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4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約為36兆美元，佔全球GDP的約35%，美國人均負債超10萬美元。2025年4—6月季度到期美債總和約6.5兆美元。當前的全球貨幣系統，即債務國大量借款、債權國大量出口並購買債務的模式，將被迫變革。化解美債問題，短期依賴借新還舊，長期需財政改革。如果美債違約，會出現什麼局面？倘若美債違約，或者全球大規模拋售美債，將會引發連鎖反應：一是美元信用將崩塌。如此一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受到衝擊，多國或加速“去美元化”，轉向黃金、人民幣等資產。美元匯率將暴跌，進口成本激增，美國面臨的通膨壓力將加劇。二是全球金融市場將動盪不安。美債收益率將飆升（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5%），推高全球借貸成本，企業融資困難，股市或遭受重挫。避險基金基差交易者將出現爆倉、養老金等機構資產縮水，將引發流動性危機。三是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政府將停擺、社保支付將出現中斷，社會矛盾將被激化。美國企業裁員潮或將蔓延，消費萎縮，美國經濟將陷入“滯脹”。四是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中國、日本等美國主要債權國會持續減持美債（如中國持倉已降至約7600億美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美國軍事開支被迫削減，全球影響力下降。當前全球貨幣秩序正在崩潰，源於美國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美國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首席投資官瑞·達里歐近日就曾指出，當前貨幣秩序正在崩潰，源於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性。全球債務體系已達臨界點，那就是債務國（如美國）負債纍纍卻仍在快速增加債務，而債權國（如日本）持有過多債務資產，同時經濟依賴向債務國的出口。達里歐表示，在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國家之間無法相互信任——一方擔心供應鏈斷裂，另一方擔心債務償付問題。這種大規模貿易和資本不平衡顯然是不協調的。他認為，當前的貨幣系統，即債務國大量借款、債權國大量出口並購買債務的模式，將被迫變革。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及其增長速度已明顯不可持續。這將對資本市場產生巨大影響，進而波及整體經濟。川普掀起本輪關稅戰的原因探究‍川普為何掀起本輪關稅戰？這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原因：一是美元霸權的結構性矛盾。自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需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流動性，導致美國製造業外流和長期貿易赤字。這種“特裡芬難題”使美國陷入“輸出美元必逆差”的困境，成為貿易摩擦的深層誘因。與此同時，美元霸權賦予美國超強購買力，即使債務高企仍能維持進口。川普借此發動關稅戰，試圖通過“對等關稅”縮減逆差，但此舉可能削弱美元國際地位，形成“既要美元霸權，又要貿易順差”的悖論。二是美國國內經濟與政治的訴求。製造業回流。美國工業空心化嚴重，金融業擠壓製造業生存空間。川普試圖通過高關稅迫使企業將產業鏈遷回美國，但企業因成本問題普遍抵制，反而轉向其他低關稅國家。財政壓力。關稅成為美國政府快速增收手段，若對全球進口商品平均加稅20%關稅，年收入可達數千億美元，可緩解財政壓力。三是國際戰略與權力博弈。重構貿易秩序。川普意圖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納貢體系”，通過關稅迫使各國在貿易和地緣政治上讓步，重塑全球規則，例如施壓墨西哥控制移民、重談北美自貿協定。打壓中國崛起。針對“中國製造2025”等戰略，美國擔憂技術優勢被超越，借關稅戰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並希望聯合盟友圍堵中國供應鏈。四是矛盾本質在於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衝突。有分析指出，美國金融業才是製造業外流的推手。華爾街資本逐利導致產業外遷，而川普政策未觸及金融霸權，反而通過關稅轉嫁矛盾。若無法平衡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稅戰僅能治標，難解結構性困局。川普之前不斷給關稅加碼，給各貿易夥伴國“極限施壓”，目的之一在於，在貿易談判中獲取對美國有利的條件，同時以關稅為手段，來壓迫各國繼續支援美債。而美國關稅政策的“口風”又時有變化，比如免除部門商品“對等關稅”等，這種不確定性導致美股、美債大幅震盪、下跌。應對美債問題的措施聯準會可能會降息，以降低新債利率，但受制於美國通膨壓力，降息操作空間有限。美國內部將會就債務上限展開博弈，兩黨若僵持不下，美國2025年8—9月或面臨技術性違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央行增持黃金、分散貨幣儲備，警惕美債市場波動。總體而言，美國的債務問題已進入“惡性循環”，短期依賴借新還舊，長期需財政改革。 (清華金融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