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年冬，著名的希臘醫生蓋倫（Galen）抵達亞得里亞海北岸的義大利城市阿奎萊亞。這座城市自作為羅馬殖民地建立以來不斷擴張，但在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其防禦工事卻日漸荒廢。一年前，一支武裝的日耳曼部落越過多多瑙河，迫使羅馬共治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與盧修斯·維魯斯（Lucius Verus）緊急奔赴此地，徵召兩個軍團、重建城防，意圖以此為基地反擊入侵者。插圖：Tyler Comrie然而，蓋倫被召來並非為了抵禦外敵，而是應對另一種無形的入侵者——一場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的早期變種，隨軍隊傳入阿奎萊亞，並迅速席捲全城。兩位皇帝倉皇逃離，但維魯斯在返回羅馬途中染病身亡。蓋倫竭力遏制疫情蔓延，卻無力回天，城中多數居民最終喪命。他們只是安東尼瘟疫（又稱“蓋倫瘟疫”）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這場瘟疫在整個羅馬帝國奪去了至少100萬人的生命，或許堪稱世界歷史上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大流行病。它如幽靈般纏繞著帝國，直至180年奧勒留去世、“羅馬和平”終結。關於這場大流行的細節——確切病原體、真實死亡人數——至今仍存爭議，可能永遠無法完全釐清。但有研究指出，安東尼瘟疫是加速羅馬漫長衰落的惡性循環之一環：糧食短缺、內部人口遷徙與過度擁擠早已預示帝國權力的鬆動，並為疾病創造了溫床；而疫情本身又引發恐慌、滋生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市政與宗教權威的信心。人們常言“每日思羅馬”，政治評論員早在美國憲法誕生之前，就已憂心忡忡地將羅馬的覆滅與美國潛在的崩潰相提並論。然而，鑑於近期種種事態，羅馬的前車之鑑確實值得深思。衡量一個社會活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其保護公民免受疾病侵襲的能力——二者往往同步變化：一方衰退，另一方亦隨之削弱。傳染病或許尚不至於立即威脅美國存亡。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曾推動人類全球預期壽命與生活質量取得非凡進步的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如今正搖搖欲墜。這個國家已大幅喪失抵禦微生物侵入其政治肌體的能力，預期壽命等關鍵健康指標的進步正在放緩，甚至出現倒退。將這一切歸咎於川普總統及其現任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固然誘人——他們聯手瓦解了美國的全球衛生組織、削減公共衛生經費、煽動疫苗懷疑論，並著手拆解兒童免疫接種項目。但所謂“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美國公民信任與社群精神長期退潮中的又一步。正是這種信任與精神，曾支撐起美國抗擊疾病的集體努力。若此退潮持續，那麼公共衛生時代——這一長達百年的、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安全期，作為諸多其他突破性成就之基石——終將落幕。而這一終結，對共和國及其未來將帶來災難性後果。2025年1月，德克薩斯州西部一家醫院開始報告兒童感染麻疹病例。最初疫情集中於一個門諾派社區，該群體近幾十年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但很快疫情蔓延至全州乃至其他州；截至當年年底，報告病例已超1800例。截至本文撰寫之時，疫情仍在持續，美國面臨被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麻疹消除國”地位的風險。2025年8月8日，就在麻疹疫情持續佔據頭條之際，一名叫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Patrick Joseph White）的男子闖入亞特蘭大東北部一家CVS藥房，用步槍向街對面的美國疾控中心（CDC）總部傾瀉數百發子彈。據佐治亞州調查人員稱，懷特當時已有自殺傾向，並堅信新冠疫苗是旨在毒害他和其他美國人的陰謀的一部分。這些事件不過是眾多徵兆中的兩例，表明保護民眾健康的系統已然崩壞。儘管擁有諸多優勢，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的每百萬人口確診死亡數卻高於任何其他西方國家，且死亡率恢復速度也落後於他國。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低於其他高收入國家，且差距還在擴大。美國的獨特性使比較變得困難。該國在槍支暴力死亡和藥物過量致死方面遠超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兩項主要死因在此已被普遍視為“做美國人”的代價。但即便剔除這些特殊因素，其他多項健康指標同樣指向錯誤方向：食源性疾病似乎呈上升趨勢，包括頻繁暴發的諾如病毒；供水與排污系統老化加劇了軍團菌病的暴發；近年破傷風、百日咳和甲型肝炎病例也顯著增加。造成這些轉變的因素眾多：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州及地方衛生部門預算削減、細菌耐藥性增強等。然而，所有疫情暴發，乃至槍支與阿片類藥物致死事件背後，都存在一個共同主題：美國人相互責任感的持續衰退。若將全體國民比作一個單一人體，其免疫系統便依賴於每個細胞間的協同行動與共同目標。一旦這種協同停止，身體便會死亡。1946年，即美國公共衛生署創立傳染病中心（後更名為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之年，美國新生兒預期壽命約為66歲。瘧疾在南方肆虐，發熱性疾病、結核病、梅毒和脊髓灰質炎每年奪走數萬美國人生命。1946年出生的每千名嬰兒中，就有34名預計活不過一歲，其中許多死於傳染病。彼時美國雖正邁向現代化，但民眾所面臨的風險與今日截然不同。CDC早期使命很大程度上承襲自二戰期間美軍控制士兵傳染病的軍事行動。戰爭規模之巨，迫使美國本土建立起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若士兵在部署前就在國內感染瘧疾，那麼在太平洋前線噴灑滅蚊藥便毫無意義。針對軍營周邊疫情的響應必須足夠迅速且覆蓋範圍廣，以應對士兵駕車跨越軍事轄區的情況。CDC接手後，將這種“跨地域、跨社區協調”的模式推廣至平民。同年，流感疫苗開始面向公眾；在美國支援下，國際組織啟動了全球結核病根除計畫。CDC積極推動大規模疫苗接種，建立了國家級疾病監測系統，並向資金緊張的縣級衛生部門和州級機構共享情報。戰時號召民眾節約資源、志願參戰的宣傳策略，也順利轉化為推動疫苗接種與衛生防疫的動員。1946年前，征服疾病之難，堪比登月，近乎科幻。但自1950年以來，全球預期壽命每十年增長四年。天花已被根除，脊髓灰質炎與瘧疾病例大幅下降。過去80年間，人類健康所取得的進步，或許超過了此前30萬年的總和。在國內，幾代美國人成長於沒有瘧疾、黃熱病或傷寒的大陸；痢疾等疾病已成為醫學上的罕見案例。麻疹與脊髓灰質炎——曾是兒童時期的常規夢魘——被數百萬劑疫苗擊退。預期壽命增加了十餘年，至2023年已達78歲。這是一場公共衛生革命，其意義不亞於過去幾個世紀中的農業、工業或資訊革命。其他偉大革命常被視為技術進步的產物——犁、蒸汽動力、化肥、網際網路。誠然，疫苗、抗生素及其他藥物的研發在人類健康進步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早在1940年代之前，天花等疾病的疫苗已存在至少半個世紀，卻未能實現廣泛免疫。真正的公共衛生革命，首先且首要的是人們看待自身及彼此關係方式的根本轉變。流行病學催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病原體既不尊重個體，也不承認邊界。面對不斷進化的病菌，僅靠個人接種疫苗或其他預防措施無法確保絕對安全——唯有徹底根除才能做到。而人們逐漸認識到，根除只能通過地方與全球合作實現。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倫理始終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公共衛生卻成功開闢出一片廣闊的協作空間。1940年代前，美國報告的天花病例數量相較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仍相對較高；1949年，美國實現了徹底根除。隨著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洗手、掩口咳嗽、不在室內吸菸、接受檢測等行為成為常態——不僅為自身利益，更為周圍人的福祉。父母們排長隊為孩子接種疫苗，富有進取心的醫生深入鄉村診所，為最後一批未接種的孤立群體提供服務。這並非說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曾臻完美。部分由於種族隔離的歷史遺留問題，美國從未建立全民醫保制度，至今仍維持著一個碎片化的醫療體系，階級與種族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患者能否獲得醫療服務。許多邊緣群體雖渴望接受疾病篩查或疫苗接種，卻因無力支付費用或無人為其提供服務而無法實現。然而，有時正是這些群體堅持要求美國踐行公共衛生原則，才使體系更接近理想狀態。與學校、圖書館、教堂等機構一樣，公共衛生體系幫助傳播了“公共福祉”的理念，常常逆歷史慣性而行，以遏制美國個人主義的過度膨脹。這項工作始終需要民眾投入精力與努力，也因此始終脆弱——因為這些精力與努力隨時可能消散。大量證據表明，這正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根據健康政策組織KFF的資料，2025年夏，僅有83%的家長為孩子按時接種疫苗，較四年前的90%有所下降。國家免疫規劃涵蓋的多種疾病病例正在激增。結核病病例達到十餘年來最高水平，腦膜炎球菌病也在上升。麻疹病例更是連續多年呈上升趨勢，2025年之前便已如此。過去50年，美國人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持續下降，對政府、科學及專業知識的整體信任亦然。新冠疫情放大了這些趨勢，造就了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公共衛生機構自身也難辭其咎：它們經常發佈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議。社交媒體上陰謀論迅速滋生，戴口罩等措施也淪為黨派極化議題。蓋洛普民調顯示，目前僅有勉強過半（51%）的美國人支援政府強制接種疫苗，遠低於1991年的81%和2019年的62%。信任度下滑主要發生在保守派群體中，研究表明，政治意識形態或許是預測疫苗拒絕行為的最大因素。醫學本身仍在前進，並取得了一些真正卓越的成果：美國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急劇下降，隨著GLP-1類藥物的進步，這一數字或將進一步降低；得益於更好的癌症篩查工具，生存率不斷提高，針對多種疾病的“奇蹟藥物”也已上市。但此類個性化醫療代價高昂，無法從整體上保護我們免受傳染病威脅。與此同時，隨著曾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病毒逐漸淡出公眾記憶，它們似乎不再那麼可怕。由於某些疾病幾近根除，迄今為止拒絕接種疫苗的小部分人群並未面臨真實風險。在此背景下，CDC等曾被視為政府能力典範的機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在懷疑論者眼中，顯得遲鈍或無關緊要。這便是川普與甘迺迪去年接手的體系：脆弱且失去了公眾信任的光環。甘迺迪大幅削減機構預算，並在關鍵的疫苗諮詢委員會中安插疫苗懷疑論者；今年1月，他宣佈了一套新的兒童疫苗接種建議，將輪狀病毒、流感和甲型肝炎疫苗排除在外，這意味著現在大多數患者若無醫生諮詢便無法接種這些疫苗。甘迺迪對公共衛生的最大威脅在於其所象徵的意義。“讓美國再次健康”運動貶低專業知識，過度強調個人承諾與自由，並擁抱偽科學。這種立場與川普陣營的陰謀論傾向交織，將CDC等曾經備受信賴的機構變成了攻擊目標。8月CDC總部槍擊案發生後，數百名現任及前任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員工點名甘迺迪，稱其言論助長了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之流的極端思想——他們特別提到甘迺迪此前曾暗示CDC隱瞞了新冠疫苗風險資訊。倖存的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如今主要因其斯多葛哲學而聞名。他的哲學強調履行責任，並非期待讚譽或其他物質回報，而是因為責任本身即是實現人性的方式。他在《沉思錄》中留下箴言：“履行你的職責——無論瑟瑟發抖還是溫暖如春，無論昏昏欲睡還是神采奕奕，無論惡名加身還是讚譽滿堂，無論垂死掙扎還是手頭另有要務。”我們難以對兩千年前的人物進行心理分析，但很容易相信，這一訓誡或許源於他抗擊瘟疫的經歷。面對蓋倫筆下“永恆的瘟疫”，馬可不得不動員民眾、隨機應變：徵召罪犯補充兵員，下令挖掘集體墓穴。他深知，國家的維繫不僅依靠軍隊或領土，更依賴於看不見的共同犧牲與義務之網。最終，最重要的防禦工事，是那些能抵禦無形入侵者的屏障。若美利堅合眾國終將分崩離析，未來的屍檢報告或許不會過多關注麻疹或輪狀病毒疫苗接種率。但能否抵禦日常病原體的侵擾，卻是衡量國家應對更大、更具毒性威脅能力的良好指標。我們最古老的敵人——細菌與病毒——始終在城門外徘徊，靜待艱難時刻的到來。其中，必有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原體。總體而言，公共衛生的凋敝或許並非預示未來末日，而是喚回了一個過去的美國——在那裡，生命更廉價、更短暫；健康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專屬；瘟疫定期掃蕩鄉野與城市貧民窟。如今推動這一滑坡的，並非資訊匱乏或尖端醫學缺失，而是共享現實的基本準則已然破碎，隨之而去的，是我們為共同事業採取行動的能力。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