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最近退出了川普政府的效率部DOGE小組，說要全心回歸正業，回到特斯拉打地鋪。這免不了被左媒看笑話，一陣奚落，說是馬大人的衰落。馬斯克自己，在和官僚體制深度切磋半年之後，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加速GDP的增長至關重要。效率部已經竭盡全力推遲美國破產的日子，但是政府的揮霍意味著只有徹底提到生產力才拯救美利堅。馬斯克的心理變化是很微妙的，外人不得而知，他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黑化。他不再寄希望於改變生產關係，而是更加相信和擁抱生產力這種硬實力。這讓人不由得想起他的老友彼得·蒂爾在《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中所寫的：我仍然忠於我青少年時期所信奉的信仰：將真正的人類自由視為實現至善的前提。我反對掠奪性稅收、極權主義集體，以及宣揚每個個體必然滅亡的意識形態。基於這些理由，我至今仍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但我必須承認，在過去二十年裡，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相容的。本號的很多讀者都看過《主權個人》，彼得·蒂爾親自為它的再版寫了推薦序言。作為這本書的在野中文譯者，我不想說它不好，或者名不符實（儘管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不過，我對書中的觀點和邏輯有新的看法。這本書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隨著資訊革命的發展，尤其是加密技術、加密貨幣的進步，至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將會像羅馬帝國一樣逐漸衰落，中心化的權力格局將不斷被消解，民族國家將紛紛解體，從而進入像中世紀一樣的諸侯林立的局面。眼前的現實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氣焰日盛，民族國家強勢反彈，甚至大有回歸帝國主義的苗頭，像川普要合併加拿大、購買格陵蘭。解體或者衰落的是國家間組織和國際協議。看不到有那個民族國家有解體的危機，反而普遍控制力在不斷增強。尤其是一些大國。當然，“主權個人”這個概念已經牢牢樹立了它的江湖地位。有些個人，確實掌握了像主權國家一樣的力量，例如馬斯克，例如彼得·蒂爾。但是，就像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之後呢？主權個人將真正的人類自由視為實現至善的前提嗎？如果自由與民主無法相容呢？還是他們會成為一種新形式的極權？分享外交事務最近的一篇文章，《科技極權悖論》。東大西大，就像照鏡子，或者太極陰陽魚。低估中國危機中的星鏈2022 年 2 月，當俄軍逼近基輔時，烏克蘭政府陷入危機：其網際網路和通訊網路遭受攻擊，軍隊和政府領導人可能很快就會陷入癱瘓。此時，埃隆·馬斯克——特斯拉、SpaceX、X（前身為 Twitter）、xAI、The Boring Company 和 Neuralink 的實際掌門人——出手相助。數日內，SpaceX 向烏克蘭部署了數千套 Starlink 終端，並免費開通了衛星網際網路服務。在幫助烏克蘭恢復網路連線後，馬斯克被稱為“英雄”。但這位百億富豪的親自介入，以及烏克蘭對他的依賴，也帶來了風險。幾個月後，烏克蘭請求 SpaceX 將 Starlink 的覆蓋範圍擴展至被俄軍佔領的克里米亞，以支援其對俄軍海上目標的無人潛航器攻擊計畫。馬斯克拒絕了，他表示擔心這一舉動將導致戰爭大幅升級。即使五角大樓出面勸說也無濟於事。一位未經選舉、無須問責的私人企業家，竟能單方面阻止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戰爭軍事行動，同時揭示了一個嚴峻現實：政府對關乎國家安全和公民利益的關鍵決策控制力極其有限。這正是“技術極權（technopolarity）”的真實寫照：科技領袖不僅推動股市增長，還操控了傳統上由國家主導的社會、政治和國際事務。在過去十年裡，這些科技企業家及其控制的公司重塑了全球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國家主權以來，全球秩序一直由國家建構。長期以來，這一結構根據國家間權力的分佈被劃分為單極、多極或兩極格局。但如今，世界進入了“技術極權時刻（technopolar moment）”。我在 2021 年《外交事務》上首次提出這一術語，用來描述一種新興格局：“少數大型科技公司在地緣政治影響力上可與國家媲美”。這些科技巨頭已成為強大的地緣政治行為體，在數字空間，乃至現實世界，行使著堪比國家主權的權力。技術權力的鞏固2021 年底，科技行業處於權力巔峰。掌控主流平台的公司勢不可擋。Facebook 創始人馬克·祖克柏承諾打造一個完全沉浸式的“元宇宙”，擺脫現實世界和政府的約束；比特幣和以太坊等加密貨幣也開始進入主流，承諾建立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去中心化金融體系。新冠疫情迫使人們前所未有地依賴線上活動，進一步鞏固了科技在工作、教育、娛樂和社交中的核心地位。這一時期極大加快了數字工具的普及，使科技公司在私人、社會、經濟和公共生活中變得不可或缺。億萬人所見所聞、個人機會甚至思維方式，越來越由公司董事會的決策決定——無論是產品發佈、演算法設計，還是內容規範。但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影響力並不止於虛擬空間，它們也深度滲透到了現實世界。資料中心、雲端運算、衛星網路、半導體和網路安全工具已成為國家經濟、軍隊和政府運轉的關鍵基礎設施。2022 年俄烏戰爭初期，美國公司如 SpaceX、微軟（Microsoft）和 Palantir 為烏克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援：保障通訊、抵禦網路攻擊、提供情報分析、支援無人機作戰。如果沒有這些支援，烏克蘭很可能被俄羅斯迅速“斷網”、斬首，甚至在數日內失去首都，戰敗收場。科技烏托邦主義者曾夢想超越國家，如今卻試圖掌控國家。但政府很快意識到：技術賦予的，也可隨時被技術收回。Starlink 拒絕支援克里米亞事件，以及疫情期間的供應鏈危機，都暴露出依賴少數幾家科技巨頭帶來的巨大脆弱性——一個 CEO 的單一決定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於是，國家開始反擊。2022 年起，各國掀起了一輪針對科技巨頭的立法和監管風暴，議題包括市場壟斷、內容審查、使用者保護和資料隱私。歐盟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為遏制科技權力做出了最有力的嘗試。美國則提起了多起反壟斷訴訟，展開國會調查，並在州一級制定隱私法規。印度、南非等國也紛紛效仿，而歐盟、英國、巴西等進一步加強執法力度。但這一切收效甚微。在數字空間，科技巨頭依然是主要的設計者、執行者和裁判員。2022 年底，大型語言模型的問世引發了人工智慧（AI）的大爆發，進一步鞏固了科技公司對國家的優勢。先進 AI 系統的研發和部署需要龐大的計算能力、海量資料以及頂尖工程人才——這些資源集中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只有這些企業掌握其模型的能力、用途和限制。即使監管機構能設計出有效的治理框架，AI 的指數式發展速度也很快會令其過時。隨著 AI 成為經濟、軍事和地緣競爭的核心技術，掌控 AI 的公司將變得更加具有地緣政治影響力。國家權力的反擊然而，正當科技公司影響力日益擴張之時，傳統地緣政治也迅猛回歸。全球化引發的民粹主義反彈、疫情之後對經濟安全的重視，以及最重要的——美中戰略對抗加劇，三者共同瓦解了全球技術生態系統的幻想。美國起初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的策略，對部分關鍵技術實施出口和投資管控，以限制東大的發展。但這場行動迅速擴大，涵蓋所有可能具有軍民兩用性質的商品。連普通資料、社交媒體、電動車和健身追蹤器都被視為國家安全隱患。政策重心從經濟轉向國家安全，科技“脫鉤”成為常態。與此同時，西方國家重新啟用產業政策，斥巨資扶持戰略產業。但這些補貼也附帶條件：必須在本土生產，退出東方市場，否則無法享受政策紅利。美國限制晶片與 AI 技術出口，東大則加緊控制稀土資源，全球供應鏈開始“巴爾幹化”，跨境資料流動趨緩。這一數字與物理層面的去全球化趨勢，動搖了如蘋果（Apple）和特斯拉這類全球主義企業的商業模式。這些公司依賴開放市場和一體化供應鏈以獲取全球最大利潤。早在川普重新執政前，許多企業已將部分業務“友岸外包”，遷往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地，以分散中國風險。然而，上個月，川普宣佈對盟友和對手同時加征高額關稅，正式宣告美國退出全球化，也為全球主義模式敲響喪鐘。相較之下，那些被視為“國家冠軍”的企業（如微軟和 Palantir）則進入黃金期，憑藉長期與政府的合作關係，在碎片化時代如魚得水。美國的“國家主義轉向”令人意外，但遠不及東大徹底。自 2020 年整肅起，國家重新全面掌控科技領域。如今，即便是最大的科技公司——無論名義上是否為私營企業——也必須服從core的指令。東方數字未來的主導權問題已有明確答案：國家說了算。從自由主義到利維坦在西方，關於“誰控制數字空間”的答案仍未明朗。問題更複雜的是：如今爭奪的不僅僅是數字空間的控制權，更是對國家本身的控制。一批矽谷科技大佬——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將科技視為不僅是商業機會，更是變革力量。他們曾希望科技能將人類從政府約束中解放出來，最終讓國家本身變得無關緊要。這些“技術烏托邦主義者”，正如我在 2021 年所定義的那樣，普遍對政治持懷疑態度，並“設想一個國家主權不再主導地緣政治、被全新秩序取代的未來”。但近年來，這些人中的一些人發生了轉變，開始擁抱技術專制主義（techno-authoritarianism）。他們不再滿足於超越國家，而是試圖俘獲國家——將公權力用於推動私人利益。這一轉變部分是出於自利：獲取更有利的法規、稅收優惠和政府合同——這在美國的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團中並不罕見。但更深層的動因，則是當前地緣政治格局與技術競爭格局的深刻變化。不同於早期網際網路平台在幾乎零監管環境中迅速發展，如今的前沿技術——如航天、人工智慧（AI）、生物科技、能源與量子計算——若想實現規模化發展，幾乎都離不開國家的顯性或隱性支援。隨著這些領域成為美中科技爭霸的關鍵，數字空間本身也被國家安全邏輯吞噬，科技公司與華盛頓結盟，從“礙手礙腳的束縛”，變成了“戰略必要”。於是，原本試圖“超越國家”的企業家們，如今紛紛投身於對國家的俘獲。他們不僅可以獲取國家資源，還可借此壓制競爭對手，鞏固壟斷地位。馬斯克的“槓桿收購式奪權”但有些人對國家的滲透不僅出於現實考量，也源於意識形態訴求。以馬斯克和蒂爾為代表的科技精英，已公開表達反民主傾向。他們認為，美國的治理體系（乃至共和制本身）已徹底腐敗失效，多元化、制衡機制和職業官僚體系不是“制度優勢”，而是“制度缺陷”。他們主張應由一位“國家 CEO”來治理美國——像管理初創企業一樣集中權力、摒棄冗餘程序，以科技進步為核心目標。他們認為，未來應該由少數自封為“技術精英”的人來主導，因為唯有他們能帶領國家應對指數級變化的挑戰。早在 2009 年，蒂爾就曾斷言：“自由與民主已不再相容。”而在 2023 年，馬斯克則公開呼籲出現一位“現代版蘇拉”——蘇拉是羅馬獨裁者，被認為是摧毀羅馬共和國的關鍵人物。即便他當時是在“開玩笑”，現實中的馬斯克已在過去四個月裡積極推進對美國政府的實際控制。這不是一次“武力奪權”，而是一場“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2024 年，馬斯克個人出資近 3 億美元，幫助川普和共和黨贏得總統與國會選舉——這還不包括他將 X 打造成“挺特社交平台”的營運成本。作為回報，美國歷史上最“交易型”的總統將國家權力慷慨贈予這位全球首富。國家被科技公司“反向收購”川普本就對裙帶資本主義情有獨鍾。但在他第二任期中，科技大亨們不僅能影響政策制定，還被授權主導監管機構的任命與罷免，甚至可直接書寫或刪除法規條文。自從馬斯克被任命為“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簡稱 DOGE）”負責人，並獲得對聯邦系統的“根存取權（root access）”以來，他已大規模清洗公務員隊伍，在數十個政府機構中安插親信，削減國會撥款資金，獲取了數百萬美國人涉及稅務、移民、社保和醫療等方面的敏感資料。馬斯克及其技術官僚盟友仍保留其私人企業職位——儘管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卻掌控著美國聯邦政策制定和人員任免權，影響著法規執行、採購、稅收與補貼。這不僅影響他們自己，也在操縱整個競爭格局。據參議院一份最新報告估算，馬斯克因這些安排獲得的直接經濟收益已達 23.7 億美元，還不包括未來潛在的政府合同與市場優勢。與此同時，有傳聞稱，DOGE 正在整合政府資料庫——包括稅務、移民、醫保記錄等——聲稱其目標是借助 AI 工具打擊聯邦“浪費、欺詐與濫用”。但由於缺乏清晰的公私分界，沒人知道這些資料是否已經被馬斯克的公司 xAI 用於訓練其專屬 AI 模型，也不知道這些模型的輸出究竟是服務公眾，還是為其私利。這一“主資料集”可能帶來巨大經濟效益，令其他國家爭相效仿，也可能賦予馬斯克在超級智能 AI 競賽中的絕對優勢、開闢新型商業監控與行為操控模式，進一步強化其市場支配力。但其真正的風險超越經濟層面：一旦建立完成，這種演算法驅動的基礎設施可被武器化用於政治控制。舉報者稱，DOGE 已使用 AI 工具監測聯邦僱員中的“反馬斯克”和“反川普”言論，而美國國稅局（IRS）已有官員因反對利用稅務資料監控移民而辭職。這並非東方式的“中央集權監控體制”，而更可能是一種更加分散化的“市場導向型數字監控網路”——通過俘獲國家權力，由技術寡頭借 AI 實現私人目的。當然，這種科技對華盛頓的掌控可能不會永久持續。馬斯克聲稱 DOGE 是“有限時間項目”，且隨著其公眾支援率暴跌、消費者抵制升溫，他已暗示會逐步退出政府角色。此外，川普陣營中的民粹派人物，如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也開始指責馬斯克等人為“技術封建主義者（technofeudalists）”，聲稱他們正試圖把美國人變成“數字農奴（digital serfs）”。本質上，科技右派與川普的聯盟始終是交易性的，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認同。而川普政府的貿易、移民和科研政策，也常常與技術精英所倡導的“加速主義”理念背道而馳。這個聯盟仍有可能破裂。但就目前而言，國家已被技術公司實質性“反向收購”。這顛倒了原本“國家指引科技”的國家冠軍邏輯。如今，政策日益屈從於科技巨頭的私利。即便這場“俘獲”最終結束，其造成的制度破壞也將長久持續。DOGE 已在短短數月內削弱了美國國家能力，致使在其退出後，政府將不得不更加依賴私營科技企業填補空缺。混合的未來：技術兩極化世界2021 年，我提出過三種數字未來路徑：“未來的世界，是一個網際網路日益碎片化、科技公司服務於所在國家的格局？還是科技公司徹底奪取數字空間控制權，掙脫國家疆界、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力量？又或是國家主導時代終結，由技術精英提供公共服務、替代政府角色的新秩序？”如今看來，我們正走向一種混合型的技術未來：一個數字世界兩極分化的格局。其中一極是日益“技術極權化”的美國。在這裡，少數幾家科技公司及其領導人擁有數字主導權，掌控關鍵基礎設施，直接影響美國內政與外交政策。他們可以操控全球資訊環境、破壞外國政府穩定、左右地緣政治走向。而今，他們還獲得了美國政府的默許甚至背書，使其影響力更為強大。各國政府越來越不願對這些美國科技公司動手，不僅因為它們的經濟和數字影響力，更是害怕遭到華盛頓的政治報復。換言之，政治加持下的 Big Tech，享有“地緣政治豁免權”：受國家保護，卻不受其約束。這種公私權力的融合，使美國科技公司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身產品、平台和技術標準。另一極是東大，奉行徹底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其科技公司完全服從core的領導。儘管這一體制可能在創新與經濟活力上有所犧牲，但它確保了戰略性技術與國家優先事項保持一致。從 DeepSeek 的 AI 推理模型到華為的 CloudMatrix 384 晶片叢集，表明東大即使在政治限制和美國出口管制下，依然保持強大競爭力。全球夾縫中的困局被夾在這兩極之間的是歐洲。歐洲曾被視為平衡 Big Tech 權力的潛在力量，但如今面臨結構性增長困境與本土科技巨頭匱乏的問題。歐盟的“數字主權”夢想受限，其監管雄心難以轉化為實際影響力。面對川普的關稅政策，布魯塞爾被迫放寬對美科技企業的 AI 監管，甚至可能不敢對美國數字服務徵稅。與此同時，全球剩餘的數字治理機制已陷入危機——不僅遭美國科技巨頭如馬斯克的削弱，也受全球領導力真空所制約。隨著地緣政治、經濟與技術的進一步碎片化，對技術極權的制約也在迅速瓦解，技術極權勢力正迅速坐大，難以遏制。最終的格局將不是一個全面“技術極權”的世界，而是一個美國版技術極權與東方版國家控制的雙極對立世界。發達經濟體多數將不得不選邊美國，而全球南方國家則可能傾向於中國模式。然而，從功能角度看，美中兩種模式雖意識形態不同，但趨同趨勢明顯。美國模式受市場邏輯驅動，中國模式受政治主導，但兩者都強調“效率高於問責”、“控制勝於同意”、“規模優於個體自由”。在數字空間成為權力核心的時代，權力掌握在誰手中，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有效集中。結語：極權的悖論技術極權時代的最大悖論在於：技術本應賦權個體、增強民主，但它反而可能催生更高效、更不受約束的超級集權控制形式。人工智慧和其他突破性技術甚至可能讓封閉體制比開放體制更穩定——在指數變化的時代，透明、多元、制衡和民主機制本身，可能反而成了“負資產”。無論權力最終落在國家還是科技公司手中，權力過度集中都會對民主和個人自由構成威脅。2021 年，我曾寫道：“科技公司取代國家並非命中註定。”但如今看來，科技公司取代民主制度，或許已經開始。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