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美國迎來建國 250 周年，麥肯錫最近發佈了《建國 250 周年：美國經濟競爭力研究報告》，系統復盤了美國從大西洋沿岸的農業殖民地，成長為全球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經濟體的 250 年發展歷程，全面評估了其當前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優勢、結構性短板與內外部挑戰，並提出了鞏固競爭力的核心行動議程。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本文以麥肯錫這份核心研究為基礎，結合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全球創新指數、史丹佛大學《2025 年 AI 指數年度報告》、世界銀行、美國勞工統計局、世界不平等資料庫等權威機構資料，對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演進邏輯、現狀格局與未來走向進行全面、深度的解讀與延展分析，完整還原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全貌與核心矛盾。一、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優勢與全球領先地位歷經 250 年發展，美國當前仍是全球經濟競爭力最強的國家，其領先優勢建立在企業實力、科技創新、消費市場、制度與稟賦四大核心支柱之上，形成了難以復刻的綜合競爭力壁壘。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一）全球頂尖的企業領導力與資本市場統治力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構成了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微觀核心。全球市值與營收前 100 的上市公司中，美國企業佔比超過半數，從初創企業到跨國巨頭，均能吸引全球市場的超額資本流入。當前美國企業持有全球超 50% 的公開股權融資，獲得全球 50% 以上的風險投資，2024 年美國佔全球併購交易總價值的 57%，同時孕育了全球半數的獨角獸企業。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企業估值與市場地位的背後，是美國企業領先全球的經營效率與增長能力。在 G20 經濟體中，美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與生產率增速均位居首位；與歐洲同規模企業相比，美國大型企業的投資資本回報率高出 30%，營收增速高出 50%。外資對美國市場的信心持續走強，2022-2025 年美國公告的綠地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較 2015-2019 年實現翻倍，年規模超過 2000 億美元，成為全球實體產業投資的核心目的地之一。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二）持續領跑全球的科技創新與前沿技術佈局科技創新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護城河，也是其 250 年來持續實現增長躍遷的核心動力。過去 250 年裡，全球 100 項最具影響力的創新成果中，76 項至少部分誕生於美國，由美國科研人員與產業界完成研發與落地。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在研發投入層面，2021-2024 年美國私營部門對前沿技術的投資規模超過 1 兆美元，同期聯邦政府研發配套資金超過 500 億美元，形成了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的研發投入格局。在創新產出層面，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中，美國長期位居全球前列，在量子計算、高性能電池、航天技術等前沿領域，美國的技術儲備與商業化能力均處於全球第一梯隊。在創新生態層面，美國形成了以矽谷為代表的產學研協同體系，《拜杜法案》等制度改革推動了風險投資與創業浪潮的興起，實現了基礎科研成果向商業應用的快速轉化，成為全球創新生態的標竿。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三）高收入支撐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消費是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引擎，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領先優勢，為消費市場的持續繁榮提供了底層支撐。過去 100 年，美國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始終超過其他所有大型經濟體；在全球人口超千萬的國家中，美國的人均 GDP（購買力平價口徑）位居全球首位。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收入結構的頂層優勢尤為突出：美國收入前 10% 群體的薪資水平，較歐洲主要經濟體與加拿大的同層級群體高出 10%-50%；收入前 40% 的群體，收入水平高於歐洲主要經濟體的同層級群體；收入前 20% 的群體，收入水平超過加拿大同層級群體。高收入群體的規模優勢，推動美國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層次最豐富的消費市場，而消費市場的繁榮又反向推動企業創新與生產率提升，形成了 “收入增長 - 消費擴張 - 產業升級” 的正向循環。（四）歷史積澱的自然稟賦與制度基礎優勢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底層根基，來自於建國初期便具備的自然稟賦，以及 250 年間持續迭代的制度體系，二者共同構成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保障。在自然稟賦層面，美國自建國之初便擁有遠超歐洲國家的發展空間與資源優勢。1776 年，美國 13 個州的國土面積達 43 萬平方英里，是英國本土面積的近 5 倍，而當時英國人口規模是美國的 3 倍以上，廣袤且肥沃的可耕地為農業競爭力奠定了基礎。同時，美國擁有得天獨厚的航運條件，沿岸屏障島形成的近海航道與內陸河網，大幅降低了長距離運輸成本，僅 1803 年路易斯安那購地案後完全貫通的密西西比河水系，便擁有超過 6000 英里可通航駁船的航道。進入工業化時代後，美國豐富的煤炭、石油、鐵礦等化石能源與礦產資源，又為工業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保障。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在制度體系層面，美國通過持續的制度迭代，為經濟增長與創新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1862 年《莫里爾土地贈與法案》推動美國公立大學體系從 24 所擴張至 1900 年的 100 多所，建立了聚焦應用科學研究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為產業發展輸送了大量人才與技術成果。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建立了全球最早的工業研發實驗室體系，實現了發明創造的專業化與產業化；福特流水線等流程創新，推動生產效率與工人薪資實現雙重躍升。在市場監管層面，《謝爾曼反壟斷法》《克萊頓反壟斷法》的出台，遏制了壟斷對市場活力的侵蝕；1913 年聯準會的成立，建構了現代金融穩定體系；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重塑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支出佔 GDP 比重從 1910 年的 2% 升至 1945 年的 37%，此後始終未低於 20%，政府在經濟穩定、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領域的作用持續強化。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本土的地理隔離優勢使其免受戰爭直接破壞，工業產能與經濟實力在戰後實現跨越式提升，主導建立了戰後全球經濟貿易秩序，進一步鞏固了全球經濟話語權。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二、美國經濟競爭力面臨的核心短板與結構性挑戰儘管美國仍保持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頭把交椅，但麥肯錫報告明確指出，其經濟體系正面臨製造業衰退、收入分化、地緣競爭加劇、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等多重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正在持續侵蝕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基。（一）製造業全球領導力持續衰退，供應鏈安全存在顯著缺口製造業是美國經濟競爭力最早的核心支柱之一，也是當前其短板最突出的領域。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開始擴張工業產能，2000 年後實現規模化提速，並於 2010 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產出第一大國。當前中國製造業產出佔全球比重接近一半，而美國僅為 11%，全球市場份額出現斷崖式下滑。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在國內經濟結構中，美國製造業的權重也持續收縮。過去 50 年，製造業佔美國 GDP 與就業的比重從 20% 以上降至當前的 10% 以下，製造業就業規模的縮減對應約 1900 萬中等收入崗位的流失。這些流失的崗位大多是支撐中產階級的核心崗位，其缺口僅部分被知識經濟的高技能崗位（如軟體、金融）與低技能服務業崗位（如家政服務）填補，直接導致 2000-2018 年美國中等收入區間的崗位佔比下降 6 個百分點，中產階級規模持續收縮。供應鏈安全的風險同步凸顯。當前美國 40% 的進口商品（規模超過 1 兆美元）被認定為關鍵品類，這類商品直接關係到供應鏈的韌性、多樣性與安全性，是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的核心保障，而美國在這類品類上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度居高不下。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仍是全球第二大製造業大國，製造業年產出達 7.3 兆美元，就業規模接近 1300 萬人，在半導體、電氣化、機器人與自動駕駛系統等未來核心產業領域仍具備堅實的產業基礎，這也是其未來重塑製造業競爭力的核心依託。（二）收入分化持續加劇，包容性增長嚴重缺失美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分配失衡，已成為其社會與經濟體系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儘管美國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全球領先，但收入後 50% 群體的收入水平，顯著落後於歐洲主要經濟體與加拿大，美國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收入前 10% 與後 50% 群體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過去 50 年，美國居民收入的增長呈現出顯著的馬太效應。儘管所有收入層級的群體均實現了實際收入增長，但市場收入（薪資與資產收益）的增長絕大部分集中於收入前兩個五分之一的群體；對於後 60% 的居民，其收入增長更多來自政府轉移支付而非薪資增長，其中中間五分之一的群體，整體收入增速為全階層最低。收入分化的持續擴大，不僅侵蝕了美國社會的穩定性，也削弱了消費市場的長期增長潛力，打破了此前 “全民收入增長 - 消費擴張” 的正向循環，使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大幅下降。（三）前沿技術領域地緣競爭加劇，領先優勢持續縮小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正面臨來自中國的快速追趕，在多個關鍵技術與科研領域，中國已實現反超，全球科技競爭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高端製造與產業化領域，中國在極短時間內實現了從低成本商品生產，向電動汽車、太陽能等複雜資本密集型產業全球領導者的跨越，這種產業升級正從製造業向研發密集型領域延伸。在生物技術領域，中國藥物發現領域的產出自 2013 年以來增長超過 10 倍，2024 年中國臨床試驗數量、臨床階段分子數量均已超過美國，生命科學產業不再侷限於生物類似藥與仿製藥，而是在創新生物藥研發領域躋身全球前列。在人工智慧領域，美國仍擁有全球最先進的 AI 大模型，聚焦於螢幕端的文字、圖像生成等產品化應用；而中國工業機器人的保有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AI 發展更聚焦於物理世界的場景落地，推動智能裝置實現即時感知、決策與執行。典型應用包括融合 AI 的工業機器人、機載即時資料分析的無人機、車端核心智能驅動的自動駕駛汽車，在 AI 的實體產業化應用層面已形成差異化優勢。在基礎科研領域，中國的科研實力實現跨越式提升。2017-2023 年，中國在機器學習、量子感測器、先進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對抗性 AI、自然語言處理、高性能計算等領域的高被引研究數量超過美國，此前中國已在動力電池、先進磁性材料等領域實現領先，還研發並行射了全球首顆量子衛星。在頂尖科研人才流動方面，儘管全球高被引科研人員最密集的城市大多位於美國，但 2019-2023 年，北京的高被引科研人員淨流入規模位居全球首位，人才吸引力持續增強。（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凸顯過去二十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之一是勞動總工時的增長，而當前生育率持續下降帶來的人口老齡化，正在打破這一增長邏輯，勞動力短缺已成為全行業面臨的共性問題。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美國勞動力的老化趨勢已覆蓋幾乎所有行業，當前幾乎所有職業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均高於 15 年前。其中，20% 的建築工人年齡超過 55 歲，該比例較 2010 年上升了三分之一；25% 的醫療支援人員年齡超過 55 歲，該比例較此前上升了近 50%。從高技能的工程師、科研人員，到低技能的建築、服務人員，全行業均出現了顯著的用工缺口，尤其是醫療、建築等難以實現自動化、生產率增速長期低迷的行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更為突出。（五）基礎設施與能源體系存在短板，財政可持續性承壓美國基礎設施的老化與投資不足，已成為制約經濟競爭力提升的重要瓶頸。在能源領域，電網的穩定性與容量存在顯著缺口，需要發電企業與區域電網營運商加強協同，通過部署需求響應系統等成熟技術快速提升電網承載能力；新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面臨多重供應鏈瓶頸，包括審批流程繁瑣、變壓器等核心裝置產能不足、工程技術與建築工人短缺等問題。除能源基礎設施外，美國的橋樑、港口、光纖通訊等傳統與新型基礎設施，均存在老化嚴重、投資不足的問題，無法充分匹配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在財政與經濟安全層面，美國高額的國家債務，已威脅到政府在國防、科技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能力，以及應對突發危機的財政空間。同時，全球貿易體系因地緣政治衝突持續碎片化，美國國防供應鏈的多個關鍵環節存在產能缺口，關鍵商品的本土製造能力不足，直接影響了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長期韌性。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三、美國經濟競爭力 250 年的演進歷程與核心驅動邏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 250 年間經歷了四個清晰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均形成了適配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躍遷，也為後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埋下了挑戰的伏筆。來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一）第一階段：建國初期至 19 世紀中後期 —— 農業競爭力奠基與工業化萌芽這一階段是美國經濟的起步期，核心競爭力來自於得天獨厚的農業稟賦，同時完成了工業化的早期積累。依託廣袤肥沃的可耕地，美國農業生產率實現全球領先，當時美國居民人均卡路里攝入量是西歐國家的 1.4 倍，人均身高高出 2-3 英吋，人均壽命也長於英國居民，人口福利水平顯著高於歐洲國家。軋棉機、機械收割機等核心發明，直接解決了棉花與小麥生產的核心痛點，大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對接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英國紡織業的爆發式需求，棉花、水稻、糧食等農產品成為美國出口的核心品類，奠定了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早期地位。同時，蒸汽船的發明與商業化應用，大幅提升了內河航運效率，推動了全國市場的形成；“美國製造體系”（可互換零件）的出現、工業研發實驗室的萌芽，為後續工業化發展埋下了伏筆。1862 年《莫里爾土地贈與法案》的出台，啟動了美國現代公立大學體系的建設，推動高等教育聚焦農業與應用科學研究，實現了科研成果向產業端的快速擴散。（二）第二階段：19 世紀中後期至二戰前 —— 工業化崛起與全球工業領導權確立這一階段是美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關鍵期，最終確立了全球工業產出的領導地位。核心驅動因素來自四個方面：一是豐富的煤炭、石油、鐵礦等化石能源與礦產資源，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二是鐵路網路的爆發式擴張，1832 年美國鐵路里程已超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巔峰時期鐵路建設年資本支出佔 GDP 的 4%，鐵路網路打通了全國市場，實現了生產的規模效應，也實現了資源從礦區向工廠的高效運輸，1899 年美國成為全球煤炭產量第一大國，同時也是全球首個實現商業石油開採的國家；三是持續的移民潮，1850-1910 年平均每年約 42 萬移民進入美國，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與消費市場；四是技術與管理創新的持續突破，工業研發實驗室實現了發明創造的專業化，誕生了電燈等顛覆性產品，福特流水線等流程創新，推動生產率與工人薪資實現雙重躍升，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與職業經理人群體逐步成型。在制度層面，這一階段美國完成了從自由放任向政府適度干預的轉型。反壟斷法律體系的建立，遏制了壟斷對市場活力的侵蝕；聯準會的成立，建構了現代金融穩定體系；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大幅提升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重塑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為戰後政府主導的研發投入與產業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礎。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本土的地理隔離優勢使其免受戰爭直接破壞，工業產能全面動員，戰後經濟與軍事實力實現跨越式提升，1950 年美國 GDP 佔全球比重達 27%，成為全球經濟與工業的絕對領導者。（三）第三階段：二戰後至冷戰結束 —— 科技引領與中產階級全面擴張這一階段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從工業規模轉向科技創新引領，同時實現了經濟增長成果的全民共享，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核心主體。在研發層面，美國通過 DARPA、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推動國家研發投入達到新的高度，實現了半導體、電腦、網際網路等底層技術的顛覆性突破，英特爾、微軟、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相繼崛起，科技行業推動美國生產率增速遠超 G7 其他國家。強大的製造業基礎與持續提升的居民受教育水平，推動美國家庭收入持續上漲，中產階級規模快速擴大，城市化與郊區化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美國夢” 的核心內涵轉變為郊區獨棟住宅、家用電器與家用汽車，居民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同時，美國主導建立了戰後全球經濟貿易秩序，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與領導地位。（四）第四階段：冷戰結束至今 —— 知識經濟主導與全球競爭力格局重構1991 年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軍事與經濟超級大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邏輯發生根本性轉變，從製造業主導轉向知識經濟主導，金融、軟體開發、研發服務、智慧財產權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載體。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企業發明並商業化的個人電腦，開始重塑全球生產與生活方式，網際網路的普及進一步推動了全球通訊與貿易的變革。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美國企業逐步向價值鏈上游遷移，聚焦於高附加值的軟體開發、系統設計、智慧財產權營運等環節，將低附加值的製造環節外包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半導體產業也形成了 “本土設計、海外製造” 的產業格局。這一分工模式推動美國企業實現了利潤率與估值的持續提升，但也直接導致了製造業本土產能的持續流失，2010 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美國製造業在全球與國內經濟中的權重持續收縮。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4 年美國生產率增速達 2.1%，是 2010-2019 年增速的兩倍，高於 G7 其他所有國家，科技行業仍是美國生產率提升的核心動力，知識經濟的效率優勢仍在持續釋放。四、鞏固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行動議程針對美國經濟競爭力面臨的結構性挑戰，麥肯錫報告提出了覆蓋短期與長期的核心行動議程，核心目標是補齊發展短板、鞏固領先優勢，在全球地緣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提升美國經濟的韌性與長期增長潛力。（一）全面升級能源體系與基礎設施能源與基礎設施是經濟競爭力的底層支撐，也是美國需要優先補齊的短板。在能源電網領域，核心舉措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強發電企業與區域電網營運商的協同合作，保障電力系統的穩定運行；二是快速部署需求響應系統等成熟技術，快速提升電網的承載能力；三是系統性解決新能源基礎設施的供應鏈瓶頸，推動審批流程改革，擴大變壓器等稀缺裝置的本土產能，針對工程師、建築工人等緊缺群體開展定向技能培訓。除能源基礎設施外，美國還需加大對橋樑、港口、光纖通訊等傳統與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補齊硬體短板，為產業升級與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保障。（二）重塑製造業競爭力，保障關鍵供應鏈安全依託現有 7.3 兆美元的製造業基礎，美國需要推動製造業向高端化、本土化轉型，重塑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核心方向包括：加大對半導體、電氣化、機器人、自動駕駛系統等未來核心產業的本土產能投資，推動高端製造環節回流；針對國防與經濟安全相關的關鍵品類，通過戰略儲備、供應鏈多元化、本土產能定向投資等方式，補齊產能缺口，降低對海外供應鏈的過度依賴，提升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性，平衡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的雙重目標。（三）持續鞏固科技創新的全球領先地位科技創新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護城河，需要通過多維度舉措保持全球領先優勢。一是持續加大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銜接私營部門超兆美元的產業投資與聯邦政府的基礎研發資金，強化在量子計算、高性能電池、航天技術、人工智慧等核心領域的技術優勢；二是持續完善產學研協同機制，延續矽谷等創新生態的優勢，推動基礎科研成果的商業化轉化，提升研發投入的產出效率；三是應對全球科技競爭，保持創新生態對全球頂尖人才的吸引力，鞏固在前沿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應對其他國家的技術追趕。（四）破解勞動力結構性矛盾，補充人力資本供給針對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短缺的核心挑戰，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兩端同步發力。一是針對工程、建築、醫療、高端製造等緊缺領域，開展定向職業技能培訓，快速填補勞動力缺口，提升勞動力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二是最佳化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流入，補充高端勞動力供給，同時保持美國創新生態的人才優勢；三是推動醫療、建築等低生產率行業的自動化與數位化轉型，緩解用工短缺的同時，提升全行業的生產率水平。（五）推動包容性增長，彌合收入分化鴻溝包容性增長是美國經濟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的核心前提，需要扭轉收入分化持續加劇的趨勢。核心舉措包括：通過薪資制度最佳化、稅收政策調整，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薪資收入佔比，讓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廣泛地惠及全體居民；加大公共服務均等化投入，提升底層群體的發展機會；推動中等收入崗位的擴容，扭轉中等收入崗位佔比持續下滑的趨勢，擴大中產階級規模，重新啟動 “收入增長 - 消費擴張” 的正向循環。（六）保障財政可持續性，強化國家經濟安全韌性在財政層面，需要最佳化財政支出結構，在控制國家債務規模的同時，保障國防、科技基礎設施、關鍵產業扶持等核心領域的投資能力，提升政府應對突發危機的財政空間。在經濟安全層面，需要應對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的挑戰，重構符合美國利益的全球經貿與供應鏈體系，補齊國防供應鏈的關鍵缺口，在全球地緣經濟競爭中，平衡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提升美國經濟體系的長期抗風險能力與韌性。五、結論與展望歷經 250 年的發展，美國憑藉得天獨厚的自然稟賦、持續迭代的制度體系、引領全球的科技創新、充滿活力的企業生態，從大西洋沿岸的 13 個農業殖民地，成長為全球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經濟體，當前仍是全球經濟競爭力最強的國家。但與此同時，美國經濟體系正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製造業全球領導力持續衰退，供應鏈安全存在顯著缺口；收入分化持續加劇，包容性增長嚴重缺失；前沿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被持續追趕，地緣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人口老齡化帶來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基礎設施老化與高額債務制約長期增長潛力。這些挑戰正在持續侵蝕美國經濟競爭力的根基，也決定了其未來增長的上限。展望未來，美國能否延續 250 年的經濟增長奇蹟、鞏固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領先地位，核心在於能否有效破解上述結構性矛盾。只有在保持科技創新領先優勢的同時，重塑製造業競爭力、彌合收入分化、補齊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短板、實現更具包容性與韌性的經濟增長，美國才能在全球地緣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背景下，繼續保持其全球經濟的核心領導地位。 (陳博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