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年冬，著名的希臘醫生蓋倫（Galen）抵達亞得里亞海北岸的義大利城市阿奎萊亞。這座城市自作為羅馬殖民地建立以來不斷擴張，但在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其防禦工事卻日漸荒廢。一年前，一支武裝的日耳曼部落越過多多瑙河，迫使羅馬共治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與盧修斯·維魯斯（Lucius Verus）緊急奔赴此地，徵召兩個軍團、重建城防，意圖以此為基地反擊入侵者。插圖：Tyler Comrie然而，蓋倫被召來並非為了抵禦外敵，而是應對另一種無形的入侵者——一場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的早期變種，隨軍隊傳入阿奎萊亞，並迅速席捲全城。兩位皇帝倉皇逃離，但維魯斯在返回羅馬途中染病身亡。蓋倫竭力遏制疫情蔓延，卻無力回天，城中多數居民最終喪命。他們只是安東尼瘟疫（又稱“蓋倫瘟疫”）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這場瘟疫在整個羅馬帝國奪去了至少100萬人的生命，或許堪稱世界歷史上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大流行病。它如幽靈般纏繞著帝國，直至180年奧勒留去世、“羅馬和平”終結。關於這場大流行的細節——確切病原體、真實死亡人數——至今仍存爭議，可能永遠無法完全釐清。但有研究指出，安東尼瘟疫是加速羅馬漫長衰落的惡性循環之一環：糧食短缺、內部人口遷徙與過度擁擠早已預示帝國權力的鬆動，並為疾病創造了溫床；而疫情本身又引發恐慌、滋生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市政與宗教權威的信心。人們常言“每日思羅馬”，政治評論員早在美國憲法誕生之前，就已憂心忡忡地將羅馬的覆滅與美國潛在的崩潰相提並論。然而，鑑於近期種種事態，羅馬的前車之鑑確實值得深思。衡量一個社會活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其保護公民免受疾病侵襲的能力——二者往往同步變化：一方衰退，另一方亦隨之削弱。傳染病或許尚不至於立即威脅美國存亡。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曾推動人類全球預期壽命與生活質量取得非凡進步的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如今正搖搖欲墜。這個國家已大幅喪失抵禦微生物侵入其政治肌體的能力，預期壽命等關鍵健康指標的進步正在放緩，甚至出現倒退。將這一切歸咎於川普總統及其現任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固然誘人——他們聯手瓦解了美國的全球衛生組織、削減公共衛生經費、煽動疫苗懷疑論，並著手拆解兒童免疫接種項目。但所謂“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美國公民信任與社群精神長期退潮中的又一步。正是這種信任與精神，曾支撐起美國抗擊疾病的集體努力。若此退潮持續，那麼公共衛生時代——這一長達百年的、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安全期，作為諸多其他突破性成就之基石——終將落幕。而這一終結，對共和國及其未來將帶來災難性後果。2025年1月，德克薩斯州西部一家醫院開始報告兒童感染麻疹病例。最初疫情集中於一個門諾派社區，該群體近幾十年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但很快疫情蔓延至全州乃至其他州；截至當年年底，報告病例已超1800例。截至本文撰寫之時，疫情仍在持續，美國面臨被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麻疹消除國”地位的風險。2025年8月8日，就在麻疹疫情持續佔據頭條之際，一名叫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Patrick Joseph White）的男子闖入亞特蘭大東北部一家CVS藥房，用步槍向街對面的美國疾控中心（CDC）總部傾瀉數百發子彈。據佐治亞州調查人員稱，懷特當時已有自殺傾向，並堅信新冠疫苗是旨在毒害他和其他美國人的陰謀的一部分。這些事件不過是眾多徵兆中的兩例，表明保護民眾健康的系統已然崩壞。儘管擁有諸多優勢，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的每百萬人口確診死亡數卻高於任何其他西方國家，且死亡率恢復速度也落後於他國。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低於其他高收入國家，且差距還在擴大。美國的獨特性使比較變得困難。該國在槍支暴力死亡和藥物過量致死方面遠超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兩項主要死因在此已被普遍視為“做美國人”的代價。但即便剔除這些特殊因素，其他多項健康指標同樣指向錯誤方向：食源性疾病似乎呈上升趨勢，包括頻繁暴發的諾如病毒；供水與排污系統老化加劇了軍團菌病的暴發；近年破傷風、百日咳和甲型肝炎病例也顯著增加。造成這些轉變的因素眾多：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州及地方衛生部門預算削減、細菌耐藥性增強等。然而，所有疫情暴發，乃至槍支與阿片類藥物致死事件背後，都存在一個共同主題：美國人相互責任感的持續衰退。若將全體國民比作一個單一人體，其免疫系統便依賴於每個細胞間的協同行動與共同目標。一旦這種協同停止，身體便會死亡。1946年，即美國公共衛生署創立傳染病中心（後更名為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之年，美國新生兒預期壽命約為66歲。瘧疾在南方肆虐，發熱性疾病、結核病、梅毒和脊髓灰質炎每年奪走數萬美國人生命。1946年出生的每千名嬰兒中，就有34名預計活不過一歲，其中許多死於傳染病。彼時美國雖正邁向現代化，但民眾所面臨的風險與今日截然不同。CDC早期使命很大程度上承襲自二戰期間美軍控制士兵傳染病的軍事行動。戰爭規模之巨，迫使美國本土建立起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若士兵在部署前就在國內感染瘧疾，那麼在太平洋前線噴灑滅蚊藥便毫無意義。針對軍營周邊疫情的響應必須足夠迅速且覆蓋範圍廣，以應對士兵駕車跨越軍事轄區的情況。CDC接手後，將這種“跨地域、跨社區協調”的模式推廣至平民。同年，流感疫苗開始面向公眾；在美國支援下，國際組織啟動了全球結核病根除計畫。CDC積極推動大規模疫苗接種，建立了國家級疾病監測系統，並向資金緊張的縣級衛生部門和州級機構共享情報。戰時號召民眾節約資源、志願參戰的宣傳策略，也順利轉化為推動疫苗接種與衛生防疫的動員。1946年前，征服疾病之難，堪比登月，近乎科幻。但自1950年以來，全球預期壽命每十年增長四年。天花已被根除，脊髓灰質炎與瘧疾病例大幅下降。過去80年間，人類健康所取得的進步，或許超過了此前30萬年的總和。在國內，幾代美國人成長於沒有瘧疾、黃熱病或傷寒的大陸；痢疾等疾病已成為醫學上的罕見案例。麻疹與脊髓灰質炎——曾是兒童時期的常規夢魘——被數百萬劑疫苗擊退。預期壽命增加了十餘年，至2023年已達78歲。這是一場公共衛生革命，其意義不亞於過去幾個世紀中的農業、工業或資訊革命。其他偉大革命常被視為技術進步的產物——犁、蒸汽動力、化肥、網際網路。誠然，疫苗、抗生素及其他藥物的研發在人類健康進步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早在1940年代之前，天花等疾病的疫苗已存在至少半個世紀，卻未能實現廣泛免疫。真正的公共衛生革命，首先且首要的是人們看待自身及彼此關係方式的根本轉變。流行病學催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病原體既不尊重個體，也不承認邊界。面對不斷進化的病菌，僅靠個人接種疫苗或其他預防措施無法確保絕對安全——唯有徹底根除才能做到。而人們逐漸認識到，根除只能通過地方與全球合作實現。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倫理始終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公共衛生卻成功開闢出一片廣闊的協作空間。1940年代前，美國報告的天花病例數量相較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仍相對較高；1949年，美國實現了徹底根除。隨著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洗手、掩口咳嗽、不在室內吸菸、接受檢測等行為成為常態——不僅為自身利益，更為周圍人的福祉。父母們排長隊為孩子接種疫苗，富有進取心的醫生深入鄉村診所，為最後一批未接種的孤立群體提供服務。這並非說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曾臻完美。部分由於種族隔離的歷史遺留問題，美國從未建立全民醫保制度，至今仍維持著一個碎片化的醫療體系，階級與種族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患者能否獲得醫療服務。許多邊緣群體雖渴望接受疾病篩查或疫苗接種，卻因無力支付費用或無人為其提供服務而無法實現。然而，有時正是這些群體堅持要求美國踐行公共衛生原則，才使體系更接近理想狀態。與學校、圖書館、教堂等機構一樣，公共衛生體系幫助傳播了“公共福祉”的理念，常常逆歷史慣性而行，以遏制美國個人主義的過度膨脹。這項工作始終需要民眾投入精力與努力，也因此始終脆弱——因為這些精力與努力隨時可能消散。大量證據表明，這正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根據健康政策組織KFF的資料，2025年夏，僅有83%的家長為孩子按時接種疫苗，較四年前的90%有所下降。國家免疫規劃涵蓋的多種疾病病例正在激增。結核病病例達到十餘年來最高水平，腦膜炎球菌病也在上升。麻疹病例更是連續多年呈上升趨勢，2025年之前便已如此。過去50年，美國人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持續下降，對政府、科學及專業知識的整體信任亦然。新冠疫情放大了這些趨勢，造就了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公共衛生機構自身也難辭其咎：它們經常發佈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議。社交媒體上陰謀論迅速滋生，戴口罩等措施也淪為黨派極化議題。蓋洛普民調顯示，目前僅有勉強過半（51%）的美國人支援政府強制接種疫苗，遠低於1991年的81%和2019年的62%。信任度下滑主要發生在保守派群體中，研究表明，政治意識形態或許是預測疫苗拒絕行為的最大因素。醫學本身仍在前進，並取得了一些真正卓越的成果：美國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急劇下降，隨著GLP-1類藥物的進步，這一數字或將進一步降低；得益於更好的癌症篩查工具，生存率不斷提高，針對多種疾病的“奇蹟藥物”也已上市。但此類個性化醫療代價高昂，無法從整體上保護我們免受傳染病威脅。與此同時，隨著曾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病毒逐漸淡出公眾記憶，它們似乎不再那麼可怕。由於某些疾病幾近根除，迄今為止拒絕接種疫苗的小部分人群並未面臨真實風險。在此背景下，CDC等曾被視為政府能力典範的機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在懷疑論者眼中，顯得遲鈍或無關緊要。這便是川普與甘迺迪去年接手的體系：脆弱且失去了公眾信任的光環。甘迺迪大幅削減機構預算，並在關鍵的疫苗諮詢委員會中安插疫苗懷疑論者；今年1月，他宣佈了一套新的兒童疫苗接種建議，將輪狀病毒、流感和甲型肝炎疫苗排除在外，這意味著現在大多數患者若無醫生諮詢便無法接種這些疫苗。甘迺迪對公共衛生的最大威脅在於其所象徵的意義。“讓美國再次健康”運動貶低專業知識，過度強調個人承諾與自由，並擁抱偽科學。這種立場與川普陣營的陰謀論傾向交織，將CDC等曾經備受信賴的機構變成了攻擊目標。8月CDC總部槍擊案發生後，數百名現任及前任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員工點名甘迺迪，稱其言論助長了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之流的極端思想——他們特別提到甘迺迪此前曾暗示CDC隱瞞了新冠疫苗風險資訊。倖存的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如今主要因其斯多葛哲學而聞名。他的哲學強調履行責任，並非期待讚譽或其他物質回報，而是因為責任本身即是實現人性的方式。他在《沉思錄》中留下箴言：“履行你的職責——無論瑟瑟發抖還是溫暖如春，無論昏昏欲睡還是神采奕奕，無論惡名加身還是讚譽滿堂，無論垂死掙扎還是手頭另有要務。”我們難以對兩千年前的人物進行心理分析，但很容易相信，這一訓誡或許源於他抗擊瘟疫的經歷。面對蓋倫筆下“永恆的瘟疫”，馬可不得不動員民眾、隨機應變：徵召罪犯補充兵員，下令挖掘集體墓穴。他深知，國家的維繫不僅依靠軍隊或領土，更依賴於看不見的共同犧牲與義務之網。最終，最重要的防禦工事，是那些能抵禦無形入侵者的屏障。若美利堅合眾國終將分崩離析，未來的屍檢報告或許不會過多關注麻疹或輪狀病毒疫苗接種率。但能否抵禦日常病原體的侵擾，卻是衡量國家應對更大、更具毒性威脅能力的良好指標。我們最古老的敵人——細菌與病毒——始終在城門外徘徊，靜待艱難時刻的到來。其中，必有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原體。總體而言，公共衛生的凋敝或許並非預示未來末日，而是喚回了一個過去的美國——在那裡，生命更廉價、更短暫；健康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專屬；瘟疫定期掃蕩鄉野與城市貧民窟。如今推動這一滑坡的，並非資訊匱乏或尖端醫學缺失，而是共享現實的基本準則已然破碎，隨之而去的，是我們為共同事業採取行動的能力。 (邸報)

他熱愛解決問題。但如果政治根本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呢？還記得“楊幫”（Yang Gang）嗎？2019年，當楊安澤（Andrew Yang）以黑馬之姿參選總統時，那些戴著“MATH”棒球帽、支援他的年輕粉絲們？當時，他主打“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即向每位美國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許多人認為他不過是預言大規模失業將由自動化和人工智慧引發的“未來版杞人憂天”。但至少在這一點上，如今他的觀點已成主流。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美國勞動力市場中近12%的任務（相當於1.2兆美元的工資）如今已可由AI完成。去年10月，一份參議院委員會報告警告稱，未來十年內，美國可能因AI和自動化而失去近一億個工作崗位。技術變革的速度，遠超政府、企業和勞動者所能應對的程度。然而，卻鮮有人——更不用說政客——認真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更有效的政策，但人們似乎也並未就此展開太多討論。楊安澤是來得太早了幾年？還是他從一開始就想錯了？作為從未參加過任何選舉的政治素人，楊安澤憑藉UBI綱領和親民直率的表達方式，成功躋身總統辯論舞台。但他最終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當晚宣佈退選。他曾開玩笑說，人們把他當成“來自未來的神奇亞裔男人”，“只想給每個人發錢”。不過他在去年12月接受我採訪時強調，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贏得選舉：“我的初衷，就是敲響AI警鐘，並讓全民基本收入成為主流議題。”他告訴我，每天走在街上都有人攔住他說：“你對AI的判斷是對的，我們需要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你說得沒錯，再參選一次吧。”他本月出版的新書《嘿，楊，我的一千塊在那？》（Hey Yang, Where’s My Thousand Bucks?）以自嘲幽默的方式回答了過去幾年他到底在忙些什麼。“另一個備選書名，”楊安澤說，“本來是：‘嘿，我是種族主義者，還是你是安德魯·楊？’”他認為自己與別的政客不同，原因很簡單：他看到問題，就會提出解決方案。但問題在於，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想法，在政治上都缺乏可行性。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未能贏得足夠選民的信任或想像力。其他候選人或許也沒提出什麼高明主張，但他們的競選演講至少耳熟能詳；而UBI試圖解決的，卻是選民尚未意識到的問題。回過頭看，你或許會說，至少他提出了某種行動方案——無論針對什麼問題。他對我說：“把我們所有人拖入泥潭的美國政治頑疾，就是你其實根本不必真正解決問題。”政客們玩的是“你輸我輸”的遊戲：兩黨輪流搞砸，再輪番掌權。與此同時，“AI正準備吞噬數千萬個工作崗位，但我們卻連一場像樣的討論都沒有。”自2019年加州斯托克頓市啟動基本收入試點以來，據去年一份由支援UBI的政界人士聯盟發佈的報告顯示，已有26個州的72個地方政府嘗試了類似項目。報告發現，受助者健康狀況和財務穩定性有所提升，壓力減輕，且就業率並未下降；在某些地區，相當一部分參與者甚至在試點期間工作更多了。（當然，也有其他實驗效果並不顯著。）當然，UBI成本極其高昂。但更大的障礙在於其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專注於中低收入群體的智庫“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創始人羅伯特·格林斯坦（Robert Greenstein）告訴我：“我對楊安澤或UBI支持者毫無不敬之意，我一直欽佩他們的熱忱。”但他隨即補充道：“他們對歷史關注得不夠。”相比現金援助，美國人更支援實物福利，比如食品券（SNAP）。就連失業保險這類福利，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申領。格林斯坦指出，UBI在政治上“連第一壘都沒上到”，因為“一個政黨不願向任何人增稅，而另一個政黨則不願向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人增稅”。楊安澤對此並無異議。他說，政客們害怕得罪科技巨頭的金主，儘管一些科技公司CEO（如Anthropic的達里奧·阿莫代伊）自己都承認政府應該對他們徵收更高稅款。楊安澤表示，共和黨人通常討厭UBI，因為它是個龐大的福利計畫，而且不符合他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那是一種“收入起點為零”的體系。（但他也指出，唐納德·川普“幾乎在所有問題上我都反對他，但他確實意識到把錢交到民眾手裡是好事”，所以總統才會發放“嬰兒債券”並提議關稅退稅支票。）但他認為民主黨人更糟。“如果你對民主黨人說：‘嘿，我們向AI公司徵稅，把這筆錢直接給民眾、家庭、被取代的工人怎麼樣？’很多民主黨人會立刻說：‘不行不行不行！這筆錢最好投到學校去。’”他形容民主黨是最後一批制度主義者，不斷往各種項目和系統裡砸錢，卻從不質疑這些系統是否真的有效。他們也不必費心另闢蹊徑，因為一旦選民厭倦了共和黨，除了回頭投民主黨，別無選擇。而楊安澤，自然又有另一個解決方案。Kevin C. Downs / Redux楊安澤健談、高大、友善，而且非常聰明。我說過他健談了嗎？但他確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客——儘管他曾參選總統，也在2021年競選過紐約市長（在民主黨初選大部分時間裡領跑，最終排名第四）。他不會逢迎討好，也不會刻意讓你“感到被看見”。他只是不停地講——自信、資料驅動。和他待在一起，就像在晚宴上坐在你朋友那位話癆丈夫旁邊。飯局結束時，你為朋友高興，也為自己鬆了口氣。去年12月的這次見面並非我第一次與楊安澤交談。幾年前，我曾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無償發言，那個會議正是他創辦的“哈德遜河谷思想節”。楊安澤總是在發起新項目——企業、非營利組織、政黨。從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後，他先在一家公司律師事務所短暫工作，隨後加入一家失敗的初創公司，又轉戰科技行業，之後進入Manhattan Prep（一家備考輔導公司）工作，並最終成為其CEO。這份將高材生源源不斷送入研究生院—白領職業流水線的工作，讓他開始質疑一個將最優秀人才集中在少數城市和行業的體系。於是他創立了“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一個招募大學畢業生前往美國二三線城市初創企業工作、並培訓他們自己創業的非營利組織。他為此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並獲得歐巴馬政府的讚譽。但據《紐約時報》報導，該項目成效甚微：運行十年後，僅有約十幾家初創企業在目標城市存活，僱用了約150人。“安德魯總是提出宏大的構想，熱衷於反覆琢磨並宣傳它們有多棒，但他從不深入考慮所有細節，”前員工克里斯·蘭達（Cris Landa）對《紐約時報》說。到2017年楊安澤離開“美國創業”、投身總統競選時，他痴迷的“宏大構想”已變成全民基本收入。按他自己的標準，這場競選堪稱成功：他讓人們開始討論未來可能有上百萬卡車司機失業的現實。但這也讓他陷入“絕望”。他意識到自己的資訊未能打動足夠多的選民。他會發表關於勞動力市場趨勢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演講，但即便聽眾覺得有趣，也無法與民主黨傳統的工會、女權等“掌聲點”競爭。他告訴我，他曾試圖用“理論上描述客觀現實、理應重要的失業資料”來說服人們，但大家真正想要的，是把他的資訊塞進部落化的語言裡，簡化成一句：“川普很壞。”“我本可以說任何數字，”楊安澤說，“但都沒用。離開競選之路時，我有種下沉的感覺：‘天啊，我們離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更遠了。’”競選顯然失敗了，但楊安澤卻將其視為推動整個政治體系改革的動力。他加入了倡導排序複選制（ranked-choice voting）的組織FairVote董事會。2021年，他退出民主黨，與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邁克爾·S·威爾納（Michael S. Willner）共同創立新政黨“前進黨”（Forward），自稱是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替代選項。據其官網稱，目前已有71位民選官員（包括市長和國會議員）與該黨有關聯。但如果你還沒聽說過“前進黨”，楊安澤自有解釋。2020年，楊安澤被CNN聘為評論員。他說自己本可在2021年續約，但在宣佈成為獨立人士後，合約被撤回。他聲稱，儘管45%的美國人自認是獨立選民，但一旦他脫離兩黨體系，電視網高管就認為他“失去了價值”。（CNN向福克斯新聞數字頻道回應稱，這一決定是基於楊安澤“有意創立並領導一個政黨”可能引發的利益衝突。）不過，他很快收到了大量福克斯新聞的出鏡邀請。“他們老問我：‘嘿，安德魯，你退出了民主黨，他們是不是特別爛？’我就說：‘我不認為共和黨是答案。我認為整個系統都需要改革。’”2024年，楊安澤支援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眾議員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參選總統。菲利普斯因擔憂拜登總統年事已高、民望低迷而挑戰其黨內地位。楊安澤說，民主黨人的反應是：“我們要抹黑這個人，毀掉他的聲譽”，因為“他竟敢插隊參選——他可是我們內部等級序列裡的第54號人物！”楊安澤稱之為“體制性的背後捅刀”。更令他憤怒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最終決定不發佈一份選舉後的深度檢討報告。“我對那份檢討報告只有五個字，”楊安澤說，“早該他媽的辦一場初選。”（ “Should’ve. Held. A. Fucking. Primary.”）當人們在街上攔住楊安澤，問他最近在忙什麼時，很多時候他正身處紐約市Garment District——他新成立的手機服務公司Noble Mobile的辦公室就在這裡。楊安澤在去年9月融資超1000萬美元後推出了這家公司，目前已擁有數千名使用者。我去拜訪時，這棟不起眼大樓的電梯裡貼滿了邀請鄰居參加公司聖誕派對的傳單。“普通美國人之所以感到悲傷，主要有兩個原因，”楊安澤說，“當然還有更多，但我們就說兩點：第一，他們每月存不下多少錢；第二，他們花太多時間盯著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所說的‘悲傷矩形’（指手機螢幕）。”Noble Mobile依託T-Mobile網路，資費相對低廉，接近歐洲使用者的月付水平。楊安澤說，他的目標是效仿好友馬克·庫班（Mark Cuban）通過Cost Plus Drugs降低處方藥價格的做法，重塑手機套餐市場。此外，公司還鼓勵使用者減少“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加劇社會極化的力量之一”——只要使用者當月未用完全部流量，就能獲得最高20美元的現金回饋。據楊安澤稱，這一機制使使用者在使用服務的第二個月平均手機使用時間下降17%。去年，公司還在全美舉辦了一系列“禁手機派對”：有舞池、主題雞尾酒，甚至鋪了幾英吋高的草坪——一塊牌子上寫著：“摸摸青草吧（Touch grass）。”（楊安澤20多歲時曾做過派對策劃人；這種本能顯然從未消失。）他將這家公司視為其政治工作的自然延伸，包括他對UBI的倡導：“多年來，我職業生涯的核心就是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改善美國人的生活，”他在一份新聞稿中寫道。但現實讓他意識到，“政府行動太慢了。”在《嘿，楊，我的一千塊在那？》一書中，你能感受到他幾乎不敢相信創辦這家公司竟如此容易——至少比起改造政治體系而言。楊安澤說，他“每天都”被人告知“你當初是對的”，但他堅稱自己並不沾沾自喜。AI仍將繼續摧毀工作崗位。在政治上，他對“前進黨”仍抱希望。他指出，年輕人對政黨的忠誠度遠不如老一輩。當我問及他是否可能在2028年再次參選時，他故作神秘，只說這個問題他也“每天都被問到”。《嘿，楊》一書的結尾，幾乎可被解讀為一份未來競選宣言：在穿插著俏皮話之間，楊安澤描繪了一個貧困已成為歷史、工作周更短、技術服務於人而非相反的美國願景：“在一個充斥著數字、資料和金錢的世界裡，我們的人性能拯救我們嗎？我依然抱有希望。”但眼下，楊安澤能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份更便宜的手機套餐。他似乎對此感到滿足。可我卻忍不住有些沮喪。楊安澤環顧四周，看到無數美國人即將失業；他提出瞭解決方案，挽起袖子，投入數年光陰奮力一搏——最終卻發現，政治從來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政治，就是政治本身。 (邸報)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1月19日，川普致信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控訴”自己未獲諾貝爾和平獎，並與其對掌控格陵蘭島的渴望聯絡在一起：親愛的約納斯：鑑於你們國家決定不給我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儘管我阻止了8場戰爭，甚至更多——我不再覺得自己有義務只從“和平”的角度思考，儘管和平仍將是首要考量，但我現在也可以考慮什麼才是對美利堅合眾國有利且合適的。丹麥無法保護那片土地，不論是面對俄羅斯還是中國。而且，他們憑什麼擁有“所有權”？並沒有什麼書面檔案，只不過是幾百年前有艘船靠岸罷了——但我們也有船曾經在那裡靠岸。我為北約所做的，比北約成立以來任何一個人都多。現在，北約也該為美國做點什麼了。只要我們無法對格陵蘭實現完全且徹底的控制（Complete and Total Control of Greenland），世界就不會安全。謝謝！譯者認為，川普想要格陵蘭島，背後既有現實地緣政治考量，也有他一貫的個人執念與政治人格在作祟。從現實層面看，格陵蘭島位於北極門戶，是連接北美與歐洲的重要戰略樞紐。它不僅對美國在北大西洋的防禦體系至關重要，還處於“GIUK缺口”(指格陵蘭、冰島和英國三地間形成的戰略水域）的核心位置，是遏制俄羅斯潛艇進入大西洋的天然屏障。同時，格陵蘭蘊藏豐富的稀土資源和能源潛力，氣候變化又在加速北極航道的開發，使其戰略價值進一步上升。美國長期在格陵蘭設有軍事基地，但並未對島嶼擁有主權，這讓追求絕對控制的川普感到“不夠”。而從川普個人層面來說，這更像是一場“意志”與“面子”的戰爭。他的思維方式往往將國家戰略簡化為“交易”，將領土視為一種“待購資產”。正如文中所寫，他的“格陵蘭執念”並不完全基於戰略邏輯，而是源自一種“越是被告知不能做，越要去做”的衝動。他將無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憤懣，似乎轉化為對“徹底控制格陵蘭”的呼喊，這種把地緣政治當作個人情緒出口的行為，極具破壞性。美國歷史上確實有成功“購入”領土的先例，如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美國從法國手中購得大片領土），1867年阿拉斯加購地（美國從俄國購得阿拉斯加），1917年美屬維京群島購地（從丹麥手中購得）。但這些交易都發生在19世紀或20世紀初，彼時國際法尚未確立“民族自決”原則。如今，類似“買地”的行為已不被國際社會接受。格陵蘭是丹麥的自治領土，擁有自己的議會和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人民和政府均明確反對“被併吞”。川普如今的行為，不僅違背國際法和北約原則，甚至可能將美國推向與盟友的對立面。正如文中所言，若他真的試圖以軍事手段“奪取”格陵蘭，不僅會瓦解美國與丹麥的關係，還可能引發北約內部的裂痕，甚至觸發連鎖反應，導致大國衝突升級，埋下全球戰爭的隱患。最終，這場看似“買島”的鬧劇，其實是川普將個人權力慾望、交易式思維和對現實的扭曲認知，投射到國際舞台上的危險賭博——而賭注，是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本文原載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題為“Trump’s Most Dangerous Gambit”，囿於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川普不論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位總統，都有不少奇怪的“執念”。他往往會極度專注於某些他想要的東西，比如拆除白宮東翼、將墨西哥灣改名。雖然川普的許多“怪癖”令人不快，但這些“怪癖”基本無害。但是，他的一些“執念”則更具破壞性：他固執且缺乏見識地迷戀關稅政策，已經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製造了相當大的混亂，也傷害了原本這些政策旨在保護的美國產業。川普的一些“執念”異常危險，其中最具威脅性的，恐怕就是他一心想從丹麥手中奪取格陵蘭島。丹麥是與美國結盟已有兩個多世紀的國家。也許是因為他不瞭解墨卡托投影在地圖上會扭曲地理尺寸，川普竟認為格陵蘭“巨大無比”（massive），並堅信它必須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如果他真的兌現了這個“執念”——經過其反覆威脅試圖以武力奪取這座島嶼，那不僅會徹底摧毀美國最重要的聯盟網路，還可能引發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全球性災難，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格陵蘭的戰略地位與冷戰遺產格陵蘭對美國的安全至關重要——對於整個大西洋共同體乃至自由世界亦是如此。川普可能不清楚這個事實，但西方戰略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已深知其重要性，也正因如此，美國在格陵蘭保持了數十年的軍事存在。在冷戰時期，美國及其盟友致力於防守連接格陵蘭、冰島和英國之間的海上航道——這一地區常被稱為“GIUK缺口”（Greenland-Iceland-UK Gap，即GIUK Gap）。GIUK Gap曾是蘇聯從其北極基地派遣潛艇、穿越北大西洋、攻擊前往歐洲的北約船隊的通道。美國與丹麥在北極地區始終保持密切合作，甚至曾有一項秘密的“君子協定”：根據該協定，丹麥宣佈格陵蘭為禁止部署核武器的地區，但只要美國保持低調、不公開其核武部署，丹麥方面也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美國空軍對該協議的理解較為寬鬆，曾派遣攜帶核武器的B-52戰略轟炸機在格陵蘭上空巡邏；其中一架在1968年墜毀，導致放射性殘骸散落在島上）。格陵蘭島與冰島、英國構成了所謂的“GIUK缺口”，是俄羅斯潛艇進入大西洋的必經之路，也是連接北美與歐洲的最短航線；控制這裡，就等於鎖死了俄羅斯的海上力量，並掌握了跨大西洋的航運主動權（圖源：網路）冷戰雖然早已結束，但格陵蘭仍是北大西洋安全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這正是丹麥、美國以及其他北大西洋國家共同參與一個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北約）的原因之一。然而，對川普政府而言，北約——又是其敵視的對象之一——並不足以保障美國的安全。就像1965年小說《戴維營之夜》（Night of Camp David）中那位瘋狂的總統一樣，川普似乎堅信美國必須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建立某種所謂“大西洋共榮圈”（Atlantic Co-Prosperity Sphere），從阿拉斯加延伸到挪威，構成一條由冰雪與鋼鐵組成的防線，作為美國第47任總統帝國野心的紀念碑。為何“購買”格陵蘭不可行？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曾公開表示有意“購買”格陵蘭，彷彿這片領土及其人民只是市場上的一棟房子，可以連同原裝家具一併出售似的。然而，無論是丹麥人還是格陵蘭人都對此毫無興趣。這個計畫最終不了了之，川普也很快陷入一連串醜聞與風波，並在2020年敗選，隨後在2021年試圖發動一場違憲政變。當選民在2024年將川普送回白宮的寶座時，這一選舉結果似乎進一步堅定了他要完成那些上一次任期中被“理性的大人”們所阻止的事的決心。從理論上講，“購買”格陵蘭的想法依然還在談判桌上。但丹麥仍然不打算“出售”。如今，川普對獲取格陵蘭的執念已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甚至暗示如果必須動用武力來奪取這座島嶼，他也不惜對一個長期的美國盟友下手。“我當然希望用簡單的方式達成協議”，川普表示，“但如果我們不能用簡單的方式辦成，那我們就用困難的方式來辦”。他還補充說，自己是丹麥的“粉絲”（fan）——這是他慣常的語病之一，好像丹麥是一支運動隊或搖滾樂隊，而不是一個人口超過600萬、距離俄羅斯不到一千英里的盟國。隨著川普的言辭不斷升級，政府中其他官員試圖為他的言論“擦屁股”，但收效甚微。國務卿魯比奧按部就班地會見國會議員，向他們保證川普只是想提出購買島嶼的提議而已。但第二天，白宮卻發佈聲明重申，“動用”軍隊“始終是一種選項”。就在魯比奧在國會山忙於安撫議員的同一周，白宮副幕僚長米勒於1月5日公開嘲諷“奪取格陵蘭會引發武裝衝突”這一說法，聲稱“不會有人為了格陵蘭跟美國打仗”。而前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白宮工作人員的凱蒂·米勒（Katie Miller）——還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張圖片：格陵蘭島上覆蓋著一面美國國旗，並配文：“很快（SOON）。”川普對格陵蘭的執念之所以格外危險，是因為它幾乎沒有任何現實層面的支援基礎。川普之所以一心想要得到這座島嶼，似乎僅僅是因為丹麥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告訴他：你不能這麼做。像往常那樣，越是有人告訴川普“不能做”，他就越是想去做。1月18日，努克（格陵蘭首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參加了遊行，以抗議川普的“再次威脅”（圖源：路透社）即便是忠誠的 “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基層支持者，目前也幾乎對格陵蘭毫無興趣，至少現在還沒有。當然，川普的支持者通常最終都會支援他所支援的任何事情。但到目前為止，奪取格陵蘭尚未成為像當年“修建美墨邊境牆”那樣的口號或政治議題。事實上，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反對這個想法。即便如此，這也沒有阻止佛羅里達州第六選區的眾議員蘭迪·法恩（Randy Fine）於1月12日提出《格陵蘭併吞與建州法案》（Greenland Annexation and Statehood Act）。也許法恩在帕拉特卡或皮爾森的選民真在盼著在努克（格陵蘭首都）舉行一場勝利大遊行，但這個想法似乎只困擾著川普本人，幾乎沒有其他人真正上心。而這正意味著，川普極有可能選擇動用他認為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唯一工具：美國的軍事力量。丹麥不可能將格陵蘭拱手讓人；格陵蘭人也不會投票決定加入美國。那麼問題來了：川普究竟還能做什麼？如果他在遭到丹麥和北約反對的情況下強行奪取格陵蘭，又會發生什麼？川普“購島”可能引發歐洲“多米諾骨牌”式效應正如筆者的同事謝恩·哈里斯（Shane Harris）、艾薩克·斯坦利-貝克爾（Isaac Stanley Becker）和喬納森·勒米爾（Jonathan Lemire）近日報導的那樣，丹麥官員擔心川普可能會在深夜突然發佈一項公告，聲稱美國“擁有”格陵蘭，然後挑戰任何人反駁他。這位總統曾多次發表誇張言論，國際社會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因此，即便川普自封為“格陵蘭護國公”(Lord Protector of Greenland），也未必會引起多大反響。但川普接下來可能會試圖“執行”他的主張。他或許會先下令美軍將格陵蘭視為美國主權領土。這樣的命令雖然非法，但五角大樓在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領導下，很可能會照辦，而這可能引發一連串災難性的連鎖反應。舉例來說，假設丹麥為主張其對格陵蘭的持續主權，同時防止川普向該島增派部隊，決定關閉格陵蘭領空，不再允許美軍飛行。川普可能會隨即下令美國空軍無視當地當局的指令——因為在他看來，格陵蘭現在已經是“美國領空”——並將所有此類交涉視為潛在敵對行為。再設想另一種情況：川普發表了某種激烈言論後，丹麥要求駐格陵蘭美軍不得離開其軍事基地。而川普則因這一挑戰其“無限權力”的舉措而大為光火，強行下令美軍人員在島上執行“事實上的警察職責”，包括鎮壓當地居民的抗議或抵抗。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伊薇特·庫珀（Yvette Cooper）啟程前往芬蘭和挪威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1月16日，英方已向格陵蘭島派遣一名軍官，為即將舉行的軍事演習作準備（圖源：PA）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局勢都可能導致美軍與丹麥部隊正面衝突——那些丹麥軍人是與美軍並肩訓練、甚至可能一起在阿富汗服役過的戰友。任何一方的人員若在衝突中喪生——無論是格陵蘭人、丹麥人，還是代表支援丹麥而駐紮格陵蘭的其他國家軍人（瑞典已派兵進駐，英國也在考慮效仿）——都將引爆北約聯盟的瓦解。而真正的噩夢，也將在那一刻開始。由於川普混亂的威脅與衝動，美國目前在全球（的部署）已經嚴重力不從心。那些原本應該部署在波斯灣、歐洲或亞洲附近的艦船，如今卻在加勒比海游弋，只是為了配合川普所命令的“推翻委內瑞拉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 Moros）”的行動。川普還威脅稱，如果德黑蘭政權繼續屠殺本國公民，他將再次對伊朗發動攻擊，這意味著美軍又將不得不橫跨半個地球，重返中東執行新任務。而這樣的調動，顯然也將削弱川普此前對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發出的戰爭威脅的可信度。當美國軍隊疲於追趕川普手中記號筆在世界地圖上隨意劃出的路線時，西方的“敵人”自然會蠢蠢欲動，準備伺機而動。美國不僅親手摧毀了歷史上最強大的聯盟體系——北約，還將本國軍力分散到全球各地，執行一些更多是為了滿足總統虛榮心，而非基於可靠戰略的“展示性行動”。他們顯然也已經注意到，美國的國防與情報機構如今掌握在一群毫無資質、但對川普絕對忠誠的人手中；而川普所謂“提升軍隊戰備能力”的計畫，到目前為止基本只停留在幾張永遠不會建成的“幻想戰艦”效果圖上。一旦北約因格陵蘭的一場槍戰而崩潰，普丁很可能認定，他終於有機會徹底“埋葬”大西洋聯盟。俄羅斯或許會選擇攻擊北約的波羅的海成員國。正如政治學家、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創始人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先前在社交媒體上所說：“沒有人比普丁更希望美國控制格陵蘭（從而摧毀北約）。”俄羅斯甚至無需全面佔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國家加起來的面積大約相當於美國的威斯康星州）；他真正的目的，是發動一場旨在孤立這些國家的戰爭。儘管普丁在烏克蘭戰爭中損失慘重，但他仍保有足夠的軍力，輔以無人機和其他戰力，可對波羅的海國家發起猛烈打擊，佔領一些或許不具備太大戰略價值的地區，但卻足以向世界傳達一個訊號：如今控制了格陵蘭的美國，不會再拯救歐洲。1月7日，川普的長子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對格陵蘭島進行了為期一天的訪問（圖源：Getty Images）然而，其他國家不太可能袖手旁觀，尤其是像波蘭、芬蘭這樣的北約鄰國。如果它們選擇出手支援波羅的海盟友，至少部分歐洲國家很可能會加入這一努力。最終的結果將是一場更廣泛的歐洲衝突，捲入一些世界上最具軍事能力的國家。歐洲大陸可能面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首次戰爭——而這一次，將是多國核武國家之間的衝突。無論願不願意，美國軍隊都將深陷這場混亂之中。隨著暴力衝突一天天持續下去，任何一方發生災難性失誤或誤判的可能性也將不斷升高。與此同時，在遠離歐洲的另一端，中國或許會思考：美國是否終於把自己綁進了足夠愚蠢的死結中。而儘管沒人能精準預測朝鮮會做出什麼舉動，韓國和日本卻不得不開始規劃應對美國“自願性戰略自焚”期間及其之後可能帶來的風險——很可能包括緊急啟動核武器研發計畫。而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僅僅是為了一個連地圖都看不明白的人的虛榮妄念？來自兩黨的負責任領導人應該向美國公民清楚說明：川普正在招致多麼巨大的危險。他的執念不僅可能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崩塌，更可能把所有人——無論身在何處——置於真實的生存威脅之中。當然，國會早就應該阻止川普，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共和黨佔多數的國會完全有能力叫停這場瘋狂，只需掐斷財政撥款、通過立法明確禁止進一步的“冒險行動”即可。Most Americans probably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Greenland, but they will be forced to care—tragically, too late—if Trump’s gambit engulfs the world in flames.1月13日，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與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提出了《北約團結保護法案》（NATO Unity Protection Act），其中明確禁止聯邦資金被用於“封鎖、佔領、吞併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北約成員國的主權領土，除非該盟友同意”。在這起事件中，那些自稱痛恨“海外冒險”的“MAGA”基層支持者，或許會原諒共和黨與川普唱反調。大多數美國人或許對格陵蘭毫無興趣，但如果川普最終選擇“孤注一擲”將世界拖入火海，他們終究會被迫在意——只不過，那已經為時太晚。 (大灣區評論)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一個曾被公共衛生界忽視的局外人，如何成為科學界最有權勢的人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1 月《大西洋月刊》雜誌，印刷版標題為“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 作者：邁克爾·舍雷爾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攝影：Elinor Carucci小羅伯特·F·甘迺迪身著灰色西裝，雙手舉至下巴，緊握一串深棕色念珠（此姿勢為他向攝影師提議）小羅伯特·F·甘迺迪（下稱甘迺迪）從小就隱約知道，命運可能將人推向可怕的境地。“我總覺得我們都捲入了一場偉大的鬥爭，”他曾寫道，“世界是善惡交鋒的戰場，而我們的生命將在這場衝突中耗盡。”他9歲時叔叔遇刺，14歲時父親遭遇同樣的命運。今年秋天，當他得知好友查理·柯克被槍擊時，我恰好坐在他身邊。當時我們正乘坐國民警衛隊C-40C“快船”運輸機從芝加哥飛往華盛頓特區，甘迺迪的一名顧問含著眼淚在他耳邊輕聲告知了這一消息。“哦，我的上帝，”他說道。國民警衛隊乘務員分發了加熱後的雞肉墨西哥玉米餅，甘迺迪沒有接受，而是選擇了他的隨身助理為他準備的一夸脫原味有機草飼酸奶。幾周前，一名認為自己接種新冠疫苗後中毒的男子向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CDC）園區發射了近200發子彈，擊中6棟建築並導致一名警察死亡。作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部長，甘迺迪負責監管疾控中心，他剛告訴我，其安保團隊最近分發了一份備忘錄，警告他自身生命面臨威脅。“備忘錄稱，針對我的怨恨已‘超過致命閾值’，”他說。甘迺迪對這份威脅評估表現出非凡的平靜，他放下勺子，直接對著容器大口喝完了酸奶。在美國公眾對機構的不信任感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即便是科學界等曾經不可撼動的專業堡壘，也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創，甘迺迪已然成為一面羅夏墨跡測驗——對許多美國人而言，他要麼是揭露真相的鬥士，要麼是頭腦狂熱的瘋子——折射出美國人對攪動全國的民粹怒火的不同理解。我曾告訴甘迺迪，我想瞭解他從自由派民主黨人、環保活動家轉變為“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核心人物及甘迺迪家族“異端”的歷程，因為我認為通過審視他的蛻變，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之間的分歧，並助力縮小政治鴻溝。他表示理解但持懷疑態度：“是啊，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他說著笑了起來，話語未完。甘迺迪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他將一些全球最負盛名的科學和政治領袖視為江湖騙子，稱自己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手下的部分專家為“生物娼妓”，因為他認為這些人的誠信可被其監管的行業收買。他駁斥了關於疫苗的大部分科學共識，聲稱疫苗可能是慢性疾病流行率上升的根源。在我們從芝加哥起飛的幾天前，甘迺迪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稱一名美國參議員撒謊，另一名則荒謬可笑。委員會兩黨多數成員（包括兩名共和黨醫生）均表示擔憂，認為他支援的疫苗政策會危及美國兒童的生命。甘迺迪辯稱，像我這樣的記者與公共衛生界合謀，向美國人民隱瞞真相。這個國家正陷入分裂，而甘迺迪正站在分裂的風口浪尖。“整個醫療界都有巨大的利益牽涉其中，而我現在正威脅到這些利益，”他告訴我，“川普總統允許我這麼做，我感到很驚訝。”一年前，保守派青年組織“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創始人柯克曾與甘迺迪共同舉辦活動，當天甘迺迪結束了其不切實際的總統競選，並宣佈支援唐納德·川普。川普在活動中表示：“約翰·甘迺迪（JFK）和老羅伯特·甘迺迪（RFK Sr.）此刻正在天堂注視著我們，他們非常、非常自豪。”如今，當我們飛越俄亥俄州時，沒人知道柯克是否能活下來。在飛機前部，同樣隨行的司法部長帕姆·邦迪的助手們正利用機上Wi-Fi在社交媒體上觀看槍擊事件的恐怖視訊。甘迺迪的顧問回來時，帶來了一份為部長的X（原推特）帳號準備的帖子草稿：“為你祈禱，查理。”“改成‘我們愛你，查理。’”甘迺迪指示道。三天後，甘迺迪剛從喬治敦附近的一個周六上午成癮者十二步戒癮會回來——這個社區長期以來是甘迺迪家族的聚居地，但他現在稱之為“自由派飛地”——他給我發資訊說，想繼續我們關於國家社會崩潰的對話。他在戒癮會上的大多數人“第一次見到我時可能都嚇壞了，因為你知道，他們讀《紐約時報》、看CNN，所以對他們來說，我有點像個怪物，”他說，“但久而久之，我變得非常受歡迎。”這讓他燃起希望：在戒癮會之外，我們也能縮小分歧。他說，社會的某些部分本應獨立於政治運作，科學便是其中之一。“科學的全部目的是探索存在的真相，”他說，“它不是主觀的，而應是客觀的。我相信，只要能展開對話，科學就能成為一個找到共識的地方。”但問題是，這種對話早已破裂。1900年，美國三大死因是肺炎、肺結核和腹瀉病，這些疾病每年共導致約1%的美國人死亡，驚人的是，30%的死亡發生在5歲以下兒童身上。到本世紀末，疫苗接種、抗生素、清潔飲用水、改善的污水處理和病蟲害防治大幅降低了傳染病的致死率。如今，幼兒佔美國死亡人數的比例不足1%，預期壽命延長了近30年。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歸功於科學家和立法者的努力：他們檢驗假設、建立共識以通過政策，然後在新證據出現時修正共識。但大約從2010年開始，預期壽命的長期穩步增長陷入停滯。心臟病、癌症、中風和肺病等慢性疾病現在位居死亡榜前列——影響約1.3億美國人，佔美國每年4.9兆美元醫療支出的90%。我們是全球健康狀況最差的高收入國家，充斥著處方藥廣告，同時受各種替代療法的健康產業影響。民主黨民意調查公司Navigator9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0%的美國人認為醫療系統“是為製藥公司和保險公司設計的，美國人越生病，它們賺的錢就越多”。甘迺迪旨在利用大多數人的不滿來重塑公共衛生體系。他之所以確立這一目標，源於他數十年作為訴訟律師的經歷，專注於起訴污染企業對美國水資源的污染。在職業生涯後期，他開始認為製藥公司和食品公司對美國人的健康造成了類似的“污染”。甘迺迪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領導核心前提是：現代科學存在偏見，這種偏見會導致生命損失——監管機構已被行業俘獲，醫學期刊因逐利而腐敗，甚至美國兒科學會等受人尊敬的組織也存在短視的群體思維，傷害兒童利益。Elinor Carucci for The Atlantic多年來，甘迺迪一直是個愛找茬的局外人，科學界對他視而不見。即便現在他身居美國衛生官僚機構的頂端，甘迺迪仍表示，公共衛生當局（他稱這些人的信念更接近宗教而非科學）不願與他接觸。他指責反對者迴避關於疫苗的爭論：“15年來，他們為什麼一直拒絕與我對話？15年來，我一直要求有人站出來和我就此進行辯論，”他告訴我，“他們的反應是‘哦，別和他辯論，他太瘋狂了，你不想給他平台’。”2017年，甘迺迪認為自己終於獲得了闡明疫苗觀點的機會。在川普的堅持下，甘迺迪和包括疫苗安全訴訟律師艾倫·西里在內的一些盟友，帶著84項研究前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稱這些研究支援他們關於疫苗存在未被認可危險的主張。“我們試圖與他溝通，我們想和他辯論，”前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約書亞·戈登告訴我。他和同事們參加了會議，辯稱現有研究表明疫苗與自閉症等疾病之間沒有關聯，並解釋了為什麼甘迺迪引用的論文“存在疑點”。但戈登說，“甘迺迪和西里拒絕參與實質性討論”。甘迺迪和西里則堅稱，是醫生和科學家拒絕溝通，西里還公佈了一些電子郵件，顯示戈登最終以讓他們諮詢疾控中心為由結束了對話。這次會議堅定了甘迺迪的信念：他面對的是一個不願正視挑戰其世界觀證據的“邪教組織”。如今，甘迺迪與其手下工作人員之間也出現了類似的模式。8月下旬，甘迺迪要求川普解僱他親自挑選的疾控中心主任——她剛獲得參議院確認僅四周——因為甘迺迪確信她與該機構的科學工作人員結盟，與自己作對。他還替換了疾控中心疫苗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因為他認為該委員會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決策不科學且受行業影響。他的團隊利用社交媒體指名道姓地攻擊科學記者。甚至他新加入的政黨中的一些成員也對此感到震驚。今年2月，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比爾·卡西迪（胃腸病學家，參議院衛生、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共和黨主席）投下了確認甘迺迪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的決定性一票。作為肝病專家，卡西迪曾治療過因出生時感染乙肝而導致肝硬化的患者，而這種疾病通過新生兒疫苗接種即可預防。儘管卡西迪迄今為止拒絕放棄對甘迺迪的支援，但他反對部長關於乙肝疫苗對新生兒可能存在危險的說法。“我已邀請比爾·卡西迪等人坐下來，一起仔細研究這些研究，看看那些是正確的，”甘迺迪告訴我，“這必須通過真正的辯論和對話來實現，而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沒有真正合適的場所進行這種對話。”當我向卡西迪轉達甘迺迪的不滿時，這位參議員表示，他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經常互相分享科學文章和論文。“我發現他經常把同一篇文章發給我不止一次，”卡西迪告訴我。但他說，每當卡西迪指出文章中的“統計缺陷”時，甘迺迪都會說他認為這些缺陷“無關緊要”。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撰寫這篇文章時，甘迺迪向我推薦了許多研究，意在讓我相信這場辯論不存在兩種有效立場，只有他的立場是正確的。我不是科學家，坦白說，我在是否每年接種新冠和流感加強針方面一直猶豫不決，對其益處感到困惑。而現在，美國最有權勢的公共衛生官員卻讓我——一名政治記者——來評判一場關乎生死的醫學辯論。我聯絡了保羅·奧菲特，他是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兒科醫生，也是甘迺迪疫苗觀點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奧菲特參與發明了輪狀病毒疫苗，該疫苗已緩解了全球幼兒住院的一個主要原因。甘迺迪經常攻擊他存在經濟利益衝突，因為包括他所在醫院在內的疫苗專利所有者向他支付了部分銷售收益。這一指控完全基於間接證據：奧菲特早期的輪狀病毒研究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而非私營企業；他倡導疫苗接種並撰寫關於疫苗益處的書籍，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為了利益而有任何不當行為。和我為撰寫本文採訪的許多人一樣，奧菲特曾收到激進分子的死亡威脅，這些人認為他對疫苗的支援是致命的，有些人甚至將目標對準了他的孩子。奧菲特告訴我，甘迺迪是個“騙子”和“糟糕的人”。我請他解釋原因。“我說什麼都沒用，”奧菲特說，“他認為醫學期刊被行業操控，政府被行業操控，我也被行業操控，但他錯了。”奧菲特繼續說道：“如果他有資料證明自己是對的，那就該死的發表出來。他做不到，因為他根本沒有那些資料。”我問奧菲特是否有辦法扭轉公眾對科學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我認為除了讓病毒和細菌來‘教育’人們，別無他法，到那時人們才會意識到他們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他說。根據疾控中心的資料，2011年至2024年，申請疫苗強制接種非醫療豁免的幼兒園學生比例翻了一番，超過3%。佛羅里達州剛剛宣佈終止學校疫苗強制要求，愛達荷州則通過了一項禁止此類要求的法律。卡西迪的辦公室一直在監測百日咳（一種可通過疫苗預防的細菌感染，又稱哮吼）發病率的上升情況。卡西迪的初步假設是，紅州疫苗接種率的下降將在資料中體現出來。甘迺迪則反駁稱，現有資料不夠具體，無法表明新感染病例是否發生在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中。今年6月，我第一次為撰寫這篇文章採訪了甘迺迪，地點在他位於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六樓的辦公室。這棟建築是粗野主義風格的灰色混凝土大樓，形似一個巨大的空調機組。甘迺迪的工作人員開玩笑說這棟樓感覺像監獄；部長則指出，如果不是因為窗戶深陷，他本可以欣賞到美國國會大廈穹頂的美景。甘迺迪今年71歲，但在舉重、人工曬黑、精心飲食和睾酮替代療法的幫助下，他看起來更像漫畫人物而非老年人——古銅色的臉龐輪廓分明，眼睛是天藍色的。他在工作中堅持嚴格的著裝規範：像他父親有時穿的那樣，深色刺繡窄領帶，西裝外套在他健美的胸部和二頭肌上顯得有些緊繃。他經常從襯衫口袋或辦公桌抽屜裡拿出Zyn尼古丁袋，塞在下唇和牙齦之間。當我問他如何將自己的尼古丁習慣和曬黑行為與聯邦政府反對這兩種做法的健康建議相協調時，他在椅子上動了動：“我沒有告訴人們應該做我做的任何事，”他說，“我只說‘保持健康’。”甘迺迪告訴我，他的工作人員認為接受我的採訪是個錯誤。在他人生的前50年裡，全國性雜誌稱讚他是公共服務者、甘迺迪家族的潛在繼承人——甚至如《時代》雜誌1999年所言，是“地球英雄”。《紐約雜誌》1995年宣稱“真正重要的甘迺迪”，讚揚了小羅伯特·F·甘迺迪的環保倡導。2006年，《名利場》將他與喬治·克隆尼、朱莉婭·羅伯茨一起登上其“綠色特刊”封面。但大約20年前，當他開始聲稱疫苗中的汞加入劑可能導致自閉症流行時，正面報導戛然而止。當時，疾控中心等機構的流行病學研究就反駁了這一說法。不願阻礙救生疫苗接種的編輯們不再刊登吹捧他的文章，轉而發表批評性報導。“全是攻擊性文章，”他告訴我，“每一篇都是——醜陋、充滿仇恨的東西。”他說，20年來，關於他的只有“負面文章”。然而，新冠疫情之後，他的人氣飆升。和川普一樣，甘迺迪借助了民粹主義反對專家權威的浪潮。“我在街上時，每個街區都會被人攔下三次，他們說愛我，”他說。根據蓋洛普8月的一項調查，甘迺迪是川普內閣中最受歡迎的成員之一：42%的美國人對他持正面看法，與總統本人相當。公眾對甘迺迪品格和誠信的攻擊自然讓他感到困擾，但他想讓我知道我並非威脅。“如果他在這篇報導中搞砸我們，”他回憶起對工作人員說的話，“那也只是自由派報紙上又一篇糟糕的文章，並不會真正傷害到我。”反正他認為我以前就“搞砸”過他。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23年春天，當時他正在挑戰喬·拜登總統，爭取民主黨提名。我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報導聚焦於他的核心觀點：權貴階層在向美國人民撒謊——關於疫苗、環境威脅、他父親和叔叔的遇刺事件等等。他討厭這篇報導，主要因為我在標題中使用了“陰謀論”一詞，他認為這是精英階層對“錫紙帽陰謀論者”的侮辱性稱謂。我將他歸為政治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美國偏執風格”的繼承者，同時承認權貴階層的秘密陰謀（如菸草公司、情報機構）有時確實存在。他的回應是給我發了一封幾乎是我原文兩倍長的電子郵件，附帶78個腳註。（當時，他正因《華盛頓郵報》參與一個旨在打擊網路虛假資訊的聯盟而起訴該報。）“你對我的報導完美反映了你僱主及其同謀的公開意圖：打壓非主流觀點，以維護自身經濟利益，”他寫道。幾周後，在一個播客節目中，他指責我“參與了一個陰謀，一個真正的陰謀”。我從未收到過政客這樣的電子郵件。如果我真的腐敗透頂，他為什麼還要花幾個小時寫回覆？我突然意識到，甘迺迪相信自己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探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裝出來的，”邁克·帕潘托尼奧告訴我，他是甘迺迪的前法律夥伴，21世紀中期曾與他在自由派廣播網路Air America共同主持節目，“那種憤怒是真實的。”我和甘迺迪一直保持聯絡。2023年10月，在民主黨初選選民中支援率低迷的情況下，他以獨立候選人身份重新啟動總統競選。儘管他甚至沒有獲得一張選舉人票的明確路徑，但他一直沒有停止，直到2024年8月宣佈支援川普——幾周前，他還公開稱川普迎合了“國民心理中一些最黑暗的衝動”。最近，在他鑲木地板裝飾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辦公室裡，我們再次交談。他靠在一張超大辦公桌後的椅子上，旁邊擺放著他撰寫的五本抨擊聯邦醫療體系的書籍之一《真正的安東尼·福奇：比爾·蓋茲、大型製藥公司與全球民主和公共衛生戰爭》。坐在這個位置上，他掌管著聯邦預算的四分之一，監管著約17%的美國經濟。我問他，如何解釋自己從被蔑視的活動家變成公共衛生機構的負責人？“我會用一個詞來形容：天意，”甘迺迪說。甘迺迪告訴我，如果我想把這篇報導寫好，就需要和他的主要副手交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傑伊·巴塔查里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專員馬蒂·馬卡里，以及前心胸外科醫生、電視醫生穆罕默德·奧茲——他因大肆宣傳可疑的“奇蹟療法”而聞名，如今負責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這三位醫生和甘迺迪一樣，都表示新冠疫情改變了他們，他們認為公共衛生當局在疫情期間處理不當。他們曾反對政府關於疫苗強制接種和戴口罩的法令。儘管他們並不完全認同甘迺迪關於疫苗的所有觀點，但他的副手們都認同他的總體看法：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已經崩潰。疫情初期，史丹佛大學醫生、衛生經濟學家巴塔查里亞與人合著了2020年《大巴靈頓宣言》，該檔案反對全面新冠封鎖，主張允許健康人群聚集，同時僅隔離老年和體弱者等重症或死亡高風險群體。為此，巴塔查里亞遭到史丹佛大學同事和更廣泛科學界的排斥：後來公開的一封電子郵件顯示，當時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告訴同事，他們需要“迅速且毀滅性地發表文章駁斥”這份宣言。（當時美國每月有上萬美國人死於新冠，醫院不堪重負，瀕臨崩潰。）巴塔查里亞隨後收到了死亡威脅——這是如今公共衛生工作中常見的現象——他現在將新冠疫情時期比作啟蒙運動前的歐洲，當時伽利略因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行的觀點而被天主教領袖監禁。“當時只有相對少數的科學家能夠決定所有科學和整個社會的是非對錯，”巴塔查里亞告訴我。如今，即使是那些在疫情期間領導公共衛生應對工作的人也承認，新冠疫苗強制接種可能適得其反，社交距離措施持續時間過長，戴口罩可能對限制傳播作用不大——儘管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如果沒有這些措施，死亡率會高出多少。根據同行評審研究，新冠疫苗大幅降低了該疾病導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但甘迺迪喜歡強調，隨著病毒變異，疫苗未能像科學權威最初暗示的那樣預防感染。甘迺迪還駁斥了關於疫苗挽救生命的數學模型，並表示疾控中心對新冠死亡人數的估計因政府的“資料混亂”而被誇大。毫無疑問，疫情的嚴重性——高峰期每月有超過9.5萬美國人報告死亡——改變了美國與醫療權威的關係。根據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2020年至2022年，公眾對疾控中心的信心從82%降至56%，該國至今仍未恢復。甘迺迪的副手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傑伊·巴塔查里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專員馬蒂·馬卡里，以及負責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穆罕默德·奧茲甘迺迪的團隊將此歸咎於拜登政府時期的前任官員。當我與馬卡里會面時（他在被任命為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專員前是胰腺外科醫生），他表示，在不確定時期，一種危險且適得其反的“群體思維”可能會佔據主導。甘迺迪及其盟友指出，公共衛生當局曾敦促社交媒體平台遏制新冠虛假資訊的發佈，從而扼殺了辯論。甘迺迪本人也曾被Instagram封禁。在一條社交媒體帖子中，他稱棒球巨星漢克·阿倫86歲的死亡“是接種新冠疫苗後老年人可疑死亡浪潮的一部分”。批評者指責甘迺迪毫無根據地猜測阿倫的死因，並引用法醫辦公室的說法稱阿倫死於自然原因。反過來，甘迺迪指責批評者在沒有進行適當屍檢的情況下排除了疫苗相關的可能性，並要求進行尸檢。新冠疫情的經歷讓甘迺迪、馬卡里、巴塔查里亞和奧茲結成了“被排斥者聯盟”。“我們成了叛逆者，不受歡迎的人，因為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你會認為，尤其是在學術醫學領域，你應該能夠提出這些問題，”奧茲在他的辦公室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裡放了一隻標本蜜獾，象徵著無畏和進取。川普連任後，甘迺迪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領導團隊候選人聚集在奧茲位於棕櫚灘的豪宅中——這棟房子有10間臥室，面積18559平方英呎，離川普的海湖莊園不遠。這棟房子的建築師與甘迺迪童年時度假的海灘邊那棟豪宅的建築師是同一人。“它有同樣的氣味，”他說。早上，甘迺迪會邀請身邊的人一起去海裡游泳或扔橄欖球，然後他的團隊才開始討論美國醫學的未來。甘迺迪的朋友拉塞爾·布蘭德——喜劇演員、演員，同為成癮康復者，在英國被控強姦和性侵犯（他拒不認罪）——有時會加入他們。甘迺迪說，在棕櫚灘的那些日子驗證了他進一步脫離民主黨和家族大部分成員的決定，因為他們仍然是川普的主要反對者。甘迺迪告訴我，聚集在奧茲家的共和黨人“都是非常理想主義的人，這與我成長過程中對共和黨的看法不同。對我來說，在那裡最令人驚嘆和振奮的是，人們並沒有像民主黨人想像的那樣，坐在房間裡思考‘如何為富人減稅、壓榨窮人’，而是在說‘如何讓每個美國人都過得更好’。”有一次，史丹佛大學的領導來訪，卻遭到甘迺迪和奧茲的盤問，詢問該校為何調查巴塔查里亞在疫情期間的職業行為。曾經的“局外人”如今成了“權威人士”。甘迺迪現在將他與總統的關係比作“當你和一個你越來越喜歡的人約會時”。他們是在2024年7月川普遇刺未遂事件後開始會面的。甘迺迪開始相信，他以前對川普的印象——“誇誇其談的自戀者，缺乏好奇心，不讀書”——是錯誤的。“有一天，他和我一起坐在飛機上，我們談論敘利亞，他給我畫了一張中東地圖，非常精確，”甘迺迪告訴我，“然後他還畫出了每個國家的兵力，以及各個邊境的兵力部署。”川普會向甘迺迪背誦體育瑣事，並講述華爾街主要金融家的淨資產。“我不得不開始將川普視為一個民粹主義者，他正在對抗根深蒂固的權力和深層政府，以及國家與企業權力的融合，”甘迺迪告訴我。他承認，這讓川普成為一個奇怪的“悖論”——“因為他至少是自喬治·W·布什以來最親商業的總統。”這番話出自甘迺迪之口，著實令人驚訝——21世紀初，他曾將布什支援企業的環境政策比作歐洲法西斯主義者的行徑。我問他，如何調和自己對布什的批評與在一位任命石油高管克里斯·賴特（他最近稱阿爾·戈爾的氣候變化警告為“無稽之談”）擔任能源部長的政府內閣中任職的行為。“克里斯·賴特的世界觀很多元，”甘迺迪告訴我。幾十年來，小羅伯特·F·甘迺迪一直稱自己是“羅斯福/甘迺迪式自由派”。對“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的接納讓他失去了朋友，並使家族關係緊張。2022年，在一場反對疫苗強制接種的集會上，甘迺迪將美國的新冠應對措施描述為極權主義，並警告稱新技術將賦予政府比納粹對歐洲安妮·弗蘭克更大的控制權。對此，他的妹妹凱麗·甘迺迪在X平台上發帖稱：“鮑比（羅伯特的暱稱）昨天的謊言和煽動性言論既令人作嘔，又具有破壞性。”當小羅伯特·F·甘迺迪自己的妻子謝麗爾·海因斯（因在HBO劇集《抑制熱情》中飾演拉里·戴維的妻子而聞名）公開批評他的這些言論時，他道歉了。甘迺迪和羅得島州民主黨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曾是親密朋友，甚至參加過彼此的婚禮。如今，當懷特豪斯在公開聽證會上詢問甘迺迪時，語氣中充滿了蔑視。“你有我的手機號碼，”在9月的最後一次財政委員會對峙中，甘迺迪對這位前朋友說，“七個月來我從未收到過你的消息。給我打電話，我很樂意和你見面。”（甘迺迪說，懷特豪斯在10月底回應了他的提議，表示願意見面，此前懷特豪斯的參議院辦公室拒絕了《大西洋月刊》的置評請求。）最近，他的表妹、約翰·甘迺迪的孫女塔蒂亞娜·施洛斯伯格（身患晚期癌症）在《紐約客》上寫道，她“躺在病床上看著鮑比違背邏輯和常識”成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並指責他削減癌症研究資金。（甘迺迪拒絕置評。）“儘管遭到嘲笑仍堅持己見，這足以說明他救世主式的自我認知，”紐約民主黨政客馬克·格林（甘迺迪的另一位前朋友）最近告訴我，“他可悲地神志不清，竟然認為拜登比唐納德·川普更反對言論自由、更法西斯。”隨著時間的推移，甘迺迪和他的團隊圍繞其部門的組織理念達成了一致。“這是一個1.73兆美元的‘扭曲激勵機制’集合體，”他告訴我，“醫生、醫院、保險公司、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製藥公司——所有人的賺錢動機都源於讓人們保持生病狀態。”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採取激進措施。接下來的一年充滿了爭議、變革和新舉措。甘迺迪和川普政府通過解僱和促使退休的方式，解僱了約四分之一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員工，包括大部分高級職業工作人員和疾控中心數千名員工——甘迺迪稱疾控中心是“蛇坑”。早些時候，甘迺迪與埃隆·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團隊合作，取消了數億美元的研究補助金，並為白宮削減40%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金的預算提案辯護，儘管他表示如果國會做出不同決定，他也會接受更多資金。“我和埃隆就此談了很多，”甘迺迪告訴我，“一開始你必須採取一些破壞性措施。”否則，“你會失去動力。”5月27日，他在疾控中心引起軒然大波，宣佈其部門將不再建議健康兒童或孕婦接種新冠加強針，理由是臨床試驗尚未充分證明這些人群接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職業工作人員對此感到憤怒；甘迺迪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潛在危害資料來支援撤銷現有建議，而且眾所周知，新冠感染會增加母親和胎兒的風險。“我知道這些決定會傷害人們，”疾控中心新冠疫苗高級顧問拉克希米·帕納焦塔科普洛斯（因甘迺迪的新政策而辭職）告訴我，“作為一名科學家和從事這項工作一輩子的人，在我看來，他手上沾滿了鮮血。”幾天後，甘迺迪解僱了疾控中心負責推薦疫苗接種計畫的17名委員會成員，並取代為一個較小的小組，該小組立即下令從流感疫苗中去除汞防腐劑硫柳汞，儘管疾控中心仍稱硫柳汞“非常安全”。甘迺迪的新委員會還為麻疹、腮腺炎、風疹和水痘聯合疫苗的接種設定了障礙，援引默克公司和疾控中心過去的研究發現，聯合疫苗接種後發熱性驚厥的發生率更高。甘迺迪還取消了5億美元的mRNA疫苗研究聯邦補助金，稱該技術對快速變異的呼吸道病毒效果不佳——這一結論遭到醫學協會的質疑。在其他領域，他推動了左翼健康活動家、健康博主以及許多主流科學界長期以來尋求的變革。他發起了多項舉措，包括審查嬰兒配方奶粉成分、發佈氟化物使用新指南、限制學生使用手機、禁止銷售非法調味電子煙、取消學校全脂牛奶銷售限制，並說服12個州的州長禁止使用食品券購買含糖汽水。他宣佈計畫探索限制直接醫藥廣告和向兒童推銷不健康食品的措施，增加醫生的營養教育，降低部分藥物價格，在超加工食品包裝正面加入標籤，並要求對食品加入劑進行更多測試。在甘迺迪領導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壓力下，主要食品生產商宣佈將從穀物和糖果中去除某些石油基食用色素。甘迺迪的副手們稱他對新科學充滿好奇，並願意聽取不同意見。巴塔查里亞告訴我，2025年德克薩斯州爆發了美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他私下建議甘迺迪認可麻疹疫苗是預防該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當你給他提供證據時，他會根據證據改變主意，”巴塔查里亞說。甘迺迪確實隨後稱麻疹疫苗有效——但同時強調父母應自行決定，並推廣魚肝油等有爭議的麻疹症狀治療方法。彭博社 / 蓋蒂圖片社2025年9月22日，甘迺迪和唐納德·川普總統在白宮羅斯福廳，當時總統敦促孕婦不要服用泰諾，激怒了醫學界。部長還大量閱讀科學研究。8月，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安德里亞·巴卡雷利發表了一篇現有科學綜述，暗示孕期服用泰諾可能與兒童自閉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礙的發展有關。甘迺迪告訴我，他花了一個周末閱讀了70項相關研究。他與巴卡雷利交談，開始直接與該領域的另一位研究人員發簡訊，並要求現在擁有泰諾品牌的凱德維亞公司（Kenvue）派科學家到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向他匯報。甘迺迪得出了一系列相當微妙的結論——比他的上司隨後表達的觀點更為微妙。眾所周知，孕婦高燒會導致新生兒不良後果。因此，他告訴我，任何建議不要服用退燒的泰諾的公共衛生建議都必須謹慎權衡。但當他向川普簡要介紹自己的發現時，甘迺迪說，總統的回應是建議立即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泰諾警告。“你不能這樣做，”甘迺迪說他告訴總統，“這其中有微妙之處，你不能讓人們害怕服用泰諾，而且你會遭到強大製藥公司的強烈反對。”川普的回應是：“我才不在乎。”幾周後，馬蒂·馬卡里發佈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諮詢說明伴隨著這一公告，要求醫生在治療低熱時謹慎使用該藥物，但表示目前尚無證據表明泰諾與發育障礙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然而，川普對微妙之處缺乏耐心。“不要服用泰諾，不要服用，”總統在9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拚命抵抗，不要服用。”醫學界對此表示憤怒。美國兒科學會、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和其他著名健康組織發表聲明，建議醫生和患者無視川普的建議。儘管如此，甘迺迪仍讚揚總統的無畏和同情心。幾個月前，在白宮的一次活動中，小羅伯特·F·甘迺迪將川普比作約翰·甘迺迪總統——後者在20世紀60年代初與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合作，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我的叔叔曾試圖這樣做，但他被殺害了，這件事從未完成，”甘迺迪坐在川普旁邊說，“從那以後，我們一直在等待一位能夠站出來為美國人民的健康發聲的總統。”在一個沉浸於自身神話的家族中，小羅伯特·F·甘迺迪一直對“卡米洛特傳奇”（指約翰·甘迺迪總統時期的理想主義時代）的悲情與宏偉特別敏感。他的父親鼓勵他閱讀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等英雄詩歌，小時候的鮑比（羅伯特的暱稱）還背誦了拉迪亞德·吉卜林的《如果》和《岡加·丁》。亞瑟王的傳說引起了這個男孩的共鳴——他更感興趣的是在森林裡捕捉蠑螈和蛇，而不是功課。T·H·懷特的小說《石中劍》（講述年輕的亞瑟在梅林的指導下成長的故事）是他的最愛。“這就是我對鷹獵產生興趣的原因，”甘迺迪告訴我。11歲時，他的父親給了他第一隻紅尾鷹。甘迺迪給這隻鳥取名為摩根勒菲（亞瑟王的女巫同父異母妹妹）。黑白檔案照片：老羅伯特·甘迺迪微笑著站在人群上方，雙臂張開與人握手美聯社1968年，羅伯特·F·甘迺迪競選總統，三個月後遇刺身亡但當他的父親被謀殺後，鮑比·甘迺迪的母親埃塞爾·甘迺迪不得不獨自撫養11個孩子，而當時的世界正充斥著青年反叛運動。甘迺迪記得，1969年夏天的一天，他在科德角參加了一個告別派對，送別一位即將前往越南的年輕士兵。他說，那年夏天LSD（麥角酸二乙酰胺，一種致幻劑）從加利福尼亞傳來，那天晚上他搭便車回家時，有人給了他一劑。當時他最喜歡的漫畫書《石頭之子圖羅克》講述了生活在史前動物中的美洲原住民的冒險故事。在漫畫的一個情節中，美洲原住民食用了一種致幻水果。“我會看到恐龍嗎？”甘迺迪告訴我他當時問給她LSD的人，“我對古生物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向我解釋道。這或許是人們決定服用致幻劑的最獨特理由。當藥物效果消退時，當地一家餐館櫃檯上他已故父親和叔叔的照片破壞了他的“旅程”。就在那時，另一群孩子給了他一劑冰毒。最初的快感強烈到足以讓他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幾個月內，他就前往紐約市第72街購買2美元一劑的海洛因。“我從小就給動物用藥和注射，所以對我來說，用針頭給自己注射藥物並不是什麼難事，”他說，“我們鎮上還有其他孩子在注射興奮劑。”當時他15歲。2025年1月，川普宣佈將提名甘迺迪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後，他的表妹、約翰·甘迺迪的女兒卡羅琳·甘迺迪發表公開信反對他的確認，部分原因是她目睹了他年輕時吸毒的經歷；她指責他帶領家族其他人“走上成癮之路”。她將年輕時的鮑比描述為像他飼養的猛禽一樣的“捕食者”，稱他變得“沉迷於關注和權力”。“他的地下室、車庫和宿舍房間是毒品交易的中心，他喜歡炫耀如何將小雞和老鼠放進攪拌機喂他的鷹，”她寫道，“那常常是一個充滿絕望和暴力的反常場景。”當我把這些話讀給甘迺迪聽時，他幾乎沒有反應。“我在很大程度上不會反駁，”他說，“成癮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戀的。”當他被哈佛大學錄取時（他的父親、叔叔和祖父都曾就讀於該校），他已經被多所寄宿學校開除，因持有大麻被捕，並與母親疏遠。十幾歲時，他曾跳上火車前往舊金山的海特-阿什貝瑞區與嬉皮士廝混，並在科羅拉多州的一個木材營地工作。他的海洛因成癮持續了14年，貫穿了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的學習生涯，以及他與同為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學生的埃米莉·布萊克的第一次婚姻（1982年結婚）。1983年9月，他在飛往南達科他州的航班上過量吸毒。他被控持有海洛因，被判處兩年緩刑，並在紐澤西州的一家康復機構度過了接下來的五個月。他離開治療中心後不久，比他小一歲左右的弟弟大衛·甘迺迪在棕櫚灘的一家酒店房間內因吸毒過量死亡，當時其他家族成員正在附近的甘迺迪莊園聚會。小羅伯特·F·甘迺迪在1972年的一場名人網球錦標賽上，那是他上大學前的夏天。羅恩·加萊拉 / 蓋蒂圖片社甘迺迪和他的妹妹凱麗·甘迺迪（最近呼籲他辭去政府職務的家族成員之一）在1974年。羅恩·加萊拉 / 蓋蒂圖片社儘管甘迺迪說他戒毒後就再也沒有服用過海洛因，但他仍然認為自己的大腦有點像“配方藥房”，能夠將任何東西——攀岩、鷹獵、性——都變成毒品。2024年，《紐約雜誌》與記者奧利維亞·努齊解約，因為該雜誌發現她與去年採訪過的甘迺迪存在不當私人關係。（本文印刷版付印後，關於他與努齊關係的更詳細指控浮出水面。甘迺迪拒絕置評。）甘迺迪孩子的前保姆告訴《名利場》，他在她23歲、他45歲時對她進行了性騷擾。文章發表後，甘迺迪在給保姆的簡訊中道歉，儘管他說不記得她描述的事件。“我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他公開表示，“我有很多醜聞，如果它們都能投票，我可以競選世界之王。”20世紀80年代初康復後，甘迺迪說他通過匿名戒酒會的常規和原則重塑了自己——結合了精神信仰、徹底的透明度和對服務的專注。作為總統候選人，他告訴他的安保人員，無論前往那裡，他每天都必須參加十二步戒癮會。自從從洛杉磯搬到華盛頓後，他一直保持著這一習慣。我問他，作為一名正在康復的成癮者，這對他還有多大影響。“我認為這塑造了我的一切，”他說。即使作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他仍在為其他康復者提供支援。“我一直都在接聽相關電話。”在他自己看來，從海洛因成癮中康復讓他從詛咒中解脫，重新回歸生活。“經歷過那種地獄般的生活，”他告訴我（轉述他吸毒時讀到的一句話），讓你對生活有了不同的視角，並獲得了“一種救贖”的機會。為了重建自尊，他努力用一種超越自我的目標導向生活，取代成癮帶來的隱秘羞恥感。就這樣，他以天主教信仰為基礎的私人康復，與他反對他認為對美國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的公共鬥爭融合在了一起。但這或許也是他關於疫苗等問題的慷慨陳詞如此充滿激情的原因。“你知道，你必須完全致力於一種生活方式，”他在談論十二步戒癮法時說，“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的約瑟夫·坎貝爾式英雄之旅。”康復後，他建立了“哈德遜河守護者”（Riverkeeper）——一個致力於保護哈德遜河和紐約其他流域的非營利組織；創辦了一家環境律師事務所；與布萊克離婚；第二次結婚，妻子是建築師瑪麗·理查森；並開始了一場反對化學物質危害人類健康的終身鬥爭。2010年，在結婚16年後，他向理查森提出離婚；理查森指責他多次不忠，而他則稱她存在虐待行為。在這場激烈的訴訟結束前，理查森自殺身亡。2014年，甘迺迪與海因斯結婚。他有六個孩子，兩個與布萊克所生，四個與理查森所生。作為一名訴訟律師，他成績斐然：他贏得了對通用電氣（污染哈德遜河）、杜邦公司（西弗吉尼亞州鋅冶煉廠污染）和孟山都公司（草甘膦涉嫌致癌——草甘膦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除草劑之一“農達”的關鍵成分）的訴訟。許多案件都是他親自辯護的。美國最成功的訴訟律師之一約翰·摩根曾與甘迺迪合作處理2015年南加州天然氣洩漏事件和2023年俄亥俄州東巴勒斯坦火車脫軌事件後的訴訟。摩根說，律師分為三類：發掘者（尋找原告）、攻堅者（處理案件）和管理者（確保一切順利進行）。甘迺迪是他見過的最優秀的發掘者之一。“人們願意追隨他，”摩根告訴我。儘管甘迺迪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起訴環境污染者，但他對疫苗的關注是在患有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們開始出現在他的演講現場後才開始的——其中一位母親說服他閱讀了一些暗示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聯絡的研究。疫苗可能會傷害人這一事實並無爭議：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畫（NVICP）的存在就證明了美國公共衛生界對此的認可。然而，這種傷害的頻率和性質卻存在很大爭議。2006年至2022年，美國大約分發了50億劑疫苗，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畫每100萬劑疫苗僅支付約一次賠償。甘迺迪認為，實際傷害率可能比報告的高出100倍。就像在反對企業污染者的鬥爭中一樣，他將訴訟律師的工具運用到了疫苗鬥爭中——讓受害者人性化，妖魔化反對者，並以大量研究和強烈的憤慨讓聽眾折服。與童話故事和法庭劇不同，科學並不總是提供清晰的敘事。初步結果可能無法複製，真實發現可能被統計噪音淹沒，災難性副作用可能需要時間才會顯現。在不斷探索真相的過程中，公眾可能會感到困惑：人造黃油曾被視為健康的黃油替代品——直到研究發現它是導致每年5萬人過早死亡的人工反式脂肪的來源；默克公司的藥物萬絡（Vioxx）曾是神奇的止痛藥——直到研究人員估計它與多達14萬例額外心臟病病例相關；20世紀90年代的食物金字塔強調加工碳水化合物而非纖維和蛋白質，鑑於目前關於肥胖流行根源的研究，這現在看起來像是一個病態的笑話。甘迺迪認為，更多人應該效仿他，直接瞭解科學。“‘相信專家’不是科學的特徵，”他喜歡說，“也不是民主的特徵，而是極權主義和宗教的特徵。”但正如甘迺迪所建議的，讓每個人都“自己做研究”——即使在奈米科學和基因組編輯等技術出現之前——也是不現實的。當我向甘迺迪暗示他現在正假定自己扮演健康專家的角色時，他予以否認：“我沒有告訴人們要相信我，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我’。”在我們的交談中，我們經常就某個科學辯論的細節展開爭論。例如，我提醒甘迺迪，早在2005年，他就曾表示，從大多數疫苗中去除硫柳汞將導致自閉症診斷率下降——但從那以後，硫柳汞已從大多數疫苗中去除，而自閉症診斷率卻持續上升。他則反駁說，這可以通過同一時期疫苗中加入的鋁以及一些流感疫苗仍含有硫柳汞來解釋。但大多數孕婦和幼兒已經不再接種含有這種防腐劑的流感疫苗——這在甘迺迪禁止流感疫苗使用硫柳汞之前就已經是事實。還有一次，他指出，美國作為一個新冠疫苗接種率很高的國家，僅佔全球人口的4.2%，卻佔新冠死亡人數的19%。我反駁說，這些差異可能由其他因素解釋，包括美國更全面的報告、更高的慢性病率、人口老齡化和寒冷的氣候。他承認了所有這些因素，但表示他想表達的觀點更狹隘：“認為拯救我們的唯一東西是疫苗的說法缺乏說服力。”他給我發了一項輝瑞公司針對孕婦的新冠疫苗安慰劑對照研究，該研究顯示，接種疫苗組的嬰兒先天性異常發生率高於未接種疫苗組。我反駁說，輝瑞公司發現這種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他則回應說，差異未達到統計顯著性的原因是研究規模不夠大，而且“輝瑞公司一看到不好的結果就停止了研究”。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意味著該公司存在惡意意圖。“你為什麼不問問輝瑞公司這件事？”他問，“你應該打爆他們的電話。”於是我聯絡了輝瑞公司，該公司同意讓一名參與其新冠疫苗項目的科學家接受我的採訪，但要求我不透露該科學家的姓名以保護其隱私。這位研究人員告訴我，研究停止並非因為結果不佳，而是因為資料顯示疫苗沒有安全問題——這意味著，考慮到孕期感染新冠的嚴重風險，不讓對照組接種疫苗是不道德的。該研究人員還解釋說，進一步調查確定，在最初報告的所有先天性異常中，只有一例發生在疫苗接種後（妊娠24周）。“你不能把接種疫苗前發生的事情歸咎於疫苗，”該研究人員告訴我。當面對與自己論點相矛盾的資料時，甘迺迪經常聲稱反對者存在惡意——他們的動機是利益或職業晉陞。他作為訴訟律師的經歷可能讓這種反應成為本能。正如他的訴訟夥伴約翰·摩根告訴我的那樣，起訴污染者和菸草公司後，很難不認為被告“從事的是蓄意謀殺業務”。甘迺迪將同樣的視角應用於醫療界，稱其由大型製藥公司及其政府保護者推動——儘管大多數兒科醫生、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都致力於幫助兒童和減少痛苦。如果甘迺迪如此關注利益衝突，那麼他重組後的疾控中心疫苗委員會呢？他任命的一些專家此前曾受僱擔任疫苗安全訴訟原告的證人。甘迺迪本人除了作為訴訟律師賺取數百萬美元外，還從“兒童健康防禦組織”獲得了豐厚的薪水——2022年為510,515美元，這是一個他從2016年領導至2023年的非營利組織，通過籌款爭取更嚴格的疫苗監管。他的整個政治項目——他的競選活動、被川普任命、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職位——都與他證明科學家在疫苗問題上欺騙公眾的能力息息相關。如果他改變主意，他將失去很多。在總統競選期間，甘迺迪多次表示，在一項新冠疫苗研究中，輝瑞公司發現“接種疫苗的人在研究結束時的全因死亡率高出23%”；他現在仍然這樣說。他的這一說法基於他對輝瑞新冠疫苗早期試驗的解讀，這聽起來很可怕——對於那些尋找理由懷疑官方健康建議的人來說，這是確鑿證據。2020年這項試驗的主要結論是，接種疫苗組的感染率顯著低於安慰劑組（8例感染 vs 162例）。該研究跟蹤了約4.4萬人，他們被隨機分為兩組（雙盲），一組接種新冠疫苗，另一組接種安慰劑。在六個月的時間裡，疫苗組有21人死亡，安慰劑組有17人死亡。（科學家用這些數字得出他們所謂的“全因死亡率”。）甘迺迪正是利用這些數字聲稱，研究發現接種疫苗會使死亡風險增加23%。但我就此詢問的科學家解釋說，該研究的規模不夠大，持續時間也不夠長，無法揭示任何增加的死亡風險。此外，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審查稱，研究中的所有死亡都與疫苗無關。（甘迺迪說這項審查是主觀的。）甘迺迪的數字也具有誤導性。在研究的雙盲階段，疫苗組有15人死亡，安慰劑組有14人死亡。（雙盲階段結束後，安慰劑組開始接種疫苗。）2023年，英國一家著名醫學期刊的編輯彼得·多希給甘迺迪的團隊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稱根據這些數字，關於該研究死亡率的正確結論是“疫苗組和安慰劑組的死亡人數基本相同”。去年秋天，在我們的交談和簡訊往來中，甘迺迪和我一直在重複兩年前的爭論。他會指出輝瑞疫苗研究中的全因死亡率資料。我會回應說，理解這些資料的科學家表示，這些資料並不意味著他所說的意思——我還會指出，即使在病毒變異成新變種後，觀察性研究仍然表明輝瑞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有效。甘迺迪拒絕讓步。他告訴我，當疫苗推出時，公共衛生專家“告訴人們‘這將拯救你的生命’，但他們沒有證據支援這一點。23%的全因死亡率！這還不重要嗎？我不知道你生活在那個星球上。”疫苗學家告訴我，他們生活在一個接受過閱讀和解讀資料訓練的星球上——而不是一個你從研究中挑選資料、推斷聳人聽聞的結論，然後暗示這些資料顯示疫苗導致死亡率上升，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的星球。和巴塔查里亞一樣，甘迺迪傾向於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但在甘迺迪的敘述中，反派不僅是逮捕伽利略並譴責其發現的神職人員，還有他的科學家同行——他們擔心遭遇與伽利略相同的命運，拒絕通過他的望遠鏡觀察。這個寓言將未被認可的疫苗危險視為夜空中的一個固定點，一顆超新星或月亮，任何願意冒著聲譽風險尋求真相的人都能發現。埃莉諾·卡魯奇 為《大西洋月刊》拍攝2025年10月，甘迺迪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辦公室裡查理·柯克去世四天後，甘迺迪要求再次與我交談。他讓女兒基克（Kick）安排了一次Zoom通話，以便記錄我們的交流。我試圖彌合分歧的努力並不順利。“你有點暴露了你的意圖，”那個周日我們開會時他說，“你想表達的是，雙方都不聽對方的意見，都固執己見，都認為自己是基於科學的。”他稱這是一種新聞手法。“這有點自私，因為你知道，記者會採取這樣的立場：‘好吧，我正在觀察一個雙方對立的現象，而我處於中間’——一個無所不知的智者，”他說。他表示後悔同意接受我的採訪，並將我們的關係比作寓言中的蠍子和青蛙：蠍子請求青蛙幫忙過河，過河後卻蟄死了青蛙。“每一篇關於我的文章都是一樣的，從來都不是基於科學的，從來都不是一場辯論，總是人身攻擊，”他繼續說道，“‘他是陰謀論者，他反科學，他是瘋子，他腦子有問題’，或者關於熊的故事、鯨魚的故事、狗的故事，諸如此類，他們總是聚焦於這些。”他認為，關於他過去這些豐富多彩經歷的文章，都是為了轉移人們對他論點實質的關注。“我挑戰你，告訴我一個我談論過的陰謀沒有成為現實的，”他說，“我說草甘膦——農達——會導致癌症，比如非霍奇金淋巴瘤，這是陰謀論嗎？三個陪審團都同意我的觀點。我說新冠疫苗無法預防傳播，這是陰謀論嗎？現在每個人都承認了。我說口罩沒有科學依據，這是陰謀論嗎？現在每個人都同意了。學校關閉是一個錯誤。”他還沒說完。他憤怒地表示，人們利用他對父親和叔叔遇刺事件的興趣來詆毀他。“我從來沒有說過我父親是被中央情報局（CIA）殺害的，我只是說有間接證據，”他說。他說，沒有人解釋他父親屍檢中的不一致之處——這些不一致與他父親的唯一凶手是巴勒斯坦活動家希爾漢·希爾漢的說法相矛盾。“羅伯特·甘迺迪被從背後槍擊了四次。我們知道希爾漢槍裡的每一顆子彈都去了那裡，他擊中了另外六個人，不可能殺死我父親。所以，你知道，這是事實，是科學。也許你能找到一種方法，證明他可能繞到了我父親身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你知道，一個真正的記者”會報導人們害怕他的論點，並且他們在否認事實，他說，“但我不認為《大西洋月刊》會允許你這樣做。”“你是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我說，“想必你可以打電話給疾控中心的任何人進行這場辯論。”“那個機構有2.1萬人，我不會和每個人都進行個人辯論，”他回應道，“順便說一句，他們正在離職，因為他們無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當然，辭職的人會對此提出異議。但我懷疑，為了在公眾輿論法庭上獲勝，甘迺迪更願意與我辯論。這一切似乎都相當無望。在我起草這篇文章時，我對自己無法建立科學進步通常所需的基本事實共識感到越來越沮喪。於是我給甘迺迪發了一條資訊，描述了我的進展，並要求再次交談。幾分鐘後，一位顧問回覆簡訊：“今天下午1點在部長家見面怎麼樣？”甘迺迪在確認任命幾周後，買下了他在喬治敦的新家——離傑克叔叔（約翰·甘迺迪）擔任眾議員和參議員時居住的地方不遠。一個室內門口裝飾著四位近期共和黨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羅納德·里根、老喬治·布什和川普——給他的簽名便簽。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巴拉克·歐巴馬或比爾·克林頓的信件，這兩位是他在支援川普之前最後為之競選的總統。“它們在儲藏室裡，”他說。他的客廳裡掛著一面1865年的美國國旗，甘迺迪告訴我，這面國旗與亞伯拉罕·林肯總統遇刺前不久收到的一面國旗是一對。我們首先找到了至少一個共識點：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事實上，甘迺迪與許多共和黨同僚意見相左，他表示“任何利用查理·柯克之死為審查制度辯護的行為都與他的價值觀不符”。但不可避免地，我們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話題。甘迺迪建議我的故事結尾可以聚焦疾控中心網站上的一句話——“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在確認過程中，比爾·卡西迪曾讓他承諾不刪除這句話，以換取他的投票。但甘迺迪找到了一個變通辦法。11月19日，他更新了該頁面，在這句話旁加入了一個星號，並補充說明：“研究尚未排除嬰兒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症的可能性。”儘管麻疹-腮腺炎-風疹（MMR）疫苗和硫柳汞已被證明與自閉症無關，但甘迺迪表示，他未能找到任何關於其他各種兒童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症風險的研究。他認為，這種研究的缺失削弱了疾控中心網站這一說法的有效性。基克坐在我們旁邊的沙發上，海因斯則在樓上修改她的回憶錄最終稿。我問甘迺迪：作為國家衛生部長，他現在是否仍像過去那樣認為科學證明疫苗會導致自閉症？還是說他只是認為這個問題尚未被科學得出定論？他謹慎地回應：“我對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你知道，我的看法並不重要，”他說，“我們需要的是科學，是確鑿的科學。目前我們只有暗示性的科學證據。”我曾就此問題與其他人交談過。他們同意甘迺迪的觀點，即並非每種疫苗都經過了自閉症發病率影響的研究。但他們認為，這樣做並不緊迫，因為現有關於疫苗的高品質證據表明兩者之間沒有關聯。約書亞·戈登曾擔任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負責監督聯邦自閉症研究，他告訴我，自閉症發病率的近期上升主要可以通過診斷標準的擴大和父母受孕時平均年齡的提高來解釋。“如果疫苗確實與自閉症有關聯，那影響也非常、非常小，毫無疑問，即使你開展研究並明確證明了這種微小影響，它也遠遠不及疫苗帶來的益處，”戈登告訴我，“認為開展這些研究後會得出不同的科學建議，這顯然是錯誤的。”當我問他對甘迺迪質疑的疾控中心網站聲明（“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有何看法時，戈登表示這是一種“通俗易懂的表述”，濃縮了科學共識，目的是鼓勵人們接種救生疫苗。斯坦利·普洛特金是美國頂尖的疫苗學家之一，也是醫學院教材《普洛特金疫苗學》的主要作者，他傳達了類似的資訊。“我能說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嗎？”他反問，“我只能說沒有證據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關聯。”他駁斥了甘迺迪引用的一些研究，認為這些研究設計不合理。他表示不反對開展一項新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來探討這個問題，但研究設計必須能夠考慮到混雜變數。但他說，他不會接受“由帶有偏見的人設計、旨在獲得特定結果的研究”。川普如願當選總統，並任命甘迺迪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以落實他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優先事項。這賦予了甘迺迪的科學政策民主合法性，儘管專業衛生專家對其潛在影響感到震驚。但當我們坐在他的客廳裡時，我意識到甘迺迪正在提出一個我之前從未理解的論點——這是一個政策主張，而非事實主張。他表示，無論疫苗挽救了多少生命，政府在沒有首先全面排除所有潛在風險的情況下推薦疫苗都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只有包括結核疫苗在內的少數幾種疫苗經過了足夠的研究，達到了這一標準。甘迺迪曾削減過自己部門的預算，但現在他表示，計畫投入數十億美元開展數百項研究，調查疫苗與慢性疾病之間的潛在關聯。“醫學的基本原則是‘不傷害’，”當我們談論新冠疫苗加強針時，他說，“除非你明確知道一項干預措施是安全有效的，否則絕不能對健康人實施——而我們並不知道新冠疫苗加強針是否安全有效。”我問他：如果你在疫苗問題上是錯的呢？六位前衛生部長、大多數疫苗專家以及幾乎整個科學界都認為他是錯的。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據表明他的行為降低了疫苗接種率，卻沒有減少慢性疾病，反而導致病毒和細菌感染帶來的痛苦和死亡增加，他會如何回應？“我的意思是，我們會傾聽，”甘迺迪說。這是我想聽的答案。但隨後他又一次列舉了自己不會出錯的理由：他談到了疫苗生產商標籤上列出的可能作為不良反應的慢性疾病；談到了疫苗出現之前，其預防的疾病死亡率就已經在下降的證據；還談到了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糟糕的政策決策和高死亡率。“你知道，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干預措施，”他說，“健康不僅僅來自注射器。”這位訴訟律師仍在努力串聯起那些能導向他偏好結論的線索——這位美國政治世家的孤兒，從地獄歸來，仍在為實現自己的宿命而奮鬥。 (邸報)

導語： 當前世界局勢緊張複雜，國際競爭和矛盾不斷加劇，各地區衝突不斷，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威脅。去年2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凸顯了全球多極化格局下大國競爭的激化，其地緣政治影響也引發了廣泛關切。同時，在加薩走廊、納卡地區、非洲大陸等地的爭端也持續升級，並成為區域衝突的縮影，多方勢力的介入更加劇了其複雜性。本文作者認為，在這一系列衝突的背後，可能是巧合、多極化趨勢、俄烏衝突爆發這三個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在各類衝突交織疊加的背景之下，戰爭狀態的普遍性以及持續性似乎可能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 本文編譯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觀點文章，原標題為《儘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但整個世界卻充滿了戰爭》（Not a World War But a World at War），作者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保羅·波斯特（Paul Poast）。 過去的這兩年，是自二戰結束後衝突爆發最多的兩年。在過去的24個月裡，大量武裝衝突開始爆發、再度激化甚至持續升級。其中有些是本已中止多年的衝突，雙方在數年內都未直接交戰；另有一部分則是一些長期醞釀的衝突，即此前曾間歇性爆發了一些低級別的衝突，但現在卻都變得活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