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兩黨參議員近日聯合提出《MATCH法案》（全名為《硬體技術管制多邊協調法案》），擬對中國半導體產業升級出口管制。中國半導體資深KOL、電子創新網CEO張國斌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這絕非一次簡單的出口管制加碼，而是美國對華半導體遏制戰略的一次“體系化升級”，從過去“限制你向上走”的先進節點封鎖，轉向“鎖死你當前水平”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隔離。】根據《MATCH法案》，美國擬對華為、中芯國際（SMIC）、長江儲存（YMTC）、長鑫儲存（CXMT）、華虹半導體（Hua Hong/HLMC）5家中國核心半導體企業，實施近乎全面的先進晶圓製造裝置（WFE）出口禁令，覆蓋DUV光刻機、刻蝕機等關鍵裝置。此外，法案封堵了中間商中轉採購的漏洞，管制覆蓋裝置全生命周期的交易、使用、再出口與維護，涉事主體將失去裝置採購與維護資格。而且，法案還設定75%閾值校準機制。若中國某類裝置本土供給滿足75%市場需求，美方將解除對應管制，僅在保有戰略主動權的領域實施限制。法案一旦落地，中國晶片企業將失去為成熟製程產線採購相關先進裝置，並將其轉用於先進製程研發量產的管道。中國半導體資深KOL、電子創新網CEO張國斌告訴衛星通訊社，《MATCH法案》的提出，說明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的遏制正在從“先進節點卡脖子”走向“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封鎖”。如果落地，其意義不只是加強版出口管制，而是一次規則層面的“體系化升級”，標誌著美國對華半導體管制從“逐項清單”模式向“實體清單+全面封鎖”模式的升級。- 戰略意圖：從“技術領先”到“技術隔離”的躍遷據張國斌分析，該法案暗含多重深層戰略意圖：1. 從“技術領先”到“技術隔離”的戰略轉向，美國半導體政策正經歷範式轉變：不再滿足於保持2-3代技術領先，而是試圖通過技術隔離（technological decoupling）將中國半導體產業鎖定在成熟製程（28nm及以上），切斷其向先進製程（14nm及以下）乃至AI晶片的升級路徑。這反映了美方對“追趕窗口期”的焦慮——隨著國產裝置替代加速，時間不在美國一邊。2. 多邊管制的“長臂管轄”，強化法案試圖解決此前管制的執行漏洞：裝置全生命周期追蹤：意味著即使裝置流入第三方國家，其終端使用者、維護記錄、零部件更換都將被監控。維護服務禁令：這對半導體裝置尤為致命——光刻機、刻蝕機需要持續的原廠維護，斷服等於裝置“慢性死亡”。再出口管制：封堵通過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中轉地迂迴採購的管道。3.精準打擊中國半導體“國家隊”選擇的5家企業極具針對性：華為：AI晶片設計（昇騰系列）與先進封裝中芯國際：邏輯代工唯一希望長江儲存/長鑫儲存：儲存晶片（3D NAND/DRAM）追趕者華虹半導體：特色工藝與車規晶片這幾乎覆蓋了中國半導體製造的全部戰略支點。- 潛在後果：中國產線面臨“慢性死亡”風險張國斌指出，縱觀美國過去幾輪管制的核心邏輯，都是圍繞先進製程（如7nm以下），如禁止 ASML EUV出口、限制部分高端DUV（如NXT:2000i以上）、針對先進EDA、先進封裝等環節。但這次《MATCH法案》的潛台詞是：不再只是限制你“向上走”，而是試圖鎖死你“當前水平”。如果連成熟DUV、刻蝕、沉積等WFE（Wafer Fab Equipment）都被納入。那28nm/45nm/65nm 的擴產能力將被直接打擊，這對汽車、工業、電源、MCU、模擬晶片影響極大，實際是對“產業規模能力”的限制，而不是單點技術，換句話說，美國策略從“限制技術突破”轉向“限制產能擴張”。他進一步提到，過去中國廠商還能通過二手裝置採購、第三方中介（新加坡、韓國等）、備件囤貨+自主維護來“延長裝置壽命”。但如果法案執行嚴格無法獲得原廠維護（如 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軟體升級/校準被鎖、關鍵零部件斷供（真空泵、射頻電源、控制模組等）。那結果不是買不到新裝置，而是現有裝置逐步“性能衰減甚至報廢”。這是一種更隱蔽但更致命的打擊——“讓你的產線慢慢失效”。此外，張國斌補充稱，如果說過去幾年的限制是“不讓你進入最先進俱樂部”，那《MATCH法案》的邏輯是：“連你在現有賽道的規模化能力也要限制”，這說明一件事：競爭焦點已經從“技術代差”轉向“產業控制權”。“這個法案如果落地，不會改變一個核心趨勢：中國半導體短期會更難、中期會更‘野蠻生長’、長期會更‘體系獨立’。”專家斷言。- 博弈變數：法案落地存在多重不確定性有分析認為，法案的立法路徑也值得關注。此前美國對華半導體限制多採用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靈活性較強，而《MATCH法案》採取國會立法的形式，一旦通過將具有穩定性、強制性和長期性。法案的最終影響將取決於國會立法的處理程序。張國斌同時也指出該法案存在的一些不確定性，比如：法案通過機率：美國國會兩黨共識雖強，但裝置商遊說、盟友反彈（荷蘭ASML、日本東京電子）可能軟化條款。中國反制手段：稀土管制、關鍵礦物出口限制、蘋果/特斯拉等美企市場准入，是否形成“相互確保摧毀”式威懾？國產替代進度：上海微電子（SMEE）的28nm光刻機、北方華創的刻蝕裝置、中微公司的薄膜沉積裝置，能否在維護斷供前實現替代？第三方國家態度：新加坡、荷蘭、馬來西亞等是否配合執行全生命周期管制，將決定封鎖的實際效果？- 中方突圍：壓力測試下的最後窗口期張國斌表示，中國人的命運從來不是掌握在他人手裡的，對中國而言，這是最嚴峻的外部壓力測試，但也可能是倒逼產業升級的最後窗口期——當外部退路被切斷，內部資源整合、國產裝置驗證、工藝-裝置協同最佳化的障礙可能反而降低。他指出，該法案忽視了半導體產業“應用驅動創新”的本質——切斷中國市場，可能加速中國形成獨立的技術-應用閉環，最終培育出美國無法控制的競爭對手。據瞭解， 《MATCH法案》要求日本、荷蘭等盟友在150天內將對華半導體裝置的出口管制政策與美國對齊，並採用嚴格的“默認拒絕”（deny-by-default）出口許可制度。若盟友未能保持一致，美國可能通過類似《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條款，將管轄權擴展至外國製造的裝置，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出口限制的覆蓋範圍。張國斌稱，過度施壓可能迫使盟友尋求戰略自主，反而削弱美國主導的聯盟凝聚力。“最終，中美的半導體博弈的勝負不取決於法案本身，而取決於誰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在成熟製程建立絕對主導權，並在下一代技術（如光電融合、量子晶片）中搶佔先機。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勝算的機率很大。”張國斌總結道。中國商務部曾就類似問題回應稱，半導體產業高度全球化，美方濫用管制措施嚴重阻礙各國正常經貿往來，嚴重破壞市場規則和國際經貿秩序，嚴重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全球半導體業界都受到嚴重影響。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分析師王丹指出，美國此前通過關稅和技術管制應對中國競爭，但效果有限，反而推動中國加速技術自主創新。美國可能會面臨第二次“中國產業衝擊”，這種衝擊曾經讓美國製造業的部分領域遭到嚴重削弱。資深中國科技分析師王丹（Dan Wang）表示，這一情況是否會發生，取決於政策制定者是否會重新思考他們的應對方式。第一次中國產業衝擊讓美國消費者享受到了低價商品，也提升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但這種好處是有代價的，尤其是導致了成千上萬低技能製造業崗位的消失。同時，它也幫助中國轉型為更強大的競爭對手，進而加劇了當前中美關係的緊張。王丹指出，儘管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瞭解決這些損害，但美國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否則可能會陷入更糟糕的境地。王丹七歲時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過去十年間，他曾在Gavekal Research擔任分析師，並在耶魯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擔任研究員，專注於分析中國的技術實力。在這個過程中，王丹——現為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憑藉對中國轉型的獨到見解，積累了不少關注者。在本月晚些時候即將出版的新書《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中，王先生提出了一個理解中國崛起為經濟強國、與美國日益激烈競爭以及其弱點所在的分析框架。Barron’s就中美競爭的下一個階段、對輝達等企業產生影響的出口限制，以及美國為何可能需要借鑑中國的經驗等話題採訪了王先生。以下為經過編輯的採訪內容。Barron’s：怎麼看待中美之間的競爭？王丹：美國試圖通過一系列法律手段來應對中國的崛起，最典型的就是川普第一任期內根據301條款發起的關稅措施，以及由商務部主導的技術出口管制，把中國公司列入一些以前沒人聽說過的黑名單。拜登政府也延續了這些做法。中國的回應不是找一群律師，而是讓更多工程師圍繞在自己身邊，大力提拔了很多來自軍工體系的人，包括那些負責火箭和航天項目的人員。中國對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應對方式，是建設更多的電力、製造能力和基礎設施。Barron’s：產能過剩和中國商品的湧入已經成為貿易摩擦的基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王丹：美國擅長在重要產業中搭建科學階梯，而中國則更擅長攀登這些階梯。比如，美國總是自豪地說貝爾實驗室在1954年發明了太陽能產業。但美國把太陽能更多地當作一個科學項目來看待，而中國則完全超越了他們。我們更應該關注規模和製造能力，而不僅僅是實驗室裡的設計。中國在航空領域較為薄弱，在半導體方面也有一定不足，但在幾乎所有其他製造領域，中國已經是或即將成為世界領先者。美國、日本和德國目前保有的高端製造業，比如醫療器械等高效生產領域，也將像最初“中國產業衝擊”中受到威脅的輕工業和鋼鐵生產一樣，面臨新的挑戰。Barron’s：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王丹：關於關稅是否是正確的做法，其實可以有更充分的討論。我個人認為不是：自“解放日”以來的四個月裡，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4萬個。美國應該開展更有活力的討論，鼓勵並吸引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建廠。中國曾經這樣做過，邀請了蘋果、特斯拉以及其他1001家大型美國公司在本土生產商品，並培訓本地勞動力製造更好的iPhone或電動汽車。美國或許應該考慮邀請全球在電池領域的領軍企業，到密歇根州培訓本地勞動力。Barron’s：美國一直高度依賴出口限制，限制中國獲取技術，將其作為競爭中的一種工具。這種做法效果如何？王丹：當唐納德·川普首次開始使用出口管制時，這些措施其實相當零散。像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曾大量採購美國技術，尤其是半導體，因為華為很清楚中國本土的替代品還遠遠不如美國的產品。當美國政府切斷了他們的這一選擇後，華為被迫著手打造本土的中國技術生態系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從長遠來看，雖然不是現在，但未來我們會發現，出口管制實際上成為推動中國技術能力飛速提升的重要催化劑之一。川普政府最近放寬了部分限制，特別是允許輝達和AMD向中國出售H20晶片。這是一個明智的舉措嗎？美國政府要麼應該嘗試讓中國企業重新購買美國技術，從而讓他們重新依賴美國的技術體系，要麼就應該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徹底阻止華為繼續獲取相關裝置。到目前為止，由於多種原因，包括寬鬆的許可政策以及中國企業能夠通過灰色市場走私所需裝置，管控措施一直過於寬鬆。Barron’s：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到底落後多少？王丹：目前來看，在各方面都嚴重落後。華為的AI晶片無論如何都比不上輝達；其半導體生產裝置也遠遠不及ASML的工具；而中國用來設計半導體的軟體工具也完全無法與美國的同類產品相比。中國在某些行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你怎麼看美國持有英特爾10%的股份？國有資本主義在中國可以說運作得相當成功，但中國的模式是以極大的耐心持有股份，在機器人、電動汽車等重點行業投入巨額資金，並且有較強的風險容忍度。而這些並不是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所具備的條件。美國實際上並沒有合適的政治文化來很好地管理企業。即使具備這樣的能力，也需要更高的失敗容忍度和更大的耐心來執行相關政策。Barron’s：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股市創下十年新高、經濟前景卻疲弱的背景下。這其中有什麼矛盾？王丹：早在2019年，中國的經濟前景就已經顯得不太樂觀，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如此。自2023年以來，隨著房地產危機、債務問題以及長期的人口結構困擾，中國經濟表現一直平平甚至較差。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科技巨頭。人工智慧、半導體、華為、網際網路公司——大多數領域的能力都在提升，儘管經濟形勢並不樂觀。中國這個“工程型國家”依然非常執著於技術上的領先地位。隨著他們不斷取得成功，這將進一步加速美國的去工業化。西方不能只是寄希望於人工智慧來解決所有問題，必須拿出更好的應對方案。Barron’s：你遇到的關於中國的最大誤解是什麼？王丹：最重要的是要如實看待中國——既看到優點，也看到缺點。過去近五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驚嘆，但與此同時，過去十年裡的壓制卻變得更加嚴重。確實，經濟取得了增長，但也出現了新的、更複雜的壓制形式。 (Barrons巴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