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近日，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在第四期未來論壇上以“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為題作主旨演講，深刻闡述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以及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有效方法。

鄭永年教授指出，一方面我們要避免將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庸俗化，另一方面，不能只把“高精尖”的“顛覆性技術”視作新質生產力的唯一答案。他還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憑藉產業鏈、供應鏈、基礎科研優勢，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大有可為，需要大灣區11座城市避免“內卷”式競爭，以金融合作為抓手推進區域一體化處理程序。

“如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下的‘化學反應’，建構一個高效的創新體系，這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以下文字內容根據鄭永年教授發言整理而成：

鄭永年：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圍繞“新質生產力”和“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這個話題展開一些討論。

我們提出“中等技術陷阱”這個概念之後也有人質疑——當然，學術界提出一個新概念肯定會有很多人質疑。

於是，我就去看了一下國際社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剛好看到前幾天歐盟幾個智庫聯合發表了一篇報告，談的就是“歐洲如何逃避中等技術陷阱”，這是讓我們非常鼓舞的。

《歐盟創新政策 - 如何擺脫中間技術陷阱》報告指出，歐洲在過去二十年中都處於“中等技術陷阱”的困境，尤其在軟體開發領域，美國公司佔全球軟體開發總量的 75%，而歐盟僅為 6%（低於中國）。

我們也感到驚訝。在我們看來，歐洲已經跨越了中等技術陷阱，但是他們用“逃避”（Escape）這個詞，表明歐洲人認為他們已經陷入了中等技術陷阱。

我粗看了一下報告，覺得比起美國來，歐洲確實現在處於“中等技術陷阱”。他們也感覺到，美國發展得太快，後面也有追兵，比如中國發展得很快，他們於是也有了危機感。

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技術水平還是要有信心。今天，我從“新質生產力”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關係出發來講一講，就是希望我們一方面要有點壓力，另一方面又要有點憧憬。

總書記提出新質生產力以後，大家討論得很多，這是好現象。但是，我所見到的每個人都對“新質生產力”有不同的解讀——前幾天一位資深記者打電話問我：社會上有那麼多關於新質生產力的說法，它到底是什麼？如何從學術角度來闡述？

我的回答是：現在，“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一個戰略性的概念。

我認為，要把“新質生產力”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裡看。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五位一體”的佈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我一輩子都在研究現代化，可以說，這個目標是最全方位、最立體，也是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這句話表明從今以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擺在了中國執政黨的最高議事日程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高品質發展是硬道理”“先立後破”等一系列舉措。

也就是說，只有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品質發展；通過高品質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新質生產力”提出以後，社會上有各種解讀，我看到最極端的有兩個：第一種是說“摜蛋也是新質生產力”——有人長篇大論摜蛋給人們帶來了多少幸福感。這是一個極端；

第二種是說，一定要實現“顛覆性技術”才叫新質生產力。這也是一個極端。

這些說法說錯也不錯，說它對也不對。如果摜蛋也是新質生產力，那什麼都是新質生產力。而“顛覆性技術”則是少而又少——如果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算，到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過去250多年恐怕只出現了三次顛覆性技術。如果要等到顛覆性技術的出現，那得猴年馬月？

所以談新質生產力，大家既不要太親民，也不要太高大上。

從世界經濟史來看，無論是歐美的發展還是亞洲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展，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社會，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實現了“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

尤其是對於大的經濟體來說，沒有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個經濟體很難成為發達經濟體，大部分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提出“中等技術陷阱”這個概念，也就是在思考，為什麼有些國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經濟體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實踐看，技術進步是最為關鍵的要素。

對於產業升級，我們要有正確、科學的理解。一般人對產業升級的理解是：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這就是產業升級，像亞洲“四小龍”就確實是這樣。

但是別忘了，一直生產鞋帽，生產附加值也可以一直增加。我今天生產這件衣服賣50塊錢，明天賣500塊錢，後天賣5000塊錢，這也是產業升級。同一個產業的升級非常重要，德國、歐洲國家就是這樣——我們的一件衣服可能只賣50塊錢，人家一件衣服可以賣5000塊錢。

能增加單位產品附加值的經濟活動，都可以把它稱為新質生產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前正在進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網際網路與人工智慧正成為核心驅動力。未來的現代化如果離開了網際網路、離開了人工智慧，這就不能叫現代化。

總書記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講話就強調，“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網際網路這一關必須要過。”我想同樣的，中國式現代化一定要過人工智慧這一關。

我們看到，現在世界上的“現代化”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不僅體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反映在國內不同區域間的競爭。

首先，我們看一看國際層面的現代化競爭。

我們一般認為，美國與歐洲被視為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典範，現代化的目標就是變成美國歐洲那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美國和歐洲正主動踏入一個新的“再現代化”周期，尤其自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革命”導致“去工業化”後，美國及英國引領的這一趨勢，使得曾經先進的基礎設施顯得愈發陳舊。

我1990年赴美留學，當時美國的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都很好，而當時中國還很落後；如今再去，“去工業化”後的美國什麼都落後，尤其是基礎設施落後。

拜登政府推動的“再工業化”戰略，實質上就是一種“再現代化”。此外，印度、越南等開發中國家也在爭取實現現代化，世界進入了新一波的現代化競爭。

圍繞著網際網路與人工智慧，現在各個國家發展出了不同的模式。我把他們大致歸納為以下四類：

一、美國模式。美國是以發展為絕對導向的經濟體，我將其形容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特點是資本完全坐大，政府監管缺失甚至沒有監管。

美國雖在網際網路與人工智慧領域保持領先地位，但在聯邦層面對人工智慧的監管近乎空白，僅有的幾項總統行政命令也面臨挑戰，甚至有聲音呼籲為應對與中國競爭而廢除這些監管嘗試。這顯示出美國完全的發展導向。

二、歐洲模式。歐洲傾向於規則引導。由於在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領域的相對滯後，歐洲的發展模式是防守性的（defensive），是想把市場轉化為規則。

我們很多人都非常羨慕歐盟模式，但實際上歐盟繁複的合規框架和嚴格的規定反而限制了自身競爭力。大家去看，現在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的競爭，都是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歐洲公司沒有份。

就像“工業4.0”概念雖然源自德國，但除了一小部分傳統產業在進步之外，德國沒有產生新產業。歐洲作為歷史上的創新高地，當前卻過度強調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議題，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什麼叫先進的規則？

若規則限制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不能稱其為先進的規則，所以我覺得歐盟模式不能學。

三、亞洲模式。研究新加坡與越南在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領域的做法，我將其稱為“全面開放、有效管理”模式。在這兩個國家，所有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皆與西方世界保持同步，均可無障礙訪問，但同時，它們實行了一套有效的管理體系。

新加坡在網際網路管理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不僅高效有序，而且迄今為止並未引發重大負面事件。越南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特別是在成為CPTPP成員國之後。

四、中國模式。相較之下，中國的模式在人工智慧領域體現出明顯的監管導向。與美國偏重於商用技術發展和技術應用推廣相比，中國則更專注於監管機制的建構，包括人臉識別、資訊收集和監控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

若借用傳統哲學中的“矛盾”概念來比喻，美國模式傾向於製造的“矛”，而中國模式則專注於生產“盾”。清華大學薛瀾教授的一個比喻也很形象，他說美國專注於研發汽車的“發動機”，中國則專注於生產汽車的“剎車”。

當然，剎車對於安全至關重要，但只有剎車也是不行的，沒有發動機汽車是開不快的。因此，中美兩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模式是非常互補的。

當前全球人工智慧和網際網路的版圖中，中美兩國佔據了主導地位，其他國家，如歐洲和日本，尚處於劣勢且短期內難有顯著改觀。不過，我們中國如果還是只造剎車（強化監管）而不造發動機（技術創新），那未來也面臨麻煩。所以我們必須要調整。

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最有資格放開監管的就是中國，因為我們的“剎車”已經造得很好了，可以用更高性能的“發動機”。中國至少有能力採用類似於新加坡和越南的模式，實現“對外全面、有效管理”。

而中國現在的模式是“有限開放、無限管理”，這種過度的監管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人工智慧技術包含三個核心要素：算力、演算法與資料。當算力、演算法與豐富的資料相結合，便催生了諸如ChatGPT、Sora等廣泛的應用，這些應用的潛力無窮，對生物醫藥等基礎科學研究也有深遠影響。

中國目前雖然因為晶片受限，在算力上略遜於美國，但在基礎邏輯上沒有問題；我們當前主要的困境是沒有資料。雖然我們一提及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就彷彿擁有海量資料，但實際上，因為我們的不開放，許多資料既無法出去，也無法回流，只能白白浪費。

我們的資料質量也很差，政府、企業及各省份間的資料整合程度低，形成一個個資料孤島，導致了資料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們雖然成立了眾多資料管理局和資料交易所，但這些機構更像是“資料倉儲”而非交易平台，大量寶貴資料被閒置，未能得到有效應用。

事實上，因為去工業化，美國是缺乏人工智慧的應用場景的，反倒是我們中國產業門類齊全，應用場景齊全，但我們的資料沒有收集起來。因此，改變這一現狀，促進資料的有效流通與整合是當務之急。

當前，中國國內各區域之間現代化的競爭也異常激烈。

歐洲曾是“浮士德文明”的代表，而今天的美國自稱代表了“新浮士德文明”，其兩大核心區域，一是從矽谷延伸至德克薩斯的狹長地帶，匯聚了網際網路與人工智慧的前沿發展；二是涵蓋波士頓至紐約的傳統工業走廊。其中，矽谷至德克薩斯區域是核心。

那麼，代表中國第四次工業文明的新文明地帶在哪裡？

我近兩年考察了西北地區、京津冀、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等地。我認為，中國的新文明地帶分佈於這幾個地區：北京、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對比來看，北京在基礎科研領域有堅實的基礎，有許多優秀的大學，但應用轉化能力相對較弱，大量科技成果轉向其他地區落地。長江三角洲也有其優勢，但在生產能力上粵港澳大灣區更顯突出。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新工業文明的策源地，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廣東要保持領先地位，必須融入香港因素。我相信一旦將香港融入進來，大灣區的潛力可媲美美國矽谷至德克薩斯的科技走廊。

在基礎科研上，粵港澳大灣區內有香港多間知名學府，加上諸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南方科技大學以及眾多國家級實驗室，基礎科研實力不容小覷。技術成果轉化方面，珠江三角洲的產能和產業鏈整合能力全球領先，擁有密集且高效的供應鏈網路。

金融服務是支撐基礎科研與技術轉化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內地的薄弱之處，而香港在這方面有明顯優勢。

當前，我們已經提出“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討論如何通過金融力量支撐產業發展。將金融與實體經濟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美國和歐洲的金融體系雖然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經濟過度虛擬化等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美歐的實體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金融的強力推動。

當今世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金融，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技術轉化。

我覺得，風投是二戰以後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因為傳統銀行不可能做那麼高風險的投資，政府也不可能拿納稅人的錢做高風險的事，風險投資匯聚了民間閒散資本，承擔高風險，有效地促進了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11座城市如果能夠實現融合發展，就完全有能力挑戰美國從矽谷到德克薩斯的“新文明地帶”。但如果像現在這樣“內卷”式的競爭，就只會阻礙我們的發展。其中，金融合作就是促進區域一體化最有效的抓手。

我認為我們應該借鑑歐盟模式，由每個城市出資，共同建立一個類似“超級淡馬錫”的基金，設立協調機制，根據各城市優勢分配資源，這樣就可以避免內耗，促進大灣區的企業向外發展，建構跨國企業網路。

眼下，在人才、技術、企業、金融等要素的認知上，我們已有共識，但如何系統整合這些要素，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下的“化學反應”，建構一個高效的創新體系，這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提問：請問鄭老師，如何跳脫中等技術陷阱？我一直有一個困擾，是否能夠逃離這個陷阱有整個國家的體量、經濟產業結構尤其是全球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結構性關係嵌入到裡面。國家有沒有一種自主性或者可能性設計方案跳出中等技術陷阱，還是它被牢牢束縛在國家或者全球的經濟體系當中？

鄭永年：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為何我們選擇比較拉丁美洲與東亞地區？這一對比實則蘊含深意。在建構理論概念之際，儘管我們的主要聚焦點在於中國，但從全球經濟史的廣度提煉普遍性規律尤為重要。

通過對比拉丁美洲的進口替代策略與東亞的出口導向模式，我們旨在探討哪種經濟模式更有利於規避中等技術陷阱。事實證明，進口替代策略在實踐中難以持久，因為它往往導致保護落後。

從政策層面而言，我們的結論是，如果美國對我們採取封鎖措施，那我們實施進口替代當然是無奈之舉。但如果全面依賴進口替代策略，則可能陷入技術落後。

相反，出口導向策略使經濟體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特別是與西方經濟體的互動，這有助於清晰感知自身技術水平的定位，極為關鍵。

地緣政治上，美國的壓制策略明顯，拉丁美洲的經驗教訓表明其作為附屬經濟體的侷限性，其生產活動及產業鏈定位受西方資本控制，而東亞經濟體則主動融入體系並尋求向上攀登，不侷限於被動的勞動分工。

拉丁美洲從未對美國或歐盟構成技術威脅，因其不具備相應能力；而在東亞，尤其是日本和韓國，因其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而遭到打壓。

我們無需過分悲觀於美國的壓制，畢竟歷史上美國對日本、德國和法國等國也曾施壓。我們擁有大型經濟體的規模優勢，雖面臨挑戰但也賦予了更強的韌性。

為什麼我們要開放？也是和這個理念相關的。美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歷程就頗具啟發性。美國在二戰後成為前沿經濟的領導者，而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經成為最大經濟體，但技術並非頂尖。

如今美國有許多世界頂級學府，但直到內戰時期美國僅僅擁有一些小型教育機構。二戰後，隨著《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及戰略規劃，美國採取主動創新而非被動響應。

蘇聯曾擁有眾多傑出科學家，為何落後？答案在於不開放——1917年與西方決裂，1945年後的冷戰進一步加深了與蘇聯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隔絕。這些歷程本身就極具深入研究的價值。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