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璐詩:“全球最佳餐廳”主廚的辭職事件,讓歷史悠久的廚師成長體系重新面對審視:當“高標準”滑向“傷害”,當“嚴格”變成“恐懼”,所謂廚房的“殘酷之愛”,是訓練還是暴力?回溯Noma主廚René Redzepi的發展歷程,或許是理解問題的關鍵:他並不是“選擇”了一種嚴苛的管理方式,而是在成長過程中被這種方式塑造,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圖片:GettyImages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地獄廚神”是近乎被默認的廚房文化,象徵著一種“殘酷之愛”(tough love)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後廚在傳統上就是以“苦”為底色的職場。記得年初我在香港拜訪米其林星級廚師劉韻祺時,她也回憶自己小時候父親並不支援她學廚,因為在上一代人的認知裡,這是對女孩子來說過於辛苦的行業。而在英國,從戈登•拉姆齊(Gordon Ramsay)在鏡頭前的怒吼,到他的導師馬可•皮埃爾•懷特(Marco Pierre White)在廚房裡摔盤子,再到影視劇《熊家餐館》(The Bear)裡層層傳遞的高壓與羞辱,這種以強度、紀律甚至恐懼為核心的廚房文化,長期被視為精緻餐飲世界的“必要代價”,也很少被真正質疑。但一切正在發生變化。上周,哥本哈根Noma餐廳創始主廚雷內•瑞澤皮(René Redzepi)宣佈辭職,幾乎同時,多名前員工的匿名證詞被公開,內容涉及長期辱罵、身體接觸式懲戒、情緒壓迫,以及以行業封殺為威脅的管理方式,這些指控迅速在全球餐飲界發酵,也讓這位曾數度將Noma帶上“全球最佳餐廳”榜首的廚師,站在輿論中心。這件事讓很多人重新去審視一個延續百年的價值體系:當“高標準”滑向“傷害”,當“嚴格”變成“恐懼”,所謂的“殘酷之愛”,到底是訓練,還是暴力?我在2014年曾在哥本哈根的舊Noma餐廳對他做過一次專訪,如果回溯他的成長軌跡,很難簡單把這一切歸結為“脾氣問題”。他當時講得很直接:“我生長在斯堪的納維亞,但我的根在馬其頓,我家因為前南戰爭移民到丹麥,我父親洗盤子、開出租、送魚,我母親做清潔工,他們沒日沒夜地干。”他也反覆提到一種不被接納的經驗:“我從來不覺得丹麥是我家,也不覺得被完全接受,有人會對我吐口水,說‘滾回你巴爾幹的家去’。”這種經驗很容易轉化為一種本能信念:要被看見,就必須比別人更努力。他少年時打架,對學業毫無興趣,直到進入烹飪學校的第一周,一場課堂比賽改變了方向。“那次我突然想贏,”他說,“我開始認真去想為什麼喜歡食物,忽然之間我覺得自己長大了。”從那之後,他每天提前45分鐘到校,拚命吸收一切知識。16歲進入廚房當學徒,他沒有迴避那段經歷的強度:“很殘酷,但我喜歡,從16歲開始,我就在廚房裡沒日沒夜地干。”理解雷內的關鍵或許在這裡,他並不是後來“選擇”了一種嚴苛的管理方式,而是在成長過程中被這種方式塑造,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在法國、西班牙、美國的廚房經歷,讓他直接處在那套體系之中:等級分明、紀律絕對、錯誤需要被即時糾正,那怕方式帶有羞辱性。這套體系本身有更早的源頭,即19世紀末Georges Auguste Escoffier建立的“廚房旅”(brigade de cuisine),它借鑑軍事結構,強調命令、服從與效率,在這樣的傳統裡,“打是親,罵是愛”是真實的工作邏輯。雷內也直言,他對廚師這個職業的理解,本質上就是體力勞動。他那時告訴我:“丹麥籍的廚師很少,只佔Noma員工的五分之一,這行業很苦,本地人不太願意做,很多還是移民在做”,這種認知直接影響了他對團隊的要求:耐力、服從、速度,以及對壓力的承受能力,他甚至主動把自己推向更極端的環境,去格陵蘭獵麝牛,在廢棄軍營中被風暴困住幾天,他說那一刻才真正意識到必須拋棄熟悉路徑,“我需要更勇敢”。從結果來看,這一切是“有效”的,Noma幾乎重新定義了當代高級餐飲,在地食材、發酵技術、季節性敘事,它的成功不僅是商業層面的,也是文化層面的,它改變了全球廚師的思考方式,但與此同時,那套支撐效率與創造力的內部機制,也逐漸顯出代價。員工證詞中反覆出現“焦慮”“失眠”“恐懼”,以及對職業的徹底放棄,這與另一種現實形成對照:今天的職場,不再默認“痛苦是成長的前提”,心理安全、邊界感、尊重,已經成為普遍期待,而廚房仍然是一個相對滯後的空間,封閉、等級分明、缺乏外部監督。年輕廚師往往願意忍受一切,只為在履歷上寫下一個名字,比如Noma,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問題長期未被公開。在宣佈辭職時,雷內表示:“在帶領並建設這家餐廳二十多年之後,我決定退下,讓團隊進入下一個階段。”幾天後,他再次回應指控:“對於那些在我的領導之下、因為我的判斷失誤或憤怒而受到傷害的人,我深感抱歉,我也一直在努力改變。”他承認“我曾對人吼叫、推搡他人,這些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同時提到自己已經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並嘗試以更好的方式處理憤怒。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反思自己,他多年前就承認過“曾是個霸凌者”,但這一次,問題不再是抽象的自省,而是具體指控下的回應。如果只看雷內的個案,很容易把問題歸結為個人,但在過去十年間,我與英國數十位廚師的私下交流中,這種張力反覆出現,尤其在代際之間,年輕一代越來越多地談論心理安全與團隊氛圍,倫敦Sketch內米其林三星餐廳主廚丹尼爾(Daniel Stucki)對我說,他從不對員工大喊大叫,與Noma長期合作的面包師理查德(Richard Hart)則說,他會主動對員工表達“愛”,“氛圍融洽,才可能做出有愛的食物”。另一邊,則是像傑森(Jason Atherton) 這樣的廚師,他是戈登•拉姆齊的弟子,出身貧苦的工人階層,對“吃苦耐勞”的價值深信不疑,幾年前我拜訪他時,他曾說,如今社交媒體讓成功看起來觸手可及,這讓他不安:“如果想要成功,吃苦的過程必不可少,而且廚師這門手藝是學無止境的。”當然,“吃苦”並不等同於被傷害。在廚房這樣的行業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長時間的重複訓練、對細節近乎苛刻的要求,本來就是這門手藝的一部分,這種意義上的“苦”,更接近一種職業訓練的密度與強度,它可能令人疲憊,但並不必然以羞辱或恐懼為代價。問題在於,當這種邏輯被不斷推向極端時,它很容易滑向另一個極端:以情緒失控為常態、以身體接觸作為懲戒、以權力壓製為手段的管理方式,“訓練”與“傷害”的界限也就從此時開始變得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傑森本人也曾面臨霸凌投訴,這讓問題不再只是價值觀分歧,而變成一種結構的延續,那些在高壓體系中成長並成功的人,往往也會在無意識中複製同樣的方式。從這個角度看,雷內並不是例外,他只是一個被放大了的樣本。“地獄廚神”的時代或許不會立刻結束,但它已經不再是唯一的答案。這也令人聯想到各行各業中,從師長到上級,依然存在不同形式的霸凌文化,用恐懼或羞辱驅動下屬、徒弟或學生去完成任務或“成長”。如何在追求專業和效率的同時,不讓“苦”滑向傷害,將成為每一個組織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不擇手段求業績的時代已經過去。 (文 |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張璐詩 Lucy Cheung)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