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整個國家都在關心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可是，許多人對真正的困難是什麼，這種困難產生的原因是什麼，都沒有真正找到。如果這樣，我們就很難期望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政策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真正困難。一、中國經濟困難的本質中國今天經濟面臨的困難看似很多。從國家看，困難有通貨緊縮、財政困難、民生壓力、國內消費降級、國外市場萎縮（由美國封鎖、美國戰爭威脅等所導致）、區域經濟不平衡、部分央企運行困難、房價升降兩難、投資率下降、資本壟斷、資本外流、對外經濟關係複雜等等；從企業看，有開工難、招工難、融資難、要錢難、找好項目難、賣貨難等等；從老百姓角度看，有找工作難、看好病難、上好學難、結婚難等等。面對這麼多的方方面面的困難，我們需要找到它們的本質。中國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認為，我們面臨的困難主要是經濟回升向好基礎還不穩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不振等等。面對這些困難，中央政府制定了2025年實現5%左右增長率目標。從客觀實際說，5%左右增長率目標是更加合理的目標。它標誌著中國更加不看重GDP了，這是又一個歷史性的進步。5%左右的增長率目標允許4%，甚至3%。我想，這個目標設定也表明，中央有關部門對出台的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這個歸因也是不充分的，沒有找到中國經濟困難的真正癥結。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困難不是需求問題，而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及其基礎上的分配不公問題。正是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需求不足。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是私有經濟得到國家政策支援的40多年。這種增長模式實際上趨近於資本主義涓滴效應支配下的增長模式。如果考慮到前一段時期中國一些人對民營經濟重要性的強調，那麼，中國一些人保增長的基點還是放在私有制發展上，這又與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模式何其相似？當下中國經濟問題之複雜，無法脫離私有經濟大發展這個因素。而指望私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如果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也必將事倍功半。因此，從主觀上說，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困難是解決決策層看待中國經濟問題所依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世界觀方法論錯了，中國經濟的困難就難以解決了。習近平總書記說，辯證唯物主義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方法論。不解決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不可能解決由它導致中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及其基礎上的分配不公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需求不足問題。為什麼我們做出上述判斷呢？這是因為我們觀察到中國政策決策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強大慣性。20世紀80年代，中國決策層雖有人事代謝，但世界觀和方法論偏差持續存在，而且越來越大。——這表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方法論是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改革開放後確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本身即使是正確的，客觀上也導致了偏差，而基於這個主要矛盾所設計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同樣即使是正確的，客觀上也導致出現了重大偏差，否則也就不存在習總書記校正了中國改革發展的航向了。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社會主要矛盾判定蘊含著否定經濟發展過程中時時處處存在階級矛盾（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企業管理權組態上）的事實，在現實中很容易導致消費主義，很容易導致少數人富起來，從而使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發展起來。1980-2012年，中國不合理消費極度膨脹。豪華樓堂館所在各大城市隨處可見，不少政府大樓極盡豪華之能事，中國人全世界購買奢侈品等等，都是證明。十八大後中央出台八項規定和最近重申八項規定也是證明。中國走向消費主義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個別領導人認為，沒有高消費，就沒有經濟快速增長，從而把高消費視為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刺激因素。然而，他沒有考慮，誰有能力高消費呢？只有掌握重要權力的政府官員和那些暴富起來的人。或許他也知道，但對此不屑一顧。此後，這種觀點一直未能系統地加以糾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下，大量投資都由私人做出，於是消費主義又受到資本的支援。各級政府的一些領導還長期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希望寄託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因此，大量國企、集體企業被倒閉、轉制，大量工人被下崗。據說，一位20世紀90年代末被抓的政府高官在位時公然在內部講話中說“要以鐵面孔、鐵心腸、鐵手腕”去“砸三鐵”（鐵工資、鐵飯碗、鐵交椅）。還有一位政府高官賣掉其主政一方的大量國企、醫院，並不斷陞遷，直至十八大後不久被抓。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有的樣子嗎？這反映出一個時期黨政幹部普遍存在的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解究竟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把它理解為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呢？這說明，即使看起來很有道理的理論在實踐中都可能導致出現重大偏差。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一度走到了唯GDP論的軌道上了，直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以GDP論英雄”才得到遏制。這說明，中國制定大政方針，必須考慮中國的現實階級狀況和官員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等因素，而不能僅僅考慮初級階段、僅僅考慮生產力水平低下。這說明，把初級階段作為中國制定大政方針的唯一或主要依據是存在邏輯合理性和實踐理性問題的。消費主義是什麼？消費主義是一種短視主義、一種唯心主義、一種形而上學，是心理上的直射反應。它的邏輯很簡單——消費提升了，需求就擴大了，生產就得到刺激了，經濟就得到發展了。然而，消費主義是對毛澤東主席艱苦奮鬥治黨治國方針的否定，是對生產的扭曲，是對人們的行為的扭曲，是不管發展質量甚至不管老百姓死活，是不管消費要建立在收入的基礎上，是不管消費的持續性。而這麼多的“不管”怎能證明其作為執政理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呢？今天中國消費降級、經濟困難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消費主義的社會性否定，就是消費主義的社會性死亡。從這個角度看，消費降級和由此導致的經濟困難是個好事，是對過去決策錯誤的糾偏。中國非要出現一個自下而上的變化，才能扭轉以往的決策偏差及其後果。這說明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糾錯機製出現了梗阻。消費主義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更大的主義——經濟主義——的特殊表現。所謂經濟主義，就是從經濟看經濟，就經濟談經濟，把作為生產關係總和的經濟基礎曲解為經濟增長，進而把經濟增長看作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手段，極大忽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性。而不是從政治看經濟，這就必然導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在實踐中出現扭曲。真正科學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要求各級黨政幹部有很強的馬克思主義修養和實踐經驗，有很強的為人民服務意識。但是，讓我們再來仔細分析一下原來的社會主要矛盾判斷。“人民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的說法成立嗎？它至少不能絕對化理解。我們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是不可能日益增長的。這種基本消費是維持型變數，即達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長了。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人民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的說法看似還符合人們對吃飽穿暖的追求，但當中國的工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人們就發現，基本消費無法增長了。因為它已經基本得到滿足了。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不僅基本消費基本得到滿足，而且消費得太多了，普遍的腦血管問題、癌症問題、糖尿病問題就是證明。而且，消費條件惡化了，因為中國房價過高、豪華轎車太多、過度醫療、知識失業。或許是因為積貧日久，中國人對於合理消費的認知太低，根本違背中國中醫的原理，違背中國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直到十八大後出台八項規定，這種在經濟主義支配下的違背才得到糾正。於是，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停滯、教育內卷、醫療反腐，實際上都是對過去的一種校正。這就意味著今天一些人所認為的經濟困難實際上不是經濟困難，而是向正常情況的回歸。他們認為的經濟困難是基於一種錯誤的觀察器做出的片面性判斷。我們這裡並不是說中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會增長，而只是說，物質文化需要的增長其實不是簡單的數量增長，也不那麼合理。中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增長受到收入分配和市場經濟的限制。中國1978-2012年時期的GDP總量和人均GDP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由於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廣大老百姓的收入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因此，他們從市場上的購買和消費也不可能“日益增長”。在市場化條件下，他們從市場上的購買和消費往往是被迫增長的，是因為不花錢不行。自己要住，孩子要結婚，都不得不買房子；孩子上學，不得不購買教育服務和培訓服務；得了病，不得不就醫；而住房、教育、醫療費用在不斷上升。這樣來看，“人民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不考慮人民群眾的實際支付能力，豈不成為一種自然主義、理想主義的說法了嗎？而廣大老百姓的收入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難道不是因為受到資本的限制嗎？這樣來看，“人民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就更是太自然主義、理想主義的說法了。中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之所以會增長，除了人們合理的衣食住行需求會隨著年齡、人口增長以外，除了經濟發展的必然性之外，還因為帝國主義壓迫對國家發展帶來的需要。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中國必須在先進技術和國防領域實現增長。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由於資本主義存在，世界實際上陷入到一種浪費性的經濟競賽之中。而這種經濟競賽的一種特殊形式或局部表現就是軍備競賽。中國人為了避免戰爭，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軍事科技、軍事生產，以反制帝國主義國家的威懾。而如果帝國主義國家居然挑起戰爭，中國人民就不得不奉陪到底。從捍衛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這種經濟增長是需要的；但從人類的需要看，這種經濟增長又是不需要的。美國如果不是瘋狂發展軍事，許多科技創新出來會晚得多。現在，中國人已經向美國人證明，中國人遠比他們還會玩科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自信大大提升了。從以上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十九大改變了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多麼偉大！當然，十九大改變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至少還有中國社會生產在生產能力上已經不再落後的原因（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什麼是社會生產，我們還會找到十九大做出社會主要矛盾改變的更為深刻的原因）。我們黨已經做出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規劃。當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後，不充分問題會得到進一步解決，城鄉不平衡也會得到進一步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否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成為處理當下經濟困難的一個基點。二、中國經濟困難的原因真正認識了中國經濟困難的本質，經濟困難的原因就不難分析了。在西方國家，一些重要思想家認為，“儘管不平等的加劇是一個事實，但它只是次要事實。真正的核心問題是停滯”。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保羅·巴蘭論證了壟斷資本支配下的資本主義有停滯的趨勢。斯威齊和巴蘭的這個觀點蘊含著所有制重要的觀點。在中國經濟學界，依然很有影響力的過去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卻根本不關心資本主義的停滯趨勢，更沒有正確地關心所有制問題。他們片面地期待高增長。因為他們的唯一指望就是只要有高增長，經濟就不會出大問題，而他們就可以保留其主流經濟學家的地位了。問題是，他們能解決在他們的私有制政策框架下必然出現的經濟停滯嗎？如果不能，停滯問題就是偽問題。真問題是什麼？真問題就是私有制下的不平等加劇，真問題就是那批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的存在。他們根本不懂經濟，卻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政治。他們是真正的庸俗經濟學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是強調公有制的，從來是強調階級鬥爭的，從來是強調要與錯誤思想做鬥爭的。如果中國多搞一些公有制，不平等就會受到遏制、就會消減，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充足一些。王震將軍逝世前給後人留下的一句話是，“丟了毛澤東思想，丟了公有制，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時候到了！”十八大前，我們國家似乎並沒有真正認真對待這位中共元老的諄諄告誡。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者被邊緣化的狀況依然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困難的癥結所在。這是因為，如果沒有大批的馬克思主義者參與到各級決策部門中，沒有參與到決策的執行中，中央即使做出英明決策，這種英明決策也難以得到執行。大躍進和文革的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這點。毛澤東同志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習近平總書記也引用了這句話。這說明，到目前為止，我們黨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培養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的幹部還任重道遠。毛澤東曾說過，“思想這個陣地，你不佔領，別人就會佔領。”同樣的，各級黨政幹部的崗位，不被馬克思主義者佔據，就被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反馬克思主義者佔據。如果我們黨目前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數量還比較少，那麼，黨的決策的質量和決策執行的質量和高品質決策的執行速度就必然受到影響了。什麼是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呢？第一，全黨全國必須形成有利於發展公有制的共識。而當前檢驗這一共識是否形成的一大標準就是那些過去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是否閉嘴，那些過去難登主串流媒體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否能夠以及是否大量在主串流媒體發聲。我們知道，十八大前，連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國光先生在一些期刊發表憂國憂民的文章都大費周折，遭受嚴重阻礙。至於其他地位較低的學者的堅持公有制的文章就更難在主流雜誌發表了。至今為止，我們的雜誌發表西方經濟學範式的文章都太多了。這怎麼有利於造成發展公有制的共識呢？如果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連發展公有制的共識都沒有，還怎麼指望解決目前的經濟困難呢？如果連發展公有制的共識都沒有，就根本做不到“兩個維護”，就必然導致低級紅、高級黑。老實說，現在一些雜誌的主編通過排斥馬克思主義發表來製造低級紅、高級黑。因為當中國的雜誌很難發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受西學訓練被西學思維俘虜的人就很容易發表，很容易晉陞職稱，中國學界的馬克思主義正氣就難以培植起來，而中央的馬克思主義決策就很難得到學術界的支援。第二，只有公有制還不夠，還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中的人人平等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過程民主的理念。從經濟學角度看，全過程民主首先應該表現在生產決策、企業管理決策的民主參與上。而在中國企業管理中，“廠長負責制”遺毒還是普遍存在的。第三，要紮實推進收入平等化，也就是要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實行起來很困難，如果收入平等一些，人民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普遍不再遭受收入的逼迫，中國經濟即便速度慢一些也沒什麼了不起，就不會再被許多人視為經濟困難了。第四，要實施平衡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我們國家現在講統一大市場。這個概念恐怕不是那麼準確。統一和不統一也是對立統一的。如果強推統一大市場，發達地區就會把不發達地區作為自己的市場，中國區域兩極分化就會大大發展，中國就可能出現類似美國的那種東中西部差距。在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時代，那個區域掌握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高點，那個區域就會對其他區域產生虹吸效應。結果會導致新質生產力發展落後的區域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共同衰落，導致曾經一飛衝天的民營企業家們成為“墜落天使”。當前，中國在實施平衡區域經濟發展政策上著力較多，特別是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決策必將有力地促進中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但是，中國在推進公有制、全過程民主和共同富裕方面的步伐還較為緩慢。這就使得中國現在依然表現出較為重視生產力，而較為輕視生產關係的特徵。這樣來看，中國經濟如果存在困難，其原因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指導思想上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輕視和扭曲。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展開的。應該說，直到十八大前，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的總趨勢並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資本被視為要素了，資本參與分配被合法化了，而中國經濟就越來越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導窮者越窮，致富者越富）的邏輯支配了。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必須要把資本問題講清楚。資本支配之下確實可以有生產力發展，但一方面，中國歷史上的資本具有軟弱性和無序擴張性，資本支配之下生產力發展有停滯趨勢，有破壞趨勢，被美國經濟所證實，兩方面的證據讓我們不得不質疑資本在新時代的可靠性和效率性；另一方面，放任資本的發展，必然導致少數人的富裕和大多數人的貧窮。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中國利用資本的要素屬性究竟要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已經把生產關係問題提到了政治議程之上。三、中國經濟困難的治理之策到目前為止，中國學界為當下的中國經濟困難給出了怎樣的解決之道呢？第一，發債。他們認為，中國國債還很安全，可以繼續發債。發債或許還能用來化債。問題是，這種解決方案的思維水平太低了。為什麼毛澤東主席要領導中國成為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國家呢？第二，推高股市。他們認為，股市繁榮了，人民就有資產了，就可以消費了。問題是，股市好了，中國經濟就好了嗎？靠刺激股市來刺激消費，那不是脫離了生產來講消費嗎？股市上去了，外國人和中國少數人又將中國股市作為提款機了。第三，給民營企業以信心，讓他們投資來拉動經濟，促進就業。為此，有人要取消掉《共產黨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有人強調要搞好營商環境。問題是，面對中國消費降級、中國現有產能，還有多少機會供民營企業來發展呢？面對新質生產力發展，有多少民營企業家能夠跟上形勢呢？有多少民營企業屬於頭部企業、專精特新等等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又有多少民營企業可以發展為頭部企業、專精特新等等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呢？大量民營企業要麼破產，要麼走在破產的路上。政策上可以毫不動搖支援民營企業發展，但能有那麼大的威力代替民營企業自己的內生動力嗎？還有其它一些方案，如招商引資，貨幣寬鬆，也大致類似。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那就只能是飲鴆止渴。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但在具體貫徹馬克思主義指導上，在把馬克思主義指導做實上、言行一致上，還大有餘地。這就是中國經濟困難在主觀上的治理之策。現在有人解讀，財政注資四大行，是財政向金融“奪權”。這種“奪權”如果存在，也必然是中央的安排，必然是中央對金融系統工作不滿意之下所做的進一步安排。對此，我們是衷心贊成的。因為金融領域的殖民色彩太濃了，中國金融與西方金融聯絡太緊了。美國是金融強國，中國不能給美國金融資本太多獲利機會。我認為，1978-2012年時期，中國給予金融太多自由了，使得金融過度發展了。我想，中國許多人都會認可這一觀點。現在，還有人（見抖音“北冥學派·派系”）把中國分為兩派，一派主張鼓勵自主發展，建立自循環，內部做出高端產品再向外出口，有自己的工業系統和自身的金融系統，有基本的設計、製造和創新能力，主張文化自強，以航天、軍工等國有企業部門為基本盤（——應該再加上具有家國情懷的民營企業）。這派人很顯然不主張與國外接軌。在網上，已經有人把中國過去流行的“接軌”一詞說成是“接鬼”了，確實是接了個鬼。一派不主張自立自強，而主張中國採用西方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主張在金融系統與西方接軌，“尊重”西方和西方秩序（主張讓西方佔據產業鏈上游，實際是開門揖盜和簽城下之盟），主張西化派在中國掌權。很顯然，後一派本身就是西化派。我們可以說，西化派不死，中國不寧。但西化派在中國根深蒂固。中國有大批西方留學歸國的人，其中一些人深受西方影響，並在中國處於一些重要的崗位上；中國也有一批買辦，依靠外國技術、外國產品過活；等等。這些表面上的西化派，實際上就是資本派，他們成為新時代的頑固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為什麼不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接軌，反而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接軌呢？我們在接軌中付出了多少成本呢？有了以上分析，加上中國生產力的強大、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就知道，中國經濟困難遠不是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困難，解決起來也不能過度依賴發債、推高股市、依賴非公經濟。解決的主要方式，應該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大力發展公有制，中央和各省各市都要新建國有企業，讓國有企業承擔起穩定和發展經濟的主要的主體責任。有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做基本盤（國企應該探索求得活力的各種形式和制度，吸收中國優秀民企的經驗）和優秀民營企業作為補充，不僅經濟發展可以更加平穩，各級政府的財政也就有了保證，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有了保證，資本也就有了一個適當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黨和政府也就可以垂拱而治了。真正做到這一點，我們才是在更高的意義上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在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作者係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崙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