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法國政治學者、華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布魯諾·吉格(Bruno Guigue)向本報講 述了他對反法西斯抗戰的思考：他認為，西方主流歷史敘事長期忽視了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作用，既低估了中國的巨大人員傷亡，也淡化了其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略貢獻。中國的持久抗戰不僅挫敗了日本稱霸亞洲的圖謀，也促進了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成立，最終參與簽署《聯合國宣言》，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締造者。以下是布魯諾·吉格的受訪全文:“歷史敘事往往受到敘述者偏見的影響，而關於二戰的講述也不例外。 西方的主流史學敘述(historiographie)存在一系列特點，例如對戰爭爆發的時間點定義存在爭議、傷亡統計不完整，對參戰國在戰勝世界法西斯主義貢獻的評估方面存在偏見。當然，這種現象主要表現在西方主導的主流敘述中，我們不能因此否認部分學者對其不足所做出的批判性研究。必須承認，幾十年來，西方主流觀點一直在掩蓋戰爭的真相，而戰爭的實際處理程序與“民主國家”所認可的敘述幾乎沒有共同點。法國政治學者、華南師範大學 客座教授布魯諾·吉格接受歐時專訪。01二戰在中國爆發首先，這種偏差體現為時間起點的錯誤。西方普遍將1939年9月作為戰爭的爆發時間，而事實上，早在1937年7月，戰爭就在中國全面展開，甚至根據中國史學界近年的研究，戰爭應追溯至1931年9月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全面侵略。這場侵略從1931年起至1945年結束，持續了整整十四年。儘管蔣介石政府在1932年與日方達成短暫停戰協議，但戰爭從未真正停止，國民政府軍與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長時間不間斷地抗擊日本侵略軍。有人可能會辯解說，西方敘述更關注西方自身所經歷的戰爭，這樣的視角侷限是可以理解的，並非是在有意抹殺其他地區的角色。當這種歷史敘述聲稱能夠解釋“二戰”時，它的合法性又是什麼呢?如果敘述的目的是介紹西方國家戰爭的處理程序，那關注這個區域是對的。但若目標是再現“全球戰爭”的真實狀況，那這種西方中心視角就不合理了。法國歷史學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認為，歷史並非孤立的事實，而是“不同路徑的交匯”(croisement d’itinéraires)。要描繪真實的整體，不能誤將“西方”等同於“全世界”。相比之下，蘇聯對這場戰爭的敘述在邏輯上更為一致，“偉大的衛國戰爭”(1941~1945)明確限定於蘇聯自身視角，它從未聲稱代表全球的戰爭敘述。來自百余個駐華使館和國際組織的160多位駐華外交官7月17日來到位於北京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新華社圖02 為何中國的作用長期被忽略?如果說偏差首先體現在戰爭起始時間的設定上，第二個扭曲則在於極度低估了中國在二戰中的傷亡和貢獻。長期以來，大多數西方史學著作很少精準呈現中國在戰爭中的人員傷亡。在西方軍史研究中，亞洲戰場被邊緣化了，歐洲戰場和所謂“太平洋戰爭”是焦點。“太平洋戰爭”一詞實為美國主導定義，其核心為美日在太平洋島嶼的海空對抗，從敘述中排除了中國廣闊而激烈的陸戰場。更甚的是，西方主流講述往往忽視了以下事實:在14年間，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陸軍主力——這是一個重大戰略貢獻;正因為中國拖住了日本軍隊，日本才未能對蘇聯發起西線攻勢;美軍在1941至1945年間實際只與日軍一小部分部隊作戰;約70%的日本軍隊傷亡發生在中國;侵略者發動的這場毀滅性的戰爭導致一億中國人流離失所，其中兩千萬人殞命。西方敘事將這些歷史事實統統當作沉沒成本一筆勾銷——而至少可以說，這種敘事對待歷史真相的態度實在過於輕率。在西方，人們對客觀認識事件的進展存在著阻力:換句話說，究竟是那些政治或意識形態因素，導致了人們至今仍持續淡化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受到西方中心主義衝突觀的影響，主流史學自發地將東亞降為次要戰場。然而，地理距離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主流敘事中某些群體角色的消失也受到了殖民偏見的影響，這種偏見剝奪了他們採取自主行動的能力。這些被動的民族既無法創造自己的歷史，又怎麼能為戰勝軸心國做出貢獻呢?03 世界上最早反法西斯的國家事實是:中國是第一個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在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之前、在1936年意德聯手支援佛朗哥軍政權統治西班牙之前，日本於1931年就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全面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如果說這次侵略可被定性為“法西斯行徑”，那正是因為日本政策自始就帶有公開的種族主義和好戰特徵——甚至早在1936年柏林、羅馬與東京簽署那部極具法西斯色彩的《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前便已如此。日本不僅試圖征服中國，還幻想統治整個亞洲和太平洋。中國人民卻是世界上最早反抗法西斯野蠻行徑的人民。1937年起，日軍侵入中國全境，中國的抵抗運動成為二戰的第一個戰場。從1937年7月起直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間，中國只能依靠自己來對抗侵略者。這是一場艱難的鬥爭:日本是現代化工業強國，擁有中國軍隊普遍缺乏的重型武器，如先進的航空母艦、戰艦、戰機、坦克和重炮，侵華日軍高層傲慢地宣稱，最多三個月就能解決“中國事變”，並試圖動員龐大的兵力征服中國:1937年調兵60萬，1939年增至100多萬，日本軍費預算的大部分都用於佔領大陸和與中國軍隊的持續作戰。04 正面作戰與敵後游擊雙線抗戰中國人民憑藉自身力量，在多個戰線上與日本激戰，包括由國民黨軍隊指揮的太原、淞滬、徐州、南京、武漢等大會戰，也有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如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以及東北抗日聯軍在滿洲的頑強抵抗，更不用說共產黨游擊隊為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打開後方突破口所做的無數次行動。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作為絕對優先事項。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毛澤東深知必須“利用抗戰的革命性質，使其成為人民戰爭”。毛澤東指出，因為日本即將贏得運動戰的勝利，而在這第一階段，國民黨軍隊將發揮主導作用。第二階段則將由共產黨主導的“游擊戰”接力。毛澤東說，紅軍應通過側翼打擊來消耗敵軍，利用其交通線過長的弱點實施襲擾，待時機成熟便集中全力給予致命一擊。這種抗日遊擊戰將對戰爭結局起決定性作用。因為中國是“被小強國侵略的大弱國”，游擊戰在此不僅具有戰術意義，更具備戰略功能:侵略者“終將淹沒在中國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注1)。05 中國抗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產生了兩個重大影響，對世界戰局的走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一，中國戰場牽制了日軍主力，挫敗了日本進攻蘇聯的計畫，使斯大林得以在1941年12月集中兵力保衛莫斯科。日本軍部早在1939年12月諾門罕戰役敗於朱可夫後，便對北進戰略心存忌憚，中國抗戰更促使日軍轉而重點實施南進政策(進軍東南亞和歐洲殖民地)，放棄了對蘇進攻計畫。1945年8月，正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發起的攻勢，最終給予日本關東軍致命一擊。其二，中國抗戰影響了美國政策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確信“中國出色的防禦戰能夠贏得戰爭，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力量將不斷增強”(1941年5月27日)。為此，他派遣史迪威將軍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美國援助使中國得以利用廣袤國土牽制日軍，其陸軍主力深陷中國戰場，導致日軍在太平洋島嶼與美軍作戰時，地面部隊嚴重不足。1942年2月，羅斯福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如此讚譽中國抗戰:“中國軍隊對殘酷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人民和所有其他熱愛自由的人民的最高讚譽。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近五年來與裝備更精良的敵人進行了頑強抵抗，他們在如此巨大的反差面前展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激勵著所有戰士和團結抗戰的其他國家的人民。”(注2)06 民族的自豪與團結的保證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也解釋了為何中國與美國、英國和蘇聯一道，於1942年1月1日在白宮共同發佈《聯合國宣言》。次日，又有22個國家加入這一宣言。這一聲明的發佈標誌著全球反法西斯聯盟的正式建立，也確立了所謂“四大國”外交結構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政府自1937年以來不懈倡導的反法西斯大聯盟的正式建立。而正是中國對這場共同鬥爭所作出的決定性貢獻，推動了繼承自上個世紀的不平等條約被廢除。也正因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1945年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上曾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勝利，不僅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圖謀殖民奴役中國的企圖，而且徹底廢除了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洗刷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恥辱......抗戰勝利為實現中國的獨立和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歷史性轉折，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必要條件。”2025年9月3日，中國屆時將在首都北京舉辦一場盛大的閱兵式，隆重紀念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80周年。對中國而言，這場勝利無疑是值得驕傲的國家榮譽，更是維繫民族團結不可替代的紐帶。因為中國認識到國共兩黨在抵抗日本侵略者過程中的共同努力——無論是南京政府、重慶政府領導下的軍隊，還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他們都成功地打擊和牽制了日軍。中國人民在抗擊侵略者的勝利鬥爭中所展現出的萬眾一心，具有典範意義，也是抵禦一切分裂勢力的強大解藥。註釋:(1) 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2) 顧雲深，《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2022年，法蘭西高等師範學校“中國講座”講稿。 （歐時大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