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大選首輪資料一出，整個南美政壇都震動了。

首輪投票中，小博索納羅爆冷拿到47.01%選票（5610萬票），魯拉斬獲45.16%選票（5387萬票），不到2個百分點的微弱差距，直接打臉了所有選前主流民調預判。

比總統選票更激烈的是國會戰場，右翼勢力實現歷史性大勝，徹底掌控參眾兩院，那怕魯拉後續拿下第二輪選舉，執政空間也已經被死死壓縮。

政壇觀察人士驚呼：巴西這是要右轉了。

巴西國會分為參眾兩院，其中眾議院總席位513席，參議院總席位81席。本次選舉中，小博索納羅所屬的自由黨（PL）強勢崛起，拿下眾議院121席、參議院28席，成為巴西近40年來規模最大的單一政黨議會黨團，創下數十年政壇紀錄。

放眼整個泛右翼陣營，戰績更為誇張：眾議院合計拿下283席，穩穩突破257席的半數門檻，掌握眾議院絕對立法權；參議院斬獲49席，牢牢把控參議院多數席位。

反觀魯拉領導的左翼聯盟，眾議院僅拿下88席，參議院12席，席位差距懸殊。

簡單來說，即便魯拉僥倖贏下第二輪總統選舉，未來四年也只能做“跛腳總統”。財政預算、法案推行、政策落地全部需要國會審批，手握多數席位的右翼陣營，足以一票否決魯拉所有政策。博索納羅主義不靠總統席位，僅憑國會控制權，就已經實現了巴西政壇的實質性右轉。

小博索納羅的整套競選綱領，完全繼承其父老博索納羅的保守核心，同時吸納了阿根廷米萊的激進自由經濟思路，精準拿捏了當下巴西民眾最關切的兩大痛點：治安和經濟。

鐵腕懲治治安是他的核心競選招牌，針對巴西黑幫橫行、暴力犯罪頻發的亂象，他提出將PCC、CV兩大核心黑幫定性為國際恐怖組織，全面凍結相關資產、推進跨境聯合打擊；還計畫效仿薩爾瓦多重刑掃黑模式，規劃新建5座超高安全等級監獄，四年內新增50萬個監獄床位，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到14歲，取消重刑犯假釋資格，對惡性性犯罪者推行化學閹割。

同時全面放開民間槍支管控，賦予警方更大執法權限，授權軍隊介入邊境毒品和武器走私整治，在全國鋪設人臉識別系統精準追蹤在逃罪犯，這一整套鐵腕掃黑方案，精準贏得飽受暴力侵害的普通民眾的支援。

經濟層面，他主打小政府、松管制、減負擔的右翼經典路線，推出規模5790億美元的“巴西拯救計畫”。核心舉措包括嚴控聯邦財政赤字，杜絕政府無序開支；計畫裁撤至少10個聯邦部委，精簡大量公職崗位，削減公職人員超額福利，壓縮政府行政規模；全面為市場鬆綁，降低企業稅負、簡化行業監管流程，加大小微企業信貸扶持力度；弱化環保管控對產業的約束，放開農業、礦產、能源領域開發限制，為農場主、工商業資本減負。

社會層面堅守傳統保守價值觀，推崇傳統家庭理念，抵制各類激進平權政策；外交上全面靠攏美國，積極聯動南美各國右翼勢力，建構保守陣營同盟。

這套綱領精準繫結了農場主、工商業主、城市中產、軍警群體，完美延續了老博索納羅的核心基本盤。雖然老博索納羅身陷囹圄，但他的保守政治策略卻席捲巴西政壇，如今由其子小博索納羅全面承接，並借助本次國會大選實現徹底爆發。

巴西此次政壇劇變，絕非單一國家的偶然事件，而是整個南美洲右翼浪潮全面復甦的關鍵縮影。十年前，南美政壇是左翼的天下，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等多國左翼政府接連上台，主打普惠福利、扶貧兜底、反新自由主義的施政理念，將民生保障作為核心執政目標。但近幾年，左翼治理模式的弊端持續暴露，政府財政透支、社會治安持續惡化、民生改善乏力，讓民眾徹底失去耐心。

如今的南美政壇已然徹底翻盤：阿根廷米萊上台後大刀闊斧推行私有化、砍減政府開支；厄瓜多、智利、哥倫比亞、秘魯接連選出右翼領導人，保守主義、自由經濟成為該區域主流風向。

縱觀南美右翼政府，執政策略高度統一：靠鐵腕掃黑、從嚴治吏解決民眾最直觀的治安痛點，收割底層選票；靠小政府、市場化改革贏得資本與產業階層。這基本上是美國川普政府執政策略的翻版。

跟美國一樣，當前巴西社會撕裂嚴重，左右陣營基本盤壁壘分明。

魯拉的核心票倉集中在東北部貧困地區，依賴勞工黨福利補貼的底層民眾，會全力堅守左翼陣營；而南部、東南部工商業發達區域的中產、農場主、企業主，則堅定擁護右翼政策。雙方基本盤穩固，首輪選舉中棄權+空白無效票佔比高達21.08%，大量中間觀望選民，將決定10月25日第二輪大選的最終結果。

本次巴西大選的核心變局，是右翼勢力通過國會大選，完成了對巴西立法體系的全面掌控，左翼執政的黃金時代已然落幕。一旦小博索納羅勝出，巴西將全方位邁入右翼保守執政周期，南美左翼浪潮將徹底走向終結。

這場南美政壇的左右輪替，本質上是普通民眾對經濟低迷、治安混亂、政府治理失效的體現。左翼曾經靠福利兜底籠絡底層上台，卻受限於財政短板難以為繼，畫了十幾年的大餅在普通民眾看來已經難以消化了。

巴西是南美最大的國家，在巴西右轉後，南美洲只剩墨西哥還在左翼的道路上苦苦支撐了。 (南文觀世界)

據《政客》歐洲版報導，5名外交官和歐盟官員透露，隨著德國總理梅爾茨接連遭遇選舉失利、極右翼勢力擴大影響，同時與執政聯盟夥伴在社會政策等問題上發生分歧，一些歐盟國家已經開始討論：如果梅爾茨被迫下台，或者因國內政治危機而無法集中精力處理歐洲事務，歐盟應該怎麼辦？

其中兩名知情人士稱，甚至已有兩個歐洲政府舉行內部討論，評估梅爾茨結束總理任期可能給歐盟政策制定帶來的影響。

引發關注的原因是，德國不僅是歐盟最大經濟體，梅爾茨本人也是多個關鍵議題上的重要談判者。

眼下，歐盟正在討論一項總額約2兆歐元、為期7年的長期預算。德國、瑞典、芬蘭、丹麥、奧地利和荷蘭等國希望壓縮整體支出，而波蘭、羅馬尼亞等資金淨接受國則希望保護自身份額。梅爾茨此前要求削減“數千億歐元”，是推動預算瘦身的主要聲音之一。

如果德國國內政治進一步動盪，歐盟擔心的並不只是梅爾茨本人去留，而是德國還能否繼續在這些重大議題上發揮協調作用。

德國聯邦議院議員、基民盟成員威廉·格布哈德表示，圍繞德國總理展開的政治爭論，“會削弱德國在歐盟和世界上的作用”。

目前來看，德國出現極右翼政府在短期內仍被認為不太可能。原因之一是，儘管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目前在民調中處於領先位置，但現有執政聯盟各方都不願提前舉行大選，

德國9月27日發佈的一項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梅爾茨領導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支援率降至19%，為本屆聯邦議會選舉周期以來最低水平，與選擇黨相差10個百分點。

即便梅爾茨最終辭職，德國也可以由基民盟或其執政夥伴社民黨推選新的總理接任。因此，一名外交官認為，至少可以確保“始終有人負責”。

但令歐盟擔憂的是，梅爾茨即使繼續執政，也可能因為國內壓力而難以妥協。

一名外交官表示，梅爾茨目前在國內政治上較為弱勢，這可能促使他在歐盟預算談判中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通過爭取大幅削減預算來證明自己的政治領導力。

而德國執政聯盟的分歧，已經不止一次影響歐盟政策。

2025年，歐盟重新討論逐步淘汰燃油車政策時，德國汽車產業強烈反對。德國政府內部卻沒有統一立場：中右翼部長希望取消相關政策，中左翼部長則希望保留。

在兒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問題上，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梅爾茨年初曾支援限制兒童使用社交媒體，但德國政府此後花了半年多時間，仍未能確定應該支援怎樣的最低年齡標準。

德國駐歐盟大使托馬斯·奧索夫斯基日前在德國統一紀念活動上說：“每當我們慶祝德國統一，我們慶祝的也是歐洲統一。而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這種團結。” (鳳凰歐洲)

德國極右翼的崛起，折射出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古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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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牆”（Brandmauer）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德國民主。這一原則誕生於2010年代中期，旨在應對德國選擇黨（AfD）的崛起。該黨是一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以種族民族主義、強硬的反移民立場以及親俄外交政策而聞名。德國傳統政黨達成共識，拒絕與選擇黨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既不與該黨組建聯合政府，也不在組建執政多數時依賴其選票。

如今，這道長期承受壓力的防火牆可能正面臨崩潰。本月，在東部擁有兩百多萬人口的德國小邦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擇黨贏得了最高票數：接近44%。儘管未能獲得絕對多數，該黨無法單獨執政，但這一得票率是五年前該黨在該州得票率的兩倍多。這也是德國戰後歷史上，極右翼政黨首次如此接近執掌一個州的政權。

選擇黨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折射出民主制度最古老的困境之一：如何應對那些擁有民主支援基礎的反民主運動。一個世紀前，魏瑪共和國的保守派政客做出了一個致命且悲劇性的選擇：他們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總理，並讓其他納粹人物擔任部長，以為將他們納入政府體制就能加以控制。後來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1949年，為了防止此類災難重演，德國現代憲法《基本法》確立了一套被稱為“防衛型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或稱“戰鬥性民主”）的原則，要求國家機構動員起來，打擊那些企圖從內部破壞民主的人。“防火牆”雖是一項非正式契約，但無疑契合了這種政治文化的精神。

然而，這種戰後共識在選擇黨面前遇到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對手。該黨的一位領導人曾稱，大屠殺在千年德國史上不過是“一坨鳥糞”；另一位則把柏林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稱為“恥辱碑”。該黨提出的一項名為“重新移民”的政策措辭模糊，卻暗藏殺機；2023年，選擇黨高層在波茨坦參加了一場秘密會議，討論大規模驅逐移民的問題，其中包括一名與會者所稱的“未同化公民”。相比之下，歐洲其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法國國民聯盟）和領導人（如義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為了使其立場更容易被大眾接受，都在向政治中間路線靠攏；而選擇黨卻堅定地保持著反自由主義的立場。德國國內情報機構已將選擇黨的一些地方分支列為極端主義組織。

因此，“防火牆”或許是一項必要的手段，但它讓建制派政黨把精力集中在防守機制上，而非主動出擊——也就是說，未能提出一套能贏得選民的施政綱領。例如，前東德地區正面臨去工業化和人口萎縮；那裡的選民往往比西部更貧困，且充滿被邊緣化和排斥感，他們為選擇黨提供了最高水平的支援。

出生於東德的記者雅娜·亨塞爾（Jana Hensel）今年出版了一本書，副標題為《為什麼東部正在背離民主》。她說：“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思考如何維持防火牆，卻忘了關注牆另一邊的選民——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感受、他們的問題。”防火牆讓選擇黨得以維持一種“打破常規的局外人”形象，彷彿只有它真正體恤民眾疾苦，卻又無需為此承擔任何實際責任。

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擇黨的強勁表現是以犧牲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的利益為代價的，該黨是安格拉·默克爾和現任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所屬的中右翼政黨。選擇黨希望說服少數基民盟成員背棄防火牆承諾，從而助其組建執政多數；選擇黨領導人還在拉攏另一個政黨，因為雙方在反移民以及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現行政策上立場一致。但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一種政治僵局，即選擇黨及其反對派都無法完全掌控局面。對於那些被視為德國常態捍衛者的人來說，這絕算不上什麼勝利。

事實上，德國沒有任何主流政黨找到了遏制選擇黨選舉勢頭的良方。梅爾茨曾不時試探性地接納其部分議程，特別是在移民問題上。去年，在聯邦議院的一次爭議性投票中，基民盟強行通過了一項更嚴格移民規定的決議，他們心知肚明，只有在選擇黨的支援下才能獲得多數票。但一項又一項研究表明，當建制派政黨照搬極右翼叛軍的政策時，最終只會流失更多選票。近日，一些基民盟成員再次呼籲依法取締選擇黨。但這些權宜之計都未能觸及真正的問題：與歐洲大部分地區一樣，德國正在經歷經濟、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深刻變革，而在相當一部分民眾中，這正催生著對激進解決方案的渴望。“即便選擇黨解決不了其支持者的問題，”亨塞爾說，“它也會摧毀那個讓他們覺得自己飽受苦難的體制。”

本月晚些時候，德國還有兩個州將舉行選舉；2029年，德國將舉行聯邦大選，屆時將選出新一屆聯邦議院，或許還會迎來一位新總理。選擇黨在西部地區的勢力也在擴張——例如巴登-符騰堡州，這個富裕的州是德國汽車工業的重鎮。作為德國製造業衰退加劇的一個跡象，汽車行業去年流失了超過四萬個就業崗位。大眾集團近期宣佈計畫分階段再裁員五萬人，並關閉四家工廠的生產線。這種社會沉痾可能會促使選民轉向支援選擇黨，即便該黨自己也拿不出什麼解決辦法。該黨聯合主席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近日在電視上被問及德國汽車製造商如何應對電動汽車日益增長的需求時，一時語塞，答不上來。

多年來，“防火牆”讓選擇黨免受了這些執政預期的考驗。然而，在制度防禦上的熟練，並不能替代積極的執政願景。這對從奧地利到法國的其他歐洲國家同樣是一個教訓：在這些國家，主流政黨一直在努力阻止極右翼挑戰者掌權。防火牆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保護體制，但它無法解釋這個體制究竟是為了什麼，也無法說明公民為何要在乎它。♦ 

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9 月 21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作者：Joshua Yaffa是《紐約客》的特約撰稿人，他目前是巴德學院柏林分校的首位駐校作家。 (邸報)

剛剛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向全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訊號：右翼和極右翼政黨正在崛起，很有可能在法國、奧地利等國家執政，並改變歐洲的走向。

受這個消息的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出現了顯著波動，比如歐元對美元連續貶值，並被認為很快破1美元兌換1歐元的整數位。

今天的歐洲股市也普遍下跌，其中法國股市跌幅居前：

在這次選舉中，法國的“瓜”最大！

在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獲得31.7%的選票，位居第一；馬克龍所在的執政黨復興黨獲得14.9%的選票，位居第二。這意味著，馬克龍政府很有可能被人民拋棄！

在奧地利，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獲得25.7%的選票，略高於得票率為24.7%的執政黨奧地利人民黨。

馬克龍坐不住了，宣佈要跟新崛起的國民聯盟“立即決鬥”：解散法國國民議會，在本月末舉行新的議會選舉，讓老百姓在國民聯盟和復興黨之間做出選擇。

很多人都認為馬克龍的決定是“高風險的賭博”，在當前氣氛下國民聯盟很有可能獲勝。到那時，1977年出生的馬克龍可能要被迫任命1995年出生的國民聯盟領導人——抖音（TikTok）網紅巴爾德拉為法國新總理。

不過，這還不是最令人吃驚的事情，而是國民聯盟上台後帶給歐盟乃至全球的震撼彈！

國民聯盟的政治主張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認為歐盟削弱了成員國的主權，主張把國內法高於歐盟法的條款寫入法國憲法，甚至可能主導法國退出歐盟。

第二，不僅對歐盟的必要性質疑，還對WTO、聯合國、多邊主義的必要性產生了質疑。

第三，反移民，主張通過實施國家邊境管制來限制移民自由流動。

此外，還對歐洲激進的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表示反對。

一言以蔽之：歐洲極右政黨的主張，跟川普大同小異。

歐盟之前有四大支柱——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英國已經脫歐，現在歐盟支柱剩下三個，而法國即將變天。如果法國將來脫歐，歐盟真的要撐不住了。

在德國，情況也在發生變化。在這一輪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獲得了15.6%的選票，已經成為德國第一大黨。不過德國曆來小黨林立，目前執政聯盟三黨得票率為30.3%，還能暫時壓得住陣腳，但三黨的支援率都已經低於選擇黨。

歐洲之所以變天，跟幾個因素有密切關係：

第一，過去幾年的通脹，讓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不滿，他們希望“改朝換代”。

第二，Z世代開始影響選舉，他們對傳統的建制派政治精英越來越不“感冒”。

Z世代，是指1995年到2009年之間出生的一代，他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社交方式。再加上部分歐盟國家降低了投票年齡，有些國家16歲就可以投票，有些是17歲或18歲。比Z世代更年輕的人也開始擁有投票權了，這改變了歐洲政治的格局。

第三，近年來不斷湧入的移民、難民搶了當地人的飯碗，讓他們感到不滿。

對於中國來說，歐洲向右轉可能帶來兩大影響：

第一，中國人移民到歐洲將越來越困難。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歐洲各國的移民大門紛紛關上，有錢就能拿身份的時代結束了。比如英國關停了200萬英鎊的投資移民項目，愛爾蘭關閉了投資和捐贈移民通道，葡萄牙、馬耳他、賽普勒斯等，要麼關閉移民通道，要麼提高門檻。

歐洲這樣做的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經濟低迷期過去了，通脹期來了，再鼓勵投資移民會讓國內選民不滿；二是極右翼政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代表著整個歐洲對移民、難民態度的轉變。

第二，對中國商品可能越來越不友好。比如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

其實不僅歐洲在向右轉，大洋洲、北美也一樣。在對待中國移民、中國商品的態度上，他們都有相似之處。

比如美國今年實施了“亞裔細分法案”，對亞裔族群進行了更細化的分類。華人不再被歸類為一般的“亞裔”，而是需要特別登記為“華裔”，跟其他主要亞洲國家的移民區分開來。這一變化，為將來區別對待華裔做好了準備。

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對移民的“不友好”傾向，反而有利於當前中國的經濟、股市和樓市。移民大門關小了，富裕家庭“潤”的數量將隨之減小，資金外流也會減少。

最近，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出現的豪宅熱銷潮，就頗能反映出當前國內富人的心理：潤的難度增加了，潤的代價顯著提高了，於是選擇留在國內、開始組態國內的優質資產了。

最後解釋一下，歐洲議會選舉對歐盟各國政治的影響。

歐盟有三大機構：歐洲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可以理解為歐盟的董事會，是決策機構；歐盟委員會可以理解為行政機構、執行機構、政府部門；歐洲議會，則是立法機構。

歐洲議會每5年選舉一次，目前有700多個議席，按照人口分配到各個國家，比如德國人口最多，有90多個歐盟議會議席，法國、義大利也擁有70到80多個，人口最少的國家也至少擁有6個席位。

歐洲議會的選舉方式是，把議席分配到各國，讓本國老百姓自己選。在歐洲議會層面上，各國之間政黨可以結盟，形成政黨聯盟，擁有多數席位的聯盟“執政”。歐洲議會在每個國家的選舉結果，代表著選民對國內政黨的最新支援率。

馬克龍的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敗選，直接影響到現任政府的權威，所以他要馬上解散國會，進行大選。

法國的政治體制比較獨特，它是美國總統制和英國議會制的混合體，或者叫“半總統制、半議會制”。馬克龍是總統，他是單獨選舉出來的，在下次大選之前仍然是總統。

法國總理是議會最大黨推薦的。如果在新的議會選舉中，馬克龍的政黨落敗，國民聯盟獲得多數席位，則29歲的巴爾德拉將成為總理。

在法國，總統負責外交和國防政策，有較大的國際事務權力。總理負責國內政策的實施和管理，包括經濟、教育、內政和安全等方面。

如果國民聯盟獲得總理席位，就有可能在下次總統大選中獲勝，最終徹底改變法國的走向。 (劉曉博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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