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約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在田納西州代頓市一間悶熱的法庭中接受陪審團審判。這位年僅24歲的教師被控違反《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一項新近通過的州法律，禁止教授進化論，因為進化論被認為違背《聖經》。他最終被判有罪，被罰款100美元，並因這場廣受矚目的訴訟而聲名大噪，終其一生都與此案緊密相連。儘管最終判決結果頗顯寬容——田納西州最高法院僅因程序性技術問題撤銷了對斯科普斯的定罪——但這場“世紀審判”的餘波，百年之後仍深刻影響著美國的文化與政治生活。斯科普斯審判是現代科學與傳統基督教之間的一場劃時代衝突，控辯雙方分別由當時最著名的兩位律師代表：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擔任控方，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代表辯方。這場審判通過廣播傳遍全國，它揭示了許多城市自由派人士在面對他們眼中的那些教條主義者和未受教育者時所感受到的驚駭與厭惡。H.L.孟肯——一位文筆犀利卻也傲慢自大的、專事批判美國粗俗一面的評論家——也參與了庭審報導。他向其廣大讀者發出嘶嘶的惡評，稱布萊恩‘被一套幼稚的神學所矇蔽，對所有學問懷有一種近乎病態的仇恨’，並嘲諷他‘不過是個回到自家穀倉的鄉巴佬’。一百年過去了，許多農村選民仍然覺得，主導民主黨的那批國際化的政治人物與顧問瞧不起他們。由於這些選民對參議院席位的分佈擁有過大的影響力，民主黨若還希望重新在美國政治中佔據主導地位，就必須認真面對這種觀感——無論它是否屬實。儘管幾十年來在美國所有州教授進化論早已合法，但斯科普斯審判所揭示的更深層對立至今未消。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傾向於自我認同為基督徒。其中的白人選民，大多支援像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那樣以《聖經》為“世界觀”的政客，也支援川普總統，他自稱是“上帝派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那些具有強烈鄉土認同的美國人，也更可能敵視專家與知識分子——這些人被視為斯科普斯案中進化論者的繼承人。“誰有權決定學校教授什麼”這一問題，百年來爭議依舊激烈。布萊恩的信念是，教育的主導權應屬於“人民”，而不是教師。因為整個教育體系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也是靠他們繳納的稅金維持運作的。因此，如果人民希望通過像《巴特勒法案》這樣的法律來禁止教授進化論，他們就理應擁有這樣做的權利。類似的邏輯，如今也驅動著“為自由而戰的媽媽們”（Moms for Liberty）等右翼團體發起的運動，他們主張禁止課程中一切被視為涉及“多樣性、公平與包容”的內容，並要求將所有與LGBTQ人群相關的圖書從校園圖書館中移除。傳統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主導編纂的《2025項目》（Project 2025）——一套保守主義政策綱領——主張應由家長決定學生學習內容。該綱領甚至主張用公共資金資助私立學校，包括宗教學校，從而使它們能夠教授學生去質疑氣候變化的存在、否認種族主義仍然存在——甚至，沒錯，連進化論本身也一併否定。這些言論在民主黨的世俗城市支持者看來，無異於危險的胡言亂語，是來自那些鄙視專業與知識、甚至對自己都不利的人群。這些民主黨人認為，像小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這樣的人，根本不具備領導國家公共健康機構的資格；他們預測，川普政府政策中對醫療補助的削減將迫使服務於其支持者的農村醫院關閉；他們對課堂上政府主導的審查制度感到震驚。但僅僅譴責反智思想，即便這些思想確實有害，也不足以說服其信奉者改變觀念；同樣，即便大力捍衛思想自由，也難以打動那些擔心孩子被教導否定家庭核心價值觀的保守家長。民主黨政治人物必須找到一種方法，繞過這些錯誤觀念的阻礙。當然，百年前的情境與當下之間存在根本差異。當年，許多虔信《聖經》的鄉村與小鎮居民是布萊恩進步主義民粹思想的堅定支持者，布萊恩曾三次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在其政治生涯中，他始終反對企業壟斷與大資本家（如摩根銀行），支援農作物補貼、工會、大額政治捐款禁令以及對富人加稅。這或許為今日民主黨如何重新接觸農村選民提供了一條可能路徑。若民主黨政治人物能提出如布萊恩般雄心勃勃的經濟政策，真正惠及虔誠的小鎮居民；同時以他們自身的方式承認宗教文字中所蘊含的道德價值，他們或許就能打破當前與數以百萬計對民主黨充滿戒心的群體之間的隔閡。農村人口的收入一貫落後於城市居民，這種差距在幾十年間因失去煤炭等資源產業中的工會工作而愈發擴大。拜登總統推動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雖然試圖糾正這一不平等現象，但其中許多惠益姍姍來遲。這使得該法案在共和黨重掌國會後變得十分脆弱，許多原本旨在為農村創造就業的條款被許諾廢除。也難怪，那些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下生活都未改善的農村居民，會產生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所說的“被盜的尊嚴”感。他們對繁榮的城市居民與不聞不問的都市政客滿懷怨氣。（“被盜的尊嚴”（stolen pride）是美國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新作《被盜的尊嚴：失落、羞恥與右翼的崛起》（Stolen Pride: Loss, Shame, 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 2024）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她通過對美國東肯塔基地區（阿巴拉契亞山區）的長期田野調查，試圖解釋：為何那些在全球化、產業衰退和文化邊緣化中深受衝擊的白人工人階層，依然強烈支援保守主義政治。她發現，經濟困難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這些人更深層的情緒是：他們曾為國家的繁榮貢獻了體力、紀律、信仰與犧牲，但最終卻感到沒有得到尊重。他們不僅被冷落在國家敘事之外，還被視為“落伍”“反智”“不夠進步”的群體。那種原本建立在勤勞與犧牲基礎上的自豪感，就像被社會“偷走”了一樣。霍赫希爾德稱這種心理狀態為“被盜的尊嚴”——不是物質上的剝奪，而是情感層面的羞辱與邊緣化。長期的羞恥感，轉化成憤怒。而川普等右翼政治人物之所以能獲得這些人的熱情支援，正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他們“代表了”這些被嘲笑和忽略的美國人，用激烈的語言和對抗體制的姿態，替他們表達了不滿。這解釋了為何傳統政黨，即使在政策上對這些人有利，也未能贏得他們的心——因為他們追求的，不只是經濟改善，而是一種“我被看見”“我被尊重”的存在感。簡言之，“被盜的尊嚴”不是對政策的判斷，而是一種“你看不起我”的情緒體驗。理解這點，是任何想打破當代美國政治分裂的人必須面對的現實。）一些民主黨人，無論屬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認識到這一困局，並開始嘗試解決方案。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來自鄉村州份（儘管是罕見的自由派州）的無黨籍參議員，與民主黨人站在一起。他迴避了諸如槍支權利與性別語言爭議等文化議題，而專注於全民醫保與富人加稅等在全國範圍支援率較高的政策。瑪麗·格魯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是前汽車維修店老闆，代表川普贏下的華盛頓州一處鄉村選區。她聚焦於選民最關心的現實議題，例如生育權保障與遏制芬太尼走私。近日她警告稱，川普主導的大規模內政法案將使她所在選區數千人“失去醫保——而整個西南華盛頓的農村醫院預計將因此損失數千萬美元”。到了2026年，其他選情膠著的眾議院選區和關鍵搖擺州的民主黨候選人，如果能夠效仿桑德斯與格魯森坎普·佩雷斯所倡導並踐行的那種富有同理心的民粹主義，有望獲得顯著成效。與此同時，活躍在文化戰線的進步派活動人士也應給予這些政客施展競選策略的空間。有效的政治並非傳教布道，它不在於轉化人心，而在於爭取足夠支援以贏得選舉。當然，鄉村與小鎮選民即使對民主黨民粹派的表態表示認可，也可能仍選擇支援迎合其宗教與種族世界觀的右翼政黨。但別忘了，在斯科普斯審判不到十年後的大蕭條時期，鄉村基督徒曾與自由派民主黨人結盟，他們投票支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歡迎“新政”項目將電力引入農家，也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救濟與一定程度的保障。除非共和黨再次在執政期內釀成經濟災難，否則這條跨越百年的文化裂痕恐怕難以彌合。但對於一個其名稱本就意味著“由人民而治”的政黨而言，若連嘗試彌合這種分裂都選擇放棄，那不僅是策略上的失誤，更是對自身民主承諾的根本背離。 (一半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