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近日再度拋出重磅炸彈，公開超過300萬頁愛潑斯坦案相關檔案，包含2000多段視訊、18萬張圖片，時間跨度長達十餘年。這是司法部就本案公佈的規模最大、也被其定位為“最後一批”的檔案。輿論迅速被點燃。對許多人而言，這似乎意味著一場遲來的清算終於到來——真相將被徹底揭開，責任也將隨之落定。但當情緒稍稍冷卻，真正翻閱這些檔案後，會發現一種微妙卻熟悉的無力感。名字很多，細節密集，一些畫面甚至足以反覆刷新公眾認知。但在司法層面，卻幾乎看不到與之對應的實質性變化。資訊被釋放了，風險卻並未同步上升。這種不對稱，在問題本身又疊加了一層問題。愛潑斯坦案真正揭示的，或許並不只是“上流社會究竟有多下流”，而是一個更值得警惕的現實：在某類社會層級中，這類下流生活並不構成高風險行為，反而是一種被長期縱容、甚至被默認的存在。從已披露的檔案看，捲入其中的名人不計其數：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6次搭乘“洛麗塔快線”前往蘿莉島；美國總統川普被提及超千次，其中包括多名女性受害者的指控；前英國王室成員安德魯在現場跪在地上摸女性腹部的照片被公開；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茲感染性病並向妻子隱瞞；馬斯克郵件直接詢問“那晚最瘋狂”；甚至連身患漸凍症、長期依賴輪椅的科學家霍金，也曾經現身蘿莉島……如果只是名單冗長，這些檔案或許只會被當成一次規模更大的“名人翻車”。但真正令人不安的，並不是“誰被點名”，而是這些細節呈現的方式。在大量郵件、邀請函和行程安排中，相關行為並未被描述為需要高度警惕、必須極力規避的風險事項，而是被自然地嵌入派對、私人拜訪和資源介紹的日程之中。女孩被視作“內容安排”，私人島嶼成為穩定的社交節點，私人飛機則是默認通道。整個過程看上去從容而熟練，更像一種被反覆使用、早已內化的生活方式。這一點甚至比具體行為本身更叫人“細思極恐”。當某種行為能夠在一個圈層中反覆發生，問題就不止於道德是否墮落，而在於它在這個圈層裡，從未被當作一件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事情。而這次檔案公開的方式，本身也延續了這種低風險邏輯。從背景看，檔案公佈的直接動力源於美國國會的法案壓力。去年11月，國會以高票通過《愛潑斯坦檔案透明法》，要求司法部必須在當年12月19日前公開相關檔案。但在法定期限到來時，司法部僅公佈了部分材料，引發公眾不滿。直到近期，數百萬頁檔案才被一次性釋放，在程序層面幾乎無可挑剔，卻並未同步啟動新的系統性調查，也沒有給出清晰的追責路徑。資訊隨之迅速過載。普通公眾難以完整理解，媒體只能擷取片段進行報導，社交平台則開始自行拼接敘事。與此同時，公開檔案中仍有大量敏感內容被塗黑，部分照片在公佈後又被悄然刪除。這種選擇性披露使“透明”在形式上完成，卻在實質上大打折扣。在真假混雜、情緒先行的傳播環境中，討論固然熱烈，但方向卻愈發分散。看的人越來越多，事情反而越來越像“已經結束了”。對政治系統而言，這樣的處理方式並不危險。公開本身已經完成交代，接下來的混亂被視為“社會討論”，而非制度責任。名人可以否認、切割或沉默，必要時通過民事途徑止損；而更深層的結構問題，則被留在程序之外。於是，一個熟悉的循環再次出現：檔案公佈，輿論翻滾；名字被點，情緒高漲；隨後，一切慢慢歸於平靜。真正進入刑事程序的，始終是極少數；真正承受長期後果的，也往往不是處在權力網路中心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每一輪檔案公開之後，都會留下相似的挫敗感：看見了很多，卻改變不了什麼。如果下流行為在上流世界裡始終是低風險選項，那麼它當然會被反覆選擇。當權力可以長期凌駕於法律之上，伸張的正義將無關緊要。 (直新聞)

記者們梳理愛潑斯坦的郵件時，一個又一個諂媚權貴的名字浮出水面，人們紛紛低聲質疑：“他們怎麼能這樣？” 這些出身名門望族、身居顯赫機構的傑出人士，怎麼會跟這樣的人混在一起？圖片來源： Celina Pereira；蓋蒂圖片社（攝影）仔細研讀這數千封郵件後，答案便不那麼令人意外了。當從金融家淪為已定罪性犯罪者的傑佛瑞·愛潑斯坦需要朋友幫他重塑形象時，他清楚該求助於誰——一個慣於漠視他人痛苦的權力精英階層。這個故事的核心是一名性犯罪者及其受害者，以及他與川普總統的糾纏。但這同時也是一個關於強大社交網路的故事：在這個網路中，有些人或許因為早已習慣對諸多其他虐待與苦難視而不見——無論是網路中部分人助推的金融危機、挑起的不義之戰，還是他們縱容的藥物過量危機、維護的壟斷格局、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從中漁利的住房危機，或是未能保護民眾免受其害的科技發展——所以即便知曉愛潑斯坦的行徑，也選擇了迴避。與當下大多數新聞相比，愛潑斯坦事件引起了更廣泛公眾的共鳴，這讓一些當權者感到擔憂。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羅·康納提出“愛潑斯坦階層”這一說法，這難道不危險嗎？這難道不是階級鬥爭嗎？但公眾的直覺是正確的。正如郵件所揭露的，人們敏銳地意識到，在政府、商業、遊說、慈善、初創企業、學術界、科學界、高端金融和媒體的交匯處，存在著一個高度隱秘的“精英貴族階層”，這個階層往往更注重維護自身利益，而非公共福祉。他們有理由不滿：這個群體的成員總能獲得無數次改過自新的機會，而無數美國人卻連一次公平起步的機會都得不到。他們有理由抱怨：無論是遭遇驅逐、被敲詐勒索、房屋被止贖、因人工智慧而失業——甚至是遭受強姦，他們的訴求往往無人理睬。愛潑斯坦能融入這樣的社交環境並非偶然。2008年他在佛羅里達州對與賣淫相關的指控認罪後，若沒有這個往往反民主、自鳴得意的精英階層，他絕無可能重塑形象。即便這個階層中有些人沒有參與人口販賣，他們也在愚弄整個世界。在我看來，這些郵件共同勾勒出一幅極具衝擊力的書信體肖像，揭示了我們的社會秩序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為誰而運作。這樣說並非極端——真正極端的是這個精英階層的行事方式。“愛潑斯坦階層”這一概念頗具啟發意義，因為人們可能會被愛潑斯坦所討好的各色人等所誤導：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商人、外交官、慈善家、治療師、教授、王室成員、頂級律師。他在某個時刻傳送郵件的對象，往往與另一位收件人的理念針鋒相對——比如勞倫斯·薩默斯與史蒂夫·班農、迪帕克·喬普拉與對所有靈性學說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彼得·蒂爾與諾姆·喬姆斯基。這種多樣性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團結。他的收件人往往共享一個鮮明的現代精英身份：這是一個統治階層，在其中，穿梭於四萬英呎高空的漂泊生活、世界公民身份以及剛從迪拜歸來的經歷，賦予了他們昔日深厚根基所帶來的光環；學術才智如同過去的門第出身般備受推崇；古老的種姓界限已消融，人們可以在執政、獲利、思考和回饋社會之間自由切換，或同時追求這些目標。有些成員，如薩默斯先生，深度參與了這個階層的各個方面；而另一些人則參與度較低。如果人們對這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權力精英仍缺乏瞭解，或許是因為他們不僅是金融精英、知識精英、貴族責任精英、政治精英或敘事塑造精英——他們橫跨所有這些領域，既獲利豐厚，又堅信自己的良好意圖。如果說這是一個噴氣式飛機社交圈，那也是一個“碳抵消私人飛機社交圈”。畢竟，乘坐商業航班無法讓你從達沃斯“用信用卡賦權非洲女孩”的早餐會，趕至阿斯彭的“公益加密貨幣”晚宴。許多愛潑斯坦的郵件都以一種看似平淡無奇的儀式開篇——告知行蹤並行出詢問。我讀得越多，就越意識到這一儀式的深層含義。在“愛潑斯坦階層”中，郵件的開頭和結尾往往是相互試探的“回聲定位”。銀行家羅伯特·庫恩給愛潑斯坦寫道：“剛到紐約——希望能見面交流，集思廣益。” 愛潑斯坦給億萬富翁托馬斯·普利茲克寫道：“我周三、周五在。埃德爾曼？”（目前尚不清楚他指的是人、公司還是會議）。給亞利桑那州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的郵件中寫道：“諾姆7號要去圖森。你那時在嗎？” 喬普拉寫信說他要去紐約，先參加演講活動，然後“靜修”。遊戲開發者吉諾·余公佈了他的旅行計畫，包括圖盧姆、達沃斯和數字生活設計大會——這堪稱“愛潑斯坦階層”的三項全能。起降、往返、演講活動、靜修——這個群體的成員不斷追蹤彼此穿梭於甘迺迪機場、希思羅機場、成田機場以及你從未聽說過的機場的行程。行蹤是這個精英階層的資訊素，催生了維繫其生存的人脈搭建和資訊交換。如果說“你吃了嗎？”是傳統的中國問候語，那麼“你今天在那裡？”就是“愛潑斯坦階層”的標誌性詢問。他們的忠誠似乎更少指向下方的民眾和社區，而更多指向這個無國界網路中的其他成員。早在2016年，時任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就捕捉到了他們的本質：“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麼你就不屬於任何地方。” 愛潑斯坦的收件人們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活力四射，擺脫了各種義務，在空中隨時準備建立聯絡。而這樣做的回報可能是實實在在的。就像愛潑斯坦那樣，時刻掌握上千人的次日行程和去向，你就可以把需要貸款合作夥伴的收件人介紹給你當天要見的人；或者告知埃胡德·巴拉克某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感冒了；又或者為某人提供飛回紐約的私人飛機，同時為向你通風報信的記者安排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成員會面作為回報。但告知行蹤的郵件只是聯絡的初步試探。行蹤是“調情”，而真實資訊才是“圓滿”。愛潑斯坦是如何成功拉近這麼多陌生人的距離的？郵件揭示，一種非公開資訊的物物交換經濟是關鍵吸引力。在這個世界裡，你赴宴時帶的不僅僅是一瓶葡萄酒——你要帶來金融家們所說的“優勢”：專有洞見、內部資訊、會議中的獨特收穫、對人工智慧的反直覺預測、與立法者的談話片段、明日新聞的預告。“愛潑斯坦階層”明白，資訊越容易獲取，非公開資訊就越珍貴；人人都在即時發佈觀點，那些秘而不宣的見解就越寶貴。這些郵件是一個私人的、雙向的社交媒體，面向那些不能或不願公開發佈內容的人——就像一個個只有單一訂閱者的Substack通訊平台。為了通過提供“優勢”來維持相關性，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他們的渴望與炫耀、急切與從容。“在高爾夫錦標賽上看到馬特·C和川普在一起，我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那裡，”前川普酒店高管尼古拉斯·裡比斯給愛潑斯坦寫道，這堪稱夫妻治療師所說的“尋求關注”。時任頂級銀行高管的傑斯·斯泰利隨口提到與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共進晚餐，得到了他可能期待的回應：“特尼特怎麼樣？” 薩默斯先生拋出誘餌，提到與軟銀和沙烏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的人士會面。愛潑斯坦上鉤了：“有誰特別引人注目嗎？” 隨後薩默斯就可以提供專有情報。這樣的交流不斷繼續：人們在談論什麼？你聽說誰會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我向比爾·克林頓提起你的名字可以嗎？有時這些人給人的感覺是，一份報紙就能讓他們大開眼界。庫恩先生給愛潑斯坦寫道：“很想聽聽你對川普政府及其政策的看法。” 雖然在有眾多網站可供查閱的情況下，依賴愛潑斯坦獲取政治分析似乎有些奇怪，但對這個階層來說，見解的價值與接收者的數量成反比。而終極的炫耀是獲得內部情報後輕描淡寫地說：“其實也沒什麼突破性的內容，”法國銀行家阿里亞娜·德·羅斯柴爾德在與葡萄牙首相會面時寫道。無國界的“蝙蝠訊號”開啟了交流，“優勢”維持了交流的進行，而在這之下，一場更深層次的交換正在發生。聰明人需要資金；富人想顯得聰明；古板的人渴望接觸薩默斯先生所說的“既有利可圖又放縱不羈的生活”；而愛潑斯坦則需要利用那些對弱勢群體所受侵害持寬容態度的知名人士來洗白自己的名聲。每個人都擁有某種形式的資本，並尋求交易。核心業務就是“資本洗白”——將金錢轉化為聲望，將聲望轉化為樂趣，將樂趣轉化為情報，將情報再轉化為金錢。薩默斯先生給愛潑斯坦寫道：“你是充滿求知慾的華爾街硬漢。” 愛潑斯坦回覆：“而你是對華爾街充滿好奇的知識分子。”在另一封郵件中，愛潑斯坦向克勞斯先生發表了滿是拼寫錯誤且不符合事實的氣候科學思考，包括加拿大或許支援全球變暖（因為那裡很冷——事實並非如此），以及南極實際上正在變冷（實際上南極正在快速融化）。克勞斯先生縱容了愛潑斯坦這位富人的“理論研究”，同時委婉地糾正了他的錯誤，並暗示更多的研究資金會有所幫助。對這個現代精英階層來說，“顯得聰明”就如同過去繼承土地一樣：是開啟大門的保證。僅僅分享一個超連結是不夠的，必須附上你獨特的見解。克勞斯先生發送了他發表在《紐約客》上關於激進無神論的文章；喬姆斯基先生回覆了多段文字；愛潑斯坦匆匆寫道：“我認為宗教在許多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積極角色……我不喜歡任何一方的狂熱……抱歉。” 不知怎的，這引出了一個提議：讓克勞斯先生帶演員約翰尼·德普去愛潑斯坦的私人島嶼。一次又一次，學者們放下身段，提前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詢問愛潑斯坦的“想法”。“或許氣候變化是解決人口過剩的一個好辦法，”德國認知科學家約沙·巴赫沉思道。這種全方位資本交換的本質，在愛潑斯坦、薩默斯及其妻子伊莉莎·紐之間的郵件三角中尤為突出。薩默斯先生似乎從愛潑斯坦的款待、線報、對川普圈子的半吊子洞察中獲益，而最令人反感的是，在他結婚多年後，還從愛潑斯坦那裡獲取約會建議。紐女士尋求愛潑斯坦的幫助，希望聯絡伍迪·艾倫，並修改她邀請嘉賓參加其電視詩歌節目的郵件。愛潑斯坦向她傳授精英階層的習俗和動機：不要說“來我的節目”，而要說“和塞雷娜·威廉姆斯、比爾·克林頓以及沙克一起參加我的節目”。愛潑斯坦則通過與他們交往，獲得了“與聰明人相關聯”的益處，通過與哈佛教授和前財政部長結盟來洗白名聲，並得以裝扮成政治家——有一次，他主動向薩默斯和塞內加爾政客卡里姆·瓦德傳送了一封介紹郵件，告知薩默斯：“他是所有非洲人中最具魅力和理性的，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尊重。” 非洲有15億人口和54個國家。這個階層有自己的地位遊戲。其中一種是，當收到線報時，通過說“我已經知道了”來拒絕這份“好意”。另一種是，通過強調自己的核心地位來為忙碌道歉——“與川普相關的事務佔用了我的時間”。當有人提出介紹認識某人時，最冷淡的回應是“不”。終極的權力展示來自馬爾地夫的穆罕默德·瓦希德·哈桑，他的郵件結尾寫道：“發自總統的iPad。”如果一個外星人降落在地球，第一眼看到的是愛潑斯坦的郵件，他可以通過拼寫、語法和標點符號來判斷一個人的地位。在這個網路中，語言使用規範與權力成反比。認真的科學家和學者打字工整規範，而富人和權貴的回覆則簡潔生硬，充斥著拼寫錯誤、不規律的空格和多餘的逗號。然而，這些地位遊戲掩蓋了一個真相：這些人屬於同一個陣營。在公眾面前，他們可能針鋒相對，宣揚相反的政策，網路中有些人甚至對其他人的所作所為表示痛心。但郵件描繪的卻是一個將自身在決策階層中的永久地位視為最高使命的群體。當原則與維繫網路關係發生衝突時，網路關係總會勝出。愛潑斯坦可能鄙視川普的所作所為，但他仍然與川普的智囊和攻擊犬史蒂夫·班農交往，尋求其在加密貨幣監管方面的幫助。邁克爾·沃爾夫是一名記者，但這並未阻止他為愛潑斯坦的公眾形象提供建議。曾執著追查克林頓性醜聞指控的肯尼斯·斯塔爾，搖身一變成為愛潑斯坦的辯護人。他們是永久的倖存者——無論事態朝著那個方向發展，他們都能從中獲利。“你支援那個候選人？”2016年大選前夕，退休的微軟高管琳達·斯通問愛潑斯坦。“都不支援，”他回覆道。在一封郵件中，他與沃爾夫一起吐槽班農的言論；而在另一封郵件中，他邀請班農前來，並建議額外邀請一位嘉賓——巴拉克·歐巴馬總統的前白宮法律顧問凱瑟琳·呂姆勒。他與呂姆勒女士的交流尤為引人注目——並非因為其駭人程度，而是因為這些交流展現了這個網路最具變通性的自保本能，以及對底層民眾的極度漠視。和許多人一樣，呂姆勒女士從歐巴馬時代的公共服務崗位轉向了私人法律執業，最終成為高盛集團的首席律師。人們從代表總統轉向代表銀行，這種現象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其背後的代價：從事私人工作時，他們利用自己的智慧算計昔日的公共部門同僚；從事公共工作時，他們行事溫和，以便為未來留有餘地。根據當時的報導，在2014年的一些交流中，呂姆勒女士似乎正在考慮一份工作邀請：美國司法部長。而她向誰尋求建議？一名已定罪的性犯罪者。在另一封郵件中，愛潑斯坦就川普是否能宣佈國家緊急狀態以修建邊境牆這一問題諮詢法律意見。她的回應卻是，一位潛在僱主向她提供了200萬美元的簽約獎金。從“暴政”話題無縫切換到“獎金”，這濃縮了一個核心真相：無論發生什麼，這個社交網路的成員都會安然無恙。呂姆勒女士告訴愛潑斯坦，有一天她要去紐約。“然後我會在紐澤西收費公路的一個休息站停下來小便、加油，我會看到那裡所有體重至少超重100磅的人，看到這些後我會輕度恐慌發作，然後決定餘生不再吃任何東西，因為我害怕自己會變成他們中的一員，”她在2015年寫道。但在這個“永久倖存者階層”中，今天的驚嚇可能會轉化為明天的機遇。她加入高盛幾年後，該公司宣佈減肥藥是一個“1000億美元的機遇”。通常情況下，你無法閱讀他人的郵件。有權有勢的人擁有私人伺服器、資訊技術團隊和律師。當你難得有機會窺見他們的真實想法、世界觀以及真正追求的目標時，請記住瑪雅·安吉洛的話：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如今的美國民主正處於危險境地。愛潑斯坦的郵件堪稱當下局勢的前傳。在情況變得真正糟糕之前，這些有權有勢的人，在這個由機構和社區構成的網路中，所思所做的就是相互關照，而非顧及全民福祉。這個時代，包括關於愛潑斯坦的陰謀論在內的各種陰謀論信仰激增，這背後源於人們一種實際上正確的直覺：這個國家的運作似乎往往並非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嘲笑公眾輕信陰謀論，卻忽視了人們試圖傳遞的資訊：他們不再覺得自己能參與選擇自己的未來。無論是雞蛋價格這樣的小事，還是兒童性虐待是否重要這樣的大事，他們感受到的都是一種輕蔑的冷漠，以及一種視而不見的本能。如今，那些利用民眾對冷漠美國精英的反抗而掌權的人，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比以往任何當權者都更加冷漠。“愛潑斯坦階層”那種排外的交易行為和道德欺詐，如今已成為美國的執政理念。儘管如此，那些挺身而出、勇敢作證的倖存者們，已經對川普發起了第一次真正的重擊。他們團結一致，堅守真相，堅持要求這個國家在弱勢群體遭受權力侵害而呼救時能夠傾聽——他們的行為讓上層社會的極度冷漠蒙羞，也為我們指明了其他相處之道。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