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美國國會兩黨的對華共識正在減弱？
導語：
自今年11月中美成功實現元首會晤以來，拜登政府對於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方向越來越趨於溫和。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對此接受度也不斷提高。然而，這與共和黨的對華態度大相逕庭，兩黨對華共識正走向破裂。本文認為，與共和黨人對中國的「全方位」排斥不同，民主黨人認為美國應保持與中國的夥伴關係，支持兩國開展民間交往，反對過度強調「中國威脅論」。此外，作者引用了幾位學者的觀點，指出民主黨對華基調的轉變將影響未來國會的運作。「兩黨共識」破裂後，對華溫和派將不得不與強硬派相抗衡，這將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本文摘編自《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分析文章，原標題為《共識不再？拜登之後，民主黨在對華政策上開始與共和黨分裂》（Consensus no more? Following Biden, Democrats start to split from Republicans on China policy），作者為《南華早報》駐華盛頓記者韓博晨（Bochen Han）。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兩黨共識」曾是談到美中關係時國會的口頭禪，但隨著2024年大選競爭的激化，黨派間的分歧正變得越來越大。上個月，中美元首在加州舉行會晤之前，馬裡蘭州民主黨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克里斯·範·霍倫（Chris Van Hollen）表示，「那些說我們不應該與中國對話、不應該前往中國的人，其實是誤入了歧途。」這次會議是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的。會後，十多位民主黨議員發表聲明，一致表示了對拜登敢於與中國接觸的讚賞。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民主黨資深議員（編者註：中文一般將Ranking Member譯作“資深議員”，其實是該機構的少數黨領袖）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和印太小組委員會民主黨資深議員貝拉（Ami Bera）表示，「拜登總統同時結合了中美間的激烈競爭與必要合作，他的決策不僅是審慎的，也為美國人民帶來了好處。」在年初，米克斯曾寫道，雖然兩黨存在「一致認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核心地緣政治挑戰」的共識，但美國「不能將鷹派視為戰略，也不能將虛張聲勢視為力量」。
儘管如此，拜登政府在回歸高層外交的同時，仍持續執行先進技術出口管制和川普時代實施的對華關稅政策。“降低風險，而非脫鉤”，已經成為拜登政府處理與中國政府關係的基本方向，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越來越認同這一立場。不過，一些分析家認為，拜登此舉可能會讓國會內部產生不同的對華觀點，為制定新的對華政策開闢空間。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東亞計畫代理主任傑克·沃納（Jake Werner）評論道，「外交的轉折創造了一個機會，這將把兩國關係推向一個新的方向，並讓我們逐漸遠離衝突。 」該研究所認為，美國應採取更為克制的外交政策。
然而，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基調卻大相逕庭。由於高層共和黨議員繼續抨擊拜登的對華接觸政策，並力挺制定強硬對華法案（包括廢除中國的優惠貿易地位，儘管目前國會尚未對此進行表決），維持中美接觸的動力是否能夠持續也是值得懷疑的問題。中美兩國每年超過7,500億美元的貿易額和過去20年增長了10倍以上的美國直接投資仍面臨風險。
愛達荷州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共和黨成員詹姆斯·瑞什（James Risch）針對中美元首會晤發表評論稱，「總統再次損害了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並壓縮了在中國問題上兩黨合作的空間」類似地，眾議院所謂「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們選擇了暫時停止兩黨合作，儘管該委員會主席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自委員會成立以來，就一直在強調合作的重要性。直到中美元首會晤之前，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還在將拜登的努力稱為“殭屍接觸”，並要求拜登向中方提出一系列要求。會晤舉行之後，加拉格爾直接公開否認了兩黨在氣候變遷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
然而，該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拉賈·克里希那莫爾蒂（Raja Krishnamoorthi）則稱，與中國的對話彌足珍貴，並表示會議達成的協議（包括恢復軍方會談以及一系列經濟承諾）是令人鼓舞的進展。事實上，不少民主黨成員通常對華態度較為溫和，且其立場具有較輕的意識色彩。例如，來自新澤西州的代表安迪·金（Andy Kim）就主張對華採取多維度的策略，超越純粹的國家安全關切，並強調美國在對華問題上的“內省”方法，包括修復美國的民主。
另一些民主黨成員，如加州的羅·卡納（Ro Khanna），與拜登政府也保持一致。他將振興美國的工業視為關鍵措施，並在今年7月宣稱，「我們需要在自由市場體系和對關鍵產業的戰略投資之間取得平衡，以保持我們在21 世紀的領先地位。」華盛頓州的民主黨議員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也認為，“當其他成員開始談論'中國是敵人'，或'中國是威脅'時，我就深感擔憂，對抗論不是世界未來的運行趨勢。”
雖然共和黨人並不反對在經濟上與中國競爭，但他們在刺激國內戰略產業的立場卻不那麼積極。其中大多數，包括在專責委員會上的所有共和黨成員，都對民主黨推動的《2022 年晶片與科學法案》投了反對票。該法案鼓勵美國國內生產先進半導體，這是拜登政府應對中國發展的關鍵策略之一。在大部分時間裡，克里希那莫爾蒂一直試圖維持兩黨團結一致，但現在對於由他推進的工作，共和黨人卻越來越多表現出了避之不及的態度。
上個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演講中，克里希那莫爾蒂強調必須修復美國「殘缺不全」的移民制度，樹立起與中國競爭的支柱。他指出，「除非有更多世界上最優秀、聰明、勤奮的人來到這個國家並留在這裡，否則我們無法與中國競爭。」克里希納莫爾蒂也強調了打擊仇亞情緒的重要性，這情緒往往是由反華輿論引起的。他也倡導建立中美民間關係，包括恢復在2020年被前總統川普終止的富布賴特計畫（編者註：在該計畫的支持下，中美兩國交換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員、專業人員和學生進行學習、研究和教學）。
國會中的其他民主黨人雖然曾大多對中國持反對態度，但他們最近也變得溫和起來。事實上，民主黨人願意通過的對華強硬法案，主要是那些既符合其所謂的“人權標準”，又能夠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等優先事項的法案；而共和黨人則更注重動員整個社會去排斥中國。這包括壓制開辦孔子學院、緊縮給予中國留學生發放簽證、限制中國企業購買美國土地以及禁止Tik Tok的使用，因為他認為這些問題會給美國帶來所謂的「安全風險」。
喬治城大學教授、前白宮亞洲問題顧問艾文‧梅迪羅斯（Evan Medeiros）表示，兩黨之間的任何趨同或分歧可能是出於與中國競爭的需要，也可能是出於對國內黨派議程的落實。他曾表示，「許多議員在中國問題上的政策選擇不僅是出於戰略考慮，而且越來越多是為了獲得政治優勢並推動實施其所在黨派的優先事項。」昆西研究所的沃納也指出，共和黨的高層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失去了權力，而暗藏黨派偏見的政策評價往往是一刀切的，因為它會將對方所做的一切視為錯誤。
然而，即使在2024 年大選之前，這些基調的轉變也可能影響國會的工作。畢竟自2018 年以來，有關中國的法案和決議數量急劇增加，兩黨在此期間都通過了相關立法。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美國國內政策項目主任克里斯托弗·奇維斯（Christopher Chivvis）指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在10月份訪問中國是其對華態度變化的重要跡象，至少對民主黨來說是這樣。他表示，這確實表明，民主黨人願意將討論的基調引向一個與過去五年不同的方向。畢竟，這是自2019年以來國會首次組團訪問中國大陸。
不過，奇維斯也表示，現在分析這種轉變的程度及其可能導致的結果或許還為時過早。此外，黨內的一些分歧可能也會對此產生影響。體現共和黨內部的分裂的一大事件之一是，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帕特里克·麥克亨利（Patrick McHenry）的推動下，國會在新通過的年度國防法案中取消了中國技術企業對美國進行投資的嚴格控制。奇維斯最後指出，目前而言，國會中的對華溫和派仍必須與強硬派競爭。“在某些問題上，甚至在看似已達成共識的問題上，議員們也要進行大量的談判。儘管溫和派總是處於被動地位，但歸根到底是為了避免通過更強硬的立法。”(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