個長期上升的狀態,市場上有許多被低估的股票。等到1996年從哥大畢業的時候,我已經從股市投資上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報酬。
畢業後我一邊在投資銀行工作,一邊繼續在股票上投資。工作的第一年,我有幸全程參與了一間大公司的上市,並獲得了一大筆獎金。但我並不喜歡投行的工作,況且我發現在投行賺的工資和獎金加在一起還不如我業餘在股市上賺的錢多,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投資股市對我而言不僅是一根救命稻草、一個嗜好,甚至可以成為一個終生的事業。一年後,我辭職離開投行,開始了職業投資生涯。當時家人和朋友都頗為不解和擔心,我自己對前途也沒有十分的把握。坦白說,創業的勇氣同樣來自巴菲特和蒙格的影響。
1998年1月,我創立了自己的公司,支持者寡,幾個老朋友友情客串投資人湊了一小筆錢,我自己身兼數職,既是董事長、基金經理,又是秘書、分析員。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手機和一台筆記型電腦。其時適逢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石油的價格跌破了每桶10美元。我於是開始大量地買進一些亞洲優秀企業的股票,同時也買了大量美國及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股票。但隨後的股票波動令我當年就損失了19%的帳面價值。這使得有些投資人開始擔心以後的運作情況,不敢再投錢了。其中一個最大的投資者第二年就撤資了。再加上昂貴的前期營運成本,公司一度面臨生存的危機。
出師不利讓我倍受壓力,覺得辜負了投資人的信任。而這些心理負擔又的確會影響投資決策,例如碰到好的機會時也不敢採取行動。而那時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資時機。這時,巴菲特和蒙格的理念和榜樣對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他們兩位都有類似的經驗。在我最失落的時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蒙格為榜樣勉勵自己,始終堅持凡事看長遠。
隨後,在1998年的下半年裡,我頂住壓力、鼓起勇氣,連續做出了當時我最重要的三、四個投資決定。正是這幾個投資在以後的兩年裡為我和我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倍的回報。現在回頭來想,在時間上我是幸運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樣作用以及他們的書籍和思想,對我的確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是出色的業績並沒有為我帶來新的投資人。那時直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人和機構投資人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遵從一些我認為是腦子壞掉的理論。例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重視你績效的波動性如何。我覺得同他們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不然哪裡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歡的餐廳裡牛排的價格下跌了一半,你會吃得更香才對。買進下跌的股票時是賣家難受,身為買家你應該高興才對。我跟他們解釋我的投資原則就是遵循巴菲特和芒格他們的投資哲學。然而這時我才發現,雖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但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實際做法卻與巴菲特/芒格的投資理念完全相反。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而這在我看來完全是奇談怪論。
但為了留住並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我也不得不作了一段時間的妥協。有兩三年的時間內,我也不得不透過做長短倉(Long-Short)來對沖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動性。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難被用於長期投資。原因有三:第一,做空的利潤上限只有100%,但損失空間幾乎是無窮的,這正好同做多相反。第二,做空要透過借債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決定完全正確,但如果時機不對,操作者也會面臨損失,甚至破產。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資機會一般是各種各樣的舞弊狀況,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蓋得很好,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敗露。例如麥道夫的騙局持續幾十年才被發現。基於這三點原因,做空需要隨時關注市場的起落,不斷交易。
這樣做了幾年,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倒是小了許多,在2001—2002年由互聯網泡沫引發的金融危機中我們並沒有賬面損失,並小有斬獲,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許多。對沖基金產業裡最傳奇的兩位前輩人物之一成為我的主要投資人,另外一位邀請我共同成立亞洲投資基金。表面上看起來還挺風光,但其實我內心很痛苦。如果同時去做空和做多,要控製做空的風險,就必須不停地交易。但若是不停地交易,根本沒有時間真正去研究一些長期的投資機會。這段時期的報酬從波動性上而言比過去好,結果卻乏善可陳。事實上,那段時間出現了許多一流的投資機會。坦白的說,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敗並不是由我錯誤決定造成的損失(當然我的這類錯誤也絕不在少數),而是在這段時間裡不能夠大量買進我喜歡的幾支最優秀的股票,我為此少賺的錢到現在還在增加。
這段時間是我職業生涯的低潮。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本不是自己主業的創投基金上。
在前進道路的十字路口,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終生的良師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磯投行工作的時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裡第一次見到了查理。記得他給人的第一印像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於自己的話題。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初次見面,查理對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輩,他大概對我也沒什麼印象。
之後陸續見過幾次,有過一些交談,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將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談到最後,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波克夏已經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不會消除。但我如果願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路,他願意給我投資。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夥人公司和芒格的合夥人公司(註: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夥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去除了典型對沖基金的所有弊端。願意留下來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新的基金也保留了原基金的部分投資組合,包括我們在比亞迪的投資。
我於是進入投資生涯的另一個黃金時期。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人各式各樣的限制,而完成機構改造後的投資結果本身也證實了這個決定的正確性。雖然數字依然上上下下波動,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大幅的成長。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複合報酬率超過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複合回報率則超過29%。12年間,回報成長超過20倍。
撇開數字不談,這些年來的工作順暢了許多。我無需糾纏於股市沉浮,無需不斷交易,不斷做空。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對公司的研究和了解。我的投資經驗已經清楚證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體系來投資必定會使各方受益。但因為投資機構本身的限制,絕大部分的機構投資人不採取這種方式,因此,它給了那些用這種方式的投資人一個絕佳的競爭優勢。而這個優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會消失。
二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過像查理這樣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裡,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查理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說,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自於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麼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裡了。
查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持續不斷地收集並研究關於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治、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並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做出正確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這點對巴菲特及波克夏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確的方法透過自學完全掌握,並且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這點上他和富蘭克林非常相似,類似一位18、19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近代許多第一流的專家學者能夠在自己狹小的研究領域內做到相對客觀,但一旦離開自己的領域不遠,就開始變得主觀、教條、僵化,或者乾脆就失去了自我學習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限制。查理的腦子就從來沒有任何學科的條框框框。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個角落。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只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並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確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查理在本書中詳細地闡述瞭如何才能獲得這樣的「普世智慧」。
查理這種思考方式是基於對知識的誠實。他認為,這個世界複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著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並隨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存在著思想上的盲點。我們對於自己的專業、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許能夠做到客觀,但是對於天下萬事萬物都秉持客觀的態度卻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違人之本性的。但是查理可以做到凡事客觀。在這本書裡,查理也講到了通過後天的訓練是可以培養客觀精神的。而這種思考方式的養成將使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到別人預測不到的未來,從而過著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一生中真正可以得到的遠見卓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確的決策必須侷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內。一種不能夠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怎麼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也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查理鄰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然而查理所講的「理性」卻不是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理性。查理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正是這樣的“理性”,讓查理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既使對於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為「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內把一個複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波克夏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子。記得2003年我第一次與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說:「班傑明‧格林厄姆曾經教我只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林厄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巴菲特50年來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查理對他本人和伯克希爾的影響完全無人可以取代。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於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鍾。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產品的氾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即將為人類帶來災難。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產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氾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製止,將會為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從另一方面講,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為防範類似災難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特別值得政府、金融界、企業界和學術界重視。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例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透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相對於任何來自象牙塔內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並有系統地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十多年後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而查理在本書最後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中所展現的理論框架,在未來也很可能得到人們更廣泛的理解與應用。
查理的興趣不僅限於思考,凡事也喜歡親歷親為,注重細節。他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雙體遊艇,而這艘遊艇就是他自己設計的。他還是個出色的建築師。他依照自己的喜好建造房子,從最初的圖紙設計到之後的每一個細節,他都全程參與。例如他捐款的所有建築物都是他自己親自設計的,這包括了史丹佛大學研究生院宿舍大樓、哈佛—西湖學校科學館以及亨廷頓圖書館與園林的稀有圖書研究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認識查理是在1996年,那時他72歲。到今年查理86歲,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在這十幾年裡,查理的精力完全沒有改變。他永遠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會議永遠是七點半開始。同時由於某些晚宴應酬的緣故,他的睡眠時間可能比常人少,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記憶力驚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講的比亞迪的營運數字,我都已經記憶模糊了,他還記得。86歲的他記性比我這個年輕人還好。這些都是他天生的優勢,但使他異常成功的特質卻都是他後天努力獲得的。
查理對我而言,不只是合夥人,是長輩,是老師,是朋友,是事業成功的典範,也是人生的典範。我從他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價值投資的道理,也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讓我明白,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時機固然重要,但人的內在特質更重要。
查理喜歡與人早餐約會,時間通常是七點半。記得第一次與查理吃早餐時,我準時趕到,發現查理已經坐在那裡把當天的報紙都看完了。雖然離七點半還差幾分鐘,但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讓我心裡很不好受。第二次約會時,我大約提早了一刻鐘到達,發現查理還是已經坐在那裡看報紙了。到第三次約會,我提早半小時到達,結果查理還是在那裡看報紙,彷彿他從未離開過那個座位,終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個鐘頭到達,六點半坐那裡等候,到六點四十五的時候,查理悠悠地走進來了,手裡拿著一摞報紙,頭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沒有註意到我的存在。以後我逐漸了解到,查理與人約會一定早到。到了以後也不浪費時間,會拿出準備好的報紙翻閱。自從知道查理的這個習慣後,以後我倆再約會,我都會提前到場,也拿一份報紙看,互不打擾,等七點半之後在一起吃早餐聊天。
偶然查理也會遲到。有一次我帶一位來自中國的青年創業家去見查理。查理因為從一個午餐會上趕來而遲到了半個小時。一到之後,查理先向我們兩個年輕人鄭重道歉,並詳細解釋他遲到的原因,甚至提出午餐會的代客泊車(Valet park)應如何改進才不會耽誤客人45分鐘的等候時間。那位中國青年既驚訝又感動,因為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一位地位如查理一般的長者會因遲到而向小輩反復道歉。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參加了一個外地的聚會。活動結束後,我要趕回紐約,沒想到卻在機場的候機廳遇見查理。他龐大的身體在過安檢檢測器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導致檢測器不斷鳴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檢,如此折騰半天,好不容易過了安檢,他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但查理也不著急,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書坐下來閱讀,靜等下一班飛機。那天剛好我的飛機也誤點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問查理:“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伯克希爾也有專機,你為什麼要到商用客機機場去經受這麼多的麻煩呢?”
查理答:「第一,我一個人坐專機太浪費油了。第二,我覺得坐商用飛機比較安全。」但查理想說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條:「我一輩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為擁有了錢財而失去與世界的聯繫,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單間,隔絕在佔地一層的巨型辦公室裡,見面要層層通報,過五關斬六將,誰都不能輕易接觸到。這樣就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手裡只要有一本書,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查理任何時候都隨身攜帶一本書,即使坐在經濟艙的中間座位上,他只要拿著書,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圖參加一個董事會,依舊照慣例坐經濟艙,他身邊坐著一位中國小女孩,飛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積分的功課。他對這個中國小女孩印象深刻,因為他很難想像同齡的美國女孩能有這樣的定力,在飛機的吵雜聲中專心學習。如果他搭乘私人飛機,他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雖然嚴於律己,卻非常寬厚地對待他真正關心和愛的人,他不吝金錢,總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個人的旅行,無論公務私務都搭乘經濟艙,但與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時,查理便會乘搭自己的私人飛機。他解釋說:太太一輩子為我撫育這麼多孩子,付出很多,身體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顧好她。
查理雖不是史丹佛大學畢業的,但因他太太是史丹佛校友,又是大學董事會成員,查理便向史丹佛大學捐款6000多萬美金。
查理一旦確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輩子。比如說他在哈佛—西湖學校及洛杉磯一間慈善醫院的董事會任職長達40年之久。對於他所參與的慈善機構而言,查理是非常慷慨的贊助人。而查理投入的不只是錢,他還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確保這些機構的成功運作。
查理一生研究人類失敗的原因,所以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基於此,他認為人對自己要嚴格要求,一生不斷提高修養,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生活方式對查理而言是一種道德要求。在外人看來,查理可能像個苦行僧,但在查理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夠讓人過著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這麼獨特。但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獨特的話,他們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間為伯克希爾創造出在人類投資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業績。近20年來,全世界對巴菲特、芒格研究的興趣愈發地強烈,將來可能還會愈演愈烈,中英文的書籍汗牛充棟,其中也不乏獨到的見解。說實話,由我目前的能力來評價芒格的思想其實為時過早,因為直到今天,我每次和查理談話,每次重讀他的演講,都會有新的收穫。這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對他的思想理解還是不夠。但這些年來查理對我的言教,使我有幸對查理的思想和人格有更直觀的了解,我這裡只想跟讀者分享我自己近距離的觀察和親身體會。我衷心希望讀者在仔細研讀了本書之後,能夠比我更深地領會芒格主義的精要,從而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有更大的幫助。
我知道查理本人很喜歡這本書,並認為它收集了他一生的思想精華和人生體驗。晚年的查理常常引用下面這句出自《天路歷程》中真理劍客的話來結束他的演講:「我的劍留給能夠揮舞它的人。」透過這本書的出版,我希望更多的讀者能有機會學習和了解芒格的智慧和人格,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有可能透過學習實踐成為幸運的劍客。
三
與查理交往的這些年,我常常忘記他是個美國人。他更接近我所理解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在旅美的20年間,身為一個華人,我常常自問:中國文化的靈魂和精華到底是什麼?客觀地講,作為「五四」之後成長的中國人,我們對中國的傳統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到了美國之後,我先是有幸在哥大求學期間系統地學習了對西方文明史起到塑造性作用的100多部原典著作,其中涵蓋文學、哲學、科學、宗教與藝術等各個領域,以希臘文明為起點,延伸到歐州,直至現代文明。後來又得益於哥大同時提供的一些關於儒教文化和伊斯蘭文明的課程,而對中國的儒教文化有了嶄新的了解和認識。只是當時的閱讀課本都是英文的,我古文修養不夠,很多索求原典的路途便只能由閱讀英文的翻譯來達成,這也是頗為無奈的一件事。
在整個閱讀與思考的過程中,我愈發覺得,中國文明的靈魂其實就是士大夫文化,士大夫的價值觀所體現的就是一個如何提高自我修養,實現自我超越的過程。《大學》曰: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套價值系統在儒家各派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闡述,這應該說是中國文明最核心的靈魂價值所在。士大夫文明的載具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僅幫助儒家的追隨者塑造自身的人格,而且還提供了他們發揮才能的平台,使得他們能夠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府為官,乃至到達社會的最上層,從而學有所用,實現自我價值。
而科舉制度結束後,在過去的上百年裡,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體的現實依托,變得無所適從,尤其到了今天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具有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對於自身的存在及其價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個傳統盡失的商業社會,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適用?晚明時期,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當時的商人曾經提出「商才士魂」以彰顯其理想。今天,商業市場力量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我以為這種理想更有可能成為現實了。
查理可以說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範。首先,查理在商業領域極為成功,他和巴菲特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在與查理的深度接觸中,我發現查理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個學者。他閱讀廣泛,知識淵博,真正關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養與對社會的終極關懷。與孔子一樣,查理的價值系統內滲而外,提倡透過自身的修行以達到聖人的境界,從而幫助他人。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查理對自身要求很嚴格。他雖然十分富有,但他過的卻是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現在居住的房子還是幾十年前買的一套普通房子,外出旅行時永遠只坐經濟艙,而約會總是早到45分鐘,還會為了偶爾的遲到而專門致歉。在取得事業與財富的巨大成功後,查理致力於慈善事業,造福天下人。
查理是一個完全憑藉智慧取得成功的人,這對中國的讀書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例子。他的成功完全靠投資,而投資的成功又完全靠自我修養和學習,這與我們在當今社會上所看到的權錢交易、潛規則毫無關係。作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他用最乾淨的方法,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並取得了這個商業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的今天,滿懷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是否也可以透過學習與自身修養的提升來取得世俗社會的成功並實現自身的價值理想呢?
我衷心地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對查理感興趣,對這本書感興趣。查理很欣賞孔子,尤其是孔子授業解惑的為師精神。查理本人很樂於也很善於教導別人,詬人不倦。這本書匯集了查理的一生所學與智慧,並將之毫無保留地與大家分享。查理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對中國的文化也很欣賞。近幾十年來儒教文明在亞洲所取得的巨大的商業成就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文明的復興更具信心。在「五四」近百年之後,今天的我們或許不必再糾纏於「中學」「西學」的「體用」之爭,只需要一方面坦然地學習和接受全世界所有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心平氣和地將吾心歸屬於中國人數千年來共敬共守、以之安身立命的道德價值體系之內。
我有時會想,若孔子重生在今日的美國,查理大概會是最好的化身。若孔子回到2000年後今天的商業中國,他倡導的大概會是:正心,修身,齊家,致富,助天下吧!(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