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家庭選擇緊閉大門，我們能否有更溫和卻堅定的方式敲開縫隙？2025年10月6日下午1時35分，新加坡警方接到盛港東大道第324D座組屋居民報警——樓下住戶發現天花板持續滲出暗紅色血水，伴隨濃烈腐臭，異味已困擾多日。警方抵達後，發現8樓涉案單位大門緊鎖、門窗緊閉，敲門無人應答，遂召鎖匠強行破門。屋內景象觸目驚心：客廳凌亂不堪，48 歲女兒徐娜的遺體高度腐爛，倒在門邊；臥室床上，74歲父親徐寶路的遺體已完全白骨化。現場無打鬥、無闖入痕跡，無凶器，房屋鑰匙就放在客廳桌上，水電供應正常。法醫初步判斷，兩人死亡時間相差約1到2個月。父親先逝，女兒隨後在屋內獨自掙扎至死亡。一個令人驚駭的細節是，女屍死去時，體重僅剩24公斤，而且身上沒有外傷。法醫推測：她是活活餓死、渴死在這個客廳的……為什麼一對父女會以這樣詭譎的方式慘死在屋內？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這起在新加坡引發軒然大波的盛港組屋慘案，在沉寂數月後有了最新進展。2026年3月31日，新加坡驗屍庭就這對父女的死因召開研訊，傳召警方調查官出庭作證，更多細節隨之披露。真相更加令人震驚……一路開掛的前半生徐娜一家人早年從中國東北移民新加坡，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從小家教極其嚴格，徐娜也不負眾望，學業履歷堪稱輝煌，妥妥的“別人家的孩子”。1997年，還在新加坡英華初級學院讀書的她，就拿下了全國中學生現場華文寫作比賽甲組第一名，還在校內活躍於華文學會和乒乓球社團，才華橫溢。2001年，她以極其優異的成績從頂尖學府新加坡國立大學（NUS）電腦系畢業；2003年，拿下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碩士學位；200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她的同學形容她溫文爾雅、聰慧過人。2009年-2012年，在法國國家數字科學與技術研究院（INRIA）擔任科學研究員。這一時期的徐娜生活一帆風順，在社交媒體上展現出來的也是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子。下廚、畫水彩畫，充滿著幸福的點點滴滴。徐娜的水彩畫作。隨後，徐娜的人生開始急轉直下。2012年，她突然辭職了。也許那個時候她的身心健康已經出現了問題。2016年，母親王麗麗因病去世直接讓她的精神崩潰。根據精神健康研究所（IMH）報告，她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伴有嚴重幻聽。數名鄰居回憶，她行為異常，常自言自語，有時在公共區域唱歌、跳舞。父女倆獨來獨往，出門總是包裹得非常嚴實，戴著口罩和帽子，幾乎不見親友上門探訪。據她中國的親屬回憶，2017年徐娜回國探親時，她的精神狀態就已經非常不正常了。她堅信有人要害她，甚至因為“懷疑所有的食物都被人下了毒”而抗拒進食。親友讓她在國內養病，但她堅決拒絕了這一好意。父女二人在新加坡相依為命，日漸年邁的父親數十年如一日獨自照顧這個生活無法自理的女兒，兩人形同“幽靈”，將自己封閉在租屋之內。為了保護女兒的人身安全，父親徐寶路主動拆除了家中的廚房爐灶。警方發現冰箱內只有調味料，沒有任何熟食。屋內水電供應正常，在飲食起居和經濟上完全依賴父親的徐娜，在父親突然離世之後，最終也被活活餓死。最後的蹤跡2025年6月，原本沒有重大基礎疾病的徐寶路，因為突發疾病猝然離世。支撐著這個家的最後一根頂樑柱，轟然倒塌。警方的調查記錄顯示，徐寶路在當年1月到5月期間，銀行帳戶都有正常的提款記錄，但他生命中最後一次提款，定格在了2025年6月3日。父女二人生前居住的組屋。於是，公寓裡只剩下了生活無法自理的徐娜——這裡成為了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調查官在庭上透露，2025年6月29日，徐娜曾出現在一家便利店。警方當時接到通報後與她接觸，但溝通十分困難——她不記得自己的住家地址，身上易通卡餘額僅剩5新元多。那是她生前最後一次被外界注意到。市鎮會自2025年7月起陸續接到組屋有異味的投訴。8月28日，工作人員在附近單位派發通告，徐娜家也在其中。8月30日，市鎮會人員再次上門查看，當時並未在門口聞到異味，通告仍貼在門上。然而，警方10月6日進入屋內時，那份市鎮會通告出現在客廳裡。這意味著，至少在8月30日，徐娜還在世——她曾打開門拿走了那張紙。據此，驗屍官推斷：徐娜在父親去世後，仍獨自存活數月，直至2025年8月30日之後才最終離世。如果在這一時期，有人發現她家的異常，也許她還有一條生路……炎熱的夏天，父親的屍體腐爛、發臭，直至變成一堆白骨。徐娜自己則在只有水和調料的房間中苦苦掙扎，直至因為飢餓和脫水死亡，死時體重只有24公斤了。這起案件曝光後，徐娜曾經的大學同學在新聞上認出了照片，協助警方聯絡上了遠在中國的親屬。徐娜的親屬。家屬們悲痛欲絕地飛抵新加坡，帶著父女二人，和母親的骨灰，回到了遼寧老家，與親人合葬。一家三口，用這種慘烈到極點的方式，終於團聚了……驗屍庭法官將於2026 年5月15日發表正式研訊結論，對死因與事件經過做最終認定；目前警方已結案，明確為悲劇性非自然死亡事件。曾才華橫溢的女科學家，為何陷入如此深沉的精神孤島？這場無聲悲劇背後的真相，讓人五味雜陳。徐娜的精神異常應該早有跡象，但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封閉，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恥感”導致專業干預無法介入，從而讓徐娜糟糕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鄰居的異樣觀察、社區的異味投訴、便利店的異常遭遇，都曾是悲劇的預警訊號，卻因缺乏強制介入機制和精準幫扶管道，最終錯失逆轉的機會。當一個家庭選擇緊閉大門，我們能否有更溫和卻堅定的方式敲開縫隙？當精神疾病患者陷入自我隔絕，專業的醫療資源能否突破“自願求助”的侷限？當獨居老人與患病子女相依為命，社區能否建立更細緻的動態監測機制？悲劇已然發生，逝者無法復生。願這起案件成為完善社會支援體系的契機——讓每個困在“孤島” 中的人，都能被看見、被抵達、被救助；讓“不麻煩別人”的善意，不必以生命為代價；讓都市的繁華背後，不再有無人聽見的呼救。 (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