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

自20世紀前期及中葉以來，在西方先發國家壓力下，不少非西方國家如蘇聯、中國、古巴、朝鮮，以及印度、埃及、伊拉克等國為了盡快擺脫貧窮，實施追趕戰略，而不得不實行一種名為「社會主義」、實則可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變種，這種經濟體係對於快速資本累積以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並非沒有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能會產生極為顯著的效果— 如在1920-1930年代的蘇聯。但總的說來，其效率與更「正宗」的歐美式資本主義有明顯差距。不妨這樣描述：它是這種經濟制度，在其中，大多數生產資料為國家— 既作為管理者也作為經營者的國家— 所擁有，但個人除了合法擁有私人財產，還擁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分配、生產調節和產品銷售主要透過國家來進行，但並非絕對排斥市場的角色（如在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有地下自由市場即著名的「黑市」；再如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中國農民仍擁有少量“自留地”，所生產的農副產品除了自家消費，還可拿到自由市場上交易）；由此產生的剩餘價值轉化為由國家掌握的資本，而這種國家資本又被用於擴大再生產— 以國營企業為絕對主體的再生產— 以獲取更多利潤。也可以說，這種制度名為“社會主義”，實為由國家政權以強力手段進行規模性資本積累以實現工業化、國家政權對企業生產乃至整體性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直接控制和計劃性管理、國營企業佔絕對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

作為對多種資本主義形態之一種的一種描述，國家資本主義概念去除了冷戰式意識形態的色彩，相對而言較為符合事實。使用這個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釋1992年以前印度和民國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在這兩個例子中，現代國營資本主義企業在國民經濟中都佔有很大的比例，故都可視之國家資本主義；國有企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即與國家資本主義共生共存的自由資本主義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國家資本主義概念還有一個附帶結果，即，把有名無實的「社會主義」擱置起來了。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北歐諸國社會經濟制度最接近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建基在高度發展資本主義上的社會主義。前蘇聯、印度、國民時期的中國、改開以前的中國都因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太低，絕不可能實行北歐式的社會主義。北歐諸國是在工業化的現代工業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以後，才實行一種近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所界定的社會主義。另一些歐洲大國如法國、德國等實行的經濟社會制度雖然不如北歐諸國，但也比較接近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實踐表明，國家資本主義在不只一個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初期是相當有效的。在一段時間內，使用強而有力的國家手段能迅速且大規模累積資本，故而這種資本主義很適合後發國家的追趕戰略，使之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初步實現工業化。這裡，蘇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因為過多、過度使用強製手段，這種模式不可能沒有後遺症。 [1] 在快速工業化的五年計畫期間，半數以上的蘇聯農戶在五個月內被併入國營農場，很多富農被殺，局部地方甚至出現了飢餒，遑論國家意志的強力表達所造成的社會心理嚴重失衡、人性的嚴重扭曲：在史達林肅反運動中，初期共產黨中央委員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被謀殺；5名紅軍元帥中的3人、4名上將中的3人、全部中將12人均被處死；總共可能有超過700-1000萬蘇聯人被屠殺。 [2] 但，蘇聯式國家資本主義終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如迅速實現工農業現代化、在二戰中打敗納粹入侵（事實上蘇聯是打敗納粹德國的主力軍，其貢獻明顯超過英美）、迅速普及全民教育、建立起了全民健保制度等。然而，工業化一旦大體完成，蘇聯體制的長處就不再明顯，而短板暴露無遺。問題的要害在於：國家計畫或高度控制、頻繁幹預的做法在短時間內固然有助於迅速積累資本，迅速推進工業化，卻不能持久而充分地調動企業和個人的能動性，故而越到後來，其效率就越不如自由資本主義。及至1990年代，先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蘇聯和印度都放棄了既有製度。中國更是早在1970年代末期便開始放棄已證明失敗了的實驗，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如果一定要給西歐式資本主義作一個較狹義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界定，不妨把它視為這麼一種制度：其中，絕大部分生產資料為私人所有，借助已有資本（含金融、生產設備和廠房、甚至基礎設施和銷售網絡等形式的資本）以僱傭勞動從事生產，創造利潤；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自由市場上流通；投資乃至所有與生產、銷售相關的決定由私人公司做出，產品生產和銷售由私人公司控制；最重要的是，眾多私人公司之間互相競爭，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力藉以得到提升。在當今中國和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派」看來，這才是正宗、純粹的資本主義。但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而且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資本主義概念。在現實中，國家從未停止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在不少情況下，國家甚至還是佔有不小比重的經營主體）。歷史上西歐一些國家的重商主義做法只是一些突出例子罷了。 18世紀，法國和英國等國資本主義發展迅猛，但恰好在此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出於一國私利，普遍實行國家管制農業、商業和製造業等的政策；同時實行對外貿易壟斷，透過高關稅率和其他貿易限制來保護中國市場；甚至利用宗主國地位迫使殖民地為其製造業提供原料和市場。 [3] 事實上，歷史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僅很不自由，而且很不道德。

如所周知，通常被視為最「正宗」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在工業革命初期為了給自己的工業所生產棉布爭奪市場，毫不猶豫地用國家手段禁止價廉物美的印度手工棉布出口到英國和其他歐洲市場，卻讓本國紡織品暢通無阻地進入印度。這不啻是摧毀了印度手工業工人的生計，扼殺了印度的傳統紡織業。這只是發生在工業革命初期的著名例子。其實直到最近，只要覺得有必要，歐洲各國和美國都會毫不遲疑地搞貿易保護主義。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川普發動的瘋狂貿易戰只是最新最近的一個例子。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在自由形態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按理說應該能夠跨國自由流動，可是遍觀當今歐美各國，有哪怕一國真正實行了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政策？

但如果採用「基於贏利動機的經濟制度」這一寬泛的定義，那麼從人類文明誕生起，或者說，從有了基於贏利動機的貿易活動起，資本主義便誕生了。此即商業資本主義。因歷史條件的限制，這種資本主義參與和促進工業生產的程度遠不如現代資本主義那麼高，尤其不如工業革命後與大工業生產捆綁在一起的工業資本主義那麼高，但從本質上看，商業資本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沒有區別，在各大文明的歷史中也從未缺席。事實上，在上古時代，原始部落之間就已在進行貿易了，儘管這種貿易通常是以物易物，基本上只是一種基於需要而非贏利的物質交換活動。自文明誕生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文明的基礎是農業。正是農業，使人類第一次掌握了超越生存需求的大量剩餘物質。這使得私有製成為可能。有剩餘物質，就會有剩餘價值。在私有條件下，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基於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剩餘價值— 絕對總量或人均意義上的剩餘價值— 也越來越多。正是剩餘價值的創造和累積使基於贏利動機的商業成為可能。反過來看，商業贏利活動又會進一步促進剩餘價值的創造與累積。二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除非使用資本將天然產物或製造品從豐富的地方運往缺乏的地方，否則除了當是消費所必需的以外，就不會生產更多；商人的資本使一個地方的剩餘產品交換另一個地方的剩餘產品，從而鼓勵了產業的發展，並增加了兩地的享用。資本主義為何具有「進步」意義。但要注意的是，總體而言，古代世界剩餘價值積累和轉移規模越到後來越大；儘管這種積累和轉移在許多情況下是透過政治和軍事手段來實現的，但商業無疑起到了促進乃至加速轉移的作用。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上，即使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富有的國家，也是由最初的商業之國發展而來的。17世紀的荷蘭人和18世紀的英國人都是重要的產品中轉商人，他們的港口也成為商業中心。發展。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以及歐洲古希臘羅馬時代，貨幣經濟已頗具規模，也就是說，商業資本主義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用古代標準看尤其如此。春秋後期，衛國的子貢、楚國的範蠡都是富至「巨萬」的著名商人。值得注意的是，此兩人都寧可經商而不願做官，當時中國商業風氣之濃可見一斑。 [6] 在戰國晚期，大商人呂不韋同樣富可敵國，其商業網絡遍及大半個中國，生意從現河北做到了川西平原。純粹從距離上看，呂不韋貿易活動的覆蓋範圍之廣，堪稱世界體系論者所謂「長程貿易」。 [7] 不僅如此，呂不韋還成功地將手中掌握的巨量財富兌換成政治權力，在秦國政壇上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雖最終死於秦始皇之手）。正是他積極推動秦王嬴政翦滅東方六國，最終實現了華夏統一的偉業。

在當時西方也能看到類似情形。公元前5世紀，雅典大奴隸主、大商人尼西阿斯在其經營的銀礦中使用奴隸多達千人。他掌握的財富之多，聲譽之高，使其不只一次出任「將軍」（雅典城邦的最高官職，與其他九名「將軍」一同握有軍政大權），成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關鍵人物，在政壇上發揮了「書寫歷史」的作用。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和帝制時代早期，或者說在公元紀年開始前後的一百多年裡，資本（包括商業資本和實物資本）已達到了可謂“極大豐富”的程度，“前三頭”之一的克拉蘇富甲一方，毫無羞恥感地用財富兌換權力，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凱撒、龐培一道，成為「前三頭」即繞過法律左右羅馬政壇的三個大人物。只因當時羅馬人口、經濟和市場規模太小，[i] 技術水平太低，而未能達到將資本大量投入工業生產的程度，或者說只有極少資本被用於工業生產領域。這正是古羅馬與現代經濟的根本差異。 [8]有證據表明，「羅馬仿效東方和埃及，出現合夥企業和股份公司、航運保險、信用訂購、票據，可能還出現了某種匯票（permutatio）」。雖然不能說此時羅馬已有為工商業進行融資的現代式銀行，但銀行誕生了無疑。它們通常進行存款和貨幣兌換活動，也充當珠寶商，也可能從事「經常項目」(表示商品的進出口額及股息和利息收支)業務。 [9]

及至中世紀末期、近代初期，在各大歷史-經濟體係或者說文明中，商業資本主義不說已經發展到近乎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水平，但的確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法國歷史學家、年鑑學派的代表費爾南·布羅代爾雖然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或工業資本主義誕生在西方，但也不得不承認，在近代初期，「複式簿記、匯票、銀行、交易所、市場、背書、貼現」等「資本主義運用的理性手段……在西方世界之外，在西方奉若神明的理性之外也完全可以找到」。 [10] 暫且不論現代資本主義甚至工業資本主義到底有什麼區別性特徵，這種形態的資本主義的因素在18世紀以前的非西方社會無疑是普遍存在的。

無論採用18世紀以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標準，或是採用廣義資本主義的一般標準，都不難發現，中世紀中東經濟、城市乃至早期資本主義不僅不比西歐差，反而更強。早在11-12世紀的法蒂瑪王朝時期，開羅城的佔地面積便已達160公頃；城裡街道猶如棋盤，有兩萬多個商店、宏大的廣場、巍峨的清真寺和皇宮；[11 ] 據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326年的記載，14世紀時，開羅佔地450公頃，「物產豐繞，商旅輔輳，房舍櫛比，而且極為富麗」；此時開羅之大，僅次於北京— 「它如此之大，以至於騎馬走一圈得花12個小時。」[12] 晚至近代初期，開羅、伊斯坦堡的城市規模比同時期巴黎、倫敦大一倍以上；其商業和手工業規模也應相對地比巴黎、倫敦大一倍以上。 [13] 甚至晚至公元1800年，中東仍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這時居住在10,000人以上城鎮中的埃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0%，土耳其為20%，突尼斯為15。而同時，歐美都市化程度整體低於中東：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鎮中的英格蘭人口占總人口聽25%，法國為10%，美國則在5%以下。 [14] 中東繁榮的經濟和城市使西歐尤其是義大利北部城市國家的發展獲益不淺。有證據表明，不僅是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到東方做生意，早在16世紀，便有東方商人來到威尼斯、安科納和佩薩羅經商；17世紀時，阿拉伯商人更是深入到萊比錫和阿姆斯特丹這些非地中海沿海城市。 [15] 毫無疑問，歐洲與中東之間的商業活動帶動了威尼斯、南意大利、弗蘭德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幾個地區又鏈鎖反應般帶動了整個西歐的經濟，使其整體性走出停滯或“黑暗”，[16] 最終開出現代資本主義。

從中國方面看，明清時代便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規模相當大的貨幣流動和工場化工業生產。與18世紀在西歐肇始的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相比，這種資本主義規模相對較小，姑且稱之為工場資本主義，或者說一種準現代資本主義。這其實就是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中國學界熱烈討論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根據有關歷史資料，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經濟發展已使江南地區的商品生產與交換獲得較大規模。貨幣流轉和市場需求使一部分人累積了較多資本，得以僱用較多工人從事手工業商品的生產。於是在一些手工業部門和個別農業部門，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即工場資本主義。在當時情況下，工場資本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從小商品生產者分化出來的類似工業資本主義中的生產者和僱傭工人，另一種是商人利用手中商業資本直接控制生產，形成類似工業資本主義的、有較大規模的產業資本。 [17] 從本質上看，明清江南工場資本主義與18世紀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區別，儘管前者規模相對較小，自我維繫和自我擴張能力相對較差。

明中期以後，由於江南小商品生產者分化加劇，一部分人越來越窮，形成了一個僱傭勞動者階層(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專業化的僱傭勞動力市場)。從棉紡織業來看，這些人就是所謂「機工」或「機匠」。恰成對照的是，一部分小商品生產者生意越做越大，越來越富，在紡織業中即所謂「機戶」。 [18] 儘管小商品生產者中出現了這種資本主義分化，但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手工業者和手工業作坊畢竟不多，更常見的還是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在商品生產流通已具一定規模的情況下，商業資本開始發揮作用了。掌握了一定資本的商人包買紗布，掌握產品銷售，成為家庭手工業者與原料及成品市場之間的中間人。商人不僅向家庭手工業者供給棉花和棉紗，而且包銷從他們手中收購的製成品— 棉布。商人不僅充當小生產者與市場的中間人，也一定程度地介入生產，控制小生產者。 [19] 在這種情況下，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界線已非常模糊，像從前論者那樣對這兩種資本進行區分已無必要。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矛盾日漸明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中國舊式金融業應運而生。鴉片戰爭前後，主要有三種跨區域金融機構：帳局、票號、錢莊。帳局約產生於雍正、乾隆年代之交，主要分佈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和太原等地；票號經營者多為山西商人，主要經營範圍在北方，但在南方也有業務；錢莊以上海為中心，主要分佈在長江流域。這三種機構背後的金融資本都屬於貨幣借貸的生息資本，多為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一種轉化形式，故而與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關係密切。這種資本不僅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也經營兌換、匯兌業務，因而促進了商品流通，使商業資本更有效參與經濟活動。 [20] 儘管這種資本的放款對像多為商人和官僚，直接貸款給生產領域較為少見，但其與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資本沒有本質區別，或者說只在經營規模和效率上有區別。

從印度方面來看，早在16世紀，就已經出現了相當活躍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雖還沒能達到現代貨幣經濟的效率和規模，卻可以視為較發達的商業資本主義。根據有關研究，印度各地都有被稱為「薩拉夫」的貨幣兌換人。他們多屬於婆羅門富商階級。作為商人，他們像歐洲“銀行家”一樣發放“風險貸款”，經營運輸，甚至從事製造業。 17、18世紀之交，艾哈邁巴德出口的大批印度紡織品便是「薩拉夫」們製造的。他們的貨幣兌換系統與西方的貨幣兌換系統不同，並不依賴交易會或交易所之類的公共機構，而依賴於一種存在於商埠與商埠、兌換人與兌換人之間依靠信用的純粹私人性聯繫。儘管如此，他們用與西方人相似的方法從事匯票、貨幣兌換、現金支付、信貸和海事保險業務等金融業務。這種金融體系效率非常高，英國公司的掮客們在印度洋貿易中便不斷利用他們的信貸。此外，「薩拉夫」還充當經紀人。歐洲人在印度經商，必由他們從中撮合。一位來印度經商的法國寶石商人談到，在印度，人們外出旅行十分方便，幾乎不必攜帶現金，需要時就地借用即可；如在戈爾孔達借款，約定在蘇拉特償還，到蘇拉特後又再度借款，把債務轉到另一個商埠，依次類推。有些「薩拉夫」成為巨富。大約在1663年，蘇拉特的維吉·伏拉擁有800萬盧比；一個世紀以後，穆斯林商人阿布杜爾·嘉夫爾擁有同樣規模的資本，有噸位300至800噸的船隻20艘，據說僅他一人的營業額便可與英國人的印度公司匹敵。 [21]

註解

[1] 此處可參阮煒《文明研究》系列之《文明的表現修訂版》第十章「幸運而大起大落的俄羅斯」第五節的相關討論。

[2]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499-500頁、第504頁。

[3] 參《重商主義》詞條，《百度百科》，下載時間2020年4月26日。

[4] 亞當‧斯密，《國富論》（唐日松等譯文），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第170。

[5] 菲迪南‧羅特，《古代世界的終點》（王春俠、曹明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82頁。

[6] 汪昌海、李桂娥編著，《華夏貨殖五千年》，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12頁。

[7] 同揭，《華夏貨殖五千年》，第12-13頁。

[8] 同揭，第68-69頁。

[9] 同揭，第84頁。

[10] 布羅代爾語，轉引自安·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91-292頁。

[11] 車效梅，《中東中世紀城市的產生、發展與嬗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

[12] 同揭，第39頁。

[13] 同揭，第41-62頁、第72-75頁、第124-132頁、第139頁。

[14] 同揭，第128頁。

[15] 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三卷本，顧良、施康強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卷二，第112 、113頁。

[16] 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第58-67頁。

[17] 汪昌海、李桂娥編著，《華夏貨殖五千年》，第117-118頁。

[18] 本段討論資料來源為汪昌海、李桂娥編著，《華夏貨殖五千年》，第118頁。

[19] 同揭，第119頁。

[20] 本段討論資料來自汪昌海、李桂娥編著，《華夏貨殖五千年》，第122-123頁。

[21] 此段討論參考了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112-114頁。

[i] 根據羅特《古代世界的終結》一書，羅馬作為當時西亞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即便在其鼎盛期，其人口也遠遠沒有超過50萬，甚至可能低至25萬左右。作者所給出的一個理由是，亞歷山大里亞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著“世界上最繁華商業中心”的“霸主地位”，但在這種城市繁榮背後，有著整個埃及高達750萬的人口和雄厚的農業經濟。然而，根據16至17世紀時學者的估算，羅馬人口有100萬、200萬，甚至1400萬不等！這未免太離譜了。如此看來，德國學者德爾布呂克對羅馬帝國人口的估計— 即6,000萬至6,500萬人— 可能也得打折扣。參羅特，《古代世界的終結》，第70-78頁。

(文明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