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金融時報》5月2日消息，兩名共和黨國會議員致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敦促將阿里巴巴集團、百度、京東、微博等25家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摘牌。

據悉，這封信由眾議院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和參議院老齡事務委員會主席裡克·斯科特（Rick Scott）撰寫。信中指出，上述中國公司“受益於美國投資者的資本，同時推進中國政府的戰略目標”，對美國投資者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他們援引《外國公司問責法》，表示SEC擁有暫停交易和強制退市的法律工具和權力，應對相關風險。

目前，超過100家中國公司在美交易所上市，總市值約1兆美元。近年來，美中貿易戰和技術競爭加劇，市場對中企可能被迫從美股退市的擔憂反覆升溫。此次議員的公開施壓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緊張情緒。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阿里巴巴、京東、百度等均未對置評請求作出立即回應，相關國會委員會也暫未發表評論。

與此同時，美中貿易關係出現緩和跡象。中國商務部2日表示，正在“評估”華盛頓提出的就川普總統高額關稅進行談判的建議，這可能為擾亂全球市場的貿易戰帶來轉機。然而，摘牌風波無疑為雙邊經濟關係再添不確定性。

分析人士指出，若SEC採納議員建議，對中國公司採取摘牌行動，將對全球資本市場產生深遠影響。不僅中企在美融資管道可能受限，美國投資者也將面臨資產配置調整的挑戰。此外，此舉可能進一步刺激中國加速發展本土資本市場，以減少對美股市場的依賴。 (美國線上)

近日，美國《紐約時報》在一篇深度報導中披露了一個驚人的情況：在2019年到2021年這三年的時間裡，美國國會裡竟有近百名議員在進行股票證券交易時，出現了疑似利用職權提前獲取內幕消息等“利益衝突”的情況。

《紐約時報》發現，這些議員中超半數的人（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所投資的股票證券的領域，不僅與他們在國會裡參加的立法或監管委員會的領域高度重合，而且他們做出進行股票證券交易的時間點，還往往與這些委員會在對相關領域和企業進行調查或發布重要信息的時間點重合。

目前，這篇深度報導已經引起了大量美國網民的憤怒，紛紛要求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徹底禁止所有國會議員進行股票證券交易。

根據《紐約時報》的介紹，在股票證券交易上與自己的議員身份和角色存在“利益衝突”情況的美國國會議員，總共多達97人。

該報是通過一個追踪美國國會議員進行股票證券交易的大數據網站，以及一條評估標準，來鎖定這些政客的。這個大數據網站是德國的一個金融數據公司根據美國國會公開披露的議員們的交易記錄進行整理彙編的。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的報導，下同）

雖然美國有法律規范國會議員們的股票證券投資行為，在允許他們進行這種投資的同時，要求他們必須在45天內披露自己或直系親屬價值超過1000美元的交易，且不得進行內幕交易，但《紐約時報》指出不少議員在上報交易信息時是有很大問題的，比如許多議員只會披露自己進行股票證券交易的價值範疇，至於是買入還是賣出、是賠還是賺等更為具體的信息則時常會被省略掉。該報還透露去年有其他美國媒體的調查還發現，不少議員也並沒有嚴格按照法律的要求進行交易披露，有70多名國會議員出現過遲報或是乾脆漏報股票證券交易的情況。

具體到如今被《紐約時報》曝光的那97名議員中，這些人雖然看起來只占美國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總共500多名議員的五分之一不到，但在2019年到2021年間，上報過自己或直系親屬進行的股票證券交易的兩院議員總共只有183人，所以如今被曝光的97人，其實已經佔了這些人超過一半的數量。

《紐約時報》還通過呈現可視化的數據以及大量的個案介紹，進一步展現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在個案方面，從該報介紹的十多個個案來看，這些案例都存在著一個共性，即相關議員進行交易的股票證券的領域，不僅與他們在國會裡參加的立法或監管委員會的領域高度重合，而且他們或他們的直系親屬進行相關投資的時間，往往與這些委員會在對相關領域和企業進行調查或發布重要信息的時間點重合。

比如，國會眾議院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曾在2020年時參加了美國國會一個對美國波音公司的737 MAX客機進行調查的眾議院委員會，當時波音公司的這款客機正因為之前的兩起嚴重的墜機事故而面臨全世界的質問。但巧合的是，就在該委員會於2020年3月6日發布對波音不利的調查報告的前一天，這名議員的妻子賣出了波音公司的股票。

國會參議院一名共和黨籍的議員，則被發現去年多次在金融市場上進行過多筆與牲畜價格有關的合約交易，他所參加的參議院農業委員會甚至還曾討論過牲畜市場的走向。

這兩個分別來自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的案例還說明，這種“利益衝突”的情況並不是僅限於某一個黨派的，而是一個美國國會兩黨共同存在的問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沒有把美國眾議院的議長、同時也是美國國會議員中備受“內幕交易”質疑的南希·裴洛西列入其所披露的97名議員的名單中進行重點曝光，僅在文章的中後部分才提到了公眾對於裴洛西的丈夫保羅在股市上取得一系列成功存在大量質疑，認為裴洛西雖然不屬於國會的任何一個具體的行業或監管委員會，但她身為議長同樣能提前接觸到很多法案的草案內容，甚至能決定哪些法案草案能在眾議院被提出來進行審議。

不過，那97名議員以及裴洛西都否認自己有利用職權獲取過內幕消息並以此違規獲利的情況。

從《紐約時報》的報導來看，在給出回應的議員中，他們的說辭大多要么是這些股票交易是通過投資經理人進行的，不是他們自己操作的，甚至股票證券都不是他們直接持有的，他們也沒有違規向這些投資經理人透露過任何內幕消息——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名妻子賣出波音股票的議員；要么，他們乾脆表示自己沒有做違法的事情，交易只是根據市場動向進行的投資行為，問心無愧。比如另一名也在波音被調查期間賣出波音股票的議員就表示，他是因為看到波音的股價跌了，同時考慮到自己也在調查波音的委員會，為了止損和避嫌才出手的。

裴洛西的發言人則表示她並不持有股票，對她丈夫的投資也並沒有提前知曉並進行參與。

另外，雖然曝光了這麼多議員在股票投資上存在的問題，但《紐約時報》在給他們的行為“定性”時卻相當“克制”，並沒有咬定這些人的做法就是“內幕交易”，而是一邊給出了他們的回應，一邊則稱這些行為涉嫌“利益衝突”——這或許是因為目前的證據還不足以做出更為嚴重的指控。

而這篇文章最終的落點，則打在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在限制議員進行股票證券交易上還存在缺失這個點上。因為，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美國現在對議員在股票交易上進行限制的法律，不僅比白宮對官員和職員在這方面的限制要弱很多，甚至還比不少美國企業乃至新聞機構的相關限制要弱。

該報還引用了多名認為應該加強法律限制的議員的觀點。其中有議員就認為應通過立法要求國會的議員們把他們的股票投資都交給“保密信託”，即委託人把財產投資交給受託人打理，受託人不向包括委託人在內的任何人披露投資的詳細情況，且委託人不能影響或參與投資。公開資料顯示，這種保密信託服務在西方不少官員那裡很流行，因為這種信託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官員在履行公職時出現《紐約時報》如今曝光的這種利益衝突。還有議員提出的法律建議則是禁止議員及其直系親屬對一些特定的企業進行股票和金融上的投資，現有的這種投資則要么必須賣掉，要么投入“保密信託”。

這第二種提議的框架，根據《紐約時報》的介紹，已經得到了包括裴洛西在內的部分議員的支持——儘管佩洛西起初是反對進一步限制議員進行股票證券交易的。至於她為何出現這種轉變，《紐約時報》沒有交代。

而在社交網絡上，不少對《紐約時報》披露的這種“利益衝突”的情況感到氣憤的美國網民，則建議乾脆禁止議員們進行股票證券交易。《紐約時報》亦提到今年1月美國民調機構“晨間諮詢”（Morning Consult）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多數美國人支持禁止國會議員進行股票交易，而且這種支持是不分黨派的。

這說明，不論是進一步限制還是乾脆禁止國會議員進行股票交易，通過立法進一步防止當政者出現“利益衝突”乃至“內幕交易”，已經成為了美國全社會的一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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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美議員稱中企威脅國家安全要求摘牌

近三年美國國會百名議員利用內幕消息買賣股票，人民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