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最近出大事了，而且是兩個最核心的國家同時出事。

法國，正在爆發全國性大騷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10月3日統一日慶典上發出罕見警告稱，德國可能退回到二戰前魏瑪共和國那種極端對立的撕裂局面。

一個街頭動亂，一個被總統親口診斷“可能分裂”。歐洲到底怎麼了？下面，占豪就給戰友們講透背後的殘酷真相。

一、歐洲的高福利，到底是怎麼來的？

西歐、北歐以高福利著稱。所謂高福利，就是幹得少、掙得多、福利多，舒舒服服過了幾十年。他們靠什麼幹活少還能實現高收入高福利？其實，主要三樣：高端製造業（汽車、航空等）、奢侈品、金融保險和高端技術服務等高端服務業。

這些產業讓歐洲站在全球產業鏈頂端，切走了全球經濟發展蛋糕的一大塊。加上人口少，分蛋糕的人少，自然人人高收入、高福利。

但這套模式有個致命前提：你必須永遠守住產業頂端。 一旦優勢被突破，高福利就是無源之水，說崩就崩。

二、法國騷亂導火線雖是教育，根子卻在財政

法國這場全國性騷亂，表面是教育危機，學生抗議師資短缺、校舍破敗，但實際上其本質卻是法國經濟遇到了重大問題。10月8日當天全法7.15萬人示威，巴黎2.45萬人。一名15歲男孩撿起震爆彈，彈片炸碎了他的手。波爾多一警察局遭縱火襲擊，聖埃蒂安一所學校被洗劫，圖盧茲一名教師被示威者襲擊。截至10月初，被捕人數已超過5000人，其中85%是未成年人。

教育條件差，根子還是法國財政沒錢了。

如今，法國公共債務佔GDP的119%，今年財政赤字佔GDP的5.4%，遠超歐盟3%的標準。更致命的是，法國的債務利息支出預計達到745億歐元，首次超過教育預算，成為政府最大單項支出。

法國債券市場動盪是自1803年以來最嚴重狀況。投資者要求約5%回報才肯借錢給巴黎10年，2002年以來最高。更誇張的是，法國借錢成本已經高於義大利和希臘！ 義大利、希臘當年可是“歐豬四國”代表，歐債危機重災區。現在法國融資成本比他們還高，市場對法國財政的擔憂可見一斑。

法國陷入死循環：削減赤字→緊縮財政→削減福利→社會動盪→融資成本更高。2026年預算削減約4000個教師崗位，約400所高中關閉。

三、德國總統說出“魏瑪”二字，才是最可怕的訊號

10月3日統一日，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直接拿當前局勢與魏瑪共和國作比較，發問：“柏林是否會變得越來越像魏瑪共和國？”他警告，在虛假資訊和極端主義煽動下，德國面臨退回魏瑪時期極端對立與撕裂的危險。

魏瑪的結局是納粹，他雖然沒說出口，但全場都聽懂了。

為什麼此時警告？因為9月三場選舉把德國政治底褲扒了：極右翼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拿下43.8%、梅前州38.2%，均為第一；首都柏林被極左翼左翼黨以25.7%攻陷；總理梅爾茨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只拿4.9%，二戰後首次被擠出州議會。梅爾茨自己都承認，選舉結果“無法粉飾”，“這是一場災難”。

東部和首都同時被政治光譜兩端佔領，中間派被擠到角落。這不是選舉失利，是政治版圖崩塌。

德國為什麼走到這一步？製造業受擠壓，生活水平下降；統一36年，東西部財富鴻溝仍在。一個汽車出口大國，現在從中國進口的汽車比出口到中國的還多，說明了一切。

四、大眾關廠裁員戳破西方高福利的真正來源

9月21日，德國金屬工會在全德280多個地點動員17.5萬名汽車工人抗議，包括大眾、奔馳、寶馬、博世員工。導火線是大眾9月18日盈利預警：全年營業利益率預期從4%—5.5%下調至最高1%，計畫全球裁員10萬人，約佔全球員工總數15%，關停4座德國工廠，約4.5萬崗位面臨裁撤。

德國汽車為什麼淪落？因為在中國市場不吃香了。2025年德國對華汽車出口銳減約三分之一，降至140億歐元以下。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新能源汽車對傳統汽車碾壓式衝擊，原來美西方的高薪高福利，到底是誰養的其實一目瞭然，主要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然而，高端製造一旦被突破，高福利大廈地基就塌了。

五、歐洲好日子為什麼徹底結束？

第一，產業上與中國融合太晚。 中歐投資協定談成了，歐洲自己拖黃。錯失中國產業升級順風車。結果是，中國產業升級取得巨大突破，而德國工業4.0的計畫則停在了PPT階段。

第二，政治上被美國完全左右。 跟著美國拒絕與中國深度合作，浪費了2018年以來中美博弈的戰略機遇期。現在中美妥協了，歐洲的戰略機會窗口“啪”的一聲關上了。

第三，美國準備吃歐洲的肉、喝歐洲的血。 2026年達沃斯論壇上，川普與北約秘書長呂特達成了一項繞過丹麥和歐盟的格陵蘭“安全框架”協議，連丹麥這個格陵蘭宗主國都被排除在外。歐盟事後才反應過來，自己連談判桌都沒上去。一個連自己成員國領土主權都無法維護的聯盟，還談什麼“戰略自主”？

六、歐盟開歷史倒車失敗，只能回頭來北京

都到這個地步，歐盟還在想拉美國一起對中國打貿易戰。搞《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2024年12月生效，2027年12月全面強制執行，覆蓋全部產品、全部行業、全部原產地，舉證責任完全倒置，企業需主動自證合規，否則視為違規。這本質上就是為對華貿易戰量身打造的法律工具。

更諷刺的是，法德還聯手致信歐盟，提出必要時將中國踢出歐洲市場。法國街頭暴亂，德國面臨分裂，融資成本飆升，第一反應居然是對付中國？這就好比病人病入膏肓，不想著治病，反而想著跟鄰居打架。

碰了一鼻子灰後，10月8日至9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貿易委員謝夫喬維奇在北京舉行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例會，形成成果共識清單。雙方商定2027年3月召開第三次例會。

前腳放狠話，後腳來求合作，這就是歐盟戰略被動的真實寫照。

七、現在最凶險的是歐盟正被寫上菜單

俄羅斯現在非常急切想上桌，推動中美俄三國元首在深圳會晤。一旦美俄達成妥協，最大的妥協籌碼就是歐盟。

美國要歐洲的資本和高端人才，俄羅斯要東歐的勢力範圍。 到那時，歐盟就不是“世界一極”，而是美俄談判桌上待瓜分的蛋糕。美國吃經濟，俄羅斯吃地緣，歐盟被吃乾抹淨，連存續都成問題。

歐盟唯一活路，就是真誠拉上中國，深度合作，避免被美俄瓜分。中國有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最大消費市場，中歐經濟高度互補，合作共贏是唯一符合邏輯的選擇。

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始終被美國牽著走，一邊談合作一邊搞對抗。中國把機會遞到了歐洲手裡，但以歐洲現在的政治狀態，大機率是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

戰友們，歐洲的悲劇完全是自作自受。本來可以左右逢源，卻偏偏跟著美國一條道走到黑，與俄羅斯瘋狂對抗，在中國推進高品質發展時選擇缺席。

當法國高中生用血肉之軀對抗防暴警察，當德國總統用魏瑪共和國警告國民，當法國融資成本超過希臘和義大利，當17.5萬德國汽車工人走上街頭······這一切都在宣告同一個事實：歐洲的好日子，徹底結束了。

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永遠的霸主，沒有一成不變的格局。當產業優勢不再，當戰略判斷失誤，再繁華的盛世也會落幕。而歐洲的衰落，不過是這場大變局中一個正在上演的鮮活註腳。  (占豪)

綜合法媒報導，法國高中生近期因教師缺勤、教育資源不足及升學制度等問題發起抗議已近三周。法國教育部長熱夫雷（Édouard Geffray）10月8日晚宣佈，將緊急部署3000多名代課教師。然而，學生代表認為，這只是“第一步”，遠不足以回應訴求。下一輪全國性示威和罷工已定於下周二10月13日舉行。

法國政府方面9日表示，高中生抗議運動已“明顯降溫”，超過96%的高中正常開放。在全國約3700所高中中，有141所關閉，少於周四中午的157所。根據法新社查閱的地圖，關閉的高中主要集中在法國北部、大西部地區以及里昂附近。

▲ 法國學生10月8日舉行第四輪抗議，示威者聚集在巴黎巴士底廣場。（歐洲時報記者劉文震 攝）

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抗議運動明顯降溫，這種趨勢已經持續了好幾天。”目前，抗議活動的勢頭已“非常侷限於特定地區”，原因可能是當地政治因素，也可能是確實存在地方性問題。

該消息人士估計，抗議示威及封鎖行動期間造成的破壞，至少帶來3000萬歐元的損失。

教育部長熱夫雷宣佈，將部署3024名代課教師，優先幫助教學情況最嚴重的學校。根據教育部新系統的評估，目前有114所高中情況“嚴重”，另有400所處於較為緊張的狀態。政府還計畫招聘合同制教師。

高等教育與科研部長巴蒂斯特（Philippe Baptiste）表示，這批教師主要來自現有的區域替補教師隊伍（TZR），他否認政府的做法是在“臨時拼湊、敷衍了事”。

法國民主勞動聯盟（CFDT）秘書長萊昂（Marylise Léon）9日批評稱，政府在代課教師問題上作出的“第一步回應”，遠低於外界預期。

除了代課問題，學生的訴求還涉及班級人數、課程安排、校舍維護以及升學壓力。法國高中畢業生主要通過Parcoursup平台申請高等教育課程，學生組織對其透明度、大學招生名額及錄取機制提出質疑，部分組織甚至主張廢除該平台。

▲ 法國學生10月8日舉行第四輪抗議，圖為巴黎街頭的示威者。（歐洲時報記者劉文震 攝）

馬賽高三畢業班學生愛麗絲表示，部長的宣佈是“第一步”，但遠遠不夠。同校學生朱斯蒂娜稱，他們將繼續行動；另一名學生萊莉婭表示：“我們不會現在就停下來……我們幾乎什麼都沒有爭取到。”

法國籃球明星文班亞馬（Victor Wembanyama）對學生運動表達了支援。他表示，很高興看到高中生和年輕人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02. 超過6800人被拘留，聯合國表“擔憂”

法國司法部9日公佈的資料顯示，自9月中旬運動開始以來，已有超過6800人被警方拘留，其中86%為未成年人；2376人面臨司法追訴，法院已下令對21人實施審前羈押，包括15名成年人和6名未成年人。

法國民主勞動聯盟（CFDT）秘書長萊昂稱，大量年輕人被拘留的規模前所未有，警方內部監察機構還針對相關事件啟動了20多項調查。法國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此前對示威中可能存在的“不成比例使用武力”表示擔憂。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10月9日也對此表達擔憂。該機構發言人曼圖（Shabia Mantoo）當天在日內瓦表示，聯合國正“擔憂地”關注法國高中生示威及校園封鎖期間發生的事件，其中部分事件已演變為暴力衝突。她呼籲各方確保示威活動保持和平，並強調執法部門使用武力應當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使用武力，同時必須尊重和平集會的權利。

學生組織“Lycéens!”發言人勒圖布隆（Louis Letoublon）指稱，部分學生在封鎖學校時遭到警方衝擊。他認為，政府關於校園民主的承諾尚可接受，但在其他訴求上的回應“完全不令人滿意”，並呼籲擴大行動。

03. 國民聯盟批評政府“獎勵暴力”

對於政府緊急調派3000多名代課教師的決定，極右翼國民聯盟（RN）發言人雅各貝利（Laurent Jacobelli）批評說，此舉相當於“為暴力正名”，並質疑政府是否在傳遞“破壞東西就能得到回報”的訊號。

國民聯盟議員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質疑，政府此前稱教師到崗不存在問題，如今卻緊急調配3000多名代課教師，兩種說法之間存在矛盾。

左翼政治人物呂芬（François Ruffin）也認為，單靠軟體識別問題學校、安排代課教師，並不足以回應學生訴求。

法國政府承諾繼續與學生組織協商。高教部長巴蒂斯特表示，下周一12日將再次會見相關組織，重點討論Parcoursup的透明度及高等教育接收能力問題。學生方面則已宣佈，將於10月13日舉行新一輪全國性行動。  (歐時大參)

What’s Driving the French Student Protests

一場誕生於巴黎郊區的運動，已動員青年群體，反對日益惡化的校園環境以及家庭內外不斷累積的各種問題。

10月6日，抗議者聚集在巴黎的共和國廣場。攝影：Geoffroy Van Der Hasselt / AFP / Getty

周二，成千上萬走上法國街頭的人中，有十八歲的保琳娜和十七歲的維奧萊特。她們正與一位頭髮花白、正從果汁盒裡吸著蘋果汁的男子禮貌地爭辯著。兩位姑娘舉著標語：一塊牌子上用墨水手寫著——“就連戀童癖者也沒法像教育部那樣把我們‘搞’得這麼慘”；另一塊則寫道：“四名防暴警察對付一名學生，而一名教師卻要教三十五名學生。” 保琳娜在索邦新大學攻讀美術專業，維奧萊特則就讀於一所高等技術學院的傳播學專業。她們來到巴黎的共和國廣場，為法國學校的現狀抗議。空氣中飄來熟悉的烤梅爾格茲香料氣息，維奧萊特隨即開始列舉這個教育體系的種種弊端：“今年，政府裁撤了四千個教師崗位，”她說道。（她的資料分毫不差。）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子卻認為，法國學校面臨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當局只需在課程中“多加點人工智慧”就行了。

“那既不是我在知識層面、也不是在道德層面上感興趣的事，”保利娜反駁道。“讓ChatGPT生成內容？我覺得自己已經比那些四十五歲、連這門技術都幾乎不會用的教授們做得更好了。”

那名男子認輸後，一邊咂著嘴，一邊悄悄地朝聖殿大道走去。

抗議活動始於9月17日，地點是巴黎郊區克雷泰伊的一所高中——聖埃克蘇佩裡中學。師生們早已不堪忍受：學校既沒有校醫，也沒有副校長；漏水、馬桶堵塞等問題屢見不鮮；而教室裡又沒有空調，夏季氣溫常常飆升至一百攝氏度以上。於是，他們決定採取行動，在校門口設定路障——也就是“封鎖”——主要用的是垃圾桶。幾天後，一些學生向學校休息室投擲了爆炸裝置，造成兩人受傷。

“聖埃克蘇佩裡”學校裡沒有人料到這場罷課會蔓延至全國，但社交媒體發揮了作用，在法國學生中喚醒了一種決心：在多年資源匱乏、問題不斷累積之後，他們要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同時也為那些持批評態度的人提供了藉口，把國家的種種弊病歸咎於情緒激動、缺乏擔當的青少年。兩周過去，遍及四十座城市的六百四十所高中和三十所大學的學生紛紛加入這場運動，連成年人也參與其中，包括許多家長和教師；還有以左翼和極左翼為主的民選官員，以及像實力強大的法國總工會這樣的工會組織。

這些示威活動遭到了強硬且常常令人震驚的警方鎮壓。約有七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大多數是未成年人。僅在周二的遊行中，警方逮捕的人數就比2018年“黃背心”衝擊凱旋門當天多出約兩百人。示威者有時也訴諸暴力，至少有二十四所學校遭到縱火或其它形式的破壞。然而，大多數學生始終保持和平，許多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現出近乎超乎尋常的成熟。“我們看到的是一場典型的高中生運動，他們沿用日常的路障戰術，訴說著自身所處的困境，”社會學家塞巴斯蒂安·羅謝在法國廣播電台評論道，“他們對政府構成威脅，因為政府本身十分軟弱，但對共和國本身並不構成威脅。”在法國北部，一名警察竟將一枚催淚彈直接投向一名十四歲少年的面部，致其下頜骨粉碎性骨折；另一名兒童則撿起警方發射的一枚震撼彈，結果失去了一隻手。

1968年5月，學生抗議者暢想一個充滿詩意的未來——他們那句著名的口號是：“Sous les pavés, la plage!”（“在石板路下，是海灘！”）而在被一些學生稱為“六七五月”的Z世代反抗中，他們的吶喊則更加直白。“MACRON, FUCK YOUR PROF, NOT OURS”——這句對總統與前戲劇教師婚姻的辛辣嘲諷，正逐漸成為熱門標語之一；此外還有“太年輕，不被傾聽／老到足以被催淚彈擊中”，以及一句妙趣橫生的“BISMILLAH, C’EST LES TENÈBRES”——據傳，一名臥底警察曾試圖在Snapchat上冒充抗議者，還自以為用的是所謂的青年俚語。

社會學家保羅·斯圖皮亞是《青年的地緣政治：參與與（去）動員》一書的共同作者，他指出，以往的重大學生運動——例如2006年因一項允許僱主無理由解僱26歲以下員工的法案而引發的抗議——往往圍繞著對特定政策的反對展開。而這一次，在法國政府面臨嚴峻財政壓力、難以保障公共服務經費的情況下，學生們“提出的是進攻性的訴求，而不僅僅是防禦性的主張”，他說道。他們的訴求十分明確：要求修繕衛生條件惡劣的校舍——鼠患、蟑螂、積水等問題屢見不鮮；要求縮減班級規模——法國的班級人數居歐洲之首，其中七成高中班級的學生超過30人；要求增聘教師——由於師資短缺，去年中學生和高中生共計損失了多達兩千萬課時。此外，他們還希望縮短並提高教學效率；同時，他們呼籲對廣受詬病的大學入學系統Parcoursup進行徹底改革，該系統於2018年推出。

他們的擔憂並未打動一些觀察人士，比如中右翼議員菲利普·朱萬。他近日直言，他們該“回去幹活了”，就像“亞洲那些小兄弟”一樣。難道學生只是像法國籍歐洲議會議員、極右翼領袖瑪麗娜·勒龐那位更為強硬的侄女馬里翁·馬雷沙爾所說的那樣，“一群懶漢”嗎？抑或如唐納德·川普所言，這場運動不過是“失控的群體移民”與“伊斯蘭教”的產物——這種論調未免太過荒誕，近乎種族主義式的無端臆測？大多數法國人並不這麼認為。據《費加羅報》委託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約六成受訪者認為學生的抗議行動是正當的。在波爾多，農民們帶著早餐——面包、果醬和蘋果汁——來到街壘前。“全都是本地特產，”一位志願者自豪地表示。而在巴黎第十區、聖馬丁運河附近，一幅壁畫彷彿一夜之間悄然現身，將高中生描繪成英勇的革命者，其風格既似德拉克洛瓦，又帶幾分《龍珠》的韻味。

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在陷入困境的農民與面臨油價飆升的車主之間的不滿情緒上，更不用說債務危機了，因此對這場學生運動毫無察覺。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在公共教育領域的經驗十分有限：他先就讀於一所私立天主教高中，隨後在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學完成了幾年的升學預備課程；他的妻子則長期執教於享有盛譽的聖路易—德—貢扎格中學，該校的學生中不乏法國首富、LVMH集團董事長貝爾納·阿爾諾的子女。就連馬克宏現任的教育部長愛德華·熱弗雷也坦言，他的五個孩子中至少有部分就讀於私立學校。然而，許多貼近基層的人早已預見到一場危機正在醞釀。位於馬賽的安東寧—阿爾托中學的一位哲學教師馬克·羅斯米尼告訴我，這場運動在他看來既“理性”又“合乎邏輯”，並對他為何沒有更早爆發感到驚訝。今年六月，高中生們在創紀錄的高溫下參加了至關重要的高三會考——有的學校甚至把課桌搬到了地下停車場，試圖為學生降溫。法國青年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惡劣的環境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而校方卻幾乎未採取任何切實有效的措施來緩解其對課堂的影響。羅斯米尼對我說：“這有點像斯派克·李的電影《做正確的事》裡的情景：那場熱浪不過是壓垮他們忍耐之杯的最後一滴汗。”

今年九月，又一波變化隨之而來：暑假結束後，高中生重返校園，卻不得不面對一條新規——校內禁止使用手機。這項規定以大量關於手機對專注力與認知能力影響的可靠證據為依據，卻並未贏得學生們的青睞，他們認為這既顯得幼稚，又頗為不便。然而，這一禁令或許還產生了某種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應：它促使學生們主動採取行動。馬賽一所高中的圖書館管理員告訴我：“這讓他們重新騰出了大腦空間，去思考正在發生的事情，並與朋友們交流討論，而不是一味盯著螢幕。”這場“封鎖”運動的非官方主題曲，是法越混血製作人Nodey創作的《無題》——一首輕快卻不失威武的電子樂作品，最初曾作為一部2015年短片的配樂，講述了一位年輕人不得不學會在沒有科技陪伴下生活的故事。

這場封鎖運動是最早興起於種族多元、歷來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郊區的大型學生運動之一。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努起初試圖將抗議活動輕描淡寫為“城市暴力”的偶發事件，進而助長了種種猜測，稱其為極左政黨“不屈法國”及其“極左代理人”所策動的“有組織行動”。誠然，“不屈法國”對此一直予以支援。巴黎近郊塞納-聖但尼市的“不屈法國”市長巴利·巴加約科周二在試圖保護學生免遭警方衝擊時，自己也遭到了催淚瓦斯襲擊。（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高達67%的警察與軍人選民把票投給了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巴加約科曾表示，在某些情況下“暴力可以是正當的”；而該黨領袖讓-呂克·梅朗雄則呼籲保持克制，由此招致批評，指其通過前後矛盾的表態在煽動混亂。無論如何，我改採訪的學生與教師均強調，無論這些年輕人的政治傾向如何，他們的訴求都完全屬於他們自己。來自巴黎東北部潘坦郊區、新成立的“街區高中生聯合會”成員卡烏薩爾告訴我，這場運動“從未受到任何政黨的影響”。她還補充說，她和同齡人正呼籲當局“直接傾聽郊區的聲音”，而非“那些來自巴黎、僅憑自身在市中心的視角來談論郊區的人”。

隨著這場運動的不斷蔓延，巴黎市中心那些以白人學生為主、聲譽卓著的學校的學生也加入其中，使得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更難再用關於郊區的刻板印象來詆毀它。周四，巴黎最奢華的私立學校之一——阿爾薩斯中學——首次遭到封鎖。“我們是特權階層！我們要分享！”馬克宏的母校亨利四世中學的學生們高聲呼喊。在一個格外看重資歷與文憑、鮮有其他成功路徑的國家，教育公平這一議題尤為尖銳。然而，學生的關切早已超越法國國界。在各處的路障現場，巴勒斯坦國旗與法國三色旗同樣隨處可見。社會學家保羅·斯圖皮亞指出：“這是一個彼此緊密相連的一代人，他們正和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一樣，共同經歷著多重危機。”

街頭抗議作為一項法國的基本權利，其影響力絲毫不亞於訴訟或投票；而當前的動盪局勢也折射出一種兩極分化的政治生態，這種局面將深刻影響2027年總統大選的走向。國民聯盟的瑪麗娜·勒龐幾乎可以肯定將晉級第二輪投票，屆時她的對手要麼是正因學生抗議而聲望飆升的不屈法國黨領袖讓-呂克·梅朗雄，要麼是在馬克宏執政十年後、中派陣營幾近瓦解之際脫穎而出的某位候選人。周三，隨著民意愈發堅定地反對政府，總理勒科爾努終於向學生們發聲：“我們有責任認真對待年輕人。”他承諾傾聽他們的訴求，同時也坦言國家財政捉襟見肘、難以兌現這些提議；他還表示，警方使用震撼彈的做法將被暫時叫停——但為時已晚，一名學生的手已被炸傷。周四，教育部長熱夫賴宣佈，未來幾天將增派三千名代課教師。那麼，他們此前究竟藏身何處呢？

迄今為止，這些讓步並未能有效安撫學生。截至本周結束，仍有近一百五十所學校被封鎖。學生們計畫於10月13日舉行新一輪行動，其中許多人還可能加入重新興起的“黃背心”運動，在下周末參加一場大規模示威活動。周四清晨，位於第十一區的伏爾泰中學的抗議活動仍在持續。學生們凌晨5點便起身封鎖校門，將數十個垃圾桶推到學校兩處入口前，並用廣告牌框架、鋼製路障等市政設施加以加固。一名戴著醫用口罩、身穿印有“逃離現實”字樣的衛衣的高三學生亞倫告訴我，他希望將來從事國際關係方面的工作，但他的地理課卻缺少教材。他解釋道：“我們的老師說，最壞的情況我們可以用電子版教材，可問題是國家尚未續訂相關訂閱，而且我們也不被允許使用手機。”

到上午九點半，秋日的陽光灑在主入口那座雕飾繁複的石灰岩上，法國國旗在上方迎風飄揚；一名身穿連帽衫的學生坐在路障上的教室椅子上。學校的外牆上鐫刻著層層歷史：伏爾泰與安培的半身像，還有一塊銘牌，緬懷那些在集中營中慘遭屠戮的第十一區一千二百名兒童——“納粹野蠻與維希政權的無辜受害者”。一排新近出現的標語（“國民教育，我最毒的關係”）與塗鴉（“ACAB”“去他媽的國民聯盟”）同那些古老的符號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畫面。六名學生盤腿坐在一角，被暖陽曬得發燙，玩著“總統”紙牌遊戲打發時光。幾個小時後，他們將前往巴士底廣場，參加另一場遊行。與此同時，這場運動仍在不斷蔓延。據報導，在義大利的一些城市，高中生也已開始以自己的口號佔領校園：“讓我們效仿法國。” ♦  (邸報)

本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上演的學生抗議活動，讓我回想起56年前同樣發生在這裡的抗議。

當年，我和約700名年輕男女一道被警察逮捕，然後被關進了曼哈頓拘留所（Tombs，又稱“墳墓”，位於紐約唐人街的一座監獄大樓，觀察者網譯註）。這些逮捕並沒有嚇退學生抗議。事實上，那一年（1968年）晚些時候，包括1969年、1970年、1971年和1972年都有示威遊行。迫不得已之下，哥大校方一次又一次地向警方求助，警方每一次都全副武裝地響應並實施逮捕。

哥大現任校長米諾切·沙菲克是埃及裔美國經濟學家，在英國被授予女男爵頭銜。她顯然不是一時興起地宣布恢復所謂的「法律與秩序」。相反，她肯定是聽從了來自校董、捐款者和校友們的指示、祈禱與願望，這些人希望懲罰那些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從事公民不服從這種美式傳統活動的示威者。

「新英格蘭愛國者」橄欖球隊執行長、哥大主要捐款人也是我的同學羅伯特·卡夫（Robert Kraft）最近說：「我不再相信哥大能夠保護其學生和教職員工，在他們採取在糾正措施前，我不願意繼續支持這所大學。

他還說：「我相信言論自由，你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你要為說過的話承擔後果。」如果言論自由被明碼標價，這聽起來就不像是言論自由。當年的抗議活動是針對越戰。如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加薩和以色列。抗議的名稱改變了，但背後的故事卻大同小異。在事關大學投資的問題上，難道今天的學生不應該發揮重要作用嗎？

哥大校長沙菲克曾擔任英格蘭銀行副總裁、世界銀行副總裁。她肯定很清楚，是誰為她的麵包塗上奶油、替她端茶倒水。數十年來，哥大都十分擅長塗脂抹粉、精心調整自己的形象。如同1960年代，今天哥大的目標依然是爭取巨額捐款、在曼哈頓島擴大影響力、佔據越來越多的土地，以及批量生產一批學生，他們將融入令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這個社會機制，扮演消費者與公民的角色。

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們的抗議活動令美國人認識到大學與戰爭機器、代表種族主義和父權等級制的機構之間的合作。哥大開始招募女性、非裔和棕色皮膚的知識分子，並根據學生的要求修改課綱，令他們接受的教育同自己的生活與時代更加密切相關。

1968年，我並不是哥大的學生，而是紐約州立大學的教授，我於1963年畢業。當時該校還瀰漫著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思維枷鎖，遠遠不能稱之為「象牙塔」。 1968年我同哥大的矛盾早在我本科時期就結下了，當時，我因為在課上提交的論文中引用馬克思主義資料而遭到斥責，並因批判性思考和質疑學術教條而被抨擊。

1969年，當我參與哥大校園的一次抗議活動而再次被捕時，一位曾教過我的教授表示，既然我是“代表哥大的一名學者與紳士”，就應該向學校道歉。我拒絕了，於是被當權者抓進監獄。這樣說來，誰才算是「學者與紳士」呢？

在哥大本科的第一年，我和同學們被要求閱讀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的大部頭著作《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我很快就意識到所謂的「知識分子之家」只是一座「紙牌屋」。在1968年，我們並沒有把它炸塌或炸翻，我們只是狠狠地動搖了它，然後眼睜睜地看著這座房子把自己收拾地井井有條，重新鋪好地基。

我不相信今天的學生抗議活動能夠鬧翻哥大，就像1968年我們也不可能做到那樣。這所大學與它所代表的東西太強大、太有權勢、太富有且貪婪。但今天的抗議學生肯定能喚起人們關注美國的「權力精英」（正如哥大社會學教授賴特·米爾斯所形容）同以色列「權力精英」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的關聯。中東的局勢不可能立即改善，但也不會像過去半個世紀一樣一成不變。抗議學生在校園裡支起帳篷，這無疑表明變化正在發生，正如鮑勃迪倫唱的那樣，「時代正在改變」。

可惜的是，哥大還活在過去。可惜的是，它已經放棄同今天的抗議學生進行實質對話的努力，也不再正視校園牆上的字跡。過去幾週我一直在思考，面對今天的情況，哥大教授、《東方主義》一書作者，一度擔任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獨立成員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會怎麼想、怎麼做。事實上，當他在2003年去世的那一年對巴勒斯坦問題發表看法時，似乎確實維持了一種中間立場：「（巴以問題上）沒有任何一種主張能夠凌駕於所有其它主張之上，並導致擁有所謂主張的一方有權將其他人轟出房間！

這樣的中間立場似乎已經不存在。現實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已經經歷了巨大變化。同越戰高峰期的1968年相比，今天美國社會容納不同意見的空間越來越小。相較於過去，美國反阿拉伯與反猶太人的聲音也更加激烈，最好為前方的坎坷道路做好準備。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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