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等戰略關鍵資源，正成為解讀本輪大國地緣經濟競爭的重要窗口。每一種稀有金屬，都在工業體系中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隨著世界從傳統工業走向高科技和新能源時代，產品與生產線對稀有金屬的依賴不斷拓展和加深。它們隱藏在複雜而精密的材料配方與零部件中，幾乎覆蓋整個元素周期表，將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與產業主體編織進一張愈發龐大而緻密的供應鏈網路。▲2025年8月26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參觀者在第五屆中國—蒙古國博覽會上觀看螢石型稀土鐵礦石展品 圖/視覺中國01 不平靜的1月新年伊始，全球稀土格局再度暗流湧動。2026年1月底，路透社、《日本時報》等多家海外媒體援引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資料稱，2025年12月，中國對日本稀土磁體出口量環比下降8%至280噸，較11月305噸的年內峰值有所回落，但同比2024年12月仍增長了31.4%。市場分析認為，同比大幅增長或與日本買家提前囤貨有關。1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佈公告稱，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決定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的出口管制，公告自公佈之日起正式實施。進一步的聲明強調，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組織和個人，如違反上述規定，將原產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兩用物項轉移或提供給日本的組織和個人，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兩用物項”指兼具民用與軍事用途，或可提升軍事潛力的貨物、技術和服務。根據中國2026年度《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目錄》，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的兩用貨品和技術約有千余項。該出口限制迅速引發市場關注。《中國日報》1月8日的報導援引日本 Infinity LLC 首席經濟學家田代秀俊的觀點稱，由於對出口至日本的兩用物項尚缺乏明確界定，相關管制的具體適用範圍難以判定。這種不確定性使企業難以判斷那些產品會受到限制，從而影響下單和接單決策，並可能進一步導致整體的貿易規模收縮。事實上，早在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在國會公開發表涉台不當言論後，野村綜合研究所經濟學家木內登英就曾預測稱，如果中日關係持續惡化，引發對日的稀土出口限制，若該限制持續三個月，日本將面臨約6600億日元（註：約合人民幣三百多億元）的經濟損失，GDP或下降0.11%；若限制持續一年，損失將擴大至2.6兆日元，GDP降幅會升至0.43%。木內登英的預測，主要參考了日本經濟產業省2010年10月發佈的《稀土供應限制影響調查》，以及2012年釣魚島爭端後日本汽車工業協會和電子資訊技術產業協會發佈的相關行業報告。2010年，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巡邏船發生衝突，日方逮捕漁船船長，引發兩國摩擦。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佈“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並實施“國有化”，進一步加劇了中日爭端。木內登英在研報中指出，這段經歷促使日本加速建構繞開中國的稀土供應鏈。此後，日本一方面積極拓展稀土採購管道，通過海外投資與合作推動供應來源多元化，擴大戰略儲備；另一方面加快替代材料和技術的研發，並推動稀土回收利用等循環利用技術的部署。▲2026年2月1日，在日本最東端南鳥島附近海域進行稀土泥採掘試驗的“地球”號深海探測船上，日本工作人員查看回收的含稀土的海底淤泥 圖/視覺中國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的資料顯示，日本對中國稀土的進口依賴度已從2010年的約90%降至2025年的70%左右。然而，在高端應用領域，尤其是電動汽車驅動電機所需的高性能磁體中，鏑、鋱等重稀土元素的供應仍幾乎完全依賴中國——這對於以汽車製造業為經濟支柱的日本而言，無疑是關鍵的供應鏈風險。2026年1月12日，中方對日出口管制措施公佈不到一周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華盛頓召集七國集團（註：即G7，包括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和美國）國家財長，並邀請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和印度官員，討論如何降低在關鍵礦產領域對中國的依賴。路透社稱，參會國家佔據了全球約六成的關鍵礦產需求。此次會議未形成聯合聲明。路透社援引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拉爾斯·克林拜爾的說法稱，與會各方對設立稀土價格底線、通過夥伴關係提升供應等方案進行了初步討論，但磋商仍處於起步階段，許多關鍵問題尚未解決。克林拜爾表示，2026年法國擔任G7輪值主席國期間，稀土與關鍵礦產供應仍將是核心議題之一。他同時警告，相關合作不應演變為針對中國的“聯盟”。02 “自然產物的完美替代品不易找到”2025年11月末，就在日本企業加速囤貨之際，廈門一家酒店迎來了“中國稀土學會2025學術年會暨稀土新材料與儀器裝置展覽會”的開幕。28個分會場，主題覆蓋了稀土從開採到應用的全鏈條。會議現場，不同領域的研究實踐勾勒出稀土應用的廣闊邊界。鹽城工學院紡織服裝學院教授陸振乾告訴《南方人物周刊》，其團隊正探索將稀土基脫硝催化材料引入工業煙氣除塵系統的濾袋中，在攔截粉塵的同時催化去除氮氧化物，實現工業廢氣的脫硝除塵一體化協同治理；另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則介紹了稀土奈米材料在臨床免疫學檢驗中的應用……要理解這些應用的底層邏輯，還需回歸“稀土”本身。“稀土”是指一組化學性質相近、在現代工業和高科技產業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金屬元素，主要包括15種鑭系元素以及鈧和釔，共計17種金屬元素。它們在自然界常以礦物形式分散存在，其常見的氧化物形態類似於“土”。而“稀土”之“稀”並非指絕對儲量稀少，更多源於產業層面的稀缺——即高品位、可經濟開採的礦床有限，且提取分離技術複雜、環境成本高。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稀土的市場規模遠小於常見的基礎金屬，但其關鍵作用常被形容為“工業味精”或“工業酵母”。正如製作面包時只需少量酵母就能讓麵糰發起來，稀土在許多材料中的加入比例往往在千分級甚至更低，卻能顯著提升材料的性能。▲2025年4月3日，在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瀋陽材料科學國家研究中心實驗室，科研人員展示改造前後的半導體光催化材料二氧化鈦。中國科研人員利用稀土元素鈧對光催化分解水的催化材料進行改造，產氫效率提高15倍，創造了該材料體系的新紀錄 圖/新華社將視角從科研前沿拉回日常生活，稀土的身影同樣無處不在。以智慧型手機為例。螢幕被點亮的一瞬間，指尖下的觸控反應，依賴的是微量的銦。這種金屬被用來製造透明的導電薄膜，讓玻璃既能顯示畫面，又能感知觸碰。而在手機內部，鎵支撐著高頻晶片穩定運作，釹則隱藏在微型揚聲器和振動馬達裡，決定了聲音是否清晰、震動提醒是否精準。螢幕中少量的鋱，則讓畫面更亮、色彩更純。在軍用領域，關鍵元素同樣發揮著無可取代的作用。在2015年出版的《決戰化學周期表》中，美國自然資源戰略專家大衛·S·亞伯拉罕介紹了稀土元素與稀散金屬是如何塑造“F35”的。在這款高度複雜的隱身戰機中，近四分之一的機體結構採用了兼具輕量化與耐熱性能的鈦合金；鈹及其合金被應用於部分高性能結構和連接系統，以滿足強度和熱穩定性的要求；鎵被用於增強雷達的訊號性能；鋰為機載系統提供高能量密度的電池支援；而鉭則因出色的儲能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容器系統，支撐雷射瞄準、飛控控制及座艙顯示等關鍵功能。每一種稀有金屬，都在工業體系中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隨著世界從傳統工業走向高科技和新能源時代，產品與生產線對稀有金屬的依賴不斷拓展和加深。它們隱藏在複雜而精密的材料配方和零部件中，幾乎覆蓋整個元素周期表，將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和產業主體編織進一張愈發龐大而緻密的供應鏈網路。在現有的資源稟賦、生產速率和消費模式下，稀有金屬的供給將長期處於緊張狀態，而新技術的加速迭代反而進一步抬高了對關鍵材料的需求強度。某種程度上，技術的進化邊界並非取決於技術本身，而是其依賴的資源邊界。亞伯拉罕在《決戰化學周期表》中提到，為應對稀有金屬的供應風險，一些國家和企業持續投入研發，試圖用更常見、供應更穩定、地緣風險更低的材料或技術路線替代關鍵礦產。但現實是，在過去數十年間，這類替代研究的進展依然有限。亞伯拉罕援引了多位從事替代研究的材料科學家的共識：“自然產物的完美替代品不易找到”，“以替代某種稀有金屬為目的的科學進展不過是把對一種材料的需求轉移到了另一種身上，新材料在政治上也同樣敏感、脆弱。”此外，即便在部分應用中已實現稀土用量的微幅減少，但“面對全球磁體需求持續上升的態勢，這種減量仍顯得微不足道。”03 稀土往事在中國稀土學會2025學術年會首日的主旨報告環節，中國工程院院士干勇分享了一組資料：在全球稀土資源儲量中，中國佔比最高，為42.55%，其次是澳大利亞（21.85%）和歐洲（17.01%），美國位列第八，佔2.07%。從產量來看，在全球主要稀土礦開發企業中，北方稀土和中國稀土集團在2024年的稀土礦產量合計佔全球總產量的66.38%。中國是稀土資源大國、生產大國和貿易大國，是現階段全世界唯一擁有完整的稀土產業鏈的國家，也是唯一能夠規模化冶煉分離輕稀土、中稀土、重稀土產品的國家。在陸林看來，儲量高並非決定性優勢，中國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能以低成本實現規模化生產。陸林從事稀有金屬行業十多年，業務涉及稀土，如今側重於貴金屬和部分戰略金屬。最早發現稀土並實現工業化開發的國家並非中國。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中國在稀土產業鏈中主要充當原材料供應者，以較低的價格出口礦石和初級產品；而高純度稀土產品和關鍵材料則需要從歐美、日本等國進口。▲2018年9月23日，新疆阿勒泰富蘊縣城可可托海鎮，工業遺址稀土礦可可托海的三號礦脈 圖/視覺中國這一格局的轉折出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時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徐光憲系統發展了串級萃取分離工藝，提出並完善了“稀土萃取分離工藝一步放大”理論和方法，大幅降低了稀土工業分離的技術門檻。1978年，徐光憲開辦“全國串級萃取講習班”，在國營工廠裡無償推廣這一科研成果。此後，這套分離技術在國內迅速落地投產，“成了一項連鄉鎮企業都能掌握的工藝。”礦石開採後，通過原地浸出，即可實現初級產品變現。加上監管體系尚不完善、勞動力成本較低、環保約束相對寬鬆等因素，中國生產稀土的能力在短期內迅速膨脹。到1990年代初，中國大規模出口高純度單一稀土產品，導致國際的稀土價格暴跌至原來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價格優勢的碾壓下，原本具備稀土開採和冶煉能力的國家逐漸放棄本土生產，轉而依賴從中國進口原料。工廠停產後，採礦工程師和冶金專家隨之流失，配套的管理體系、裝置維護能力，乃至相關法規也難以持續運轉和更新。對中國而言，這一格局同樣是把雙刃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稀土未被視作戰略性資源。1985至2003年間，中國通過出口退稅等激勵政策推動稀土出口，初衷在於擴大外貿規模、積累外匯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然而，隨著出口量快速攀升，稀土資源的非法開採、生產盲目擴張、無序出口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壓力逐漸顯現。不少廠家為了能夠擴大出口量，主動壓低價格，甚至降低產品的質量，“完全是（賣）‘白菜價’。”陸林從合作企業處聽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部分礦區監管長期缺位，盜採和走私一度氾濫。“到了晚上，山坡上到處都是提著袋子撿礦的人，礦石純度高，隨便撿一撿就能換錢。”在江西贛州一帶，盜採同樣普遍，不少小企業和私人直接挖出礦來就用酸洗，處理完就往國外賣。《淬煉：中國稀土科學家創新報國紀實》的作者楊自強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表示，稀土治理的一次關鍵“扳道”發生在2005年。那年，以徐光憲為首的15位院士上書國務院，呼籲從行業乃至國家戰略層面重新審視稀土的定價和管理問題。根據徐光憲彼時的估算，若維持既有的開採速度，“中國可能在45年內由稀土大國滑落為資源小國。”自2005年起，中國開始系統性加強對稀土開採、冶煉、生產和出口的管理，將資源保護和行業秩序納入政策重點。資料顯示，2009至2012年間，稀土的出口配額累計下調了近四成。彼時，由於國家指令性計畫下的生產定額遠低於企業的實際產能，一些公司為了避免虧損，會想方設法規避出口管制。亞伯拉罕曾收到過一些中國公司向海外潛在客戶群發的郵件。據他瞭解，非法流出的稀土資源往往先通過香港或越南等地中轉，再運往其他地區。例如，在出境環節，稀土粉末會在艙單上被標註為“滑石粉”等普通材料；而在目的地通關時，又被重新申報為氧化鈰粉等稀土產品。另一方面，中國對稀土出口採取配額和出口稅等限制性措施，也引發了國際爭端。2012年3月13日，美國、歐盟和日本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爭端解決請求，針對中國對稀土、鎢和鉬等原材料實行出口關稅和出口配額管理制度提出訴訟。隨後，WTO成立專家組對相關措施進行審理，並於2014年3月和8月先後公佈專家組報告和上訴機構裁決，認為中國的出口管理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規則。上海市歐美同學會 WTO 理事會理事、深圳技術大學商學院教授江清雲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指出，中國在 WTO 稀土案中的敗訴，未能成功援引WTO例外條款為其出口管理措施辯護，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為實現入世目標，曾作出較部分成員更為嚴格的出口承諾。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承諾，原則上取消出口稅，僅對列入議定書附件的少數原材料保留有限例外，且相關稅率的上限被嚴格鎖定。這一制度安排意味著，對於附件之外的大多數產品，中國難以依據《關貿總協定》第20條第（g）款（註：該條款允許成員在特定條件下，以自然資源保護為由，主張貿易措施例外）為出口配額措施提供合法性支撐。2014年敗訴後，中國按WTO裁決取消出口稅，並調整出口配額和許可證管理措施。江清雲指出，上述應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材料出口管理的政策空間，也限制了以環境保護為理由的正當性訴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裁決也在倒逼中國在不違反WTO規則的前提下，探索戰略性資源有效管理的替代路徑。▲2025年12月18日，商務部在北京舉行例行新聞發佈會，新聞發言人何亞東透露，中方已批准部分稀土出口通用許可申請 圖/中新社記者 趙雋04 WTO“紅線”：強化與虛化實際上，對路徑的探索，很早就在構思中。在2009年的香山科技會議上，徐光憲就已提出一套頗具前瞻性的設想：動用10億美元外匯儲備，建立稀土和釷的戰略儲備，控制生產和冶煉總量，並建議重點支援幾家企業主導產業發展。此後的兩年間，這一思路逐步在政策層面得到回應。2011年，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明確提出行業整合路徑，強調要“控制總量、最佳化存量”，並“加快實施大企業大集團戰略”。目標是在一到兩年內，“基本形成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稀土行業格局。”在江清雲看來，這種整合並非只是產業治理層面的選擇，也暗含著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現實考量。通過兼併、收購等市場化方式，將資源和產能逐步集中到少數龍頭企業手中，再由企業在出口環節對數量和價格進行協調管理，相較於直接的行政性出口限制，更不容易觸碰WTO規則的“紅線”，也在客觀上降低了引發貿易爭端的風險。然而，在最初的推進階段，行業整合遭遇了諸多現實挑戰。《中華工商時報》2013年採訪的一位包頭稀土企業人士曾這樣形容當時的困局：“地方的、企業間的，乃至上下游等，都是各打各的算盤、各守各的利。”直到2014年，隨著稀土案敗訴帶來的外部壓力逼近，稀土產業整合的處理程序才明顯加快。此後，行業初步形成以包鋼稀土、廈門鎢業、五礦稀土、廣晟有色、中鋁、贛州稀土為代表的六大集團，後經過進一步整合，最終演變為南北兩大集團，後者掌握了國內絕大部分稀土資源和生產能力。據陸林回憶，2017年前後，他還可自行駕車進入白雲鄂博礦區參觀；到2019年前後，相關監管明顯收緊，即便是科研機構人員，實地考察也需通過嚴格審批。在監管逐步收緊之前，該領域曾存在不少“擦邊”操作：部分企業在境外建設稀土分離設施，使用國內技術和裝置開展開採和精煉；還有企業出口鈧鋁合金等稀土製品。如今，違法成本顯著提升。事實上，早在數年前，陸林就已耳聞有企業負責人因規避出口管制、非法轉移受控稀土資源及相關技術而被查處。2025年10月9日，中國商務部發佈2025年第61號公告，規定境外組織或個人向中國以外國家和地區出口含有原產於中國的被管制稀土物項，且其中原產中國部分價值比例達到0.1%及以上的物項，以及使用原產於中國的稀土相關技術在境外製造的被管制物項，必須事先取得中國商務部頒發的兩用物項出口許可證。“這不是一句空話，理論上講，供應鏈確實可以被卡得很死。”陸林告訴《南方人物周刊》，這源於產業鏈上下游可追溯的管理機制：國有企業在出售稀土氧化物時，除合同和發票外，還需完整備案銷售對象、品種和數量；下游企業在採購後，也必須對應記錄原料投入、產出規模以及最終的銷售去向。因此，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品牌，其代工廠是否採購過稀土磁材、磁材來自那些供應商、相關企業中是否存在中國主體，都可以通過採購和交易資料進行核查。一旦涉及中國來源，就可以沿著交易鏈條向上追溯供應商的買賣記錄。從2014年的WTO稀土案至今，十餘年間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江清雲認為，當年裁決的法律邏輯建立在相對穩定的多邊貿易秩序以及“貿易—環境”二分框架之上，而如今，這套判斷標準已難以直接照搬。“一方面，WTO多邊貿易體制的約束力正在削弱，自由貿易機制在不同程度上遭遇衝擊，已不足以作為判斷出口管制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另一方面，地緣政治衝突與技術競爭加劇，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發起的技術管制和貿易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採取對等或反制措施提供了正當性和合理性。”江清雲分析說。▲2021年1月7日，在內蒙古包頭稀土研究院，工作人員正在忙碌 圖/視覺中國0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陸林看來，儘管稀土近年吸引了大量關注，中國具備戰略約束力的關鍵礦產並不限於稀土，鎵、鍺等稀散金屬也同樣涵蓋其中。它們是化合物半導體和光電器件的基礎材料，廣泛應用於晶片、通訊、紅外探測以及軍工系統。鎵、鍺在地殼中含量極低，且分佈分散，通常伴生於鋁土礦、鉛鋅礦或含鍺褐煤中，無法作為獨立礦種開採，只能在主金屬的冶煉過程中綜合回收。以內蒙古高鍺褐煤為例，每噸煤中平均僅含約10克鍺。中國長期承擔“世界工廠”和“世界冶煉廠”的角色，形成了完整的開採、冶煉與回收體系，使其能夠在菸灰、礦渣等冶煉副產物中規模化提取稀散金屬。相比之下，歐美國家既缺乏相應規模的基礎冶煉產能，也難以僅為少量稀散金屬重新搭建完整的鋁、鉛、鋅產業鏈。正是由於各國在戰略礦產稟賦和產業結構上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即便在部分關鍵礦產上佔據優勢，也仍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關鍵材料上依賴海外供應。以氦氣為例。除了傳統工業和醫療用途外，氦氣還廣泛應用於低溫超導、精密製造、洩漏檢測和航天推進等關鍵領域。然而，中國本土的氦氣資源極為有限。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2022年的研究顯示，中國氦氣資源僅約佔全球儲量的2%，對外依存度高達95%。在全球氦氣資源和產業鏈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是美國。美國不僅擁有超過40%的儲量，還掌握關鍵的提取和分離技術。儘管中國近年從卡達進口有所增長，但卡達的氦氣提取裝置與核心技術同樣高度依賴美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氦氣進口市場長期被外資企業主導。2020年，外商獨資與合資企業進口量佔中國總進口的84%。在關鍵資源領域，任何國家都可能同時扮演“被限制者”和“限制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在楊自強看來，“反制”更多是一種暫時的戰術性手段，並非以對抗為目的，而是一種“合作籌碼”，“既要維護自身利益，在必要時向對方施壓，更重要的是在博弈中為合作與共贏創造可能性。”此外，從更長遠的產業發展視角看，中國也需要冷靜審視自身在全球稀土價值鏈中的位置和優勢。現實是，雖然中國當前在稀土產業鏈中游形成了明顯的規模優勢，但在下游科技創新和高端應用方面，與部分發達經濟體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在稀土消費價值和附加值最高的稀土永磁材料領域，儘管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稀土永磁生產國，但江西理工大學葉前林等人在2025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在高端永磁技術上仍落後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關產品難以完全滿足光刻機、5G通訊、高檔機器人等戰略產業的應用需求。▲2026年2月2日，華盛頓，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啟動一項120億美元的關鍵礦產儲備項目“金庫計畫”，旨在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圖/視覺中國方成在國內一家稀土企業從事下游電子材料銷售。這兩年，方成所在的公司也在積極向下游延伸，不再侷限於原材料，而是嘗試進入更早期、技術門檻更高的細分領域。方成認為，這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只是稀土，中國不少行業已經過了靠規模和代加工吃飯的階段。只有做全產業鏈整合，向下游拓展，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支撐未來增長。”挑戰是多方面的。方成指出，所謂“高端應用落後”並非全因技術差距。據他比對，部分國產產品的關鍵指標已不遜於海外競爭者，但困境在於，高端產業鏈存在強大的路徑依賴。“半導體材料一旦在原始設計階段被採用，除非出現明顯問題，否則廠商通常不會輕易更換，因為替換意味著系統風險，甚至可能牽動整個工藝體系。”此外，許多高端應用最初在海外誕生，材料匯入階段通常優先採用本土供應鏈。在新製程與新工藝設計中，部分海外廠商也會傾向於降低對中方材料的依賴，以規避可能出現的供應中斷及合規風險。一個無法否認的現實是，世界已然不同。長期從事國際商務談判與國際經濟法研究的江清雲，對此感受頗深。在他看來，過去，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帶來了經濟的相互依賴，開放與合作一度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主旋律，但這種依賴並不對稱。在市場、晶片、自然資源等關鍵領域，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趨勢持續衝擊著既有的國家間的合作結構。隨之而來的是，地緣經濟秩序正在從過去建立在“正和博弈”假設上的“絕對收益”邏輯，轉向更加關注“相對收益”。部分參與方不再只關心自己是否獲益，而是越來越在意對方是否“獲益過多”，甚至會將對方的收益視為自身的潛在損失。在江清雲看來，這種思維邏輯的轉向，正在重塑部分經濟體的政策語言和工具箱。合作敘事逐漸讓位於競爭與安全考量，經濟相互依賴被不斷“武器化”，“脫鉤”“斷鏈”等政策手段頻繁出現。在國際貿易規則的框架下，“安全例外”條款被更頻繁地援引，使安全考量與保護主義動機之間的界線愈發模糊。▲2025年12月13日，廣東省博物館自然資源陳列能源礦產標本：稀土家族 圖/視覺中國當關鍵礦產產業鏈主導權的爭奪成為此輪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焦點之一，中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對既有策略做出調整，以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和產業安全。江清雲認為，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可結合各國政策影響、供應鏈環節和企業利益，採取有限時間、有限規模的靈活操作，以在博弈中保留調整的空間。在其2015年出版的書中，亞伯拉罕寫道，“毫不誇張地說，整個星球的命運，建設可持續的未來——科技能夠惠澤億萬未能受惠的人們——的能力，就取決於我們對稀有金屬的理解、生產，以及對爭端的避免。”十年過去了，又一個新的十年開啟，圍繞稀土的故事，似乎才剛剛開始。 (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