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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中文網—日本2023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20，30年花了66萬億仍未改變少子化
顯示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數量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0，創出了歷史最低。出生人數和結婚數也創出戰後最低。2023年不包括外國人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6%，降至72萬7277人……
日本厚生勞動省6月5日公佈了2023年的人口動態統計。顯示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數量的總和生育率（日本稱“合計特殊出生率”）僅為1.20，創出了歷史最低。出生人數和結婚數也創出戰後最低。因對未來不安和價值觀變化而對結婚和生育猶豫不決的年輕一代正在增加，少子化難以遏制。
日本的出生率從2016年開始連續8年下降。此前的最低值是2022年和2005年的1.26。從各年齡段的出生率來看，降幅最大的是25～29歲的女性。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母親的平均年齡為31.0歲，首次達到31歲。生育年齡呈上升趨勢。
按地區來看，出生率最低的是東京都，僅為0.99。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跌破1的只有東京。埼玉、千葉和神奈川等東京圈3縣均僅有1.1水平，呈現出城市地區較低的傾向。最高的是沖繩縣的1.60。47個都道府縣均低於上年。
2023年不包括外國人的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6%，降至72萬7277人。出生人數連續17年低於死亡人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而得出的自然減少達到84萬8659人，比上年增加5萬人，人口減少速度正在加快。
出生率的下降受到了不婚化和晚婚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日本2023年結婚數量比上年減少6.0%，降至47萬4717對，是戰後首次低於50萬對。在非婚生子女較少的日本，結婚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出生人數。尤其會拉低2～3年後的出生人數，少子化現象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難以逆轉。
2021年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顯示，與2015年的調查相比，回答“打算遲早結婚”的男女未婚者比例均減少了近5個百分點。從回答“結婚後應該生孩子”受訪者來看，男性減少20.4個百分點，女性減少30.8個百分點。
部分人是由於育兒和教育的經濟負擔而不願意生孩子或生第二個孩子。在雙職工家庭不斷增加的背景下，完善兼顧工作和育兒的環境也成為課題。
日本綜合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藤波匠指出，“首先應改善低工資和非正規等年輕人的就業環境”。
日本30年花了66萬億，仍未改變少子化
日本少子化仍未得到遏制。6月5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2023年總和生育率（日本稱：合計特殊生育率）創出歷史新低。2024年是政府首次採取少子化對策以來迎來的第30年。迄今為止投入的相關預算累計超過66萬億日元，但仍然看不到生育率止跌反彈。
日本政府制定首個綜合對策“天使計畫”是在1994年。契機是泡沫經濟下的1989年生育率創出當時戰後最低紀錄的“1.57沖擊”。當時出台了設立育兒休假津貼、擴充托兒所和實施延長保育等7項重點措施。
2003年實施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2012年實施了《兒童及育兒支援法》等，2023年組建了兒童家庭廳。
從少子化對策的相關費用來看，按國家的最初預算計算，2022年度為6.1萬億日元，與10年前相比幾乎翻了一番。兒童廳在2023年度預算中包括少子化對策在內獲得4.8萬億日元。可追溯的2004年度以來的預算總額超過66萬億日元，約相當於同一時期公共事業相關費用(僅一般會計)的一半。
2005年降至1.26的生育率在2015年一度回升至1.45。之後再次呈現下降趨勢。出生人數也持續下降，與制定天使計畫的1994年的約124萬人相比，2023年降至減少約4成的水平。
過去的政策主要是支援結婚生孩子後的育兒。完善托兒所對於減少待入園兒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未能推動生育率改善。
作為經濟上的支援，日本政府持續發放兒童津貼，但大和總研的主任研究員是枝俊悟表示：“作為提高生育率的對策，向眾多家庭發放現金的做法，相對於投入的財源，取得的效果不佳”。
通過《日本經濟新聞》的獨立調查，生育率無法改善的其他原因也浮出水面。
《日本經濟新聞》在5月以約5000名讀者為對象進行了問卷調查，作為結婚和生育的阻礙因素，很多受訪者提及“經濟負擔”（71.3%的）以及“兼顧工作的困難”(62.3%)。有40多歲的受訪者表示：“在提高公司生產效率的名義下，夫妻雙方的工作量均在增加，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年富力強的這代人缺乏寬裕時間。
另一位40多歲的人士稱：“本來就因為經濟問題而無法結婚”，還有人對結婚本身感到猶豫。三菱UFJ研究諮詢公司的首席研究員矢島洋子表示，“由於近30年來實際工資下降以及子女撫養扣除制度的廢除等原因，日本的育兒家庭的環境與歐美各國相比變得更加嚴峻”。
在調查中，近1成的人回答“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不想生育”。改變生育適齡世代的意識並非易事。
日本政府將在2025年度擴大夫妻雙方休育兒假的津貼，並鼓勵男性獲得育兒假。為了避免政策的反覆落空，需要對少子化對策進行驗證。 （日經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