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普·辛格(Daleep Singh)是拜登政府全球經濟戰略的「架構師」之一,他曾在2021年2月至2022年4月期間擔任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後來去了私部門工作,在PGIM Fixed Income擔任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現在,辛格即將重返白宮,再次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一職,PGIM上週四(2月15日)證實了他即將離職的消息。
在白宮工作期間,辛格密切參與了2022年俄烏衝突因應方案,協助美國政府設計了由七國集團(G7)實施的對俄石油限價措施。辛格還擁有私人市場工作背景。
辛格最近以PGIM經濟學家的身份接受了《巴倫周刊》的專訪,談到了地緣政治和市場等話題。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內容。
《巴倫周刊》:你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了什麼?
達利普·辛格:我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參加工作的,見證了後冷戰時代單極地緣政治秩序逐漸讓位於全球經濟“大緩和時期”(Great Moderation),後來又見證了“大緩和時期」的終結。
透過這些經歷,我獲得了幾點重要認識。第一,「大緩和時期」是一個非常態,當下我們看到的波動、不確定性、甚至恐慌才是常態。
第二,私部門無法帶頭解決最大的社會問題。2020年3月,我負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金融市場部的工作,當時全球範圍內出現了一場美國國債拋售潮,如果我們沒有採取金融史上規模最大的政府乾預措施來支持市場,全球經濟就會陷入混亂。
透過那次經歷,我體認到市場其實是人類情感的集合,必然會在貪婪和恐懼之間循環往復,如果不加干預,市場就會失靈。但政策也有失靈的可能,我也看過這種情況。
《巴倫周刊》:當前地緣政治情勢對金融市場意味著什麼?
達利普辛格:我們可以討論的至少有五大力量:大國衝突加劇;前所未見的政治兩極化;從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過渡,這一過程非常崎嶇但很有必要;供應鏈重塑;技術從單一市場向跨國界擴散的遷移。所有這些力量都將為美國等地帶來一個高通膨和高成長的環境,但同時波動性、風險溢酬和利率也會上升。
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個新時代和1990年冷戰結束前的漫長歷史中我們所經歷過的時代相似。
《巴倫周刊》:在目前這個財政支出受限的環境裡,你對美國公債市場有什麼看法?
達利普辛格:我們的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可能需要更多的財務支出。「債務水準是否會因此變得不可持續」或「國債風險溢價是否會因此變得更高」是目前困擾市場的問題。
有關債務水準可持續性的計算結果是正面的,但目前的收益率水準意味著聯邦政府的利息成本將上升。
美國國債買家需要更高的收益率作為補償,因為投資債券的不確定性更大。這些買家不知道國會是否、以及何時實施財政約束,他們不知道經濟成長是否會跟上利率上升的步伐,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會有其他買家出現,以及他們需要獲得多少補償才能吸收創紀錄的國債供應量。
所有這些不確定性都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就是更高的期限溢價(term premium)。這就是我們目前在市場上看到的情況。
《巴倫周刊》:聯準會和其他央行是否有能力應對你所說的全球變化?
達利普辛格:現在難度大得多。在“大緩和時期”,央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對宏觀經濟做預測時,總需求是實變數。現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在不斷變化,這意味著需求和供給都在變化,我們沒有很好的模型來考慮所有這些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也是自新冠疫情以來人們在做預測時犯了很多錯誤的原因。
《巴倫周刊》:雖然西方國家實施了石油限價措施,但俄羅斯的石油出口量並沒有下降,這對政策意味著什麼?
達利普·辛格:相當一部分化石能源正面臨被「武器化」的風險,自2022年以來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但俄羅斯不會是唯一一個將石油「武器化」的國家。清潔能源方面,處於關鍵生產階段的市場力量集中度甚至高於化石燃料。
設定價格上限是石油消費國嘗試重獲議價能力的例子。你說得對,俄羅斯找到了繞過這項限制措施的辦法,七國集團將不得不繼續尋找玩「貓捉老鼠遊戲」的方法,這是這類機制發揮作用的唯一途徑,但我不認為它們會消失,我想我們將來會看到更多這樣的努力。
《巴倫周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