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一句“I love you all”後，七塊螢幕驟然黑屏——Dario Amodei帶著OpenAI核心團隊出走，成就了AI史上最戲劇性的決裂。從26頁論文到兆估值的Anthropic，從指控Altman“兩面派”到內部直言“OpenAI是邪惡的”，這場信任崩塌重塑AGI競賽格局。

2020年12月，OpenAI一場全員視訊會議的最後幾分鐘，徹底改變了AI行業的格局。

時任OpenAI政策負責人Jack Clark在聊天框裡敲下“我愛你們所有人”，螢幕隨即變黑——七名OpenAI核心成員被同時踢出會議，信箱權限撤銷，Slack帳號註銷，筆記型電腦被遠端鎖死。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決裂的終點。

這七個人，是Dario Amodei帶走的。當時他是OpenAI研究副總裁，GPT-2和GPT-3的核心推動者，也是那個在內部寫了26頁論文、奠定大模型技術路線的人。他離開的理由，不是錢，不是職位，而是他認為OpenAI的管理層——尤其是Sam Altman——根本不能被信任。

9月29日，據《大西洋月刊》記者Kevin Roose歷時數年、採訪逾150名相關人士後披露，這場決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7年一個被稱為“Countries Plan”的內部方案，以及此後三年間不斷累積的猜疑、爭吵與背叛感。

五年後，那七個人創立的Anthropic，已擁有數千名員工，正與OpenAI並駕齊驅衝向AGI。但Dario和Altman之間的關係，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至今仍是“互相鄙視”。

那份26頁的論文，和Amodei的野心

2016年，Dario Amodei從Google離職，加入OpenAI。

他戴圓框眼鏡，頂著一頭棕色捲髮，緊張或思考時習慣用手指繞著髮捲轉。同事們說他是“天才，但固執”。

他表達觀點的方式，是寫長文。

2017年，他寫了一篇26頁的內部文章，題為《計算大團》（Big Blob of Compute）。文章提出：機器智能本質上是規模的函數——模型越大，越聰明。

這個判斷，直接把OpenAI的研究方向推向了大語言模型（LLM），也為後來的GPT-2和GPT-3奠定了基礎。

按理說，Amodei的職業生涯正處於巔峰。他的團隊不僅提出了預測模型性能提升的“縮放定律（Scaling Laws）”，還開創了讓模型遠離有害輸出的“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LHF）”技術。

但他卻越來越確信，自己不會留下來開發GPT-4了。

“Countries Plan”：讓他徹底寒心的那個方案

Amodei對公司領導層失去了信心。

他認為Sam Altman是一個“兩面派的操縱者”，而總裁Greg Brockman則是“貪戀權力且不計後果的”。他反感他們將OpenAI商業化的決定，認為這背離了“不受產生財務回報需求限制”的初衷。

更讓他反感的，是內部的派系鬥爭。

一位曾與Amodei交流的人士透露，Amodei當時認為OpenAI就是“一場鬧劇”，是“由缺乏誠信的人掌管”的。這位人士直言：“每天都有新的危機，如果Dario不發一頓絕對的脾氣，Sam在24小時內就會做出新的瘋狂舉動。”

當時馬斯克正撤出OpenAI，公司急需資金。據五位知情人士透露，Brockman和Ilya Sutskever構思了一個被稱為“國家計畫”（“Countries Plan”）的籌資方案：在包括美國及其他大國政府之間舉行拍賣，出售OpenAI未來AGI技術的權利。

Brockman和Sutskever的邏輯是：AGI具有極強的國家安全意義，遲早會被政府從私營企業手中奪走。既然早晚要交出去，為什麼不現在賣掉換取發展資金？

“這聽起來就像科技人士在推銷一個瘋狂的初創公司，他們有一個古怪的計畫，最後一步竟然是：我們會讓政府來買單。”一位聽過該計畫陳述的人士回憶。

Amodei驚呆了。他認為，向政府兜售AGI與OpenAI的使命背道而馳。

2017年12月，他給Brockman、Sutskever及其他高管寫了一封郵件，措辭直接：

“在我看來，這項計畫非但不能減少，反而會加劇軍備競賽，有可能引發人權暴行……並會破壞OpenAI的道德合法性。”他堅持，OpenAI應該為“造福人類”而最佳化。

OpenAI發言人後來對《大西洋月刊》表示，公司“曾短暫考慮過是否將OpenAI轉變為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但“從未考慮過向任何國家出售AGI”。

這個方案最終因微軟入局而擱置。但Dario沒有忘記，Brockman和Sutskever曾經認真討論過一個他認為“道德上令人作嘔”的想法。

信任一點點耗盡：暗藏的名單、被否決的收購條款和侃爺事件

在隨後的兩年裡，裂痕不斷擴大。Amodei開始記錄他認為被Altman誤導的時刻。

比如，在GPT-3的私人內測期間，Amodei向Altman索要了一份獲批客戶名單。Altman發給了他一份。但Amodei隨後聲稱，他發現了另一份更長的獲批名單，而Altman對此隻字未提。

再比如，在與微軟談判10億美元投資時，Amodei極力要求保留OpenAI章程中的“合併與協助條款”——即如果出現更安全的AGI項目，OpenAI應停止競爭並協助對方。他堅持微軟無權否決OpenAI未來可能的被收購（這是實現合併協助的最可能方式）。

Altman告訴他，微軟不同意這個條款。但Amodei堅信，Altman是為了急於達成交易而讓步（或者根本沒提），然後對他撒了謊。

更有一些看似荒誕的商業決策讓Amodei無法忍受。2020年，Altman會見說唱歌手Kanye West，並提議讓他參與GPT-3內測。當時Kanye剛發佈了疑似對著格萊美獎盃小便的視訊，精神狀態極不穩定。政策總監Jack Clark最終出面扼殺了這個危險的想法。

這些事單獨看也許不足以讓人辭職。但在Amodei腦海中，它們拼湊出了一個結論：絕不能把AGI這樣強大的技術，交到這樣的人手裡。

“毛絨玩具顧問團”，和一個越來越孤立的安全派小圈子

Amodei的妹妹，Daniela Amodei也對OpenAI感到厭倦。

作為一名曾在政界工作、高情商的管理者，Daniela成為了哥哥技術狂熱的補充。但隨著她接管更多技術團隊，她與管理層的衝突日益增加。

有趣的是，Daniela有一套獨特的衝突處理機制——毛絨玩具顧問團。

她和董事會成員Holden Karnofsky收集了大量毛絨玩具，並為它們分配了角色：Jinji是一隻懶惰的貓，鼓勵她取消會議、少幹活；粉紅熊Maura是一個注重細節的A型管理者；貓熊Beary Bonds則是“慷慨和同理心的守護熊”。她用這種半開玩笑的方式來進行管理角色扮演。

到了2020年，Amodei兄妹開始在OpenAI內部建立自己的核心圈子。

他們建立了私密的Slack頻道，滿口都是非技術人員聽不懂的“安全黑話”。前同事回憶：“Dario當時有個習慣，就是直接說：我們必須做X；這是道德上正確的事情。這就像是贏得任何爭論的捷徑——‘因為安全’。這讓非安全團隊非常惱火。”

19年，Amodei一度想放棄，甚至考慮過跳槽DeepMind。但負責縮放定律研究的物理學教授Jared Kaplan提出了一個更具顛覆性的想法：既然理念不合，為什麼不帶上所有注重安全的人，自己開家公司？

2020年，GPT-3發佈的同一年，Amodei湊齊了7名聯合創始人。

在徹底攤牌前，Amodei向Altman提出了一系列留任條件，包括給予安全團隊對新產品發佈的“一票否決權”。他知道這多半會被拒絕，只希望借此逼迫Altman妥協。

談判期間，這7個人建立了一個名為“BATNA”的秘密Slack頻道——這是一個商學院術語，意為“談判協議的最佳替代方案”，隨時準備走人。

當確認Altman不會滿足要求後，“BATNA”團隊聘請了律師，開始談判被稱為“離婚”的條件。

雙方達成協議：離職團隊可以在幾周內挖走想要的員工，換取此後一年內的不挖角承諾；可以帶走部分內部研究檔案；雙方簽署互不貶低協議，絕不在公開場合說對方壞話。

2020年12月，決定命運的OpenAI全員線上會議召開。

Altman像往常一樣開場，通報研究進展。隨後，他把發言權交給了Amodei。

Amodei平靜地宣佈，他和另外6名領導層將辭職，成立一家專注於安全的AI組織。會議聊天窗口瞬間被震驚的表情符號和驚嘆號淹沒。大家都在猜測：誰來訓練GPT-4？誰是我的新經理？

在滿屏的錯愕中，Jack Clark在聊天框裡敲下了最後一句話：“我愛你們所有人。（I love you all.）”

緊接著，一瞬間，這7個人的螢幕全部黑了。

OpenAI直接將他們踢出了會議，撤銷了電子郵件和Slack權限，並遠端鎖死了他們的筆記型電腦。

幾個小時後，這批新失業的創始人召開了第一次視訊會議。沒有電腦、沒有GPU、沒有資料，甚至公司域名還沒定好（原本想叫Sparrow Systems，最後改成了Anthropic）。但他們在螢幕前舉杯慶祝，笑得比過去幾個月都開心。他們自由了。

五年過去，現實與初衷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在2021年Amodei撰寫的成立願景中，他設想的是一家大約50人的小型AI安全研究實驗室，並預測建構AGI只需約100億美元。

2023年夏天，這裡還像個繁榮的邪教總部或大學植物實驗室。160名痴迷於安全的員工擠在一起吃純素三明治，用Liquid Death（一款氣泡水）的空罐子堆起高高的王座。

但到了2025年冬天，Anthropic已經變成了一個指揮中心。

員工膨脹到數千人，搬進了安保森嚴的高層建築。入口處站著十幾個魁梧的保鏢，訓練新版Claude的樓層甚至對內部員工都要求特殊權限。

Amodei成了乘坐包機、有保鏢簇擁的科技巨頭。他曾經低調內斂，如今卻要管理一家史上增長最快的資本巨獸，正衝刺著兆估值的IPO。

Daniela Amodei將這一切稱為“成功的災難”：“在每一個維度上都充滿壓力。這讓人害怕，因為我們隨時可能失去它。這僅僅是商業方面。然後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在想，我們會不會意外地讓事情變得更糟？比如，我們以為自己弄懂了所有關於安全的事情，但真的懂了嗎？”

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他們與OpenAI的死敵關係。

據熟悉他們的人透露，Dario和Daniela依然鄙視Altman和Brockman。在Anthropic內部的Slack群裡，Dario甚至直言Altman和OpenAI是“邪惡（evil）”的，以至於在2023年OpenAI董事會政變期間，公關高管甚至要求他刪除這條消息，怕被洩露。

而在OpenAI這邊，員工們私下將Amodei兄妹描述為“渴望權力的美德訊號傳送者”，指責他們虛偽——表面上警告AI風險，私下裡卻在加速這場競賽。

這成了矽谷當下最深刻的黑色幽默：這兩撥人都在傾盡算力，訓練AI模型要保持善良、同理心與克制；但作為創造者的人類，卻始終無法放下對彼此的深仇大恨。(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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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讀物 | 一場改變AI格局的決裂：OpenAI與Anthropic的隱秘恩怨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