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結婚率下降、房價攀升，成年兄弟姐妹們紛紛把賭注押在他們現有的家庭上。

今年早些時候，當凱克·帕爾默做客由《建築文摘》推出的名人家居探訪系列視訊《Open Door》時，她迫不及待地想讓大家注意到這個大家庭的種種痕跡：書架上擺著一排恐怖小說平裝本、侄女畫的一幅畫，以及一個塞滿斯坦利牌水杯的櫃子。“我們家可是個愛喝水的大家庭！”她說道。在隨附的雜誌文章中，帕爾默還透露，這所房子由她和三歲的兒子、幾位姐妹以及她們的孩子們共同居住。“我的家有點像《歡樂酒店》，”她說，“只不過我們不是三個叔叔，而是三個阿姨。”

這段視訊在社交媒體上大受歡迎，關於姐妹們合夥買房的故事如今格外火。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在一段7月發佈的TikTok視訊中說道：“於是我和姐妹們做了一件很有紀念意義的事。”這段視訊已收穫超過18萬次點贊。在帶人參觀她們共同購置的房屋時，她指著樓梯，說那裡打算裝一盞吊燈。“我們要把整個家打造成一個充滿美感的天堂，”她說。另一段視訊則記錄了兩位在多倫多合購房產的姐妹，正一起吹滅抹著粉色糖霜的蛋糕上的蠟燭。“在一起四年了，我們只有一條規矩，”其中一人說道，“不准帶男生來。”另一位補充道：“男朋友必須有自己的住處。”這兩位姐妹解釋說：“說白了，我們只能和那些已經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的人約會。”

這一趨勢折射出更為廣泛的經濟現實：隨著住房成本攀升、結婚率下降，許多二三十歲的美國人選擇與兄弟姐妹同住，甚至共同購房。美國銀行202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2%的Z世代房主是與兄弟姐妹合購住房，這一比例較2024年的12%和2023年的4%均有顯著上升。跨代同居現象也在日益增多，而在不少情況下，這種轉變恰恰反映了美國社會日益多元化的面貌；正如傑伊·卡斯皮安·康在近期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這類居住安排在拉丁裔、亞裔和非裔人口占比較高的地區尤為普遍。

兄弟姐妹同居曾十分普遍。在美國早期，許多家庭規模龐大、世代同堂；親屬之間也較少像今天這樣彼此隔絕。未婚女性往往仍住在父母家中，或投奔已婚的兄姐，亦或與其他尚未出嫁的姐妹共同組成家庭。“兄弟姐妹同住能夠解決諸多實際問題：住房、體面、照料、繼承、殘障、喪偶、貧困以及養老等，”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歷史學教授史蒂文·明茨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在福利國家尚不健全、養老金制度尚未完善、養老院尚未普及、女性也難以廣泛獲得有償工作之前，兄弟姐妹構成了至關重要的安全網。”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為謀生而湧入城市，許多大家庭逐漸解體；加上女性就業機會有限，“導致更多未婚女性難以獨立組建家庭”，明茨指出。他進一步寫道：“‘老處女’並非單純的刻板印象，而是由這樣一個社會所造就——它推崇婚姻，卻未能為所有女性提供切實可行的婚配機會與獨立的生計來源。”到了20世紀中葉，界限分明的核心家庭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二戰之後，一種新的家庭理想應運而生，這得益於郊區的迅速發展、‘家庭團聚’的意識形態以及嬰兒潮的興起，”明茨寫道。在主流文化中，美國夢逐漸演變為一種關於中產階級擁有自住房的幻想：子女只在成年之前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自己也找到工作並能按揭購房為止。

到二十世紀末，諸如《家庭事務》和《歡樂滿屋》等作品中描繪成年兄妹或姻親同居的情節已頗為流行，但這些劇作往往將人物的處境置於離婚或悲劇的背景之下。當女性角色被刻畫為在沒有男性親屬陪伴的情況下長期共同生活時，其緣由也大抵如出一轍。然而，在許多此類敘事中，人們對“老處女”這一悲劇性形象的固有觀念卻遭到了顛覆：《魔法奇緣》與《魔法奇緣2》中的姐妹女巫將周遭社會的恐懼轉化為自身的力量源泉；《凱特與艾莉》與《格蕾絲與弗蘭基》中的離異女性攜手組建新的家庭；而《黃金女郎》中的幾位女性則活出了充實而多彩的晚年生活。

畢竟，二十世紀正是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更廣闊的經濟機遇、並從丈夫與家庭中實現更大程度的獨立的時代。1991年，作家艾米·希爾·赫斯在為《紐約時報》撰寫人物特寫時，介紹了兩位民權運動的先驅——薩拉·L.與A·伊麗莎白·德拉尼，人稱“薩迪”與“貝茜”。她並未將她們選擇同居視為一種令人沮喪的無能或無奈。這對姐妹在十個孩子組成的大家庭中長大，年輕時便決定自己終身不育，並且拒絕了諸多婚約。在赫斯隨後發表的一篇關於這對姐妹的口述歷史中，貝茜曾坦言：“每當有人問我，我們是怎麼活過百歲的，我就說：‘親愛的，我們根本沒結婚啊！那有什麼丈夫來把我們愁死呢！’”

如今，許多美國人選擇不結婚，或者推遲婚期。美國的婚姻率在2019年降至歷史最低點，而截至2021年，四成四十歲人群從未結過婚。大多數人一生中會經歷兩到三次重要的親密關係，而非僅有一段。對許多人而言，與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最深厚、最穩固的紐帶之一。身為律師的梅根·麥戈文在南波士頓與從事醫療管理工作的妹妹安妮一同購置了一套公寓時，她感慨於這段關係長久以來的默契與支撐：“我百分之百確信，無論發生什麼，安妮都會一直陪伴在我身邊。這和戀人關係不同——那種關係可能會在兩三年後出現變數。而我們之間則有一種天然的信任，因為不管怎樣，我們始終是手足。”

佛羅里達州的一名房地產經紀人賈·阿文最近先後將房產售予兩對姐妹，她表示，疫情之後，採用非常規購房安排的買家明顯增多。“如今房價已創下新冠疫情以來的新高，我認為這與購房負擔能力密切相關，”她說。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8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如今買房比他們父母那一代更加困難。

住在新英格蘭的一對姐妹——明迪和凱拉——一直很清楚，她們都想住在彼此附近，離自己從小長大的小鎮不遠。然而，自1997年父母買下她們的童年故居以來，幾十年間，收入水平始終跟不上房價的上漲。身為醫師助理的凱拉和丈夫花了五年時間尋覓住房；而從事醫療科技產品經理工作的明迪，則找了三年。三人最終決定尋找一套格局能兼顧三人的房子，終於如願以償——那是一處擁有四間臥室、四間半衛生間的住宅，空間寬敞，足以容納他們以及凱拉和丈夫未來計畫生育的孩子們。“我並不打算結婚，也不打算要孩子，”明迪說，“但我一直很喜歡那種陪伴在旁、做一位真正支援與關愛的阿姨的感覺。”

好處顯而易見：家務活由大家分擔；明迪的單身稅也得到了適當減免；還有那種無需特意約好就能相聚的社交氛圍。開銷也按比例分攤：凱拉和她的丈夫承擔六成，明迪負擔四成。不過，這樣的安排同樣伴隨著挑戰。矛盾時有發生，大家也會定期召開會議。（姐妹們在沒跟凱拉的丈夫商量的情況下買了一張沙發，結果凱拉“小小地挨了一頓批評”，她說道。）既有夫妻約會，也有姐妹聚會。工作日裡，姐妹們每天早上六點半左右起床，在地下室一起上線上健身課。她們還通過社交媒體緊密相連，記錄著日常居家生活——一段典型的視訊裡，凱拉運動後穿著淡紫色緊身衣，蹦跳著上樓，來到廚房，只見她的丈夫正在鏡頭外洗碗，早已為她準備好了蛋白奶昔。（明迪說，凱拉的丈夫“更願意不上鏡”。）在網上，人們常常問明迪，如果遇到心儀的伴侶，她會怎麼做。“我想去對方家做客，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她說，“絕不會因為遇見了某個人、開始交往，就讓這一切分崩離析。”

在一本探討18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英國中產階級家庭中兄弟姐妹關係的著作《比水更濃：兄弟姐妹及其關係，1780—1920》中，萊奧諾爾·戴維多夫寫道，鑑於成年兄妹之間情感與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一場即將到來的婚事對於那些被留在身後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場巨大的創傷”。在《小婦人》中，當梅格的婚期漸近時，喬懇切地說道：“我真希望由我自己來嫁給梅格，把她永遠留在這個家裡。”或許，同居的一大魅力就在於它能緩和這一轉變。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年方二十出頭的兩姐妹瑪德琳與埃裡卡·澤特奎斯特於2023年購置了一處房產，而當時埃裡卡的男友也搬了進來。不久前，這對情侶剛剛訂婚。儘管婚禮在即，姐妹倆卻暫時並無改變現有居住安排的打算。瑪德琳很高興姐姐的未婚夫能與她和埃裡卡同住：“我們彼此難免會拌嘴吵架，有他在身邊正好能幫我們平衡一下。”雖然她並不設想終生與妹妹同住，但瑪德琳仍希望能找到一種方式，讓自己住在同一街區。“無論我在住房方面立下怎樣的目標，最終總歸要回到我的妹妹身上，”她說。

對安妮和梅根·麥戈文——這對來自波士頓、如今分別三十五歲和三十九歲的姐妹而言，合租的房子也並非長久之計。今年五月，在梅根搬走的前兩晚，姐妹倆一同外出共進晚餐，並紋了同款紋身：一朵牡丹與一顆心的圖案。告別令她們倍感不捨，同時也牽動著更廣泛的社群——“我們的家早已成了許多親友的聚會中心”，安妮說道。當得知她們要搬家時，其中一位外甥頗為驚訝。她告訴我，一年前，當她問起他長大後想做什麼時，他回答：“也許我會住在緬因州，我和哥哥還能一起住。”安妮至今想起此事仍滿心歡喜：“對他來說，眼下這再平常不過了。”   (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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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們一起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