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口中的“AI安全”，越來越像一門生意。

9月10日，Anthropic發佈了一份威脅情報報告，內容覆蓋網路攻擊、非法模型蒸餾等AI“濫用”行為。其中最受關注的部分，是報告點名7家中國AI公司，指控它們對Claude實施了“工業規模蒸餾”。這已經是該公司今年以來第三次公開此類指控。

被置於指控中心的“蒸餾”，並不是一項新技術。2015年，Google Brain團隊的一篇論文將其確立為一種模型訓練方法，此後全球主要實驗室都在內部使用。技術本身中立，至於其應用邊界在那裡、是否構成侵權，行業爭論多年，至今沒有定論。

一項中立的常規技術，為何值得一家頭部公司在半年多的時間裡三次公開指控，且聲勢一次比一次大？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把Anthropic近幾個月的動作連起來看。

今年6月，Anthropic向監管機構秘密遞交IPO申請，衝刺一場可能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上市；7月，它成為矽谷唯一拒絕簽署開源公開信的頭部公司；9月12日，也就是報告發佈兩天后，創始人達里歐·阿莫迪（Dario Amodei）發表長文，呼籲全行業放慢最強模型的迭代速度，給安全驗證留出時間。

這些動作拼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反差：一邊不斷強調AI風險、呼籲行業減速，一邊以最快速度推進商業化和上市；一邊把安全掛在公司使命的最高位置，一邊把最有價值的模型能力牢牢鎖在閉源體系裡，攫取產業鏈最豐厚的利潤。

Anthropic已經不只是一個模型供應商。它同時在扮演應用競爭者、風險解釋者和規則倡議者，並試圖借助“安全”的名義影響開源政策、定義技術邊界、打擊潛在競爭者。

說到底，Anthropic不是在單純維護AI安全，它想守住的，其實是自己的技術壁壘、商業利益和行業地位。

在Anthropic的敘事裡，自己總是被攻擊的一方。對“蒸餾”的指控，就是如此。

2015年，剛加入Google Brain不久的傑佛瑞·辛頓與團隊負責人傑夫、研究員奧里奧爾共同發表論文，首次把此前零散的模型壓縮思路系統化，命名為“知識蒸餾”。此後從頭部實驗室到開源社區，蒸餾被廣泛用於模型的壓縮與後訓練。

其基本邏輯並不複雜，用一個能力更強的“教師模型”生成結果，去提升規模更小的“學生模型”。學生模型既可以學習教師模型輸出每個Token的機率分佈和思維鏈，也可以直接學習教師模型生成的最終答案，即所謂“硬蒸餾”。

在大模型行業，蒸餾被普遍視為一種高效的後訓練手段，它本身是一項中立的技術，既非模型能力的決定性因素，也無法單獨構成護城河。

今年以來，Anthropic對“蒸餾”的指控逐級加碼。2月，它首次公開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MiniMax三家公司通過約2.4萬個虛假帳戶，與Claude產生超過1600萬次互動；6月，它致信美國國會議員，指控另一家中國頭部實驗室實施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蒸餾攻擊”；9月10日的報告進一步將規模擴大到近2億次互動，點名7家中國公司，並以帳戶數量、互動頻次等監測資料描述所謂“工業規模”的特徵。

但在法律層面，“蒸餾”本身很難被直接定性。Anthropic的服務條款禁止使用者利用Claude的輸出訓練與其競爭的模型，這意味著即便指控成立，最直接的依據也是合同層面的違約問題。更何況上述所有互動資料均來自Anthropic自身的監測系統，未經任何獨立第三方核驗。

被點名的公司中，阿里方面已否認存在不當行為，其餘多家未公開回應。

面對所謂“史上最大規模”的攻擊，Anthropic沒有首先把爭議帶進法庭，而是選擇致函國會議員、發佈威脅情報報告，把技術糾紛變成公共議題。因為法庭要求證據，輿論場只需要一份足夠聳動的報告。

從更深一層的技術層面來看，蒸餾無法被證實，同樣也無法被證偽，今天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證明自己被另一家公司蒸餾，同樣也無法自證從未蒸餾過他人。

對於“技術無罪”這條界線，美國產業界的態度反而更清晰。7月末，輝達、微軟、Meta、IBM等25家機構發表聯名信，強調蒸餾被廣泛用於模型改進、評估和驗證，不應與非法提取混為一談。輝達CEO黃仁勳還公開表示，蒸餾以及從各類知識來源中學習是智能發展的基礎，應當追責的是違反隱私與合同的具體行為，而非技術本身。

關於蒸餾的爭論，很大程度上已演變成一場各說各話的羅生門。

而Anthropic自身經歷的一場版權訴訟，暴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這家公司並沒有站在一塊天然乾淨的道德高地上。

在作家起訴該公司的案件中，法院檔案披露，Anthropic從盜版來源下載了超過700萬份圖書副本，建立內部資料庫，再選取其中部分材料訓練模型。

2025年6月，法官認定案涉模型訓練屬於合理使用，但沒有將這一結論延伸到為建立永久資料庫而下載、保留盜版書的行為。雙方最終達成15億美元和解，法院於2026年7月20日最終批准。和解並不構成Anthropic承認責任，也沒有解決所有AI訓練的版權問題，Anthropic方面也不承認自己存在任何過錯。

一個曾因獲取訓練資料的方式陷入版權訴訟、最終付出15億美元和解成本的公司，如今卻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責同行“蒸餾”，多少有些諷刺。

Anthropic當然可以追究違反合同和隱私規則的行為，但它沒有資格把自己包裝成AI技術世界的道德裁判。

如果說蒸餾指控為Anthropic塑造了“受害者”的形象，那麼圍繞開源模型的博弈，則更能看清這種形象的商業用途。

7月24日前後，輝達牽頭25家AI產業鏈相關機構發起題為《開放權重與美國AI領導力》的聯名信，簽署名單隨後迅速擴張，開源陣營的Meta，晶片企業輝達、AMD，以及微軟、Google等雲平台也在列，連閉源陣營的OpenAI最終也簽了名。

美國頭部AI公司中，只有Anthropic一家缺席。另有多名業內人士透露，該公司正在遊說政府限制開源模型。

壓力之下，阿莫迪7月28日發表長文回應。他明確表示，Anthropic從未主張禁止開源模型。但他同時強調，足夠強大的模型一旦開放權重便無法收回，若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將過於危險。

儘管阿莫迪並沒有明確表示要封禁開源模型，但他反覆強調的AI安全，以及屢次指控開源模型廠商蒸餾攻擊，都體現了他對於開放原始碼的“打壓”。這就是“安全”作為商業武器的高明之處，Anthropic不需要公開喊出“禁止開源”，只要不斷把開源模型與安全風險、惡意使用和國家安全繫結，政策環境就會自然變得更不利於開源。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開源模型不斷逼近閉源模型，Anthropic的利潤壁壘正在被削薄。

據SemiAnalysis報告，Anthropic二季度預計實現約5.59億美元的首筆營業利潤，三季度GAAP口徑下息稅前利潤預計超過10億美元；年化經常性收入將從2025年底的約90億美元攀升至逾600億美元。

如果把管道分成和模型訓練成本剔除，Anthropic的毛利率可能超過80%。

因此，打壓開源與衝刺IPO事實上是同一盤棋。6月1日，Anthropic向SEC秘密提交S-1草案，在此背景下，如果開源模型被政策鎖死在門檻之外，企業客戶的選擇集合縮小，收入確定性上升，政策壁壘就能轉化為估值溢價。

回看Anthropic對於開源模型的“攻擊”與這家公司的估值幾乎是同步的，今年2月公開指控中國開源模型公司蒸餾攻擊後不久，Anthropic的估值在私募二級市場平台Forge Global上突破1兆美元，並反超了OpenAI。9月的蒸餾報告，則與交表後的上市關鍵籌備期再度重合。

對一家即將進入資本市場的模型公司來說，競爭對手越少、模型領先敘事越強、收入越集中於自己，估值就越容易被推高。如果還能借“安全”的名義讓監管者替自己提高競爭門檻，就更是獲得了一道由政策構築的護城河。

況且，從整個AI行業來看，以Anthropic為代表的閉源模型公司不僅僅在收割資本市場，同樣也在大量攫取產業鏈的利潤。閉源廠商高額的毛利率同時也在擠壓整個AI產業鏈的利潤空間，無論是上游的硬體廠商還是下游的雲廠商、應用廠商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掐死了開源模型這一路線，Anthropic的利潤空間只會更大，這是行業其他參與者不願意看到的。

一個對照是OpenAI。在阿莫迪發表“減速”長文後，OpenAI CEO奧特曼公開表示贊同，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確認，OpenAI今年不會進行IPO。兩家最大的閉源模型公司，在同一個月裡做出了相反的選擇：一家以安全之名推遲上市，一家在安全聲浪中衝刺上市。

Anthropic面對的麻煩，已經不只是競爭對手的質疑。C端使用者開始擔心資料隱私，B端企業開始警惕它嚮應用層無邊界擴張，而中國開源模型正在從技術追趕走向商業反攻。

一個要求全行業對AI風險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司，本應首先對自己的資料邊界保持同樣嚴格的標準。但在使用者協議層面，Anthropic的差異化安排早已引發討論。使用Claude Free、Pro、Max的個人使用者不享受零資料保留（ZDR）協議，付費訂閱也不等於零保留。ZDR僅作為專門安排，提供給部分API客戶和經批准的Claude Code企業客戶。

換言之，普通使用者的對話資料默認可能被用於模型訓練。今年1月，一位海外開發者在查看代理日誌時發現，Claude Code後台每隔幾秒便向一個網站傳送請求，頻率之高接近即時監控。他在GitHub上的詢問，未獲實質性回應。

此次Anthropic對蒸餾的指控本身，也展示了其對使用者互動資料的詳細掌握。報告中，它精確描述了具體使用者的對話內容。Anthropic對此的解釋是，監測由後台自動運行的分類器完成，而非人工翻閱對話。

除了C端使用者對於Anthropic的隱私保護擔憂，B端的企業也在抵制Anthropic的無節制擴張。

7月29日，據外媒報導，一股針對Anthropic的抵制情緒正在矽谷積聚，根源在於其產品與現有軟體提供商形成競爭，以及它對封閉AI生態的倡導。導火線之一是4月發佈的Claude Design，一款被認為直接對標其合作夥伴、設計軟體公司Figma的產品。

此外，根據媒體報導，輝達、Palantir、Booz Allen Hamilton已開始限制內部使用Anthropic的AI模型。這些企業擔心員工將內部程式碼、智慧財產權等敏感資訊輸入外部AI模型後，模型提供商可能接觸甚至從這些資料中學習。

比輿論抵制更實際的壓力，來自被指控者的追趕。史丹佛大學《2026年人工智慧指數報告》顯示，中美頂尖模型的評分差距已縮小至約2.7%，兩國模型自2025年初以來多次交替登頂。報告同時指出，中國的優勢恰在開源探索、應用落地與基礎研究轉化。

能力接近之外，中國開源模型正在商業上進入Anthropic的腹地。Kimi K3，在今年7月開源後以2.8兆參數成為全球最大的開源模型，據外媒報導，月之暗面正與微軟、亞馬遜、Google三大雲廠商談判，尋求讓Kimi K3進駐三大平台並獲得最高30%的收入分成，若達成，將是中國AI公司與美國雲巨頭之間首批重要的分成協議。

9月16日，智譜在投資人電話會上表示，已與多家國內外頭部雲服務商簽署收入分成協議，GLM系列開源模型將以託管API形式在海外雲平台提供服務，相關收入10月起確認。一周前，該公司剛完成50億美元融資。

從花錢購買海外算力，到向海外雲平台輸出模型並參與分成，中國開源公司與全球雲端運算產業的角色正在對調。這也在事實上回答了Anthropic的打壓為何收效有限。當技術差距縮小到個位數百分點、開源模型轉而以分成模式入駐海外雲平台時，被封鎖者正在變成封鎖者盟友的生意夥伴。

站在IPO節點上的Anthropic，其宣稱的AI安全、開源威脅與蒸餾攻擊中，已經與自身的商業利益深度交織。

1959年，美國發明家托馬斯·卡特開始銷售一種名為Carterfone的裝置，讓無線對講機使用者能夠與電話網路通話。電信巨頭AT&T禁止使用者接入，理由是公司承擔維護網路的責任，必須控制接入裝置。1968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裁定，Carterfone並未損害電話系統，一概禁止外部裝置接入的規定不合理且帶有歧視性。

一個行業的領跑者可以參與制定技術標準，也可以對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倡議，但“安全”不應該成為打擊競爭對手的武器，更不能成為領先企業向監管者索取競爭壁壘的籌碼。

AI行業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模型失控，也包括“安全”被商業化之後，變成少數公司排斥競爭、抬高門檻的工具。 (定焦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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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放緩論】Anthropic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