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論壇（WFF）上周六（20 日）在北京舉辦「世界金融論壇 2024 北京峰會暨 2024 世界經濟金融展望報告發布會」，世界金融論壇秘書長馮興科發布了《世界金融論壇 2024 世界經濟金融展望報告》。

目錄

2024年世界經濟金融展望

第一章世界經濟成長的動力與不確定性

一、全球經濟處於復原階段，復甦進程緩慢

二、全球經濟成長依賴亞洲經濟體，區域分化顯著

三、全球通膨逐步降溫，但仍處高位

四、全球貿易低迷前景有所好轉，競爭格局悄悄改變

五、升息累積及滯後效應短期內持續抑制投資需求

六、全球跨國投資併購活動趨冷，創投市場面臨挑戰

第二章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困擾與發展趨勢

一、因美歐銀行業危機而動搖的金融體系

二、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在緊縮金融條件下的脆弱性

三、全球股市波動加劇，走勢分化

四、意外的高通膨打破市場預期，外匯市場波動加劇

五、高利率環境下全球債務可持續性遭遇挑戰

第三章貨幣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

一、貨幣政策致力於恢復物價穩定

二、財政政策需要鞏固來因應短期和長期挑戰

三、促進永續成長的結構性政策

四、強化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

第四章全球經濟金融專題分析

一、全球氣候變遷的系統性風險

二、全球金融割裂風險的傳導管道

三、央行數位貨幣的變革

第五章中國經濟發展情勢研判與策略

一、2023年中國經濟的成長與亮點

二、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與機會

三、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關注的重點議題與策略

2024年世界經濟金融展望

回顧2023年，全球經濟復甦之路坎坷，核心通膨韌性與金融脆弱性並存，不斷累積的外部風險顯著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展望2024年，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全球經濟仍處於復原階段，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脆弱性凸顯，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持續，亟須研究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研究。

第一章世界經濟成長的動力與不確定性

全球經濟復甦之路曲折且漫長。在貨幣緊縮壓制需求效應顯現、金融體系壓力加大信貸放緩、地緣政治關係緊張制約經濟成長的背景下，2024年全球經濟成長持續下降，或處於2.9%左右的低位緩慢發展週期。各國經濟分化趨勢顯著，經濟成長仍面臨多重風險挑戰。

一、全球經濟處於復原階段，復甦進程緩慢

自2023年以來，全球經濟在復甦道路上坎坷前進。聯準會升息步伐逐步放緩，地緣政治關係持續緊張，全球經濟仍處於不穩定狀態，復甦進程緩慢。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最新預測，2023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從2022年的3.5%放緩至3.0%，遠低於2000年至2019年間3.8%平均（圖1）。已開發經濟體經濟成長放緩更為明顯，2023年經濟成長下降至1.5%。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德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瑞典經濟疲軟，經濟成長率由2022年的3.3%下降至2023年的0.7%。美國經濟意外上行，得益於消費者支出增加和企業投資回升。日本經濟復甦有所改善，但仍受疫情和人口老化等結構性問題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波動較小，中國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大引擎，貢獻全球成長量的三分之一。此外，全球製造業在受到供需兩端的雙重夾擊後逐步走出困境。自2023年以來，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持續抬升，10月達48.8%，但指數水準仍在50%以下，顯示全球經濟呈現持續弱修復態勢，復原力度仍有待提升。

圖1：全球經濟成長及預測（%）

註：2023年為預測值，資料來源：IMF

展望2024年，全球經濟復甦進程緩慢且不均衡，經濟成長仍面臨多重風險挑戰。全球經濟正逐漸從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衝突中恢復，許多國家在經濟遭受衝擊後採取財政刺激措施，提振消費和投資成長，支持經濟復甦。同時，隨著各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國際貿易復甦可望提振全球經濟。全球經濟逐步走向「板塊化」格局，經濟分化趨勢顯著。高通膨持續背景下聯準會繼續維持高利率，使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風險。以德國經濟為核心的歐洲經濟體逐步擺脫困境，緩慢回歸到成長的正確軌道，但仍面臨一系列內部和外部挑戰。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迎來穩定成長，宏觀政策和貨幣政策空間相對充足，「一帶一路」策略拓展各國經貿合作的成長空間。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仍存。巴以衝突強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美歐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與聯準會貨幣政策不確定性、部分國家面臨高債務挑戰等均對全球經濟復甦構成威脅。

二、全球經濟成長依賴亞洲經濟體，區域分化顯著

自2023年以來，全球經濟成長整體動力不足，區域分化顯著，美國經濟勉強躲過衰退，歐洲經濟顯著收縮，亞洲經濟最為樂觀，成為全球經濟成長主要動力。2023年亞洲經濟體加權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4.5%，較2022年的4.2%有所提升，成為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的一大亮點。歐元區經濟成長率受俄烏衝突和能源價格衝擊的影響，2023年經濟成長率降至0.6%。光是中國和印度兩國就將貢獻2023年全球成長的一半，中國經濟成長每提高1個百分點，亞洲其他地區的產出就會增加約0.3%。此外，亞洲其他地區的貢獻度也將達到1/4。

展望2024年，全球經濟成長仍高度依賴亞洲經濟體。2024年美國貨幣政策可望寬鬆，美國經濟成長率放緩至1.5%。隨著外部衝擊的逐步修復，歐元區2024年經濟成長率回升，可能升至0.9%。由於房地產行業的持續壓力和家庭高儲蓄率，中國2024年經濟成長可能放緩至4.7%，但仍將領先全球主要經濟體（圖2）。

圖2：2024年不同經濟體經濟預測（%）

資料來源：OECD

三、全球通膨逐步降溫，但仍處高位

2023年，多國央行同步升息推動全球通膨降溫，主要已開發經濟體核心通膨受成本壓力及能源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核心通膨仍處於高位。美國整體通膨回落。2023年10月，美國CPI年比回落至3.2%，主要與能源價格回落有關。核心通膨延續下行，核心CPI年比回落至4.0%（圖3），主要與租金通膨回落以及二手車價格回落有關。儘管美國通膨整體回落，但與2%的通膨目標相比仍處歷史高位，降通膨壓力仍存。德國通膨率創新高，2023年8月核心CPI年增至年內最高值6.3%，之後雖顯著下降，但仍處於高位。

圖3：不同國家核心CPI年增率（%）

資料來源：Wind

展望2024年，全球通膨率仍將頑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仍存下行風險，通膨壓力或更持久。儘管全球通膨率已從2022年高點明顯下降，但2024年難以回落至2%左右的預期水準。已開發經濟體去通膨速度較為明顯，開發中國家仍維持較高通膨率。已開發經濟體通膨中樞整體下移，美國通膨仍存黏性，歐元區內生通膨動能預計將隨企業利潤率下降與就業市場緊張程度的緩解而減弱。發展中國家高通膨率由食品、能源、交通、居住等多種因素共同導致，糧食危機、能源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風險持續，核心通膨難以下降。

四、全球貿易低迷前景有所好轉，競爭格局悄悄改變

2023年，受供應鏈中斷、運輸成本上升、貿易壁壘增加等因素制約，全球貿易復甦緩慢且呈現分裂跡象，歐亞出口強國遇挫。2022年四季度，全球貿易放緩，原因是美國、歐盟和其他地區感受到持續通膨和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疊加地緣政治衝突給貿易前景蒙上陰影。2023年，全球貿易成長近乎腰斬，實質成長率為1.7%，較去年同期下降4.3個百分點（圖4）。全球貿易呈現分裂跡象，以德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傳統出口強國均面臨出口疲勞甚至大幅下滑的挑戰。9月，德國經季節調整後的出口額達1,265億歐元，較上季下跌2.4%，較去年同期下跌7.5%。10月，韓國出口額達551億美元，年增5.1%，為13個月以來的首次成長。

圖4：全球貿易實質成長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展望2024年，全球貿易低迷前景有所好轉，但復甦進程受限，競爭格局悄悄改變。伴隨全球經濟緩慢復甦、供應鏈逐步修復與穩定，全球貿易量也隨之回升。但全球經濟復甦進程緩慢且不均衡，尤其是出口佔比頗高的美歐地區，在持續通膨和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下，疊加地緣政治等因素，外貿復甦進程受限。能源轉型將逐步改變全球貿易分工格局。新的市場和技術催生新的貿易競爭格局，隨著世界各國對永續能源的需求增加，能源轉型將在未來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五、升息累積及滯後效應短期內持續抑制投資需求

自2023年以來，持續緊縮貨幣政策的負面效應逐步顯現，房地產價格和投資成長下降。通膨飆升導致全球央行同步收緊貨幣政策，近95%的央行在2021年初至2023年年中調高政策利率。從歷史上看，這一比例很少超過50%，僅在1970和1980年油價衝擊期間超過70%。高通膨導致市場對未來通膨預期升高，引發薪資和物價螺旋上升，形成惡性通膨循環。央行透過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膨，增加了消費者和企業的借貸成本，削弱了消費和投資需求。2023年，全球緊縮貨幣政策累積效應逐漸顯現，對總需求造成壓力。美國抵押貸款固定利率由2021年3.25%快速提高到2023年5月的6.7%（圖5），銀行貸款標準收緊，企業和家庭借貸成本上升。銀行信貸需求減弱，實體貸款成長下降，導致實體需求減弱，尤其是利率敏感部門變化更為明顯，如私人投資、消費（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和房地產市場降溫顯著。

圖5：美國抵押貸款固定利率與優惠貸款利率趨勢

資料來源：Wind

展望2024年，升息累積與落後效應短期內將持續抑制投資需求，房地產市場脆弱性凸顯。美國、歐盟等已開發經濟體面臨通膨壓力、利率上升、財政緊縮等多重問題，短期內導致消費者信心低迷、內需疲軟、投資不足。同時，自2023年以來，聯準會激進升息推高抵押貸款利率，30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徘徊在8%附近，遠高於一年前5.55%的利率和新冠疫情前3.9%的平均水平，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屋供給和需求兩端均遭受重創。預計未來在高房貸利率環境下，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行壓力將進一步加大，貸款違約風險進一步提升。高利率重壓下房地產供需兩端遭受重創，美國房地產市場成長停滯狀態可能持續到2024年。

六、全球跨國投資併購活動趨冷，創投市場面臨挑戰

2023年，全球跨國投資併購活動熱度不再，創投市場面臨一連串挑戰。全球跨國投資併購活動趨冷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方面，地緣政治衝突增加投資人跨國投資併購的顧慮，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增加跨國投資的不確定性，使得投資人對跨國投資持謹慎態度。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市場不景氣導致企業擴大投資規模、拓展市場的驅動力不足。從全球跨國投資併購規模來看，全球跨國投資震盪下行，對外與對內直接投資分別從2022年第一季的60.1兆美元和58.5兆美元下降至2023年第二季的29.5兆美元和23.0兆美元（圖6）。同時，創投市場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改變投資人風險偏好，使得資金流入創投市場更加困難。監管政策的不斷變化和加強也對創投市場構成限制。科技業投資趨勢逐漸變化，對創投市場產生影響。

圖6：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千美元）

資料來源：CEIC資料庫

2024年，全球跨國投資併購仍承壓。外國直接投資、全球供應鏈和國際貿易流動緊密相關，受地緣政治衝突、跨國公司內部獲利下降、外部政策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2024年全球跨國投資仍承壓。具體而言，地緣政治衝突導致投資者對特定地區投資持觀望態度，全球經濟成長放緩降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意願，部分國家實施限制性政策或調整監管規定，降低跨國投資便利性。國際專案融資和跨境併購尤其受到資金條件收緊、利率上升和金融市場不確定性的衝擊。

第二章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的困擾與發展趨勢

2023年，美歐等西方國家銀行倒閉、非銀行金融機構爆倉等「黑天鵝」事件頻傳，引發金融市場動盪。雖然未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那樣在全球引發骨牌效應，但仍動搖了人們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信心，尤其是在波動性增大、流動性下降、主要市場價格大幅波動、通膨飆升和在利率長期走高的環境下，各經濟體都迫切需要妥善應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風險。

一、因美歐銀行業危機而動搖的金融體系

自2023年以來，從矽谷銀行到瑞信銀行，多家歐美銀行相繼破產倒閉，海外經濟承受衰退壓力，銀行信譽崩潰引發金融市場動盪。截至2023年11月，美國在2023年已有6家銀行宣布倒閉。銀行客戶和投資者紛紛撤資，全球重要性銀行的信任受到嚴重動搖。銀行業脆弱性來自未實現的損失（反映了貨幣政策收緊的速度和規模）以及對未保險儲蓄或批發融資的依賴。這種脆弱性可能引發進一步的衝擊，並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首先，銀行倒閉對金融機構的穩定性造成了直接影響。當銀行陷入破產或嚴重困境時，其負債端風險將對其他金融機構產生連鎖反應，導致信用風險傳播，削弱市場信心，加劇金融動盪。其次，銀行倒閉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運作效率造成間接影響。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們提供了融資、存款和支付等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當銀行破產倒閉時，這些服務可能會受到干擾，導致資金供需失衡、融資困難等問題，進一步影響經濟正常運作。最後，銀行倒閉也對金融體系的監理制度產生重要影響。當銀行破產倒閉時，監管機構需要採取措施來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金融穩定。包括對倒閉銀行進行清算，整理其資產和債務，並確保系統性風險受到控制。這個過程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和時間，給監管機構帶來壓力。同時，銀行倒閉也反映了金融體系存在問題，往往與風險管理不善、不良貸款增加、內部控制不力等問題有關。意味著金融體系需要強化風險管理，改善監理措施，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督與評估，並預防系統性風險發生。

展望2024年，聯準會貨幣政策面臨轉折點，全球宏觀環境仍存不確定性，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應採取更嚴格的監管措施，預防銀行業危機爆發。加強對銀行的監理和風險評估，增強金融監理合作，提高市場透明度和資訊揭露，建立更健全的金融穩定機制。此外，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應更重視風險管理，並加強內部控制和合規意識，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二、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在緊縮金融條件下的脆弱性

隨著金融環境收緊，各國收緊貨幣政策以因應高通膨，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脆弱性逐漸顯現。非銀行金融機構指除銀行之外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包括向家庭和企業提供貸款）的金融公司。其範圍廣泛，包括退休基金、保險公司、共同基金、避險基金等。在金融危機後，全球非銀行金融機構規模快速成長，目前已佔全球金融資產的近50%。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壓力不僅來自高槓桿運作（例如，透過借債進行投資或提高回報，或使用衍生性商品等金融工具），也來自流動性錯配，即一家機構無法透過清算債券或股票等資產或使用信貸額度來產生足夠的現金，以滿足投資者贖回要求。

緊縮的金融條件對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資金來源有直接影響。在緊縮的金融環境下，債券市場流動性受到擠出效應影響，非銀行金融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供應。意味著它們在提供貸款和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可能面臨困難，這限制了業務擴展和發展能力。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脆弱性也表現在資產結構和風險管理方面。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通常持有高風險資產，如長期債券、信貸債務和衍生性商品等。當金融條件緊縮時，這些高風險資產的價值和流動性可能受到嚴重影響，導致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損失和流動性風險。此外，部分機構風險管理尚存不足，無法有效應對緊縮金融條件下的挑戰。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脆弱性可能透過互聯性效應傳導到其他金融機構和市場。在金融體系中，各機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和交易，一家機構的問題可能會對其他機構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引發連鎖反應。當某些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困境時，可能造成信用風險傳播、市場恐慌加劇，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例如，英國退休金爆倉凸顯高槓桿、流動性風險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英國財政前景的擔憂導致英國主權債券殖利率急劇上升，進而使以該類債券為抵押的收益確定型退休金遭受巨大虧損，導致退休金需要增加保證金和抵押品。為滿足這些要求，退休金被迫拋售政府債券，進一步推高了政府公債殖利率，引發國債市場震盪。

展望2024年，仍需高度警覺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脆弱性。逐步完善監理架構與風險管理措施，提升抵禦緊縮金融條件的能力。監理機關應加強對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監督和評估，確保具備足夠的資本儲備和風險管理能力。此外，非銀行金融機構本身也應著重穩健經營、增強風險意識，強化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體系建構。

三、全球股市波動加劇，走勢分化

自2023年以來，全球股市整體處於上行態勢，區域分化顯著。聯準會升息不僅增加了企業融資成本，降低企業獲利能力，也影響投資人的風險偏好和預期收益，導致股票市場出現調整和震盪。自2023年以來，全球股市震盪上行，走勢更趨分化，反映了市場參與者對宏觀環境的憂慮。截至2023年11月24日，全球MSCI指數上升至834.1，較年初大幅成長14.6%（圖7）。已開發經濟體領漲全球股市，美國道瓊工業指數於2023年7月達到峰值，隨後觸底強勢上行。相較於美國股市，新興市場資產遭遇多重負面衝擊，股市成長疲軟。地緣政治衝突引發市場對美國和伊朗爆發更廣泛衝突的擔憂，發展中國家MSCI指數大幅下跌。

圖7：全球MSCI指數

資料來源：Wind

展望2024年，全球股票維持中性，超配美國股票，低配英國股票，看好日本股市。因2023年初至今的經濟數據和公司利潤率具有彈性，2024年全球股票保持中性觀點。超配美國股票。美國企業績效強於預期，市場對其獲利成長持正面態度。同時，聯準會緊縮週期可能暫停，疊加美國經濟韌性，美國股市底部受到支撐。日本股市發展前景較佳。與亞洲同業相比，企業治理改善、股票回購增加、淨現金狀況以及相對不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等有利因素，日本股市基本面發展較好。殖利率曲線控制政策放寬的可能性是潛在風險，可能抑制公司的獲利。低配英國股票。2023年英國企業獲利成長疲軟，儘管股市估值較低。鑑於宏觀經濟數據降溫和企業利潤率下降，歐元區股票發展動力不足。

四、意外的高通膨打破市場預期，外匯市場波動加劇

自2023年以來，受聯準會升息以及美國經濟成長韌性等因素支撐，美元指數持續走高。受國際原油持續減產推動石油供給收緊，石油價格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加劇。意外的高通膨對市場預期造成衝擊，外匯市場同步受到影響。各國央行在提高利率對抗高通膨的同時，也將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引發外匯市場波動加劇。2023年10月，美元指數飆升至107.1，創年新高（圖8）。在強勢美元衝擊下，非美元貨幣普遍受挫，歐元、日圓、英鎊等已開發經濟體貨幣均呈現明顯貶值態勢，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遭受較大壓力。

圖8：美元指數

資料來源：Wind

展望2024年，非美元貨幣短期內仍將持續承壓。美元指數上漲主要是對美國和其他主要已開發經濟體經濟數據預期的反應。目前，美國經濟發展前景較好，歐元區面臨較多挑戰。隨著聯準會升息週期接近尾聲，經濟預期成為決定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維持強勢的主要因素。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元仍將保持相對強勢，在103-108的區間內運作。同時，隨著美國零售銷售的大幅成長以及聯準會釋放的偏鷹訊號，美國國債殖利率和美元指數大幅攀升，非美貨幣普遍承壓。日圓甚至跌破147關口，創年新低。俄羅斯盧布、韓元、印度盧比、泰國銖和馬來西亞林吉特等新興市場貨幣紛紛刷新數月以來的新低點。

五、高利率環境下全球債務可持續性遭遇挑戰

隨著經濟成長放緩和借貸成本上升，大部分國家的公共債務比率變得不可持續。美國外債在2022年3月至2023年6月間呈現穩定上升趨勢（圖9），長期債務可持續性並不樂觀。截至2023年6月末，美國外債已達25.1兆美元，較2022年3月底成長4.9%。

圖9：美國外債（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財政部

高利率環境對全球債務永續性帶來多重挑戰。一方面，對債務人而言，借款成本上升意味著支付更多的利息費用，尤其是對那些高負債的國家、企業和個人而言，將增加他們的還款壓力，甚至可能導致償債困難。部分債務人可能無法償還債務，引發財務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在高利率環境下，金融體系穩定性面臨挑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通常承擔大量債務，高利率環境下融資成本上升，影響其獲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性。如果銀行無法因應融資成本的增加，可能面臨流動性短缺、資產品質下降等問題，甚至引發金融危機。此外，高利率環境也可能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高利率使得借款成本上升，企業和個人傾向於減少投資和消費，從而抑制了經濟的成長潛力，導致就業和收入水準下降，進一步放緩經濟成長的步伐。

展望2024年，在融資條件愈發困難的情況下，各國主權違約風險預計將持續攀升，新興市場企業債違約甚至破產的風險不斷累積。在長期高利率環境下，阿根廷、巴西和烏克蘭的企業在債務再融資方面變得特別脆弱。

第三章貨幣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

全球經濟正處於關鍵時刻，各國央行需積極應對嚴峻挑戰。尤其是「過度追求短期成長的時代已過去」。各國貨幣政策必須致力於恢復物價穩定，財政政策必須鞏固以因應短期和長期挑戰。

一、貨幣政策致力於恢復物價穩定

貨幣政策的目標是透過調整貨幣供給和利率水平，控制經濟中通膨壓力，以實現長期價格穩定。貨幣政策透過央行實施貨幣政策工具來影響貨幣供給和利率水平，以達到物價穩定的目標。如果經濟處於通膨壓力較大的情況，央行可以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透過升息、收緊流動性等措施減少貨幣供應，抑制物價上漲。相反，如果經濟面臨通貨緊縮或需求疲軟，央行可以採取寬鬆性貨幣政策，透過降息、擴大貨幣供應等手段來刺激經濟活動和穩定物價。

2023年，主要已開發經濟體貨幣政策延續收緊態勢，但步伐整體放緩。歐央行如期暫停升息，聯準會或維持利率不變，日央行政策前景具有不確定性。2023年10月，美國CPI年增率低於市場預期，聯準會7月升息25個基點為本年度最後一次升息，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5.25%—5.5%，達22年來最高，也是2022年3月以來的第11次升息，累計升息幅度已達525個基點。10月26日，歐央行召開貨幣政策會議，維持三大關鍵政策利率不變，主要再融資利率、邊際借貸利率與存款便利利率分別維持4.50%、4.75%及4.00%不變。在9月利率決議中，歐央行已暗示不再升息，稱政策利率達到「足夠對通膨及時回到目標做出重大貢獻」的水平。9月，英格蘭銀行在貨幣政策會議上宣布維持利率不變，結束連續14次的升息。日本央行維持利率目標不變，但調整了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政策。10月31日，日本央行以8:1的投票結果，決定實施更靈活的YCC政策，即10年期國債利率將以1%的上限為參考，1%不再作為硬約束，這是繼2023年7月會議後日本央行在本年度內第二次松綁YCC政策。

2024年，主要已開發經濟體貨幣政策依舊延續緊縮態勢。2023年11月聯準會發布的議息決議顯示，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5.25%—5.5%不變，繼續維持在2022年以來的最高點，符合市場預期。若經濟成長持續高於潛在水平，或勞動市場的緊張狀況不再緩解，可能會使通膨更加頑固，不排除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同時，歐洲央行表示，如果降低利率，歐洲央行需要看到經濟前景出現巨大變化，可能需要經濟活動大幅下滑或失業率上升。雖然歐元區通膨率大幅下降，但仍遠高於2%，通膨持續高於過去水準的風險仍然存在。與歐美央行相反的是，日本央行或持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適當提高殖利率曲線控制的靈活性，如有必要，將毫不猶豫地採取額外的寬鬆措施。

二、財政政策需要鞏固來因應短期和長期挑戰

鞏固性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實施反經濟週期的財政政策，其目的是防止經濟過度波動，實現經濟自動均衡，維持經濟穩定。在短期內，鞏固性財政政策將透過降低企業生產面臨的壓力來平息通貨膨脹，遏制金融不穩定風險，減輕主權國家本身成為金融不穩定來源的風險。在長期內，鞏固性財政政策將有助於重建必要空間，使公共部門債務走上堅定可持續的道路。在經濟運作中，財政政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既可以應對短期經濟波動，提供穩定性和刺激，也能夠應對長期挑戰，促進永續發展和經濟轉型。因此，鞏固財政政策角色至關重要，以維持經濟的健康發展。

2023年，儘管貨幣政策一再緊縮，美國財政政策仍延續擴張力道。10月10日，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佈2023財年（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赤字初值，2023財年預算赤字為1.7兆美元，較2022財年上升0.3兆美元，較7月公佈的基準預測1.67兆美元將增加260億美元。2023財年赤字率較2022財年上升0.9個百分點至6.3%。2023財年赤字率上升的主要背景是財政收入減少幅度大於財政支出。收入端下降0.45兆美元，新的稅收政策和個稅等級調整、資本利得減少引導個人所得稅收入下降。升息過程中聯準會獲利減少，向財政部上繳利潤額度隨之減少。更多低收入國家面臨債務困境。截至2023年4月底，28個低收入國家中，有14個被評估為處於債務困境或債務困境的高風險中，除了財政狀況惡化，低收入國家其他宏觀經濟指標同樣走弱。

在鞏固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政府需要考慮以下幾個關鍵因素。首先，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是至關重要的。政府需要製定合理的預算計畫和財政目標，以確保財政收支平衡，並避免財政赤字過度累積。其次，財政政策應著重公平包容性，確保資源合理分配，減少貧富差距的擴大。此外，政府也應加強財政管理和監督，防範腐敗和浪費現象發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透明度。同時，國際合作和協調也是鞏固財政政策的重要面向。全球經濟緊密相連，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對各國財政狀況和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因此，政府需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合作，促進經濟政策的協調和溝通，以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和風險。

展望2024年，主要已開發經濟體仍將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擴張是美國經濟成長超預期韌性的支撐因素。外部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美國財政可能傾向延續偏擴張狀態。在應對短期挑戰時，當經濟面臨衰退或下行風險時，財政政策可以透過增加公共支出和減稅等手段來刺激經濟活動。這有助於增加需求、刺激投資和消費，並提振市場信心。此外，財政政策還可以提供社會安全和福利支持，減輕居民經濟負擔，促進就業和社會穩定。同時，財政政策需要平衡和控制風險。過度依賴財政刺激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加劇。因此，政府需要審慎管理財政支出，確保資源有效利用，並避免產生不可持續的財政壓力。此外，財政政策也應考慮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發展的因素，以提高經濟競爭力和韌性。在面對長期挑戰時，財政政策需要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例如，在推動經濟轉型和永續發展方面，政府可以透過財政支持和激勵措施引導資源配置，促進新興產業和創新技術發展。財政政策也可用於推動基礎建設、教育和健康領域的投資，提升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水準。

三、促進永續成長的結構性政策

單純依靠刺激總需求的宏觀政策已不再有效。在疫情和俄烏衝突爆發之前，各國政策制定者主要從總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並假設總供應平穩調整。疫情和俄烏衝突爆發警示，供給方面的限制不容忽視，刺激總需求以平穩經濟週期的宏觀政策幾乎沒有空間。為了防止意外後果，貨幣和財政政策必須保持足夠的政策空間，並牢固地保持在穩定區域內。需要重新啟動經濟供給側，將其作為強勁、持久成長的唯一可能來源。

穩健的結構性政策促進永續成長是關鍵。結構性政策應著重產業升級與轉型。政府可透過產業政策、技術創新支援和金融支援等手段，推動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含量的新興產業轉型升級。例如，加強科學研究機構與企業的合作，促進技術創新和智慧財產權保護，以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此外，政府還可以提供稅收優惠、貸款支援和市場進入便利等政策，鼓勵企業加強研發投入和技術更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首先，加強對技術創新和研發的支持，以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增加科學研究經費、建立創新企業孵化器和技術轉移機構。加強教育和人力資本培養，提升勞動力技能水準和適應能力。其次，改善營商環境，降低企業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資和創業活動。簡化行政審批程序、減少稅負、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後，鼓勵創新創業，支持小微企業發展，促進就業成長和經濟多元化。

在實施結構性政策的過程中，需謹慎前行，權衡利弊，並依國情制定具體的政策措施。雖然結構性政策能夠促進長期經濟成長，但實施過程中也可能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改革可能導致一段時間內的經濟調整和社會不穩定。政府需要製定相應的社會保障政策，確保改革過程中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保障。其次，尋找平衡點，避免結構性政策與宏觀政策之間的衝突。結構性政策主要關注長期經濟成長，而宏觀政策主要關注短期經濟穩定。因此，需要協調兩者之間的關係，確保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結構性政策的長期效果相互促進。最後，加強國際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性供給面挑戰。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國都面臨相似的供應鏈中斷和地緣政治風險。因此，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分享經驗，共同因應挑戰，推動全球經濟永續成長。

四、強化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

2023年，全球經濟受通膨高企、供應鏈受阻、能源危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復甦進程持續承壓。有效的經濟復甦需要各國強化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建立相互信任、互利共贏的合作機製成為關鍵。

國際合作平台的建立與加強是推動全球問題解決、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的重要途徑。各國應支持並強化現有的多邊組織和機制，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這些機構為各國提供平等合作的平台，解決共同面臨的挑戰。積極舉辦國際性高峰會和論壇、經濟論壇和產業高峰會等，為各國領導人、專家學者和企業家提供交流合作的機會。透過數位技術和網路平台，建立線上合作平台和虛擬會議系統，方便各國代表遠距交流合作。在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等領域推動國際合作，促進科技成果分享與交流。鼓勵民間組織和非政府機構參與國際合作，為各國國民眾提供更多參與全球事務的機會。

促進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組織改革，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確保治理體系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和貿易組織的決策機制，使其更具透明度和民主性，增加各成員國參與度，促進決策合理性和公正性。鼓勵各國共同致力於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減少貿易壁壘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並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加強國際社會在氣候變遷、環境保護、糧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的合作，促進全球永續發展。倡導國際經濟治理機構更積極主動地履行其協調作用，並促進各國政策的一致性和相互配合。

加強國際資訊交流和數據分享。創建專門的資訊交流平台或網絡，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企業和研究機構提供共享資訊的平台，以促進資訊共享和交流。制定並推廣國際間通用的資料共享標準和規範，以確保資料品質、安全性和可靠性，促進跨國界資料流動。建立國際合作機制，鼓勵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主動分享資訊和數據，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如疾病傳播、氣候變遷等。利用先進的數位化技術，如人工智慧、區塊鏈等，確保資料傳輸的安全和隱私保護，並加強國際合作中資料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國際組織應發揮橋樑和協調作用，促進各國間資訊交流和資料共享，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社會應加強資訊安全合作，確保資料交流過程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範網路攻擊和資料外洩風險。

第四章全球經濟金融專題分析

一、全球氣候變遷的系統性風險

對金融投資者與監理機構來說，氣候變遷與向低碳經濟過渡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及潛在系統性影響成為核心議題。投資者可能會對氣候相關風險做出反應，導致資產價格、公司資本成本和各種金融風險評估變化。然而，金融市場可能會低估這些風險。

全球氣候變遷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長期問題之一，泛指溫室氣體濃度提升、地球暖化、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失調等一系列對人類生活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自工業化時期以來，地球溫度大概上升了攝氏1度，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在2019年提示：「氣溫上升超過攝氏1.5度會對自然和人類系統帶來巨大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能是不可逆轉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的《巴黎協定》已將「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1.5度內」其寫入其法典。在世界氣象組織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8個年份中有17個都發生在21世紀，這導致全球許多國家面臨來自極端氣候的威脅。例如，2019—2020年發生在澳洲的特大山火，逾800公頃土地被燒毀，近30億隻野生動物死亡或流離失所；2021年美國「艾達」颶風造成超600億美元的損失，對美國經濟造成較大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氣供應行業。從長期來看，時間區間越長越凸顯了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世界氣象組織在2021年評估了過去50年（1970—2019年）全球因氣候極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情況，氣候變化導致的災害佔全球所有災害數量的50%，佔因災害而導致死亡人數的45%以及經濟損失的74%。其中，91%的死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氣候變遷導致的負面影響至今仍在持續。

對金融部門來說，氣候變遷和向低碳經濟過渡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及潛在系統性影響已成為核心議題。這種風險可能是外部性風險，也有可能是內源性風險，市場參與者可能會對氣候相關風險做出反應，導致資產價格、公司資本成本和各種金融風險評估的變化，而相關部門可能會疏忽由此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當前學界對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主流分類為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

（一）物理風險

氣候變遷的物理風險包括頻繁且嚴重的洪水、乾旱、火災、颶風、耕地和水資源可用率下降、海平面上升、生態系統崩潰等對自然資產、公共資源、實體資產及人類生命造成的直接影響以及供應鏈不穩定、物資儲存匱乏等間接影響，最終作用於一國生產能力、產出和國內生產毛額的損失。

根據IPCC報告，聯合國目前遵循的溫室氣體排放軌跡將導致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升高3-4°C，預計將導致海平面上升、冰蓋和永久凍土融化、乾旱和洪水，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具體地，物理風險可分為自然資源端風險和社會資源端風險。

1.自然資源端風險

自然資源端風險主要是指極端氣候變遷導致自然資源的喪失或自然資源穩定性、再生能力受到破壞。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提到，由於人類對土地及海洋的過度利用，以及由此帶來的污染和氣候變化，超過100萬物種面臨滅絕的高風險。而生物滅絕的風險絕大多數是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將間接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IPBES強調，生物多樣性受到破壞已使高達5,770億美元的作物產量面臨風險。

水資源、土地資源等公共資源受到影響，生產能力下降。世界氣象組織2023年發布的《全球水資源狀況報告》顯示，2022年世界大部分地區經歷了比過去30年同期平均記錄更乾燥的氣候，超60%的水庫入水量低於往年正常水平，嚴重的乾旱使吉布地、衣索比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利亞出現了嚴重的人道危機。極端氣候導致的乾旱造成多瑙河、萊茵河水位下降，船運受到影響，法國核電廠也因缺乏冷卻水而停止運作。極端氣候下土地生產能力減弱，對糧食商品的生產和價格產生影響，糧食產量作用於糧食價格傳導至消費端。糧食供給的下降導致部分地區出現飢荒和社會動盪，最終導致數百萬生活在特別容易受到氣候影響地區的居民重新被轉移和安置。

2.社會資源端風險

第一，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容易在氣候變遷中遭受損失。在氣候變遷過程中，固定資產往往先受到比較嚴重的衝擊。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和極端氣候災害將導致房地產貶值，且居民對氣候風險的觀念將直接影響房地產價格，其對房地產市場的預判將作用於房企現金流，進而對以銀行貸款為代表的金融資產產生影響。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數據顯示，2023年1—9月美國發生23起嚴重極端天氣導致的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76億美元，自然災害破壞後的重建成本往往比初建時更高。

第二，以保險財產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容易在氣候變遷中受到衝擊。1992年安德魯颶風襲擊佛羅裡達州，造成265億美元的損失，至少有16家小型保險公司破產。市場隨之產生下一次颶風來襲將導致更嚴重經濟損失的預期。對保險公司而言，即使保費增加也無法涵蓋災難帶來的損失，保險公司意識到氣候變遷可能帶來一個無法投保的世界。對於被保險人而言，被保險人很難在極端災害中獲得與保費相對應的賠償。根據慕尼黑再保險公司NatCatSERVICE的數據，2018年是自1980年以來與自然災害相關的損失第四高的年份，與氣候有關的極端事件造成了4560億歐元的損失，佔1980年至2017年歐洲經濟區經濟損失的83%（佔2017年GDP的近3%），其中只有35%的損失得到了保險賠償。

第三，氣候變遷將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產生較大影響，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氣候變遷對企業獲利、社會就業、政府投資產生影響，最終反映在一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上。應對風險能力較差的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弱勢、貧窮家庭將遭受最大損失。

（二）轉型風險

轉型風險是指政策或監管突然變化導致碳密集型和低碳資產重估或擱淺而造成的經濟和金融損失，金融市場參與者往往無法完全預測。這種風險將不可避免地提高企業的合規成本以及保險費用，導致企業營運成本的增加。

1.資產定價與投資風險

在氣候變遷衝擊下，各國都在推出更高標準的排放標準及資源消費標準。例如，突然引入碳排放稅、燃料附加費或審慎資源消耗監管標準。政策和監管衝擊，將直接對化石燃料相關資產的價值產生負面影響，也會間接影響使用化石燃料能源作為生產投入的其他經濟部門的資產價值，或與此價值鏈相關的經濟部門的資產價值，從而產生系統性資產定價和投資風險。

在新興技術（如再生能源利用、電池儲存、矽晶技術）的發展衝擊下，傳統資產競爭力受到削弱，資產定價和投資估值往往落後於技術的更新迭代。碳密集型資產重估可能引發相關資產以較低價格出售、企業貸款違約、債務重新定價和銀行信用損失等問題。

2.金融市場的無序風險

法蘭西銀行主導的「綠色金融體系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網絡」指出，氣候轉型風險的概念是基於無序低碳轉型。「無序」既指政策和標準的推出及執行方式的無序，也指市場對政策的反應。政策的突然介入可能造成市場參與者的無序反應，這種金融行為無法在投資策略中預期，也無法對相關聯的資產進行定價。在此背景下，碳密集型企業的市場表現面臨無法預期的負面衝擊，而低碳企業的市場表現則受到正面影響，導致與之相關的資產、債券、保險等金融資產價值波動。如果投資人無法進行有效預期而製定投資組合，市場就會趨向於無效市場。

（三）風險傳導機制

從風險的傳導機制來看，利率依舊是影響市場最直接的因素。政策驅動下，銀行將較低利率給低碳企業，優惠資金成本降低低碳企業成本，關聯產品價格下降，總需求上升，企業利潤提高，銀行貸款風險敞口減少。利率是投資恆定不變的影響因素，直接對企業單位成本產生影響，最終影響商品價格，進而對家庭消費預算產生限制。

同樣地，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費稅也將對商品市場產生影響，透過徵稅使企業提高商品價格，稅收轉移到家庭消費部門，從而間接縮小碳密集型企業市場份額，降低其盈利能力。

在資本市場可預期的前提下，低利率或低稅收條件將對低碳型企業產生較為正面的影響，減少銀行貸款或保險產品的風險敞口。但若將技術進步考慮進來，長期固定利率會受到技術進步的衝擊，對貸款還款風險產生影響。例如，單晶矽技術發展使單晶矽價格較3年前大幅下降，而3年前的固定資產貸款利率並未隨技術進步而下降，銀行貸款風險敞口會一直暴露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

二、全球金融割裂風險的傳導管道

1974年，代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終結，浮動匯率制度成為主流匯率制度，自由貿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1980年代，以中國為代表的許多新興經濟體逐漸消除貿易壁壘，國際經濟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經濟整合進程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綜效提高，外國直接投資、銀行貸款、證券投資等跨國投資激增，全球金融體系的深度整合使各國金融體系的關聯性和複雜性持續提高。經濟全球化使已開發國家生產成本減少，利潤增加，發展中經濟體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實現國內技術進步及就業率提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商品、服務、科技、資本流動顯著放緩，逆轉了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持續擴張趨勢。逆全球化思潮與民粹主義抬頭，全球利益不平等發展日漸成為人們討論的議題。2016年英國脫歐成為全球經濟割裂和逆全球化的重要標誌事件；2018年世界兩大最重要的經濟體－中國和美國開始貿易摩擦，並逐步升級為貿易戰，兩國間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制措施引發全球關注。

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商品、人員流動進一步受到限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脫鉤風險增加。2022年初，俄烏衝突爆發，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加劇各國經濟分裂，全球資本和貿易流動在製裁中受到更嚴峻的考驗，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

（一）全球經濟割裂風險

2019—2020年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加劇全球經濟秩序的裂痕，全球各國醫療物資和食品出口限制佔總出口禁令的90%。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傳導至能源和糧食供給端，全球糧食、能源安全秩序受到嚴重擾亂。IMF報告顯示，全球經濟割裂成都越高，全球生產成本越高，貿易割裂對全球產出的成本可能是一國GDP的0.2%—7%，而某些國家的產出損失可能達到GDP的8%至12%，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所面臨的風險暴露較大。同樣，貿易保護主義為經濟成長帶來較大不確定性。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福利影響巨大，關稅使生產的投入成本增加，並轉嫁給國內消費者和進口商，抑制美國出口成長率，降低就業率。從需求面看，經濟脫鉤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家庭的預防性儲蓄，並推動人們對無風險資產的需求，削弱國內內需。從生產要素流動來看，全球經濟割裂導致生產要素分割，削弱國際經濟貿易中各國的比較優勢，對國家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主要反映進口商品成本上升、熟練勞動供給下降、技術流動性減弱，最終導致生產力下降。

（二）全球金融割裂風險與傳播管道

全球金融市場割裂是經濟割裂的另一個重要特徵，也是影響全球經濟成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IMF在2022年的報告中強調，穩定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有助於平穩消費、擴大投資、分散風險，能更有效地對資源進行配置。國際資本流動有效地帶動了技能和技術流動，並提高國家金融部門的營運效率。金融市場割裂增加資本流動壁壘，國際市場間投融資者選擇減少，有效投資下降。主要風險和傳導機制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1.國際資金支付風險

俄烏衝突爆發後，俄羅斯主要銀行被禁止使用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限制了俄羅斯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易能力，跨國交易和支付受到極大影響。如果全球金融市場割裂度持續上升，包括許多已開發國家在內的經濟體會減少對國際金融基礎設施的依賴，並尋求新的替代品系統，進而出現相互不相容的金融作業系統，導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交易效率。IMF在2021年報告中稱，國際間相互並行的資金支付清算系統將進一步對國際間融資產生阻礙，並增加全球支付系統的監管風險。目前所有G20成員國都在探索央行數位貨幣（CBDC），有16個國家已經在開發或處於試點階段，隨著新支付媒介和支付管道的出現，監管成本將大幅上升。國際清算銀行（BIS）指出，這將導致國際資本監管朝向無序化發展，資本流動的脆弱性加劇，經濟波動性增加。

2.國際外匯存底格局發生演變

長期以來，美元及其衍生資產作為外匯存底普遍被國際社會接受，全球金融割裂可能導致各國對其外匯存底貨幣偏好改變。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及其盟友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約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能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對外匯安全性進行審視，並加速以本國貨幣為核心的跨境貿易體系建設。全球價值鏈向地緣政治靠攏，將深度影響全球外匯存底和與其相關的風險資產定價。

3.全球金融安全網作用減弱

全球金融安全網（GFSN）在維護全球經濟穩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安全網在全球GDP的比例不斷提高。傳統的GFSN涵蓋四個面向，分別為：IMF緊急貸款、中央銀行的雙邊互換安排（BSA）、區域性貨幣合作安排（RFA）、外匯存底。儘管GFSN抵禦風險的覆蓋範圍不均衡，流動性供給相對有限，但它致力於為各國提供抵禦衝擊的保障，並減輕金融風險衝擊的影響。

全球金融割裂會削弱GFSN的作用。從抵禦風險資產的供給面看，全球金融割裂促使BSA和RFA按照地緣政治路線重新配置，一些有必要進行援助的經濟體的流動性會中斷，從而引發連鎖反應。被某些特定地緣政治集團主導的GFSN恐失去公允性，其在不同地緣集團中進行政治協調和經濟調節的能力受到限制，援助覆蓋面將繼續縮小，抵禦風險的協同程度也會降低。

三、央行數位貨幣的變革

在數位化時代浪潮下，央行數位貨幣引起全球廣泛的關注與探討。作為一種由央行發行和監管的數位化形式的貨幣，央行數位貨幣有望對傳統貨幣體系產生深遠影響。

（一）央行數位貨幣意義

央行數位貨幣（CBDC）是新的貨幣形式，由央行以數位形式直接發行，並作為法定貨幣（目前的法幣形式是現金、準備金存款或餘額結算）。與其他數位貨幣（包括加密貨幣和其他形式的央行貨幣）相比，CBDC的差異主要包括以下兩點。一是CBDC是雙層架構，可以選擇去中心化也可以選擇中心化，中間存在央行、商業銀行、商家、使用者等參與者。相較於一般網路金融機構來說，整體隱私程度較高。二是與目前的數位現金相比，CBDC功能更加強大，可編程且可產生利息，能夠實現近乎即時的清算，手續費更低，開放程度更大。

（二）央行數位貨幣的特徵

第一，中央銀行發行和管理。央行數位貨幣是由中央銀行作為發行和管理機構所發行的數位化貨幣形式，與傳統紙幣和硬幣一樣具有法定貨幣的地位和信用支持，用戶可以放心使用。

第二，區塊鏈技術支援。央行數位貨幣通常採用區塊鏈技術作為底層支撐。區塊鏈技術確保交易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和透明性。透過區塊鏈，央行數位貨幣可以實現去中心化的交易驗證和結算，減少中介環節和提高效率。

第三，即時結算和便捷支付。央行數位貨幣具有即時結算和便利支付的特性。用戶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數位錢包方便地進行支付，即時完成交易，並享受到帳速度快、支付便利的優勢。

第四，安全性和防偽能力。央行數位貨幣透過先進的加密技術確保支付的安全性。與現金相比，央行數位貨幣具有更高的防偽能力，可以有效防止假幣和詐欺行為，並保障用戶的資金安全。

（三）CBDC各國實踐

厄瓜多：首個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國家。2015年2月，厄瓜多推出新的加密支付系統和基於該系統的厄瓜多爾幣。只有符合資格的厄瓜多爾居民有權使用，市民可以使用厄瓜多爾幣在超市、商場、銀行等場所完成支付。厄瓜多爾幣受到央行的直接監管，被認為是厄瓜多爾國「去美元化」進程的重要舉措之一。在推出之時，專案負責人預估在2015年最多可能有50萬人加入該系統。但厄瓜多爾幣並沒有順利推行開來。在運作後的一年時間，厄瓜多爾幣的流通量只佔整個經濟體貨幣量的萬分之零點三。未獲民眾使用的厄瓜多爾幣在2018年4月宣告停止運作。

美國：2020年初，數位美元基金會啟動數位美元計畫。鼓勵業內專家對數位美元的潛在優勢進行研究和公開討論，商討建立本國央行數位貨幣可能採取的實際操作框架及步驟。「數位美元」提出的背景是在加密資產和新冠疫情的疊加影響下，居民金融需求、交易行為和消費習慣發生巨大變化。2020年3月，美國國會在新冠疫情紓困刺激法案中，第一次提出美國中央銀行數位貨幣－「數位美元」。在全球法幣數位化浪潮興起的脈絡下，聯準會對CBDC的態度發生轉變，從保守否定轉向審慎論證。2019年11月，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曾致函美國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成員，重申美國目前沒有發行CBDC的計畫和必要。2020年，聯準會表示將「加強對數位貨幣的研究和公眾參與」。2021年，聯準會對CBDC關注度進一步提高，開始步入決策論證階段。2022年1月20日，聯準會正式發布數位美元報告，全面探討CBDC利弊（例如，有利於提高結算系統的效率及金融包容，但也列舉了存在發生網路攻擊的可能性等），並公開徵求意見。雖然聯準會並未對發行數位美元提出任何明確結論，但該報告開啟了「聯準會與利害關係人之間就CBDC進行公開討論的第一步」。此外，該報告表示，如果政府和議會不支持，聯準會就不會發行數位美元。

新加坡：2020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加拿大銀行聯合進行使用央行數位貨幣進行跨國跨幣種支付的實驗。這項實驗將兩國各自的數位貨幣項目－Jasper計畫和Ubin計畫聯合在一起。兩個項目分別建立在兩套不同的分散式帳簿技術上。兩家中央銀行之間的交易往來將使用CBDC進行支付結算，解決了跨境支付緩慢而昂貴、風險不易控、結算繁瑣的問題。

瑞典：2017年，瑞典央行開始啟動e-krona計畫。瑞典央行尚未明確表示發行e-krona，但因其國內無現金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為解決瑞典的支付問題，其對開發數位貨幣保持積極態度。

委內瑞拉：2018年2月，委內瑞拉宣布販售「石油幣」。石油幣的價值與油價掛鉤，發行參考價60美元，發行量為1億。委內瑞拉政府希望石油幣能幫助委內瑞拉完成經濟轉型，緩解國內嚴重的通膨。委內瑞拉政府宣稱透過石油幣募集了60億美元，然而關於石油幣的公開資訊較少，也沒有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石油幣甚至被定性為一次國家級的資金騙局。

中國：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專門團隊，開始針對數位貨幣發行框架、關鍵技術、發行流通環境及相關國際經驗等議題進行專項研究。2017年末，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部分商業銀行和相關機構共同進行數位人民幣體系（DC/EP）的研發。DC/EP在堅持雙層營運、現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上完成了頂層設計、標準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從定義上來說，DC/EP是一種具有價值特徵的數位支付工具。類似現金，不需要帳戶的存在。DC/EP是現金的替代，是法幣，因此具有無限法償性，任何人不能拒絕接受。DC/EP直接以央行貨幣進行結算，納入央行的債務體系並受到保護，能夠實現“雙離線支付”，並且使用DC/EP進行支付並不需要網絡。2019年底，數位人民幣相繼在幾個地區開始試點，目前數位人民幣試點已經有序擴大至“10+1”，基本上涵蓋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東北、西北等不同地區，涵蓋了支付領域的多個方面。營運主體已拓展到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儲銀行、招商銀行、網商銀行和微眾銀行等銀行，其他中小型銀行也陸續提供數位人民幣服務。

（四）央行數位貨幣帶來的變革

第一，提高支付效率。央行數位貨幣採用區塊鏈等先進技術，實現即時結算，大大提高了支付效率。相較於傳統支付方式，央行數位貨幣可以實現即時到賬，減少繁瑣的結算環節和延遲時間，為支付者和受益者提供更快速、便捷的支付體驗。

第二，促進金融創新。央行數位貨幣作為一種全新的支付工具，為金融創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透過智慧合約等技術，央行數位貨幣可以實現更靈活、安全的金融交易，為商業模式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提供廣闊的空間。例如，基於央行數位貨幣的貸款和借貸平台可以更有效率地連接資金供應方和需求方，提供個人化的金融服務。智能合約也可以用於建立金融衍生性商品和資產管理工具，為投資者提供多樣化的投資選擇。

第三，降低支付成本。央行數位貨幣透過減少支付過程中的中介環節和費用，可以降低支付成本。傳統支付方式涉及許多的銀行、支付機構等中介環節，每個環節都需要一定的費用。而央行數位貨幣的即時結算和直接支付特性，可以減少中介費用的產生，使得支付更加經濟高效。

第四，減少非法交易和金融風險。央行數位貨幣可以提供更好的支付監管和風險控制。透過區塊鏈等技術，央行可以即時監測支付活動，減少非法交易和洗錢行為的發生。此外，央行數位貨幣的可追溯性和防偽能力也能有效防止假幣和詐欺行為，保護支付安全。

第五，較大地促進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系統性和透明性。一是促進負利率政策的有效實施。利率在金融宏觀調控中是最核心的金融要素，也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橋樑。CBDC的發行打破了利率與零下界的約束，使得央行負利率政策能夠成功地發揮其作用。這意味著CBDC利率可以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削弱使用量化寬鬆工具、調整資產負債表、依賴財政幹預的必然性。二是改變貨幣供給、降低利率。從供給角度來說，央行數位貨幣的投放會使貨幣乘數被放大。一方面，數位貨幣對紙幣的替代可以大大緩解紙幣漏損的情況，並加速貨幣流通，使得不同層級的貨幣資產轉換更為容易。另一方面，CBDC應用將降低第三方清算、儲備帳戶中的持有資金，同時導致信貸投放規模提升。從需求角度來說，根據凱因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以分為交易、預防、投機三類。當央行數位貨幣投放，民眾持有現金的需求降低，把現金換成數位貨幣，導致k下降。同時，人們對利率反應更加敏感，h上升，因此貨幣總需求下降。根據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短期的寬鬆貨幣政策會導致名目利率下降，產出和消費上升、通貨膨脹水準提高、實質利率降低、就業率上升，物價水準和實質工資上升。央行投放CDBC會降低名目利率，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對經濟產生正向的推動作用。三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變化。央行一般會持有與其數位貨幣負債相同數量的短期政府證券，中央銀行在數位貨幣層級的公開市場操作變為對短期政府債券的持有和賣出，使其變得更加透明。我國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是改變商業銀行的LPR報價，而數位貨幣的普及會使得價格型工具的運用更加普遍有效。四是促進央行即時控制，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由於難以追蹤紙幣流通等因素，許多國家的央行對貨幣和宏觀經濟的動態了解存在滯後和局限，導致民眾對貨幣政策不信任情緒滋生。數位貨幣取代紙幣後，將使得對宏觀經濟交易詳細追溯和記錄的想法成為現實，促進了央行對貨幣經濟運行的即時控制，並為其採取資訊技術進行分析研究提供數據基礎，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

（五）央行數位貨幣面臨的挑戰

第一，技術安全與防護。央行數位貨幣的成功運作需要建立安全可靠的技術系統。面臨網路攻擊、資料外洩和惡意軟體等風險，央行需要加強技術防護，確保交易的安全性和使用者的資金安全。關鍵是採用先進的加密技術和安全協議，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網路安全威脅。

第二，隱私保護和合規性。央行數位貨幣需要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確保合規性和反洗錢等金融監管要求。如何平衡匿名性和可追溯性，既保護用戶個人資訊，也追蹤可疑交易，是央行需要面對的難題。必須制定適當的隱私權保護措施和監管政策，以確保使用者權益和財務安全。

第三，使用者教育和接受度。央行數位貨幣的成功實施需要用戶的廣泛接受和使用。然而，大眾對於數位貨幣的概念和技術存在著陌生感和疑慮。因此，央行需要加強用戶教育，提高用戶對央行數位貨幣的認知和信任，並推動其在支付領域的普及和應用。

第四，國際合作和監管協調。央行數位貨幣的跨國應用和監管面臨國際合作和監管協調的挑戰。由於不同國家對數位貨幣的法規和政策有所不同，央行需要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建立跨境支付標準和機制，解決央行數位貨幣的國際互聯互通問題。

（六）全球央行數位貨幣前景展望

全球數位貨幣正處於快速發展時期。2022年，數位貨幣的市場監管和發展方向發生關鍵性變化，加密資產市場風險事件頻繁，一些對加密資產持積極態度的已開發國家開始加速整合和收緊加密資產監管，同時，中央銀行數位貨幣的重要性受到認可，更多國家參與CBDC的開發和跨國應用合作。

展望未來，加密貨幣大規模推廣，監管規則更趨嚴格清晰。加密貨幣作為新興數位資產，有望獲得更廣泛地使用，成為一種普遍的支付手段，逐漸被更多商家和機構接受。針對加密貨幣挖礦消耗的能源問題，預計將出現更多永續性和環保的挖礦方式和加密貨幣項目。隨著加密貨幣監管的不斷完善，相關法規和規定將逐步明確，促進市場穩定和投資者信心。

數位穩定幣領域，市場或將出現兩極化的情況，演算法穩定幣將面臨較大壓力，而抵押型穩定幣將維持較好的發展勢頭。演算法穩定幣透過演算法機制調整供應量和價格以保持穩定，但可能面臨一些挑戰，如價格穩定性不足、黑天鵝事件引發的市場波動、演算法漏洞等。抵押型穩定幣通常以抵押物（如加密資產）作為支撐，具有更高的價值穩定性。這種模式可以透過資產抵押來維持幣值的穩定，使其在市場上有較好的發展動能。

CBDC研發進程持續加速，各經濟體CBDC開發與合作將在深度與廣度上加速發展。區塊鏈技術、數位支付技術等科技創新的發展為CBDC的研發提供技術支援和實施可能，多國央行積極探索和研發CBDC，包括中國、瑞典、歐洲等，研發和試驗不斷推動全球CBDC發展。

第五章中國經濟發展情勢研判與策略

一、2023年中國經濟的成長與亮點

2023年中國經濟運行呈現「一高一低兩平」的特點，即增速較高、就業平穩、物價較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主要預期目標可望圓滿實現。從經濟成長來看，中國經濟實力再上新階梯。2023年中國經濟成長5.2%左右，國內生產毛額超過126兆元。2023年，中國仍是全球成長的最大引擎，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約為1/3。具體來看，一是消費和投資支持經濟成長。自2023年以來，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在一系列促消費政策作用下，消費潛力持續釋放，消費規模持續擴大。2023年前三季度，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成長貢獻率達83.2%。其中，第三季貢獻率上升至94.8%，消費「主引擎」角色進一步凸顯。二是新型工業助力經濟成長。備受關注的新能源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新興產業較快發展，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2023年1月至11月，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42.6萬輛及830.4萬輛，年比分別增長34.5%及36.7%；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達汽車新車總銷量的30.8%；新能源汽車出口109.1萬輛，較去年成長83.5%。第三是產業創新帶動經濟高品質發展。自2023年以來，中國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內部困難，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帶動經濟高品質發展。例如，上海張江高新區佈局14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興建了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一批創新機構，支持企業建構創新聯合體，並進行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攻關。2023年1月至10月，上海張江高新區積體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慧三大先導產業規模9,576.5億元，約佔全市的80%。北京緊抓數位經濟發展，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佈局未來產業群，推動產業鏈融合開放。前三季度，北京300餘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工業企業產值成長16.2%，半導體裝置專用設備製造、新能源整車製造、發電機及發電機組製造、顯示器件等新興細分產業增加值增速均在10%以上。從就業物價來看，就業物價整體維持穩定。2023年，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降到5.2%左右，比2022年低0.4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上漲約0.3%。從國際收支來看，國際收支基本上保持平衡。2023年，中國進出口額年比基本持平，出口占國際市佔率可望維持在14%左右的水準。

二、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與機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總結2023年經濟工作，深刻分析當前經濟情勢，系統部署2024年經濟工作。這是2024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風向標，也是前瞻2024年全國「兩會」的關鍵基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品質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2024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等，這釋放了很明確的信號。

我們認為：在2024年全球經濟金融不確定性持續的背景下，做好自己的事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一個相對審慎而又較高的經濟成長目標很有意義。這是我國實現強國目標的重要支撐，也是一個強烈的訊號指引，有利於穩定市場和維持中國市場的強大吸引力，發揮我國在全球經濟成長中的領導角色。實現預期從「偏冷通道向偏熱通道」的轉變，為高品質發展奠定基礎和條件。2024年我國經濟成長目標應反映「穩與進」的結合，財政政策將更為積極，貨幣政策將更為精準，同時加強改革力度，釋放市場活力。預計2024年中國GDP成長目標為5%左右，實質成長應維持在5%以上。

2024年中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把握好這個趨勢，推出相應的政策舉措，實現2024年第一季和上半年的良好開局。如果第一季和上半年的數據不理想，再來發力，效果會明顯下降。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但也面臨許多機會。

一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隨著市場預期逐步改善，高儲蓄將逐漸轉化為消費、投資。

二是宏觀政策對經濟恢復持續提供支撐。2023年中國增發一兆元公債以及降準降息、減稅降費等政策效應將在2024年持續釋放，2024年還將出台新措施，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形成疊加，有力推動經濟恢復向好。

三是政策空間仍較足。中國物價較低，中央政府債務水準不高，加力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有條件的。美國進入降息通道會增大我國的貨幣政策空間。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注入強大動力。中國深化國營企業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加強吸引外資力度，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將持續激發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

五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蘊含新機會。人工智慧、商業航太、量子科技、生物製造等領域技術加速突破，綠色發展推動生產消費加速轉型，這些將催生產業變革，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舞台。

三、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關注的重點議題與策略

2024年是我國實現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關鍵一年，有機遇也有挑戰。從數據來看，既有新能源車發展的相對較好狀態，也存在多個面向持續處於偏冷的狀態。例如，目前經濟運作中物價持續偏低，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狀況走勢偏弱，可考慮採取有效措施，做好總量和結構的合理平衡，適當加大政策力度的收益要大於風險。

第一，適當加大政策力度，釋放較為正面的訊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強化宏觀政策逆週期和跨週期調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財政政策方面。2024年赤字率目標可適當提高至3.5%—4.0%，提升財政可持續性，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多向民生、科創、綠色等領域傾斜。綜合運用財政補貼等措施增強經濟新動能。貨幣政策方面，維持資金總量的合理較快成長，在避免宏觀槓桿率過快上升的同時為經濟的長期發展留下足夠的政策空間，向市場釋放更為明顯的「寬鬆」訊號。利用國際市場相對有利的條件，進一步降低實質利率水平，釋放適當的通膨預期。

第二，加強需求面管理，有效驅動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使生產能力有用武之地。統籌擴大內需和優化供給，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並帶動提升國際循環品質和水平。實現「三駕馬車」協同發力，需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更好統籌消費和投資，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努力促進居民消費從疫後恢復轉向持續擴大。大力發展數位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等新型消費，積極培育智慧家庭、文娛旅遊、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成長點，帶動相關產業及消費場景的投資。以提高技術、能耗、排放等標準為牽引，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及消費品以舊換新。目前情況下需要重視投資和消費的協同作用，從2022和2023兩年平均的投資指標來看，投資發揮的作用是比較明顯的。消費和投資將相互帶動並形成良性循環，進而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和品質優化升級。二是積極穩定外貿基本盤，並加速培育外貿新動能。拓展中間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數位貿易、跨境電商出口。鞏固外資企業在華發展信心，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發揮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優勢，支持外資企業繼續“在中國、為世界”，深度參與國際大循環。作為世界工廠，中國需要與全球市場有機結合，需要以高水準的開放機制進行配對。金融要在其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需要做優做強，當好服務經濟高水平開放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

第三，科學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加強改革、引領預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品質發展當作新時代的硬道理，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要讓這些新提法、新理念體現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在改革發展實踐中，透過典型事例向市場釋放訊號，引導預期。

「先立後破」引領未來工作思維的調整。意味著在穩定成長壓力仍存在的背景下，政策調整與改革推進、新舊動能轉換、重點領域風險化解等方面將更加穩健、有序，將在「穩中求進」中把握政策的時度效，注重加強各項政策的協調配合。「先立後破」既引領了未來工作思維的調整，又可對過去所做的某些不甚合理的工作實現正本清源。就具體事項來說，綠色發展是長期目標，要根據「雙碳目標」穩步推進轉型，但也不能只想盡快轉型而脫離實際，要做好「立與破」的合理轉換。會議強調“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看準了就抓緊幹，能多乾就多幹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確定性應對形勢變化的不確定性”，同時提出通過重點領域改革激發各類經濟主體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要透過改革激發新動能：一是科技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體現，例如人工智慧相關領域的發展，可能帶來許多供給品的增加，這是一種新的動能。二是積極推動高水準開放，發揮好先進產業鏈的引領作用，擴大出口，同時打通外國人到中國經商、旅遊的堵點，打造「投資中國」品牌。第三是發揮消費動能，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並有較強的財富效應，若一方面出台刺激消費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到處瀰漫「降薪」訊息，刺激消費的結果可想而知。四是平衡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要讓市場發揮決定作用，政府發揮較好作用，讓民間資本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政府作用的發揮要綜合考慮投入產出效應。浙江等地流行的政府服務民營企業的口號「無事不擾，有求必應」就是一個很好的做法，簡單有效。

第四，創新思路，激發房地產、資本市場活力。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兩大市場角色特殊，作用大，與千家萬戶利益連結十分緊密，是穩定經濟成長及市場預期的重要環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1-11月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9.4%。根據投入產出模型測算，2023年房地產投資將下拉GDP增速約0.7個百分點，這大大增加了穩定成長的難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充分資本市場發展有許多面向的重要角色。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兩大市場的活力，能顯著提高市場信心和預期，同時具有較強的財富效應，對於擴大消費和投資進而實現穩健增長目標意義重大。目前，房地產市場供需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儘管推出一系列調整政策，房地產市場銷售、投資持續下行。穩定房地產市場，未來應更重視穩定市場預期。在我國老化、出生率走低的背景下，房產稅預期是影響房地產長遠需求和預期的關鍵環節，是穩定市場信心的關鍵環節，需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妥善處理。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市場的發展評估標準與管理方式與中國熟悉的模式有明顯差異。在中國的評價標準中，「穩」字往往被廣泛使用，通常用來描述事物的平穩和有序。然而，在資本市場的評價中，「穩定」或「平穩」作為目標可能會帶來問題。這種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市場特徵，與政府日常管理和調控的思路不太一致，在實務上會面臨很大的挑戰。因此，對於資本市場這種具有極高市場化特徵的市場，目標是讓其“動起來、活起來”，評價和管理方式需要更加靈活和具體，以適應其特殊性。必須進行綜合權衡考慮，以維持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整體平衡，需要從思路和理念上進行適當調整，尤其是能夠對投資者給予保護，這樣才有可能使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只有在兩者之間平衡時，市場預期也才能夠良好地形成股市才能夠運作良好。

第五，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與尖端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智慧為重要資源、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策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加速形成新質生產力，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發展新質生產力，才能為高品質發展輸送源源不絕的動力。2024年應以科技創新為主線，強鏈補鍊和新型工業化為抓手，在打造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的同時，加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從而進一步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完善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推動科技創新行穩致遠。金融業要努力做好科技金融這篇大文章，為實現科技創新的突破性進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六，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要統籌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積極穩健化解房地產風險，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權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順利健康發展。加速推動保障性住宅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關基礎性制度，加速建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統籌好地方債務風險化解與穩定發展，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樑，為穩定全國經濟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