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穩健起步至關重要。而作為“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25年是中國經濟與金融發展歷程中值得銘記的一年。2025年，面對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暴，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大韌性，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穩定支柱。同時，人民幣對美元離岸匯率自貿易戰低點持續回升，在年末實現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7.0雙突破。在此承前啟後的時間節點，怎麼看待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展望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路徑，觀察者網特邀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楊長江教授進行深度解讀。【整理/觀察者網 唐曉甫】觀察者網：回顧2025年，離岸人民幣匯率在4月份曾觸及7.43的高點，隨後人民幣一路走強，終於在年底突破7.0，進入了“6時代”。這是自2024年9月底以來，離岸人民幣匯率首次突破7.0關口。從您的角度看，當前人民幣的升值趨勢是否合理？長期以來，國際上一直存在關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討論甚至炒作，部分聲音鼓吹人民幣需要大幅、快速升值。我們應如何看待來自美歐等地的這類觀點？楊長江：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做一個根本性判斷：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處於“嚴重低估”狀態？這是後續所有討論的前提。但這個判斷本身並不簡單，因為所謂“匯率水平”，尤其是“均衡匯率”，本身就是一個爭議很大的概念。不同的人採用不同的測算方法，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從一個長期視角出發，判斷一國匯率合理水平最基本的理論依據是什麼？就是我們常說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一國的匯率水平應當與其經濟發展階段和生產率水平相匹配。這是理解匯率問題的基本原理。2025年12月31日，在岸人民幣匯率突破7匯率的本質就是一個“轉換器”，使得各國以本幣標價的價格能夠放在同一套度量衡中進行比較。也就是說，只有將價格置於同一個坐標系下，我們才能判斷：中國的價格相對於美國、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這種可比的實際相對價格，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實際匯率”。我們日常討論的“一美元兌換多少人民幣”，指的是名義匯率。但名義匯率必須結合各國的物價水平，最終換算出的、能夠進行國際產品價格真實比較的指標，才是實際匯率。雖然表面上看，大家是基於名義匯率來討論人民幣是否合理，但其背後隱含的邏輯判斷其實是：在當前匯率下，中國商品的相對價格是否“低得不正常”？如果確實低得不正常，那就意味著匯率被顯著低估。客觀講，全球一百多個經濟體價格水平本就存在差異。一個清晰的總體規律是：經濟越發達、越“富裕”的地區，整體物價水平越高；而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整體物價水平則越低。因此，對於中國而言，關鍵問題在於：我國的物價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在全球範圍內究竟處於什麼位置？根據世界銀行國際比較計畫（ICP）2024年發佈的最新報告（基於2021年的資料測算），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相比以往均有顯著提升。這意味著，我們已不像過去那樣“落後”，物價也不再那麼“低廉”，目前整體處於一個較為“居中”的狀態。這正是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一個基本判斷。因此，西方一些國家動輒指責人民幣“嚴重低估”、並要求其大幅快速升值的論點，其前提是站不住腳的。第二點需要明確的是，雖然人民幣匯率談不上“嚴重低估”，但確實也積累了一些“低估因素”。這與現實中的匯率波動、中國經濟的一些結構性特點有關，歸根結底源於匯率本身的雙重屬性。匯率具有雙重屬性：一是實體經濟屬性，二是金融屬性。一方面，它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況，由經濟基本面決定；另一方面，它又是金融市場上的一種資產價格，是外匯市場交易出來的結果。雖然市場對匯率的長期看法以基本面為錨，但外匯市場存在大量短期交易，這些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場預期和情緒的支配，因此短期匯率往往更多地由金融因素主導。過去幾年人民幣之所以積累了一定的低估壓力，從外部看，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金融屬性帶來的預期變化。在貿易戰的壓力下，國際市場上曾長期瀰漫著對中國的疑慮：中國能否扛住壓力？會不會被擊垮？一度存在相當悲觀的市場預期，而這種預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人民幣匯率的走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前市場開始轉而炒作人民幣升值，而幾年前卻沒有這種聲音。因為經過貿易戰的洗禮，中國不僅沒有倒下，其經濟韌性反而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可。這種不斷增強的信心，正在被外匯市場更充分地認識和定價。外部預期已經從“極度擔憂人民幣可能大幅貶值”，轉向“中國能夠承受住衝擊，不會崩潰”。這種預期的深刻轉變，是當前匯率變化的重要背景。早前人民幣匯率走弱至7.4甚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外部悲觀的預期、市場的炒作以及金融層面的扭曲有關；而現在，市場才開始更明顯地反映其升值的內在壓力。與此同時，人民幣存在的低估壓力也與國內實體經濟中的一些結構性扭曲有關，這對應的是匯率的實體經濟屬性。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雖不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但與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及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我們的增長表現依然穩健。長期的經濟增長、生產率提升與產業競爭力增強，本應構成人民幣長期穩步走強的基本面支撐。然而，過去一段時間，這些基本面利好並未在匯率上得到充分體現。除了外部信心不足之外，國內也存在一些經濟扭曲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國內的整體價格水平，從而形成了匯率上的低估壓力。例如，一個傳統的影響因素是勞動力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仍面臨一定障礙。國內在不同地域、行業之間，市場分割現象仍然存在。我們之所以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正是因為深層次的市場統一尚未完全實現。現實中的市場分割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價格水平——理論上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可以更高，但由於分割，價格被壓低了。舉例來說，部分行業對某些勞動力群體並未完全開放，導致許多人只能湧入外賣等門檻較低、競爭激烈的行業。這加劇了這些行業的競爭，從而拉低了整體物價水平。這是人民幣低估的一個傳統來源。這就是當下備受討論的“內卷”現象。過度競爭引發的“價格戰”，使得國內價格顯得較低。簡而言之，如果沒有如此嚴重的內卷，中國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理應更高一些；對應到實際匯率上，就意味著中國的相對價格水平應該比現狀更高。內卷通過惡性競爭壓低了價格，這是一種由市場扭曲所導致的人民幣低估因素。中國在光伏等產業近年來出現了一些過度競爭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部分成本尚未被充分、合理地定價。例如，電力價格的形成機制尚未完全市場化，仍受補貼等因素影響；再如，在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碳價、環境成本等雖然已取得進步，但尚未完全內化到價格體系中；土地成本等因素也有類似情況。所以人民幣的匯率沒有被“嚴重低估”，中國的價格水平在國際市場上並沒有低得離譜；只不過確實“低了一點點”。觀察者網：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再向問個問題，您是否覺得歐美的貨幣被高估了？楊長江：從根本上說，匯率是兩種貨幣之間相互定價的關係。例如，美元與人民幣之間會形成一個匯率，美元與日元、歐元、印度盧比等貨幣之間也各自存在相互定價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所觀察到的西方國家物價普遍較高，其中確實包含一些“高估”的因素。無論是國人出國旅遊，還是外國朋友來到中國，常常會感嘆中國商品物美價廉，驚訝於價格為何如此之低。當然，物價比較也不能簡單地以中國為唯一標尺，因為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與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但若依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理論邏輯來分析，西方許多商品和服務的“昂貴”，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些過頭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醫療行業：醫療費用及許多服務性收費，總體上都高得離譜；許多商品售價也顯著偏高。這背後既有與美國產業結構相關的深層因素，也有行業保護的原因。例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醫療行業的准入壁壘極高，這種保護機制維護了既得利益，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行業體系。所以西方有西方的問題，中國有中國的問題。中國與西方的價格扭曲，其表現形式並不相同。或許我們可以將西方視為中國“內卷”現象的另一個極端：同樣的商品，在我們這邊可能因競爭激烈而被壓得偏於廉價；在他們那邊，卻可能通過品牌、行銷以及長期積累的軟實力和話語權優勢，賣出遠高於“正常價格”的溢價。因此，西方部分貨幣確實存在被高估的成分。第二點則更為關鍵。最近這幾年，相對於中國，西方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通脹高企，而中國的物價總體保持平穩。這構成了我們討論當前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我剛與一位從瑞典回國的老師交流，他從生活體驗出發，提到瑞典過去五年物價差不多翻了一倍。美國這幾年的物價漲幅也非常顯著，相關資料和報導很多。為何會出現如此大幅度的上漲？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疫情衝擊、地緣政治（例如歐洲廉價能源時代終結）帶來的供給約束，以及疫情期間大規模的貨幣超發。尤其是美國在疫情期間的貨幣擴張力度，整體上遠遠超過了整個2008年金融危機期。這些因素疊加，導致近幾年全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非常明顯的通貨膨脹；而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可謂“風景這邊獨好”，總體物價水平相對平穩。也就是說，從一個動態變化的角度審視，我認為高估的成分是存在的。像西方國家這樣快速、大幅度地累積通脹，在歷史上並不常見。觀察者網： 按照傳統理解，匯率升值往往不利於出口而有利於進口；貶值則效果相反。因此，當前存在一種擔憂：人民幣升值表面上是利好，但可能導致出口承壓、就業受衝擊，反而不利於經濟修復。然而，我們也觀察到一個看似“反直覺”的現象：今年11月，中國實現了歷史性的貿易順差，累計超過1萬億美元。從您的視角看，尤其是在疫情後歐美經歷大通脹的背景下，應當如何理解這種“人民幣升值與順差擴大”並存的現象？有一種觀點認為，歐美在疫情期間遭遇巨大衝擊，競爭力受損，反過來增強了中國的產業競爭力，這種解釋是否成立？再加上國內正在推動“反內卷”，人民幣升值是否有利於這一趨勢？楊長江：我認為討論人民幣升值，關鍵還是要回到兩個層面：它對中國經濟的實際衝擊有多大？我們是否仍處在必須依賴匯率優勢的發展階段？您剛才提到的“升值會對出口產生壓力”，這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經典結論。但問題在於，這一結論的有效性及其影響程度，與一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高度相關。關於匯率低估是否一定有利，其實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貨幣越弱越好，越能保住出口和就業。但如果一個貨幣貶值過度、低估明顯，它對經濟到底是“良藥”還是“毒藥”，是有分歧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其實無需對人民幣升值過度恐慌，因為我們已經逐漸告別了將匯率作為經濟發展“決定性工具”的階段。這個判斷，我可以借用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觀點來佐證，很多人稱之為“新論”。傳統的主流看法，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傾向於認為匯率作為價格訊號，最好不高估也不低估，由市場自行走向均衡水平即可。但羅德里克在研究中國、東亞等經濟體發展歷程後，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另一套邏輯。他認為，對於許多仍處於經濟追趕階段、尚未跨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而言，適度的匯率低估反而可能是有利的。因為處於相對落後階段的經濟體，內部往往存在各種深層扭曲，包括市場分割、要素錯配、制度摩擦等。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匯率低估本身也是一種“扭曲”，但它可能起到一種“以毒攻毒”的效果，即用一個可控的外部扭曲，去對沖內部那些更頑固、更難改革的扭曲，從而為產業贏得一點額外的競爭優勢。今天中國已經跨過了這個階段，我們的收入水平、產業基礎和市場規模，都決定了我們不必再依賴低匯率保住競爭力。我們已經跨過了人均1萬美元的門檻，在全球一百多個經濟體中，發展水平處於“中間偏上”，而非過去那種明顯落後的狀態。我們不再需要將“匯率低估”作為核心的競爭手段來使用。而且，從最近這些年的現實表現看，中國也有能力消化升值壓力。首先，從出口結構看，中國的競爭力近幾年發生了質變。我們依靠超大規模市場、對實體產業的系統性支援、對科技創新的持續投入，再疊加完整的產業配套、產業叢集和工業體系，在疫情後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讓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疫情三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完成了升級疫情三年之後，許多國家正在重新評估“中國製造”的能力邊界。外部看待我們，有點“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意味。所謂“新三樣”中的電動汽車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事實上，我們不僅在新能源領域，我們在傳統燃油車的體系能力上也已經變強了。更廣泛地說，中國正在進入許多原本被西方視為“自留地”的高端領域。過去他們希望我們從事低端環節，他們自己佔據高端，各得其所；但當中國也開始進入高端領域時，他們心理上準備不足，政策上便開始圍堵。這就是貿易戰、技術封鎖的底層邏輯：試圖阻止中國沿著產業升級的路徑向上攀升，但這實際上很難阻擋。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的許多出口產品已經不再完全依靠“價格優勢”，而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非價格優勢：包括質量、供應鏈的穩定性、規模效應、迭代速度和工程化能力。這些優勢都不是單靠貨幣貶值就能換來的。當然，我也必須補充一點：升值對於勞動密集型、附加值較低的行業確實不太友好。中國也不可能“全做高精尖”，這不現實。我們是一個大國，就業結構決定了中端、低端乃至一部分更低端的產業仍然需要保留，因為它們對吸納就業至關重要。但即便在這些傳統行業中，中國近幾年也經歷了更為嚴峻的考驗。來自貿易戰的衝擊，實際上比匯率升值帶來的衝擊更為猛烈。貿易戰迫使我們一方面繼續提升技術水平，另一方面將產業鏈、供應鏈進行全球佈局：很多生產環節不一定都集中在國內，而是以中國為核心，去組織一個更分散、更具韌性的全球生產網路。像玩具、紡織品這些“老行業”，經歷的正是一次結構性的重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鳳凰涅槃”。我們並非依靠“壓價硬扛”來保住市場份額，而是通過供應鏈的重構來對沖外部政策衝擊。在這方面，中國的一個優勢在於：全球價值鏈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板塊——美國及其主導的體系、歐洲體系、中國體系。中國體系的腹地非常廣闊，尤其是東盟地區，它對於中國的產業佈局和產業外溢至關重要。東盟本身也是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區域之一，它既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也幫助中國分散外部壓力。因此，貿易戰那麼大的衝擊我們都扛過來了，今天面對匯率升值，就不必像十年、十五年前那樣“喜憂參半”，反而可以更坦然一些。但您後面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既然我們能承受，那人民幣是不是就應該快速升值？我的回答是：不應該。對中國最理想的狀態是：長期、緩慢地升值。第一，在方向上可以升值，但節奏要慢。第二，我們所說的“升值”，其本質更應該被理解為實際匯率的升值：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物價水平、工資水平逐步抬升，中國的東西就應該更“貴”一點。這是正常的經濟發展和追趕邏輯。但如果名義匯率出現急升，外部會帶來“超調”，內部扭曲會被放大，市場預期很容易自我強化、自我實現，形成循環，金融市場就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果預期成為共識，那麼會產生相當強大的趨勢性需求，給外匯匯率造成極大壓力前兩年市場還在炒作“破8”，現在又開始炒作“全面進入6時代”。人民幣匯率進入“6時代”或許並不奇怪，但如果不加以適當管理，市場可能很快就把預期推到“5時代”，那就比較麻煩了。我們在這方面是有歷史教訓的。上一次關於“人民幣嚴重低估”的爭論最激烈時，大概是2005年匯改前後。當時美國施加了巨大壓力，外部輿論也與今天相似。那一輪啟動升值後，曾階段性地升值過快，市場一度出現“破6、沖5”的預期，匯率開始顯現高估跡象。再往後到2015年前夕，我們又經歷了“升值過快—預期反轉—市場炒作”的鏈條，2015年8月的匯改正是在那個背景下發生的。簡而言之，匯率急升的代價很高。因此，在外部存在炒作壓力的環境下，我們對名義匯率的升值必須保持謹慎。再補充一個更本質的觀點：即便要實現實際匯率升值，也不只有“名義匯率快速上升”這一條路。還有另一條路徑，是通過內部改革，讓工資、物價在更健康的軌道上逐步抬升。名義升值與國內物價上行，都能推動實際匯率升值，兩者在效果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從中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更傾向於認為：升值的主管道應該是推進內部改革，包括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治理“內卷”、減少要素市場分割、讓工資更合理地增長、讓價格體系更真實地反映成本。您看，為什麼工資上不去、“內卷”為什麼這麼嚴重？這些深層問題如果得到解決，中國的發展成果更多地由我們自己享受，物價和工資水平自然會上一個台階，這也是一種“升值”，而且是更穩健、更可持續的升值。所以我們不必將這一輪升值簡單地理解為“利好”或“利空”。關鍵在於節奏管理：可以升值，但要緩慢；更重要的是，通過內部改革，將實際匯率的上升建立在更健康的國內經濟結構之上。觀察者網：現在世界正處於“弱美元週期”。如果我們參考人民幣與英鎊、歐元的匯率，其實會發現人民幣在過去一年中並未大幅升值，某些時段甚至相對貶值。在您看來，弱美元週期將如何影響市場的升值預期？若美元持續走弱，您是否會修正之前的判斷？楊長江：您提出的匯率問題非常關鍵。匯率本質上是貨幣間的相對價格，涉及多幣種比較。當前美元已進入降息週期，走弱的可能性較大，總體趨勢偏向疲軟。因此，我之前談到的人民幣升值，應理解為相對於一籃子貨幣（包括歐元、英鎊等）的整體表現。若美元因其國內因素顯著貶值，人民幣將與歐元、英鎊一樣對美元升值。這類升值並非人民幣特有現象，不具特殊性，也不會成為市場單獨炒作的主題。我此前所討論的，是在剝離美元週期等外部干擾後，從一般意義上的整體匯率水平出發的。觀察者網：如果將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因素與促使美元貶值的因素一併考慮，您預計到明年年底匯率可能處於什麼水平？楊長江：具體點位的預測涉及太多變數，我一般不傾向給出精確數字。但如果詢問方向性判斷，我認為人民幣匯率大機率將進入“6時代”。進入“6時代”是一個大趨勢，且這個階段很可能持續數年。觀察者網：此前與其他專家討論人民幣國際化時，有觀點提到可參考20世紀70年代大滯脹時期德國馬克的路徑。當時美元大幅貶值，德國馬克通過保持較強購買力與貨幣相對強勢，加速了國際化處理程序，並最終成為歐元的重要基礎。您認為這條邏輯是否符合未來人民幣的定位？楊長江：您剛剛談及的，本質上是“匯率走強”與“貨幣國際化”之間的關係。馬克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鑑，但我更傾向於將其置於一個更宏觀的框架中審視。我認為，貨幣國際化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第一是作為交易貨幣，即在貿易結算中被使用；第二是作為投融資貨幣，即在投資與融資活動中被使用；第三是作為儲備貨幣，即被其他國家和地區組態為外匯資產。傳統國際化路徑往往從貿易結算開始，進而拓展至投融資，最終成為儲備貨幣。儲備貨幣通常被視為更高階段，因為它意味著他人願意將財富寄託於該貨幣，代表了一種深層信任。對中國而言，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當前動力結構中，匯率扮演的角色十分關鍵。其作用機制尤其與儲備貨幣職能相關——即人民幣需要成為全球公認的安全資產載體。我認為，我們正處在這一轉化的歷史性窗口期。需要強調的是，2025年在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許多人稱2025年為加密資產與穩定幣的“元年”，這固然是一種現象。但在我看來，2025年還有一個同樣關鍵，甚至更具結構性的變化：美國安全資產地位開始動搖的“元年”。這一點至關重要。今年我們見證了美元匯率、股市、債市所謂的“三殺”。回顧2008年金融危機，儘管美國是危機源頭，全球資本卻反而流向美國，因為市場仍深信“危機中最可靠的仍是美國”，當時美債作為安全資產的地位非常穩固。“安全資產短缺”長期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難題：全球增長動力多來自南方國家、金磚國家，但能持續提供安全資產的卻僅有極少數發達國家，因此過去二三十年安全資產始終供給不足。隨著中國推進去美元化處理程序，10月中國持有的美債數量降至6887億美元，創2008年10月（6841億美元）以來的最低水平為填補這一缺口，國際社會嘗試過多種途徑：其一，考慮將稍弱於美國的發達國家國債納入安全資產範疇。例如，歐元區部分國家曾試圖“搭德國便車”，擴大自身國債供給、擠入安全資產行列——但歐債危機證明此路不通：發展水平與財政基礎若不夠堅實，安全性便難以確立。其二，考慮以民間部門補充官方供給。2008年前，美國曾通過影子銀行、資產證券化等方式在民間“創造安全資產”，但金融危機同樣證明此路難以持續。這兩條路徑受挫後，市場共識反而進一步加強：真正經受得住考驗、獲得普遍認可的安全資產，仍高度集中於美國等極少數國家。因此2008年後的十幾年間，美債作為安全資產的共識相當牢固。然而當前爭論焦點已轉向一個新問題：即所謂“新特裡芬兩難”的安全資產版本。其邏輯在於：美國若不大量發行國債，則全球對安全資產的需求無法滿足；但若發行過多，又可能危及美債本身的可持續性。這被視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新特裡芬兩難”的討論隱含了一個前提：美債作為安全資產的地位本身不應被質疑。安全資產的核心屬性即“毋庸置疑的安全性”，英語常稱之為“no question asked”——無需也不應被質疑。一旦質疑開始，其地位便會動搖。這類似於戀愛關係：感情穩固時不會終日追問“你是否愛我”；一旦反覆質問，便說明關係已出現問題。美國目前正處在這種狀態：市場開始左右審視，信心出現動搖。我認為，這種動搖與近年來中美貿易衝突的演進有直接關聯。川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未料中方此次強勢應對、正面交鋒。這種“硬碰硬”的較量，反而暴露出美國的相對弱勢，從而更容易引發對美債安全資產地位的質疑。在此背景下，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凸顯。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為了維護體系穩定，還是基於中國自身利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都勢在必行。而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關鍵“機會之窗”何在？我認為正在於：為世界提供新的、可信的安全資產，即中國國債。中國國債的安全性，市場已有基本共識。過去常有觀點以資本帳戶未完全自由兌換質疑人民幣國際化，但恰恰在安全資產與債券市場領域，中國開放度相對較高：外國機構進入中國債市的管道較為順暢，並不存在根本性障礙。剩下的關鍵何在？在於“回報”。回報來源主要有二：利率收益與匯率收益。以往在利率方面中國並不佔優，因為美國一度利率較高、中國相對較低。但隨著美元進入降息週期，人民幣安全資產的吸引力得到關鍵提升。同時，從長期看，若人民幣匯率能保持基本穩定甚至緩步走強，也將增強其匯率收益，進而提升人民幣資產的綜合吸引力。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循序漸進、水到渠成的過程。既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歷史機遇。在當前窗口期，我們需要更具針對性的策略。就現階段而言，我的判斷是：使人民幣成為安全資產的載體、向全球展示中國安全資產的可靠性，是人民幣國際化當前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可能是一條“彎道超車”的路徑。原因在於：推動本幣作為貿易貨幣會遭遇現有貿易網路慣性與外部性的制約，轉換成本高；作為投融資貨幣則受制於支付體系、金融基礎設施與跨境管道的控制，推進難度大；但從“安全資產/儲備貨幣”視角切入，恰恰呈現了一個結構性機遇：美國安全資產地位受衝擊，而中國已具備相應條件。因此，若能在匯率穩定、金融開放、資產供給等方面進一步“助推一把”，我認為十分必要。總之，人民幣匯率走強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是對德國馬克經驗的借鑑，更契合了一個更普遍、更結構性的國際貨幣演進規律。觀察者網：現在美國與中國在全球關鍵資產領域的競爭在加劇。例如，中國長期以來在南美（如智利）的銅礦和非洲的礦產資源領域進行投資佈局。而美國在其最新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也表明了意圖在歐美及美洲等地區限制中國資本的影響，甚至暗示推動相關資產的控制權轉移。而且美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行動，更延伸至對全球關鍵礦產的定價權爭奪。以銅、銀等對工業電池、晶片至關重要的礦產為例，美國正通過系統性的戰略，試圖主導全球供應鏈和庫存並影響價格。這已經給作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依賴穩定原材料供應的我們，在庫存和成本管理上帶來了挑戰。爭取對關鍵資源的定價權，是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目標之一。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美國旨在重構全球資源供應鏈的操作的挑戰？面對其所帶來的系統性金融與定價權風險，應如何在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中，結合匯率等金融政策，採取更具針對性的策略以維護自身利益？楊長江：關於定價權問題，我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在目前大家已經關注到的傳統資源定價權當中，美國在石油定價、鐵礦石定價這些領域有傳統優勢。它也會通過控制礦產、圍繞中國進行圍堵等手段進行圍追堵截。在傳統資源定價當中，中國也有我們的佈局，比如非洲幾內亞的鐵礦以及我們現在和澳大利亞鐵礦石方面的談判。在傳統資源定價上，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們作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同時也是最大買家的地位。我們是“金主”，對不對？我們過去被人欺負，錢花了還受窩囊氣。現在我們正在通過海外佈局、通過國內進一步加強協調，試圖做一些突破，採取一些措施。這是第一點。美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釋放出了一些對中國在海外投資不利的訊號第二點，我們必須承認，在傳統行業、傳統領域當中，對方的優勢是長期形成的，不是短時間內我們立刻就能衝破的。所以在傳統領域我們要更加長期地佈局應對，保持我們的能源供給，保證我們整個產業鏈的韌性。但在新的領域當中，我們要大膽突破。我認為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定價權，就是“碳的定價權”。本來氣候危機、綠色轉型是全球公認的議題，但現在美國退群了，歐洲賴賬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要順勢而為，更要舉起道義上的大旗，同時發揮我們的市場優勢，我們要成為全球碳定價的重要力量。碳交易對中國來說其實也是機遇，我們可以通過國內碳交易市場，通過全球合作形成碳價格，通過全球南方的協調在全球範圍內發揮引導性作用。在碳定價上，中國責無旁貸。第三層，我覺得對中國來說定價權最核心的問題不在“硬”，在“軟”。定價權折射出的問題是中國不會講故事。從廣泛意義上講，定價權不僅是原材料定價，產品定價更是定價。我們製造業實力現在沒人質疑，那為什麼我們還覺得受窩囊氣？為什麼在國際市場上，我們製造這麼強大，產品賣得不夠好？背後就在於我們還不夠會講故事。國家一直強調發展實體經濟，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也要知道“虛實相生”。“虛”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從現在來講，我們要更加關注“虛”的一面，也就是軟實力的一面。我們要真正學會用國際上大家聽得懂的語言、喜聞樂見的形式，生動活潑的傳播，讓大家理解中國的東西是好的、中國的故事是好聽的，從而獲取定價權。我開玩笑說，中國現在對理工科這種“硬核”的東西足夠重視了，在國際上都差不多具有壟斷地位了，這背後說明我們理工科進步很強，這是非常必要、非常好的。但我們現在要適度發展文科，現在我們的很多問題不是我們“硬”的東西不夠硬，而在於我們“軟”的東西發展不起來，就使得我們在定價權上處於被動。所以如果中國真正走向一個大國，理解我們在這方面的短板顯得更為重要。我們要爭取定價權，就要講好中國故事，建構我們的軟實力，發展我們自己的組織體系。觀察者網：最後還有一個也是我個人最關心的問題，隨著美元信用下降，尤其是黃金價格飆升之後，全球似乎正在重新發現貴金屬的貨幣屬性。前幾年俄羅斯也開始說要試圖打造一個“金磚幣”，並試圖將其與黃金等資源掛鉤。近年來我們國內關於“無錨貨幣時代是否已經要結束”的討論聲音也逐步出現了。您覺得在上述背景下，中國人民幣國際化是否需要建立一個基於某種“錨”的貨幣體系？如果需要，這個“錨”是什麼？如果不需要，為什麼？楊長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人民幣所謂“尋錨”，有沒有錨，未來要尋什麼樣的錨，這確實是最近十幾年討論比較多的熱點話題。但是大家可能忘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當時也有一次關於人民幣“尋錨”的爭議：人民幣的貨幣基礎是不是黃金？你也可以理解為，這就是在討論“錨”是不是黃金。論戰雙方，一方是復旦大學的葉世昌教授，他是研究金融史的，屬於“黃金派”，主張人民幣的貨幣基礎，也就是它的錨，是黃金。另一方被稱為“非黃金派”，是武漢大學的李崇淮教授，他認為在今天，貨幣的錨並不只是黃金才算錨，錨是一個更廣義的概念，實際上所有商品都可以是一種錨。我覺得當年的爭議，對今天理解人民幣“尋錨”的討論很有幫助。在我看來，人民幣的錨不可能是黃金，也不可能是現有一些學者提出的碳、新能源、光伏等等。國際上的一些學者也有這種提法。既然美國當時錨定了石油，我們是不是應該錨定別的東西？這一討論並沒有超出當年的討論範圍，而我認為，對中國來說，貨幣是有購買力的，人民幣能買到商品，這就是最大的錨。中國現在是所謂“工業克蘇魯”，我們擁有的超強實體商品製造能力，就是人民幣之錨。我們的實力越強，意味著人民幣能換來的東西越多，人民幣的購買力就有持久保證。所以如果一定要說有個錨，那麼它不會是黃金、光伏這種具體的東西，而是我們整體製造能力所代表的、抽象意義上的“商品”，這就是我們的錨。我們每年生產這麼多商品，這是人民幣的後盾、底氣，這也是我們人民幣成為安全資產的底氣。所以我們一定要保證幣值穩定，維護我們的商品供給能力。因為它是近期、未來若干年，人民幣的價值之錨。觀察者網：從我個人理解，二戰以後美國在生產力上曾經一度也佔據與我們類似的生態位，它在工業方面很強，然後在1971年暫停了金匯兌本位制，轉向了無錨時代。如果只是從生產力定義錨，那這種貨幣本質上還是依靠國家信用背書，還是一個1971年之後的無錨貨幣的延續，這樣理解對嗎？楊長江：這裡就涉及基本概念理解了。美元在金本位制下，明確規定含金量，錨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可以想像，1970年代美國無法維持與黃金之間的自由兌換，可如果美國當時的生產能力極其強大，美元可以充分換來高保值的商品，那我為什麼一定要盯住某一種單一商品呢？我的看法是，把錨理解為一定要有某種單一商品作為錨，這可能是一種誤解。美國一開始以黃金為錨，後來所謂“石油美元”之後以石油為錨，或者說掛鉤石油、掌握石油定價權，未來是不是還會以加密資產之類為錨，各種說法都有。我覺得這些說法的共同點，是把錨理解為某種非常具體的商品。但我認為在今天這個時代，不會再有這樣的具體商品成為錨了。觀察者網：也不會有一籃子商品。楊長江：對，我們已經進入信用貨幣時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幣發行只可能和一個抽象意義上的“一籃子商品”建立關聯，它絕不可能再回到“跟某一種商品或者某幾種商品保持明確對應關係”的時代。在尼克森宣佈美元與黃金“暫時”脫鉤後，人類似乎再也難以回到有錨貨幣時代所以你理解為錨，最簡單就是：人民幣是值錢的，它可以買到我們社會需要的各種東西，它都買得到，它的幣值是穩定的，這就是錨。它不是體現在某一種或某幾種具體商品上，而是體現在你生活的感知當中，體現在你持有貨幣、它和現實商品之間的兌換關係當中。我們從金本位進入了信用貨幣時代，這是一個歷史的選擇。對於金本位制，凱恩斯有一個精彩的比喻，叫作“金手銬”。它的本質在於，黃金的供應量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我對金本位制的評價是，“不問蒼生問鬼神”。任何一種具體的商品，都存在供給上的特殊性，黃金如此，其他商品也是如此。所以，當人類今天已經進入信用本位時代，就意味著我們把貨幣的發行權交給了人類自己，而不是交給一個第三方，或者一個意念中的東西。你看比特幣，它也是想交給一個人類自己構造出來的東西，因為人類不相信自己。這裡有點哲學的味道了。所以無論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一個歷史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反思的問題是：如何約束人類，特別是不同主體那種濫發貨幣的慾望？它就像小孩子一樣，有時管不住自己。而在我看來，能夠束縛這種慾望的，不是靠我們今天重新通過某種規則方式或盯住某個具體東西。最關鍵還是靠競爭。哪個國家的貨幣能夠提供最多、最穩定的商品購買力，能夠買到東西，並且這種購買力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相對於其他貨幣更加穩定，這就是它的錨，就是它的競爭力。通過這種競爭，大浪淘沙，讓市場來選擇到底哪種貨幣是最好的。這種選擇意味著，它一定是市場對一籃子貨幣的綜合選擇，而不是與某個單一商品保持固定的兌換比價關係。觀察者網：您最後還有什麼希望補充的嗎？楊長江：最後我想再說一點。人民幣的匯率，這是一個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就匯率而言，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技術生產力不斷進步，各行各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國運昌則幣運強，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規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進行必要的管理。所以我完全同意目前最新的中央精神，即要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對於升值，最好的方式是打消強烈的單邊升值預期，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緩慢、有序的升值，尤其是通過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比方說理順內部經濟格局，改變扭曲的經濟關係，使得物價水平、工資水平都有一個合理的調整。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的升值，才是最可持續、最長久的升值。人民幣匯率的走勢，本身就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匯率上的各種糾結，是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的集中體現。解開匯率這個結，答案也不在匯率自身，而在中國經濟的內部。我們要避免將匯率問題過度金融化，避免只從金融意義上來理解匯率（比如認為低估了就要大幅升值），而是要把匯率目前的狀況與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聯絡起來。我們既要看到匯率受金融市場短期影響的特徵，也要看到它與經濟基本面的聯絡。把理順匯率問題，與中國整體經濟質量提升、格局改革及開放推進相結合，這樣匯率才能行穩致遠。 (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