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座城市的經濟競爭力，GDP總量、產業規模相當重要，但人均GDP、人均收入同樣不可或缺。

而在財政“過緊日子”、推動新一輪化債的當下，城市創稅能力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之凸顯。

一地的創稅能力，與產業結構、企業競爭力、收入水平直接關聯。

產業越發達，大型總部企業越多，高收入群體越龐大，創稅能力自然就更強。

從創稅能力來看，那些城市的經濟最有含金量？誰是大國財政和地方財力的主要貢獻者？

衡量創稅能力，要看的是一地產生的國內稅收（不含海關代徵），而非經過分稅或轉移支付之後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或可支配財力。

從國內稅收來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蘇州、天津、成都、寧波、重慶、武漢、南京、長沙、青島、東莞等15城最高。

可以看到，GDP與廣州不分伯仲的重慶，國內稅收僅排前十稅率，創稅率更是墊底；而GDP在20名開外的東莞，國內稅收卻躋身15強，超過眾多強省會。

與稅收總量相比，創稅率的高低，更能衡量經濟的稅收產出水平，可視為經濟含金量的參考指標。

從創稅率來看，京滬遙遙領先，深圳、杭州、天津其次，蘇州、寧波、東莞等位居前列，重慶墊底，不及普通省會。

其中，京滬最為特殊，直轄市的行政等級，最高的國家定位，眾多央企國企總部的存在，大量金融企業的匯聚，讓其稅收總量冠絕全國。

換言之，京滬的國內稅收，部分來源於金融保險等央企總部繳納的所得稅，在同口徑資料對比上存在一定失真。

因此，拋開最特殊的京滬，深圳國內稅收高達8093億元，相比於其後的廣州（4783億元）、杭州（4559億）、蘇州（3998.8億）、成都（3729.1億），堪稱斷崖式領先。

不僅如此，深圳的創稅率也位居除京滬之外的所有地市首位，不僅高於同為3兆級城市的廣州、重慶，更遠高於同為計畫單列市的寧波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創稅能力，我們以總體的國內稅收為基準，未考慮分稅制，未考慮二級財政、三級財政以及轉移支付對最終財力的影響。

眾所周知，一地創造的稅收，通過分稅制在央地之間進行分配，只有部分留存地方，大部分都要上繳給中央和省級。

當然，由於二級財政、三級財政有別，加上計畫單列市的存在，不是所有地方都要上繳省級，各地最終留成稅收大相逕庭。

以稅收自留率來看，即地方留成稅收/所有國內稅收，重慶、天津、杭州、蘇州、南京自留率超過50%，深圳、天津、寧波超過40%，而以三級財政為特色的廣州墊底，不足30%。

不過，這還只是初次分配的範疇，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構成了再次分配，重塑各地的可支配財力。

不難看出，加上轉移支付，重慶等西部地區的實際可支配財力明顯高於其創稅水平，而東部沿海城市多數為淨貢獻主力。

02  深圳的創稅力，為何遠高於廣州、重慶、蘇州、寧波？

同為3兆城市，深圳GDP總量只比廣州、重慶多了15%，但來自深圳創造的稅收卻是廣州的1.7倍、重慶的2.9倍。

同為計畫單列市，深圳與寧波都享受部分省級管理權限，且稅收直接與中央分成，深圳GDP相當於寧波的2.1倍，而國內稅收卻是2.6倍。

同為超級工業大市，深圳與蘇州的工業總產值雙雙突破4兆元，GDP領先只有4成，但深圳國內稅收卻達到蘇州的2倍左右。

一般而言，產業越發達，大型企業尤其是總部企業越多，高收入群體越龐大，創造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三大主稅就越多。

增值稅與經濟發展水平尤其製造業關聯更密切，企業所得稅則與企業的盈利能力相關，個人所得稅取決於收入水平。

對此，深圳官方曾用“8868”來想像概括其財政結構：

地方級稅收佔全市收入比重超八成，第三產業稅收佔全市稅收近八成，先進製造業佔二產稅收超六成；現代服務業稅收佔三產超八成。

從產業來看，深圳之所以稅收相對強勁，在於其作為中國工業第一大市、外貿第一大市、第三大金融中心的突出優勢。

電子資訊製造業、軟體和資訊服務業、金融業等高端產業相對發達，且形成“20+8"的新興產業叢集。

這些產業多屬新動能的範疇，產業基本面、盈利面相對良好，從而與一些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城市形成了區分。

從企業來看，深圳坐擁眾多大型總部企業，尤其是市場競爭力較強的科技企業，這些企業繳納的所得稅，多數都留在了深圳。

總部經濟，集突出的稅收效應、產業集聚效應、消費拉動效應、資本放大效應、人才集聚效應為一體，成為國內外各大城市爭相佈局的焦點。

目前，深圳共有10家世界500強企業，27家中國500強企業，而經認定的各類市級總部企業達389家，跨國公司總部企業105家，位居國內第一梯隊。

不同於北京以大型央企為主的大企業格局，深圳龍頭企業多數都在本土誕生、成長、發展壯大，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龍頭企業都是如此。

從高收入群體來看，深圳雖然不乏龐大的藍領勞動力群體，但高學歷群體、海內外高端人才和創業群體同樣匯聚於此。

與高收入群體最為直接關聯的是，一個是個稅。

2023年，深圳個人所得稅收入達1265億元，僅次於上海、北京，相當於杭州的2倍、廣州的2.5倍、重慶的6倍。

另一個是高收入行業的分佈，深圳以網際網路、先進製造業、網際網路業為主導，而這幾者恰恰是收入最高的行業。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社會平均工資資料，去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是網際網路和軟體資訊產業，科研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而最低的則是農業、環保行業、住宿餐飲業。

所以，深圳創稅能力為何遠高於其他同能級城市，正是得益於以高新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眾多具有競爭力的大型科技企業的匯聚以及海內外高端人才的紛至沓來。

03  深圳創稅能力一流，誰是貢獻主力？

與北京、上海等地相比，深圳最突出的當屬市場主體眾多、民營經濟發達。民營企業不只為深圳貢獻了90%以上的創新成果，而且貢獻了全市70%以上的稅收。

衡量一家企業的總體納稅貢獻，一般會將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稅金及附加都納入其中。

以此來看，根據中國民營企業納稅20強榜單，深圳的華為、騰訊、比亞迪等龍頭企業全部在列，華為更因其納稅總額超過1000億元而備受關注。

前不久，網上出現“華為納稅是小米20倍”、“華為利潤沒有騰訊高，但納稅高出2倍”之類的說法，引發無數爭議。

事實上，這是統計口徑問題，且不是統一口徑之下的比較，不能精準衡量企業的納稅貢獻。

華為納稅總額超千億，是將所有鏈條的增值稅統計而來，且不說增值稅只是由企業代徵代繳，最終都由消費者承擔，消費者才是最終的稅負人。同時，這些稅收並非全部來源於自身，不少都是供應鏈企業貢獻的。

因此，與其說1000億元的稅收都是一家企業貢獻的，相當於華為以自身的產業鏈、供應鏈優勢間接帶動起來的，體現的是對產業和稅收的整體拉動作用。

與之對比，企業所得稅更能直接衡量一家企業直接的納稅貢獻，既是企業盈利能力的體現，也是市場競爭力的體現。

同時，“稅金及附加”包括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也是企業納稅貢獻的一部分。

以此衡量，深圳納稅貢獻最高的5家企業：騰訊、招商銀行、萬科、比亞迪、華為。

單看企業所得稅，騰訊僅2023年就繳納了433億元，而華為同一口徑的資料是106.4億元，比亞迪則是59.25億元。

而根據最新發佈的三季報，2024年前三季度，騰訊營業收入4878億元，稅前利潤1782億元，繳納所得稅332.4億元。

由此簡單統計，自 2014 年初至2024年 9 月底，過去10年多時間，騰訊累計實現稅前利潤約9000億元，其中繳納所得稅合計超過2000億元，所得稅率平均為22%，堪稱不折不扣納稅大戶。

這還只是所得稅，如果考慮企業間接貢獻的增值稅、稅金及附加等整體稅收，宏觀意義上的納稅貢獻只會更為可觀。

民營科技企業，既是深圳財政稅收的貢獻主力，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

2023年，深圳研發經費投入2236.61億元，增長18.9%，R&D經費投入強度6.46%，首次實現總量和強度居全國城市“雙第二”，僅次於北京。

但與北京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為主的創新結構不同，深圳的創新幾乎都來自於企業。

在深圳素有“四個90%”之說：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都出自於企業。

資料顯示，深圳企業研發經費投入2085.78億元，佔全社會研發投入的93.3%，企業研發投入總量居全國城市第一。

而根據全國工商聯發佈的民營企業研發投入500強榜單，華為、騰訊、比亞迪等深圳企業，研發投入躋身全國TOP5。

不難看出，騰訊、華為、比亞迪三大民營企業，既是研發投入最高的企業，也是納稅貢獻最大的民營企業，堪稱深圳科技、納稅雙料“三巨頭”。

可以說，眾多民營科技企業的存在，既撐起了深圳作為“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超級定位，也支撐起深圳超越同能級城市的充沛財力。

因此，呵護企業，呵護創造，呵護競爭，才是城市保持競爭活力的關鍵，也是長遠發展的支撐。   (國民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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