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有人奔赴遠方，有人回到故鄉。無論那種行程，或許都會經過縣城。那些平常鮮有關注的城鎮，再次映入大眾眼簾。在傳統的城鄉中國框架裡，縣域是城市的腹地，是中心的邊緣，正隨著城市化的處理程序而式微。近年來，一些“隙地縣”的常住人口不降反升，越來越多的中青年返鄉打工。這一現象背離了以往對城市“虹吸效應”的預期，值得深究。

本文作者對廣東高州這一縣級市進行調研。在他看來，地處不同自然地理單元、不同經濟區或市場圈交界的隙地縣，具有兩項特別的優勢：一是小規模、多元的經濟作物種植保障農民的基本收入；二是勞動力和初級農產品向相鄰省（區）的流動較為便利。在此基礎上，縣域就業機會的增加、教育與醫療條件的改善以及“生產—生活圈”的建設，都為城鄉融合發展奠定條件。

作者最後指出，互聯互通的中國正在重新塑造我們的城鄉認知。在全國整體性聯通的背景下，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研究有必要調整視角，“跳出縣域看縣域”，重新思考“追求什麼樣的城鎮化”這一根本問題，系統認識縣域在城鄉關係中的定位以及發展路徑。

國家統計局 2021 年發佈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以下簡稱“七普”）顯示，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六普”）相比，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的比例從 39.42％降低到 33.22％，省內流動人口比例則從 60.58％提高到 66.78％。不管是跨省流動還是省內流動，作為農民工主要流出地的往往都是今天還以縣作為行政建制的、工業化水平低、經濟欠發達的區域。從“六普”到“七普”（2010 年至 2020 年），多數縣（尤其是位於大城市一兩百公里半徑範圍內的縣）的常住人口在逐年減少，因為今天依然保持“縣”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區域，其人口大量外流本不足為奇。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些縣的常住人口卻不減反增。根據“七普”資料，我們羅列了“胡煥庸線”東南一側十年來常住人口增長超過 1 萬人的縣，並將這些縣落到中國地圖上，結果發現這些常住人口增加的縣往往遠離大城市，並且位於省（區）交界處。[1] 值得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省（區）交界處的縣常住人口都在增加，也有持平或者減少的。

位於大城市一兩百公里半徑範圍內的縣常住人口逐年減少，大概屬於大城市“虹吸效應”導致的正常現象。而省（區）交界處既是不同行政區劃的交界處，往往也是不同自然地理單元、不同經濟區或市場圈的交界處。為方便起見，我們稱之為“隙地”。“隙地”是邊緣中的邊緣，照理說更難以逃脫大城市的“虹吸”。那麼，近年來一些“隙地縣”（包括縣級市）常住人口逐年增加，是不是由於遠離省（區）經濟中心，交通不便，成本距離（cost distance）高，從而成功逃逸出大城市的“虹吸效應”所致？如果是的話，為何近十多年來方得以實現？

一批“隙地縣”常住人口增加雖令人始料未及，背後卻蘊含某些原理。

縣域常住人口增加有兩個管道，一是戶籍人口回流，一是外來人口輸入。“隙地縣”由於遠離中心，鮮有外來人口輸入，其常住人口增加主要由戶籍人口回流推動。戶籍人口回流的動力，無非是對安居樂業的期望。“樂業”則指回到原籍縣域內創業或就業。為什麼近十年來一批“隙地縣”出現戶籍人口回流？並非此前人們沒有意願回原籍陪伴父母和子女，也並非此前人們沒有意識到“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而是因為此前縣域內缺乏普通人進行農業創業及非農就業的機會，返回原籍意味著生計不可為繼。“隙地縣”出現常住人口增加的最大轉機，就在於近十多年來這兩類機會的大量出現。

首先，“隙地縣”往往位於不同地理單元交會處，域內自然環境及生態多樣，不同海拔地塊可因地制宜種植不同經濟作物。“隙地縣”因地貌複雜、地塊狹小，大多保持小規模種植多種經濟作物的傳統，形成多元生計模式。小規模種植往往難以實現機械化，只能依靠人工，屬於勞動密集型的經濟作物種植。這明顯不同於主糧產區（平原地區）的生計模式。在交通、通訊、物流、電商直播高度發達，無遠弗屆地覆蓋“隙地縣”廣大鄉村的今天，小規模種植的、帶有明顯地方特色的經濟作物農產品的銷售壓力，遠小於大資本投入、大規模種植的單一農產品，其銷售也不一定需要進入全國市場，有的甚至可以實現“地產地銷”，因此價格也相對平穩。經濟作物小規模多元種植已經成為解決“隙地縣”農民創業就業及增加生計來源的重要途徑。

其次，“隙地縣”位於行政區劃單元之間，不同省（區）因資源稟賦、區位、發展機遇、地方施政的差異，導致經濟發展水平不一以及勞動力價格不一，這促成了在某種經濟作物採摘季，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隙地縣”的勞動力季節性向相鄰省（區）“隙地縣”流動，客觀上解決了勞動密集型經濟作物在採摘季對勞動力的巨量需求。位於地理單元交會處的“隙地縣”還存在相鄰省（區）因緯度或海拔不同造成同一經濟作物成熟期的差異，這就更加放大了季節性勞動力在“隙地縣”之間的流動。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隙地縣”的勞動力和初級農產品也會流向經濟相對發達的相鄰省（區）“隙地縣”，進行倉儲和深加工，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

▍樂業：“隙地縣”的生計模式與就業機會

以上所說的是常住人口增長的“隙地縣”在農業發展上可能帶有的一般特點。落實到具體的“隙地縣”，可發現各有各的發展路徑。

高州市位於廣東省西南部，西連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市（縣級市），是廣東財政省直管縣，廣東省第一農業大縣，總面積 3276 平方公里，下轄 5 個街道、23 個鎮，2025 年常住人口 133.64 萬人。高州的經濟作物有荔枝、龍眼、香蕉、黃皮、“北運菜”（反季節蔬菜，冬天銷往北方）、淮山、大頭菜、烤煙等。自 2023 年起，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團隊就開始到高州調研。我們調研的目標很明確：作為一個“隙地”農業縣，為什麼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答案無非是在高州縣域內有大量的就業機會。

先看農業就業情況。本來，由於存在農時及作物成長周期問題，農民一直是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群體，農業也成為一個就業不充分的行業。所以，要想提高收入，農民必須尋找非農就業的機會。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外出務工收入在高州農戶的收入中也佔大頭。但不同的是，農業經營在高州農戶收入中絕非可有可無。在高州，農戶主要從事果蔬等經濟作物種植。大多數農戶不願意把土地流轉給農業龍頭企業，因為直至今日，在盛產荔枝、龍眼的鄉鎮，農戶全年三分之一乃至近半的收入來自自家丘陵山坡地、田間邊角地、房前屋後雜地種植的荔枝、龍眼。走進高州廣大鄉村，感受不到空心化的氣息，田間地頭總能看見忙碌勞作的身影，各類機動車在縣域內城鄉之間川流不息。尤其是荔枝、龍眼採摘季，外出務工的中青年及時返鄉，變身為農業主要勞動力、電商銷售和直播者。就連當地的公務員，也會在下班後幫父母採摘荔枝、龍眼。在每年 6~7 月的荔枝採摘季以及 7~8 月的龍眼採摘季，不僅盛產荔枝、龍眼的鄉鎮農民實現了充分就業，高州還大量吸納相鄰的廣西玉林市、北流市的農民過來做季節性採摘工。

與玉林市、北流市比，高州經濟較為發達。因此，從廣西流動過來的，還有較為廉價的荔枝、龍眼等季節性初級農產品。這使高州的農業呈現超農時、超地域的特點：高州農業不再僅僅是圍繞當地農時的活動，遠在海南的荔枝（5~6 月成熟）、廣西的荔枝和龍眼（6~8 月成熟）、福建的龍眼（8~10 月成熟）都會往高州彙集，在此進一步記憶體、加工並銷往全國。這樣，高州在地實現了與荔枝、龍眼相關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延長了產業鏈，還大大延長了農業產業的活動時間，果農的農忙季從之前每年 6~8 月延長到現在每年 5~10 月，加工季則幾乎覆蓋全年。產業鏈和農業產業活動時間的延長，大大拓展了就業機會和就業時段，使高州從事荔枝、龍眼產業的農民實現了較為充分的就業。

值得一提的是，一二三產融合的卡點和堵點往往在於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發展。因為農業是有農時和時令的，圍繞農產品記憶體加工的設施裝置建設往往存在利用率不足的問題，這大大影響了投資動力。所以，個別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典型，幾乎都是外來農業龍頭企業在政策支援下一手打造的，鮮見地方上自發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案例。像高州這樣以小農戶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縣域能夠走出一條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路子，關鍵在於它吸納了周邊省區的同類農產品，可供加工的農產品“量大管飽”，使得高州民間資本及部分農戶積極投資荔枝“田頭小站”、保鮮鎖凍流水線以及龍眼烘乾、冷庫建設。在第二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依靠季節性返鄉青年撐起的電商和直播帶貨發展越發強勁，傳統收購商一手遮天的時代漸成歷史，2025 年電商和直播帶貨銷售量佔高州荔枝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荔枝、龍眼“大年賤賣”“增產不增收”的魔咒也被打破了，2025 年逢高州荔枝“大年”，但荔枝價格基本上與“小年”持平。

再看非農就業（“打工”）的情況。以往一提到“打工”，就與離土離鄉相關聯。時過境遷，今天高州的“打工者”固然大部分還是外出務工，但也有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已婚女性選擇返回高州域內打工。[2] 這些女性往往是為了陪伴在家鄉就讀的子女、照料家中年邁老人而返鄉，由此也被稱為“寶媽”。她們之所以決定返鄉，部分原因是今日教育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在“空心化”的農村地區，許多學齡青少年往往沉迷於手機遊戲不可自拔。促成她們返鄉的另一大拉力，是在家鄉也可以進廠“打工”，這些工廠被稱為“寶媽工廠”。因為“寶媽”既要陪伴學齡子女又要“打工”，所以“寶媽工廠”一般都實行彈性勞動制度，往往早上七點半就開工，下午四點半或五點就可以收工。如果“寶媽”們需要應急處理家務，也可以隨時請假離廠。

“寶媽工廠”往往選址於鄉村學校附近，如位於高州長坡鎮的佳都製衣廠就建在冼夫人小學附近。在地方政府推動下，佳都製衣廠與冼夫人小學結成務工與就學的配套關係，冼夫人小學也獲得 25 畝建設用地。佳都製衣廠近千名員工中 80% 屬於“寶媽”，廠方允許“寶媽”中午把子女接回工廠，在工廠食堂一起吃午餐，還給寶娃們開闢午休室、自習室，並安排專人看護。傳統流水線作業的工廠難以實行彈性勞動制，但佳都製衣廠巧妙地將適應彈性勞動的計件崗位納入流水線，即將計件崗完成的構件輸往車間上方的記憶體庫，下一個工序可隨時從中調配。

在高州五大工業園區中，還有許多“寶媽工廠”，大多生產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此外，在遍佈高州廣大鄉村的以手工加工紡織配件的家庭作坊和小型水果分揀、包裝點上，也活躍著大批居家就業、靈活就業的“寶媽”。

高州非農就業的另一領域，則是集中在市區的第三產業。2025 年高州的常住人口為 133.64 萬人，城區常住人口為 46.38 萬人，儼然一個三線城市的人口規模。第三產業服務於人的衣食住行、醫教玩樂，其發展高度依賴消費人群的規模。2025 年底，高州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至 466.65 億元，同比增長 5.7%，增速領跑三大產業，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一半。如此規模且如此增速的縣域第三產業，方能創造出較為可觀的就業崗位，從而吸引外出務工者返鄉，在縣域內實現非農就業。截至 2025 年末，高州市區的戶籍人口為 37.58 萬人，但自 2020 年至 2024 年，高州市區的常住人口從 33.32 萬人增至 46.38 萬人。可見，約有 10 萬人的非市區戶籍人口居住在高州市區，其中相當部分是近年返鄉的在市區從事第三產業的中青年。這是縣城人口聚集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帶來的第三產業發展及非農就業機會湧現效應。

▍安居：“隙地縣”的教育與醫療

縣域常住人口持續增長固然離不開在地就業機會的湧現，但也有賴於縣域內“安居”環境的改善。教育與醫療條件是構成“安居”的關鍵因素，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也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對優質教育與醫療資源的期待上。

“寒門難出貴子”“小鎮做題家”“縣中塌陷”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究其實質講的是同一件事：在教育產業化趨勢下，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向省會城市、地級市集中，名校高中無不面向全地級市乃至全省掐尖招生，就連縣鄉難得一見的優秀教師也被挖走，縣鄉教育資源日益匱乏，縣城高中的高考成績一年不如一年，鄉鎮高中更是奄奄一息。有鑑於此，稍有積蓄者勒緊褲腰帶也要到城市買房落戶，為的是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這是縣鄉教育資源匱乏後，倒逼出來的城市化與鄉村空心化。[3]

分界中學是高州一所普通的鄉鎮完全中學，初中部辦學成績在全市鄉鎮處於中上水平，每年都有近百人考上市區的重點中學，高中部的學生則是無緣被高州市數所重點中學錄取的成績上的“差等生”，正常情況下幾乎無法考上本科院校。為此，分界中學嚴抓校風，注重德育。校長介紹說，家長們把孩子送來分界中學讀高中，並不期望子女日後考上什麼好大學，但他們期望孩子不要在校風不好的環境下學壞了。與其說家長關注成才教育，不如說他們更關心成人教育。當然，分界中學並沒有止步於家長們的最低期待，而是有聲有色地開展一些特色教育，如體育、書法、國畫等，每年都有一批學生通過參加體考、藝考而讀上本科。

在高州，像分界中學這樣有生命力的鄉鎮完全中學並非獨此一家，還有石鼓中學、南塘中學、長坡中學、新垌中學、大井中學等。這些中學的生命力得益於高州嚴格執行“縣管校聘”政策，縣域內教師編制動態調整，師資在城鄉學校間均衡配置，嚴禁縣城學校隨意從鄉鎮學校抽調優秀教師。高州並沒有讓鄉鎮完全中學自生自滅，而是將它們定位為“增長點學校”，這讓它們仍保有活力。位於高州市區的高州中學、高州一中、高州二中、高州四中，更是在歷年高考中表現不俗。從 2015 年至今，高州從外地回流的小升初學生數量穩定上升，年均在 1800 人左右，這是群眾對本地教育持有信心的體現。值得一提的是，高州已成功阻斷外來名校對縣域內高分生“掐尖拔苗”的舉動，從另一方面扭轉了縣域教育惡性循環的局面。

作為一個縣級市，高州擁有市人民醫院和市中醫院兩家三甲醫院，同時市婦幼保健院也以建立三甲醫院為目標。縣域內擁有三甲醫院可以實實在在造福地方社會，如高州市人民醫院的轉院率僅為 5.6%，基本上做到了“大病不出縣”。更值得稱道的是，高州在建構緊密型縣域醫療共同體過程中，注重強化鄉鎮節點，重視鄉鎮中心醫院建設。中醫在高州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加上今天農村老齡化程度高，老年人患有各種疼痛、慢性病，對康復的需求很高，中醫正好與之適配。高州各鄉鎮中心醫院較為重視中醫療法，不少鄉鎮中心醫院設有中醫科，有的還開設治未病科，針灸、艾灸則更是常見。此外，各鄉鎮中心醫院還錯位發展，各有拿手好戲，如分界中心醫院的甲狀腺診療，石鼓中心醫院的骨科、精神科、康復科等，皆名聞周邊鄉鎮。值得一提的是，鄉鎮中心醫院因為貼近鄉土開展醫療服務，加上高州鄉村並非空心化鄉村，其門診量較為穩定、可觀，基本上可以良性營運，有的還不斷發展壯大。如石鼓中心醫院紮根於石鼓這個擁有 10 萬左右常住人口的大鎮，發展定位清晰，從本鎮鄉村家戶多忙於養殖業、外出經商、家中老人亟須照料的實際出發，在院內設立醫養結合床位，月收費遠低於家庭專任保姆月薪，同時還可以得到及時的醫療服務；為方便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看病，還可以讓其子女在外地線上掛號、繳費。石鼓中心醫院其實已完全達到了二甲醫院的水平，但院方因擔心評上二甲後收費標準提高而導致門診量下降，最後放棄晉級計畫。

高州在縣域內、家門口辦好學校和醫院，這是促進“安居”的兩大抓手。“安居”和“樂業”問題解決了，在外務工經商的高州戶籍人口自然陸續回流，這是“隙地縣”高州近十五年來常住人口不斷增長的原因所在。

▍打造城鄉之間的“生產 - 生活圈”

客觀地說，縣域內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肯定還是集中在縣城，只要生活條件許可，入學、就醫自然首選縣城。縣城也是第三產業相對集中的地方，可以提供適合年輕人的就業崗位。所以，在常住人口增長的“隙地縣”中，增長的常住人口大多選擇縣城居住。在我們調研過的“隙地縣”，縣城常住人口一般佔到全縣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高州也不例外。2020 年至 2024 年，高州城鎮常住人口從 49.05 萬人增加到 57.52 萬人，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從 36.9% 上升至 43.04%，上升了 6.14%，明顯高於同期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上升幅度（3.11%）。儘管如此，2024 年高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仍然明顯低於全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7%）和廣東省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75.91%）。

在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今天，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縣域內的城鎮化率？是不是城鎮化率越高越好？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不是存在適度的城鎮化率問題？這些問題關涉到我們對“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解。

有觀點認為，縣域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鄉村，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紐帶。可以說，這種觀點還是以城市為中心，並且想當然地認為城市一定可以帶動鄉村。此番想像美則美矣，無奈已被城市“虹吸效應”的事實擊穿了。也有觀點認為，應該把縣城建設成縣域內的中心城市，儘可能將縣域內人口吸納過來，提高城鎮化率，並將高城鎮化率視為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最關鍵指標。果真如此，縣城就會成為縣域內的“虹吸器”。這是不是我們所期待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2025 年，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達到 67.89%，到 2030 年有可能突破 70%。如果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鎮化率也以全國城鎮化率為追趕目標的話，則意味著縣域內近七成的常住人口將擠在縣城裡，而廣大鄉村則人走屋空。當然，這在正常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縣城的人口承載能力有限，也難以提供如此眾多的就業崗位。

那麼，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究竟是何等圖景？今日高州的城鄉關係或許可見端倪。

從 2020 年到 2024 年，在高州目前的 5 個街道（集中於市區）、23 個鄉鎮之中，5 個街道都出現常住人口增長，20 個鄉鎮常住人口減少，但有 3 個鄉鎮常住人口增長，其中根子鎮、分界鎮盛產荔枝、龍眼，曹江鎮盛產黃皮、淮山。可見，出現常住人口增長的鄉鎮，與其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業業態有關。換句話說，如果農業還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農民就不會輕易棄農離村進城。像高州這樣許許多多家戶還在跟土地打交道，通過種植水果等經濟作物有效致富的情況下，的確沒有必要在縣域內擘畫讓農民進城的城市化藍圖。

在水泥路村村通、機動車家家有的今天，高州已經形成了以縣城為中心的一小時乃至半小時“生產 - 生活圈”。之所以是“生產 - 生活圈”而非通常所謂的“生活圈”，是為了強調縣域內人們圍繞“生產 - 生活”而在城與鄉之間不斷穿梭往返。“生活圈”概念原來是指以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地為中心，在步行可達範圍內形成的多功能復合區域，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生產 -生活圈”則是生產連著生活，或者生活連著生產。不是單講生活便利，而是兼顧生產和生活。不是純粹以城市為中心，而是以縣域內城鄉互動為中心。城離不開鄉，鄉離不開城。生產離不開生活，生活離不開生產。這是真正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

從高州的情況來看，市區是縣域內優質教育與醫療資源集中的地方，有第三產業就業機會，經濟條件好的家庭自然會在市區購房入戶。但另一個事實是，縣城所吸納的人口與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乃至地級市吸納的人口，在構成上是不一樣的。縣城吸納的人口基本上都是縣域內人口，或者說是以縣城為中心的一小時乃至半小時“生產 - 生活圈”內的人口。從家庭策略說，為了讓孩子和老人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與醫療資源，他們會在縣城購房落戶，但這絲毫不妨礙家庭主要勞動力繼續在鄉下經營土地，可謂生活在城，生產在鄉。而返回縣域後在縣城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者，平時在市區上班，周末或者有需要時回鄉下照料老人孩子，可謂生產在城，生活在鄉。當然，這不過是為了方便而做的簡單類型化劃分。具體到活生生的每一個家庭，其家庭策略與生計模式總是隨機應變的。總之，在以縣城為中心的一小時乃至半小時“生產 - 生活圈”裡，在一個個家庭的家庭策略和生計模式中，城鄉之間、生產生活之間是不可分隔的。這也是縣域內農民家庭的“城鄉兩棲”現象，是“撐開在城鄉之間的家”[4]，是縣域城鎮化中“分而不散的家”[5]，是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生動體現。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常住人口超過 133 萬的高州，在 26 萬多戶的農村戶籍家庭中，能夠把家撐開在城鄉之間的也還是少部分；至今依然把家安在鄉村的，應該佔多數。但這也不妨礙把家安在鄉村的人白天在縣域“生產 - 生活圈”內穿梭往返。我們 2025 年 9 月從中國聯通獲得的手機訊號資料顯示，高州不少鄉村社區的夜晚活躍使用者數多於白天，至少有五分之一的鄉村社區存在白天離村工作、晚上回村休息的縣域內城鄉“兩棲”人。

可以說，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不是以城滅鄉，甚至也不是以城帶鄉，而是城鄉一體，相輔相成；它不需要也不應該追求高城鎮化率，因為那樣恰恰妨礙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明乎此，應該將公共財政更多地投放在城鄉之間的“生產 - 生活圈”建設，而非以縣城為中心的“生活圈”建設。

▍互聯互通的中國與縣域發展的新趨勢

為了更好地理解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問題，我們還可以跳出縣域看縣域。怎麼跳？這不僅需要一個更大的空間視角，更需要觀察視角的轉換。簡單說，就是需要從傳統的城鄉中國框架，轉向互聯互通的中國框架。

在傳統的城鄉中國框架裡，縣域遠離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是中心的邊緣，是城市的腹地，是資訊傳遞、技術輸入、財政撥付、指標分配等資源承接的下游乃至末梢。在計畫經濟時期，農業支援工業，鄉村支援城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市場要素和資源更是流向城市，以獲得高經濟效益的配置。所以，有關以城市輻射鄉村、帶動鄉村發展的政策、論述和期待，是否真的可以落地，的確是個懸疑。以“志在富民”的費孝通先生的探索為例，費老認為城與鄉本來是相成關係，近代以來演變成相剋關係。所以，費老在改革開放後呼籲重視小城鎮建設，希望小城鎮成為重建城鄉良性互動的樞紐和接合部，並推崇“離土不離鄉”、實現在地城鎮化和工業化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接著，費老提出“全國一盤棋”的思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費老的探索軌跡似乎表明，他逐漸淡化了對城市輻射、帶動鄉村發展的期待，轉而開啟新展望，要麼是地方擼起袖子干，闖出一片天；要麼是國家統籌謀劃，下一盤大棋。

在城鄉中國的框架裡，相對於城市這一資源集中的中心來說，縣域是絕對的區位劣勢；尤其是“隙地縣”，更是邊緣中的邊緣，從中心分一杯羹都不容易。但費老當年的“全國一盤棋”思路，今天已經落實到生機勃勃的互聯互通中國上了。當前，中國基本形成了具有全國整體性、多層次、綜合立體特徵的互聯互通網路，特別是在交通基礎設施、通訊和算力等領域。中國自“十五”時期開始編制和實施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五年專項規劃，至今已逾二十多個年頭。中國交通運輸規劃建構的全國統一路網，表現出“全國一盤棋”的佈局特徵，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尤其是中國的互聯互通不只是經濟發達地區或中心地區之間的連接，而是“聯通到邊界”的全國整體性聯通，有意識地考慮到穿過老少邊窮地區及廣大縣域，以交通大動脈拉動區域協調發展，這也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基建邏輯。

如“十二五”交通運輸規劃指出，建設以連通縣城、通達建制村的普通公路為基礎，以鐵路、國家高速公路為骨幹，與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組成覆蓋全國的綜合交通網路；“十三五”交通運輸規劃針對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城市群交通發展短板明顯的問題，要求路網覆蓋加密拓展；“十四五”交通運輸規劃看到綜合交通網路佈局不夠均衡、結構不盡合理、銜接不夠順暢的問題，提出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區鐵路網覆蓋水平，擴大航空網路覆蓋；“十五五”交通運輸規劃尚未正式公佈，但有關規劃內容已見於“十五五”規劃綱要，如推進補網強鏈提質，加強跨區域統籌佈局，跨方式一體銜接，強化薄弱地區覆蓋和通達保障。此外，全國一體化算力互聯互通網路也在緊鑼密鼓建構中，依託全國一體化算力網路，將中心城市富餘算力向中小城市、縣域及農村地區延伸，推動算力服務均等化。

在一盤棋思路、一張網佈局下，中國建成了全球最大、最發達、最均衡、最繁忙的高速公路網、鐵路網、智能資訊網、物流網，一個互聯互通、加速流動的中國正在有力地壓縮時空，眾多縣域、眾多“隙地縣”正是在這個全新格局中，實現了彎道超車，從城鄉中國的邊緣和基層突圍到互聯互通中國的交通網、物流網、人流網、資訊流網節點上，由此超越一直以來不對稱的城鄉關係。

互聯互通的中國正在重新塑造我們對中國的經驗。相應地，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研究也應該適時調整視角，不必再裹足於“幅員廣闊、區域差異大”的國情認知，不必再拘泥於城鄉中國的觀察框架。(經濟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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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的最大意外：大城市給不了的飯碗，回縣城反而有了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