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一個曾被公共衛生界忽視的局外人，如何成為科學界最有權勢的人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1 月《大西洋月刊》雜誌，印刷版標題為“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Science.” 作者：邁克爾·舍雷爾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攝影：Elinor Carucci小羅伯特·F·甘迺迪身著灰色西裝，雙手舉至下巴，緊握一串深棕色念珠（此姿勢為他向攝影師提議）小羅伯特·F·甘迺迪（下稱甘迺迪）從小就隱約知道，命運可能將人推向可怕的境地。“我總覺得我們都捲入了一場偉大的鬥爭，”他曾寫道，“世界是善惡交鋒的戰場，而我們的生命將在這場衝突中耗盡。”他9歲時叔叔遇刺，14歲時父親遭遇同樣的命運。今年秋天，當他得知好友查理·柯克被槍擊時，我恰好坐在他身邊。當時我們正乘坐國民警衛隊C-40C“快船”運輸機從芝加哥飛往華盛頓特區，甘迺迪的一名顧問含著眼淚在他耳邊輕聲告知了這一消息。“哦，我的上帝，”他說道。國民警衛隊乘務員分發了加熱後的雞肉墨西哥玉米餅，甘迺迪沒有接受，而是選擇了他的隨身助理為他準備的一夸脫原味有機草飼酸奶。幾周前，一名認為自己接種新冠疫苗後中毒的男子向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CDC）園區發射了近200發子彈，擊中6棟建築並導致一名警察死亡。作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部長，甘迺迪負責監管疾控中心，他剛告訴我，其安保團隊最近分發了一份備忘錄，警告他自身生命面臨威脅。“備忘錄稱，針對我的怨恨已‘超過致命閾值’，”他說。甘迺迪對這份威脅評估表現出非凡的平靜，他放下勺子，直接對著容器大口喝完了酸奶。在美國公眾對機構的不信任感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即便是科學界等曾經不可撼動的專業堡壘，也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創，甘迺迪已然成為一面羅夏墨跡測驗——對許多美國人而言，他要麼是揭露真相的鬥士，要麼是頭腦狂熱的瘋子——折射出美國人對攪動全國的民粹怒火的不同理解。我曾告訴甘迺迪，我想瞭解他從自由派民主黨人、環保活動家轉變為“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核心人物及甘迺迪家族“異端”的歷程，因為我認為通過審視他的蛻變，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之間的分歧，並助力縮小政治鴻溝。他表示理解但持懷疑態度：“是啊，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他說著笑了起來，話語未完。甘迺迪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他將一些全球最負盛名的科學和政治領袖視為江湖騙子，稱自己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手下的部分專家為“生物娼妓”，因為他認為這些人的誠信可被其監管的行業收買。他駁斥了關於疫苗的大部分科學共識，聲稱疫苗可能是慢性疾病流行率上升的根源。在我們從芝加哥起飛的幾天前，甘迺迪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稱一名美國參議員撒謊，另一名則荒謬可笑。委員會兩黨多數成員（包括兩名共和黨醫生）均表示擔憂，認為他支援的疫苗政策會危及美國兒童的生命。甘迺迪辯稱，像我這樣的記者與公共衛生界合謀，向美國人民隱瞞真相。這個國家正陷入分裂，而甘迺迪正站在分裂的風口浪尖。“整個醫療界都有巨大的利益牽涉其中，而我現在正威脅到這些利益，”他告訴我，“川普總統允許我這麼做，我感到很驚訝。”一年前，保守派青年組織“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創始人柯克曾與甘迺迪共同舉辦活動，當天甘迺迪結束了其不切實際的總統競選，並宣佈支援唐納德·川普。川普在活動中表示：“約翰·甘迺迪（JFK）和老羅伯特·甘迺迪（RFK Sr.）此刻正在天堂注視著我們，他們非常、非常自豪。”如今，當我們飛越俄亥俄州時，沒人知道柯克是否能活下來。在飛機前部，同樣隨行的司法部長帕姆·邦迪的助手們正利用機上Wi-Fi在社交媒體上觀看槍擊事件的恐怖視訊。甘迺迪的顧問回來時，帶來了一份為部長的X（原推特）帳號準備的帖子草稿：“為你祈禱，查理。”“改成‘我們愛你，查理。’”甘迺迪指示道。三天後，甘迺迪剛從喬治敦附近的一個周六上午成癮者十二步戒癮會回來——這個社區長期以來是甘迺迪家族的聚居地，但他現在稱之為“自由派飛地”——他給我發資訊說，想繼續我們關於國家社會崩潰的對話。他在戒癮會上的大多數人“第一次見到我時可能都嚇壞了，因為你知道，他們讀《紐約時報》、看CNN，所以對他們來說，我有點像個怪物，”他說，“但久而久之，我變得非常受歡迎。”這讓他燃起希望：在戒癮會之外，我們也能縮小分歧。他說，社會的某些部分本應獨立於政治運作，科學便是其中之一。“科學的全部目的是探索存在的真相，”他說，“它不是主觀的，而應是客觀的。我相信，只要能展開對話，科學就能成為一個找到共識的地方。”但問題是，這種對話早已破裂。1900年，美國三大死因是肺炎、肺結核和腹瀉病，這些疾病每年共導致約1%的美國人死亡，驚人的是，30%的死亡發生在5歲以下兒童身上。到本世紀末，疫苗接種、抗生素、清潔飲用水、改善的污水處理和病蟲害防治大幅降低了傳染病的致死率。如今，幼兒佔美國死亡人數的比例不足1%，預期壽命延長了近30年。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歸功於科學家和立法者的努力：他們檢驗假設、建立共識以通過政策，然後在新證據出現時修正共識。但大約從2010年開始，預期壽命的長期穩步增長陷入停滯。心臟病、癌症、中風和肺病等慢性疾病現在位居死亡榜前列——影響約1.3億美國人，佔美國每年4.9兆美元醫療支出的90%。我們是全球健康狀況最差的高收入國家，充斥著處方藥廣告，同時受各種替代療法的健康產業影響。民主黨民意調查公司Navigator9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0%的美國人認為醫療系統“是為製藥公司和保險公司設計的，美國人越生病，它們賺的錢就越多”。甘迺迪旨在利用大多數人的不滿來重塑公共衛生體系。他之所以確立這一目標，源於他數十年作為訴訟律師的經歷，專注於起訴污染企業對美國水資源的污染。在職業生涯後期，他開始認為製藥公司和食品公司對美國人的健康造成了類似的“污染”。甘迺迪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領導核心前提是：現代科學存在偏見，這種偏見會導致生命損失——監管機構已被行業俘獲，醫學期刊因逐利而腐敗，甚至美國兒科學會等受人尊敬的組織也存在短視的群體思維，傷害兒童利益。Elinor Carucci for The Atlantic多年來，甘迺迪一直是個愛找茬的局外人，科學界對他視而不見。即便現在他身居美國衛生官僚機構的頂端，甘迺迪仍表示，公共衛生當局（他稱這些人的信念更接近宗教而非科學）不願與他接觸。他指責反對者迴避關於疫苗的爭論：“15年來，他們為什麼一直拒絕與我對話？15年來，我一直要求有人站出來和我就此進行辯論，”他告訴我，“他們的反應是‘哦，別和他辯論，他太瘋狂了，你不想給他平台’。”2017年，甘迺迪認為自己終於獲得了闡明疫苗觀點的機會。在川普的堅持下，甘迺迪和包括疫苗安全訴訟律師艾倫·西里在內的一些盟友，帶著84項研究前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稱這些研究支援他們關於疫苗存在未被認可危險的主張。“我們試圖與他溝通，我們想和他辯論，”前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約書亞·戈登告訴我。他和同事們參加了會議，辯稱現有研究表明疫苗與自閉症等疾病之間沒有關聯，並解釋了為什麼甘迺迪引用的論文“存在疑點”。但戈登說，“甘迺迪和西里拒絕參與實質性討論”。甘迺迪和西里則堅稱，是醫生和科學家拒絕溝通，西里還公佈了一些電子郵件，顯示戈登最終以讓他們諮詢疾控中心為由結束了對話。這次會議堅定了甘迺迪的信念：他面對的是一個不願正視挑戰其世界觀證據的“邪教組織”。如今，甘迺迪與其手下工作人員之間也出現了類似的模式。8月下旬，甘迺迪要求川普解僱他親自挑選的疾控中心主任——她剛獲得參議院確認僅四周——因為甘迺迪確信她與該機構的科學工作人員結盟，與自己作對。他還替換了疾控中心疫苗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因為他認為該委員會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決策不科學且受行業影響。他的團隊利用社交媒體指名道姓地攻擊科學記者。甚至他新加入的政黨中的一些成員也對此感到震驚。今年2月，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比爾·卡西迪（胃腸病學家，參議院衛生、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共和黨主席）投下了確認甘迺迪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的決定性一票。作為肝病專家，卡西迪曾治療過因出生時感染乙肝而導致肝硬化的患者，而這種疾病通過新生兒疫苗接種即可預防。儘管卡西迪迄今為止拒絕放棄對甘迺迪的支援，但他反對部長關於乙肝疫苗對新生兒可能存在危險的說法。“我已邀請比爾·卡西迪等人坐下來，一起仔細研究這些研究，看看那些是正確的，”甘迺迪告訴我，“這必須通過真正的辯論和對話來實現，而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沒有真正合適的場所進行這種對話。”當我向卡西迪轉達甘迺迪的不滿時，這位參議員表示，他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經常互相分享科學文章和論文。“我發現他經常把同一篇文章發給我不止一次，”卡西迪告訴我。但他說，每當卡西迪指出文章中的“統計缺陷”時，甘迺迪都會說他認為這些缺陷“無關緊要”。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撰寫這篇文章時，甘迺迪向我推薦了許多研究，意在讓我相信這場辯論不存在兩種有效立場，只有他的立場是正確的。我不是科學家，坦白說，我在是否每年接種新冠和流感加強針方面一直猶豫不決，對其益處感到困惑。而現在，美國最有權勢的公共衛生官員卻讓我——一名政治記者——來評判一場關乎生死的醫學辯論。我聯絡了保羅·奧菲特，他是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兒科醫生，也是甘迺迪疫苗觀點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奧菲特參與發明了輪狀病毒疫苗，該疫苗已緩解了全球幼兒住院的一個主要原因。甘迺迪經常攻擊他存在經濟利益衝突，因為包括他所在醫院在內的疫苗專利所有者向他支付了部分銷售收益。這一指控完全基於間接證據：奧菲特早期的輪狀病毒研究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而非私營企業；他倡導疫苗接種並撰寫關於疫苗益處的書籍，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為了利益而有任何不當行為。和我為撰寫本文採訪的許多人一樣，奧菲特曾收到激進分子的死亡威脅，這些人認為他對疫苗的支援是致命的，有些人甚至將目標對準了他的孩子。奧菲特告訴我，甘迺迪是個“騙子”和“糟糕的人”。我請他解釋原因。“我說什麼都沒用，”奧菲特說，“他認為醫學期刊被行業操控，政府被行業操控，我也被行業操控，但他錯了。”奧菲特繼續說道：“如果他有資料證明自己是對的，那就該死的發表出來。他做不到，因為他根本沒有那些資料。”我問奧菲特是否有辦法扭轉公眾對科學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我認為除了讓病毒和細菌來‘教育’人們，別無他法，到那時人們才會意識到他們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他說。根據疾控中心的資料，2011年至2024年，申請疫苗強制接種非醫療豁免的幼兒園學生比例翻了一番，超過3%。佛羅里達州剛剛宣佈終止學校疫苗強制要求，愛達荷州則通過了一項禁止此類要求的法律。卡西迪的辦公室一直在監測百日咳（一種可通過疫苗預防的細菌感染，又稱哮吼）發病率的上升情況。卡西迪的初步假設是，紅州疫苗接種率的下降將在資料中體現出來。甘迺迪則反駁稱，現有資料不夠具體，無法表明新感染病例是否發生在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中。今年6月，我第一次為撰寫這篇文章採訪了甘迺迪，地點在他位於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六樓的辦公室。這棟建築是粗野主義風格的灰色混凝土大樓，形似一個巨大的空調機組。甘迺迪的工作人員開玩笑說這棟樓感覺像監獄；部長則指出，如果不是因為窗戶深陷，他本可以欣賞到美國國會大廈穹頂的美景。甘迺迪今年71歲，但在舉重、人工曬黑、精心飲食和睾酮替代療法的幫助下，他看起來更像漫畫人物而非老年人——古銅色的臉龐輪廓分明，眼睛是天藍色的。他在工作中堅持嚴格的著裝規範：像他父親有時穿的那樣，深色刺繡窄領帶，西裝外套在他健美的胸部和二頭肌上顯得有些緊繃。他經常從襯衫口袋或辦公桌抽屜裡拿出Zyn尼古丁袋，塞在下唇和牙齦之間。當我問他如何將自己的尼古丁習慣和曬黑行為與聯邦政府反對這兩種做法的健康建議相協調時，他在椅子上動了動：“我沒有告訴人們應該做我做的任何事，”他說，“我只說‘保持健康’。”甘迺迪告訴我，他的工作人員認為接受我的採訪是個錯誤。在他人生的前50年裡，全國性雜誌稱讚他是公共服務者、甘迺迪家族的潛在繼承人——甚至如《時代》雜誌1999年所言，是“地球英雄”。《紐約雜誌》1995年宣稱“真正重要的甘迺迪”，讚揚了小羅伯特·F·甘迺迪的環保倡導。2006年，《名利場》將他與喬治·克隆尼、朱莉婭·羅伯茨一起登上其“綠色特刊”封面。但大約20年前，當他開始聲稱疫苗中的汞加入劑可能導致自閉症流行時，正面報導戛然而止。當時，疾控中心等機構的流行病學研究就反駁了這一說法。不願阻礙救生疫苗接種的編輯們不再刊登吹捧他的文章，轉而發表批評性報導。“全是攻擊性文章，”他告訴我，“每一篇都是——醜陋、充滿仇恨的東西。”他說，20年來，關於他的只有“負面文章”。然而，新冠疫情之後，他的人氣飆升。和川普一樣，甘迺迪借助了民粹主義反對專家權威的浪潮。“我在街上時，每個街區都會被人攔下三次，他們說愛我，”他說。根據蓋洛普8月的一項調查，甘迺迪是川普內閣中最受歡迎的成員之一：42%的美國人對他持正面看法，與總統本人相當。公眾對甘迺迪品格和誠信的攻擊自然讓他感到困擾，但他想讓我知道我並非威脅。“如果他在這篇報導中搞砸我們，”他回憶起對工作人員說的話，“那也只是自由派報紙上又一篇糟糕的文章，並不會真正傷害到我。”反正他認為我以前就“搞砸”過他。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23年春天，當時他正在挑戰喬·拜登總統，爭取民主黨提名。我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報導聚焦於他的核心觀點：權貴階層在向美國人民撒謊——關於疫苗、環境威脅、他父親和叔叔的遇刺事件等等。他討厭這篇報導，主要因為我在標題中使用了“陰謀論”一詞，他認為這是精英階層對“錫紙帽陰謀論者”的侮辱性稱謂。我將他歸為政治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美國偏執風格”的繼承者，同時承認權貴階層的秘密陰謀（如菸草公司、情報機構）有時確實存在。他的回應是給我發了一封幾乎是我原文兩倍長的電子郵件，附帶78個腳註。（當時，他正因《華盛頓郵報》參與一個旨在打擊網路虛假資訊的聯盟而起訴該報。）“你對我的報導完美反映了你僱主及其同謀的公開意圖：打壓非主流觀點，以維護自身經濟利益，”他寫道。幾周後，在一個播客節目中，他指責我“參與了一個陰謀，一個真正的陰謀”。我從未收到過政客這樣的電子郵件。如果我真的腐敗透頂，他為什麼還要花幾個小時寫回覆？我突然意識到，甘迺迪相信自己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探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裝出來的，”邁克·帕潘托尼奧告訴我，他是甘迺迪的前法律夥伴，21世紀中期曾與他在自由派廣播網路Air America共同主持節目，“那種憤怒是真實的。”我和甘迺迪一直保持聯絡。2023年10月，在民主黨初選選民中支援率低迷的情況下，他以獨立候選人身份重新啟動總統競選。儘管他甚至沒有獲得一張選舉人票的明確路徑，但他一直沒有停止，直到2024年8月宣佈支援川普——幾周前，他還公開稱川普迎合了“國民心理中一些最黑暗的衝動”。最近，在他鑲木地板裝飾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辦公室裡，我們再次交談。他靠在一張超大辦公桌後的椅子上，旁邊擺放著他撰寫的五本抨擊聯邦醫療體系的書籍之一《真正的安東尼·福奇：比爾·蓋茲、大型製藥公司與全球民主和公共衛生戰爭》。坐在這個位置上，他掌管著聯邦預算的四分之一，監管著約17%的美國經濟。我問他，如何解釋自己從被蔑視的活動家變成公共衛生機構的負責人？“我會用一個詞來形容：天意，”甘迺迪說。甘迺迪告訴我，如果我想把這篇報導寫好，就需要和他的主要副手交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傑伊·巴塔查里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專員馬蒂·馬卡里，以及前心胸外科醫生、電視醫生穆罕默德·奧茲——他因大肆宣傳可疑的“奇蹟療法”而聞名，如今負責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這三位醫生和甘迺迪一樣，都表示新冠疫情改變了他們，他們認為公共衛生當局在疫情期間處理不當。他們曾反對政府關於疫苗強制接種和戴口罩的法令。儘管他們並不完全認同甘迺迪關於疫苗的所有觀點，但他的副手們都認同他的總體看法：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已經崩潰。疫情初期，史丹佛大學醫生、衛生經濟學家巴塔查里亞與人合著了2020年《大巴靈頓宣言》，該檔案反對全面新冠封鎖，主張允許健康人群聚集，同時僅隔離老年和體弱者等重症或死亡高風險群體。為此，巴塔查里亞遭到史丹佛大學同事和更廣泛科學界的排斥：後來公開的一封電子郵件顯示，當時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告訴同事，他們需要“迅速且毀滅性地發表文章駁斥”這份宣言。（當時美國每月有上萬美國人死於新冠，醫院不堪重負，瀕臨崩潰。）巴塔查里亞隨後收到了死亡威脅——這是如今公共衛生工作中常見的現象——他現在將新冠疫情時期比作啟蒙運動前的歐洲，當時伽利略因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行的觀點而被天主教領袖監禁。“當時只有相對少數的科學家能夠決定所有科學和整個社會的是非對錯，”巴塔查里亞告訴我。如今，即使是那些在疫情期間領導公共衛生應對工作的人也承認，新冠疫苗強制接種可能適得其反，社交距離措施持續時間過長，戴口罩可能對限制傳播作用不大——儘管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如果沒有這些措施，死亡率會高出多少。根據同行評審研究，新冠疫苗大幅降低了該疾病導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但甘迺迪喜歡強調，隨著病毒變異，疫苗未能像科學權威最初暗示的那樣預防感染。甘迺迪還駁斥了關於疫苗挽救生命的數學模型，並表示疾控中心對新冠死亡人數的估計因政府的“資料混亂”而被誇大。毫無疑問，疫情的嚴重性——高峰期每月有超過9.5萬美國人報告死亡——改變了美國與醫療權威的關係。根據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2020年至2022年，公眾對疾控中心的信心從82%降至56%，該國至今仍未恢復。甘迺迪的副手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傑伊·巴塔查里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專員馬蒂·馬卡里，以及負責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穆罕默德·奧茲甘迺迪的團隊將此歸咎於拜登政府時期的前任官員。當我與馬卡里會面時（他在被任命為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專員前是胰腺外科醫生），他表示，在不確定時期，一種危險且適得其反的“群體思維”可能會佔據主導。甘迺迪及其盟友指出，公共衛生當局曾敦促社交媒體平台遏制新冠虛假資訊的發佈，從而扼殺了辯論。甘迺迪本人也曾被Instagram封禁。在一條社交媒體帖子中，他稱棒球巨星漢克·阿倫86歲的死亡“是接種新冠疫苗後老年人可疑死亡浪潮的一部分”。批評者指責甘迺迪毫無根據地猜測阿倫的死因，並引用法醫辦公室的說法稱阿倫死於自然原因。反過來，甘迺迪指責批評者在沒有進行適當屍檢的情況下排除了疫苗相關的可能性，並要求進行尸檢。新冠疫情的經歷讓甘迺迪、馬卡里、巴塔查里亞和奧茲結成了“被排斥者聯盟”。“我們成了叛逆者，不受歡迎的人，因為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你會認為，尤其是在學術醫學領域，你應該能夠提出這些問題，”奧茲在他的辦公室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裡放了一隻標本蜜獾，象徵著無畏和進取。川普連任後，甘迺迪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領導團隊候選人聚集在奧茲位於棕櫚灘的豪宅中——這棟房子有10間臥室，面積18559平方英呎，離川普的海湖莊園不遠。這棟房子的建築師與甘迺迪童年時度假的海灘邊那棟豪宅的建築師是同一人。“它有同樣的氣味，”他說。早上，甘迺迪會邀請身邊的人一起去海裡游泳或扔橄欖球，然後他的團隊才開始討論美國醫學的未來。甘迺迪的朋友拉塞爾·布蘭德——喜劇演員、演員，同為成癮康復者，在英國被控強姦和性侵犯（他拒不認罪）——有時會加入他們。甘迺迪說，在棕櫚灘的那些日子驗證了他進一步脫離民主黨和家族大部分成員的決定，因為他們仍然是川普的主要反對者。甘迺迪告訴我，聚集在奧茲家的共和黨人“都是非常理想主義的人，這與我成長過程中對共和黨的看法不同。對我來說，在那裡最令人驚嘆和振奮的是，人們並沒有像民主黨人想像的那樣，坐在房間裡思考‘如何為富人減稅、壓榨窮人’，而是在說‘如何讓每個美國人都過得更好’。”有一次，史丹佛大學的領導來訪，卻遭到甘迺迪和奧茲的盤問，詢問該校為何調查巴塔查里亞在疫情期間的職業行為。曾經的“局外人”如今成了“權威人士”。甘迺迪現在將他與總統的關係比作“當你和一個你越來越喜歡的人約會時”。他們是在2024年7月川普遇刺未遂事件後開始會面的。甘迺迪開始相信，他以前對川普的印象——“誇誇其談的自戀者，缺乏好奇心，不讀書”——是錯誤的。“有一天，他和我一起坐在飛機上，我們談論敘利亞，他給我畫了一張中東地圖，非常精確，”甘迺迪告訴我，“然後他還畫出了每個國家的兵力，以及各個邊境的兵力部署。”川普會向甘迺迪背誦體育瑣事，並講述華爾街主要金融家的淨資產。“我不得不開始將川普視為一個民粹主義者，他正在對抗根深蒂固的權力和深層政府，以及國家與企業權力的融合，”甘迺迪告訴我。他承認，這讓川普成為一個奇怪的“悖論”——“因為他至少是自喬治·W·布什以來最親商業的總統。”這番話出自甘迺迪之口，著實令人驚訝——21世紀初，他曾將布什支援企業的環境政策比作歐洲法西斯主義者的行徑。我問他，如何調和自己對布什的批評與在一位任命石油高管克里斯·賴特（他最近稱阿爾·戈爾的氣候變化警告為“無稽之談”）擔任能源部長的政府內閣中任職的行為。“克里斯·賴特的世界觀很多元，”甘迺迪告訴我。幾十年來，小羅伯特·F·甘迺迪一直稱自己是“羅斯福/甘迺迪式自由派”。對“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的接納讓他失去了朋友，並使家族關係緊張。2022年，在一場反對疫苗強制接種的集會上，甘迺迪將美國的新冠應對措施描述為極權主義，並警告稱新技術將賦予政府比納粹對歐洲安妮·弗蘭克更大的控制權。對此，他的妹妹凱麗·甘迺迪在X平台上發帖稱：“鮑比（羅伯特的暱稱）昨天的謊言和煽動性言論既令人作嘔，又具有破壞性。”當小羅伯特·F·甘迺迪自己的妻子謝麗爾·海因斯（因在HBO劇集《抑制熱情》中飾演拉里·戴維的妻子而聞名）公開批評他的這些言論時，他道歉了。甘迺迪和羅得島州民主黨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曾是親密朋友，甚至參加過彼此的婚禮。如今，當懷特豪斯在公開聽證會上詢問甘迺迪時，語氣中充滿了蔑視。“你有我的手機號碼，”在9月的最後一次財政委員會對峙中，甘迺迪對這位前朋友說，“七個月來我從未收到過你的消息。給我打電話，我很樂意和你見面。”（甘迺迪說，懷特豪斯在10月底回應了他的提議，表示願意見面，此前懷特豪斯的參議院辦公室拒絕了《大西洋月刊》的置評請求。）最近，他的表妹、約翰·甘迺迪的孫女塔蒂亞娜·施洛斯伯格（身患晚期癌症）在《紐約客》上寫道，她“躺在病床上看著鮑比違背邏輯和常識”成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並指責他削減癌症研究資金。（甘迺迪拒絕置評。）“儘管遭到嘲笑仍堅持己見，這足以說明他救世主式的自我認知，”紐約民主黨政客馬克·格林（甘迺迪的另一位前朋友）最近告訴我，“他可悲地神志不清，竟然認為拜登比唐納德·川普更反對言論自由、更法西斯。”隨著時間的推移，甘迺迪和他的團隊圍繞其部門的組織理念達成了一致。“這是一個1.73兆美元的‘扭曲激勵機制’集合體，”他告訴我，“醫生、醫院、保險公司、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製藥公司——所有人的賺錢動機都源於讓人們保持生病狀態。”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採取激進措施。接下來的一年充滿了爭議、變革和新舉措。甘迺迪和川普政府通過解僱和促使退休的方式，解僱了約四分之一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員工，包括大部分高級職業工作人員和疾控中心數千名員工——甘迺迪稱疾控中心是“蛇坑”。早些時候，甘迺迪與埃隆·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團隊合作，取消了數億美元的研究補助金，並為白宮削減40%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金的預算提案辯護，儘管他表示如果國會做出不同決定，他也會接受更多資金。“我和埃隆就此談了很多，”甘迺迪告訴我，“一開始你必須採取一些破壞性措施。”否則，“你會失去動力。”5月27日，他在疾控中心引起軒然大波，宣佈其部門將不再建議健康兒童或孕婦接種新冠加強針，理由是臨床試驗尚未充分證明這些人群接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職業工作人員對此感到憤怒；甘迺迪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潛在危害資料來支援撤銷現有建議，而且眾所周知，新冠感染會增加母親和胎兒的風險。“我知道這些決定會傷害人們，”疾控中心新冠疫苗高級顧問拉克希米·帕納焦塔科普洛斯（因甘迺迪的新政策而辭職）告訴我，“作為一名科學家和從事這項工作一輩子的人，在我看來，他手上沾滿了鮮血。”幾天後，甘迺迪解僱了疾控中心負責推薦疫苗接種計畫的17名委員會成員，並取代為一個較小的小組，該小組立即下令從流感疫苗中去除汞防腐劑硫柳汞，儘管疾控中心仍稱硫柳汞“非常安全”。甘迺迪的新委員會還為麻疹、腮腺炎、風疹和水痘聯合疫苗的接種設定了障礙，援引默克公司和疾控中心過去的研究發現，聯合疫苗接種後發熱性驚厥的發生率更高。甘迺迪還取消了5億美元的mRNA疫苗研究聯邦補助金，稱該技術對快速變異的呼吸道病毒效果不佳——這一結論遭到醫學協會的質疑。在其他領域，他推動了左翼健康活動家、健康博主以及許多主流科學界長期以來尋求的變革。他發起了多項舉措，包括審查嬰兒配方奶粉成分、發佈氟化物使用新指南、限制學生使用手機、禁止銷售非法調味電子煙、取消學校全脂牛奶銷售限制，並說服12個州的州長禁止使用食品券購買含糖汽水。他宣佈計畫探索限制直接醫藥廣告和向兒童推銷不健康食品的措施，增加醫生的營養教育，降低部分藥物價格，在超加工食品包裝正面加入標籤，並要求對食品加入劑進行更多測試。在甘迺迪領導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壓力下，主要食品生產商宣佈將從穀物和糖果中去除某些石油基食用色素。甘迺迪的副手們稱他對新科學充滿好奇，並願意聽取不同意見。巴塔查里亞告訴我，2025年德克薩斯州爆發了美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他私下建議甘迺迪認可麻疹疫苗是預防該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當你給他提供證據時，他會根據證據改變主意，”巴塔查里亞說。甘迺迪確實隨後稱麻疹疫苗有效——但同時強調父母應自行決定，並推廣魚肝油等有爭議的麻疹症狀治療方法。彭博社 / 蓋蒂圖片社2025年9月22日，甘迺迪和唐納德·川普總統在白宮羅斯福廳，當時總統敦促孕婦不要服用泰諾，激怒了醫學界。部長還大量閱讀科學研究。8月，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安德里亞·巴卡雷利發表了一篇現有科學綜述，暗示孕期服用泰諾可能與兒童自閉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礙的發展有關。甘迺迪告訴我，他花了一個周末閱讀了70項相關研究。他與巴卡雷利交談，開始直接與該領域的另一位研究人員發簡訊，並要求現在擁有泰諾品牌的凱德維亞公司（Kenvue）派科學家到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向他匯報。甘迺迪得出了一系列相當微妙的結論——比他的上司隨後表達的觀點更為微妙。眾所周知，孕婦高燒會導致新生兒不良後果。因此，他告訴我，任何建議不要服用退燒的泰諾的公共衛生建議都必須謹慎權衡。但當他向川普簡要介紹自己的發現時，甘迺迪說，總統的回應是建議立即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泰諾警告。“你不能這樣做，”甘迺迪說他告訴總統，“這其中有微妙之處，你不能讓人們害怕服用泰諾，而且你會遭到強大製藥公司的強烈反對。”川普的回應是：“我才不在乎。”幾周後，馬蒂·馬卡里發佈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諮詢說明伴隨著這一公告，要求醫生在治療低熱時謹慎使用該藥物，但表示目前尚無證據表明泰諾與發育障礙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然而，川普對微妙之處缺乏耐心。“不要服用泰諾，不要服用，”總統在9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拚命抵抗，不要服用。”醫學界對此表示憤怒。美國兒科學會、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和其他著名健康組織發表聲明，建議醫生和患者無視川普的建議。儘管如此，甘迺迪仍讚揚總統的無畏和同情心。幾個月前，在白宮的一次活動中，小羅伯特·F·甘迺迪將川普比作約翰·甘迺迪總統——後者在20世紀60年代初與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合作，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我的叔叔曾試圖這樣做，但他被殺害了，這件事從未完成，”甘迺迪坐在川普旁邊說，“從那以後，我們一直在等待一位能夠站出來為美國人民的健康發聲的總統。”在一個沉浸於自身神話的家族中，小羅伯特·F·甘迺迪一直對“卡米洛特傳奇”（指約翰·甘迺迪總統時期的理想主義時代）的悲情與宏偉特別敏感。他的父親鼓勵他閱讀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等英雄詩歌，小時候的鮑比（羅伯特的暱稱）還背誦了拉迪亞德·吉卜林的《如果》和《岡加·丁》。亞瑟王的傳說引起了這個男孩的共鳴——他更感興趣的是在森林裡捕捉蠑螈和蛇，而不是功課。T·H·懷特的小說《石中劍》（講述年輕的亞瑟在梅林的指導下成長的故事）是他的最愛。“這就是我對鷹獵產生興趣的原因，”甘迺迪告訴我。11歲時，他的父親給了他第一隻紅尾鷹。甘迺迪給這隻鳥取名為摩根勒菲（亞瑟王的女巫同父異母妹妹）。黑白檔案照片：老羅伯特·甘迺迪微笑著站在人群上方，雙臂張開與人握手美聯社1968年，羅伯特·F·甘迺迪競選總統，三個月後遇刺身亡但當他的父親被謀殺後，鮑比·甘迺迪的母親埃塞爾·甘迺迪不得不獨自撫養11個孩子，而當時的世界正充斥著青年反叛運動。甘迺迪記得，1969年夏天的一天，他在科德角參加了一個告別派對，送別一位即將前往越南的年輕士兵。他說，那年夏天LSD（麥角酸二乙酰胺，一種致幻劑）從加利福尼亞傳來，那天晚上他搭便車回家時，有人給了他一劑。當時他最喜歡的漫畫書《石頭之子圖羅克》講述了生活在史前動物中的美洲原住民的冒險故事。在漫畫的一個情節中，美洲原住民食用了一種致幻水果。“我會看到恐龍嗎？”甘迺迪告訴我他當時問給她LSD的人，“我對古生物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向我解釋道。這或許是人們決定服用致幻劑的最獨特理由。當藥物效果消退時，當地一家餐館櫃檯上他已故父親和叔叔的照片破壞了他的“旅程”。就在那時，另一群孩子給了他一劑冰毒。最初的快感強烈到足以讓他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幾個月內，他就前往紐約市第72街購買2美元一劑的海洛因。“我從小就給動物用藥和注射，所以對我來說，用針頭給自己注射藥物並不是什麼難事，”他說，“我們鎮上還有其他孩子在注射興奮劑。”當時他15歲。2025年1月，川普宣佈將提名甘迺迪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後，他的表妹、約翰·甘迺迪的女兒卡羅琳·甘迺迪發表公開信反對他的確認，部分原因是她目睹了他年輕時吸毒的經歷；她指責他帶領家族其他人“走上成癮之路”。她將年輕時的鮑比描述為像他飼養的猛禽一樣的“捕食者”，稱他變得“沉迷於關注和權力”。“他的地下室、車庫和宿舍房間是毒品交易的中心，他喜歡炫耀如何將小雞和老鼠放進攪拌機喂他的鷹，”她寫道，“那常常是一個充滿絕望和暴力的反常場景。”當我把這些話讀給甘迺迪聽時，他幾乎沒有反應。“我在很大程度上不會反駁，”他說，“成癮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戀的。”當他被哈佛大學錄取時（他的父親、叔叔和祖父都曾就讀於該校），他已經被多所寄宿學校開除，因持有大麻被捕，並與母親疏遠。十幾歲時，他曾跳上火車前往舊金山的海特-阿什貝瑞區與嬉皮士廝混，並在科羅拉多州的一個木材營地工作。他的海洛因成癮持續了14年，貫穿了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的學習生涯，以及他與同為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學生的埃米莉·布萊克的第一次婚姻（1982年結婚）。1983年9月，他在飛往南達科他州的航班上過量吸毒。他被控持有海洛因，被判處兩年緩刑，並在紐澤西州的一家康復機構度過了接下來的五個月。他離開治療中心後不久，比他小一歲左右的弟弟大衛·甘迺迪在棕櫚灘的一家酒店房間內因吸毒過量死亡，當時其他家族成員正在附近的甘迺迪莊園聚會。小羅伯特·F·甘迺迪在1972年的一場名人網球錦標賽上，那是他上大學前的夏天。羅恩·加萊拉 / 蓋蒂圖片社甘迺迪和他的妹妹凱麗·甘迺迪（最近呼籲他辭去政府職務的家族成員之一）在1974年。羅恩·加萊拉 / 蓋蒂圖片社儘管甘迺迪說他戒毒後就再也沒有服用過海洛因，但他仍然認為自己的大腦有點像“配方藥房”，能夠將任何東西——攀岩、鷹獵、性——都變成毒品。2024年，《紐約雜誌》與記者奧利維亞·努齊解約，因為該雜誌發現她與去年採訪過的甘迺迪存在不當私人關係。（本文印刷版付印後，關於他與努齊關係的更詳細指控浮出水面。甘迺迪拒絕置評。）甘迺迪孩子的前保姆告訴《名利場》，他在她23歲、他45歲時對她進行了性騷擾。文章發表後，甘迺迪在給保姆的簡訊中道歉，儘管他說不記得她描述的事件。“我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他公開表示，“我有很多醜聞，如果它們都能投票，我可以競選世界之王。”20世紀80年代初康復後，甘迺迪說他通過匿名戒酒會的常規和原則重塑了自己——結合了精神信仰、徹底的透明度和對服務的專注。作為總統候選人，他告訴他的安保人員，無論前往那裡，他每天都必須參加十二步戒癮會。自從從洛杉磯搬到華盛頓後，他一直保持著這一習慣。我問他，作為一名正在康復的成癮者，這對他還有多大影響。“我認為這塑造了我的一切，”他說。即使作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他仍在為其他康復者提供支援。“我一直都在接聽相關電話。”在他自己看來，從海洛因成癮中康復讓他從詛咒中解脫，重新回歸生活。“經歷過那種地獄般的生活，”他告訴我（轉述他吸毒時讀到的一句話），讓你對生活有了不同的視角，並獲得了“一種救贖”的機會。為了重建自尊，他努力用一種超越自我的目標導向生活，取代成癮帶來的隱秘羞恥感。就這樣，他以天主教信仰為基礎的私人康復，與他反對他認為對美國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的公共鬥爭融合在了一起。但這或許也是他關於疫苗等問題的慷慨陳詞如此充滿激情的原因。“你知道，你必須完全致力於一種生活方式，”他在談論十二步戒癮法時說，“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的約瑟夫·坎貝爾式英雄之旅。”康復後，他建立了“哈德遜河守護者”（Riverkeeper）——一個致力於保護哈德遜河和紐約其他流域的非營利組織；創辦了一家環境律師事務所；與布萊克離婚；第二次結婚，妻子是建築師瑪麗·理查森；並開始了一場反對化學物質危害人類健康的終身鬥爭。2010年，在結婚16年後，他向理查森提出離婚；理查森指責他多次不忠，而他則稱她存在虐待行為。在這場激烈的訴訟結束前，理查森自殺身亡。2014年，甘迺迪與海因斯結婚。他有六個孩子，兩個與布萊克所生，四個與理查森所生。作為一名訴訟律師，他成績斐然：他贏得了對通用電氣（污染哈德遜河）、杜邦公司（西弗吉尼亞州鋅冶煉廠污染）和孟山都公司（草甘膦涉嫌致癌——草甘膦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除草劑之一“農達”的關鍵成分）的訴訟。許多案件都是他親自辯護的。美國最成功的訴訟律師之一約翰·摩根曾與甘迺迪合作處理2015年南加州天然氣洩漏事件和2023年俄亥俄州東巴勒斯坦火車脫軌事件後的訴訟。摩根說，律師分為三類：發掘者（尋找原告）、攻堅者（處理案件）和管理者（確保一切順利進行）。甘迺迪是他見過的最優秀的發掘者之一。“人們願意追隨他，”摩根告訴我。儘管甘迺迪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起訴環境污染者，但他對疫苗的關注是在患有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們開始出現在他的演講現場後才開始的——其中一位母親說服他閱讀了一些暗示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聯絡的研究。疫苗可能會傷害人這一事實並無爭議：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畫（NVICP）的存在就證明了美國公共衛生界對此的認可。然而，這種傷害的頻率和性質卻存在很大爭議。2006年至2022年，美國大約分發了50億劑疫苗，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畫每100萬劑疫苗僅支付約一次賠償。甘迺迪認為，實際傷害率可能比報告的高出100倍。就像在反對企業污染者的鬥爭中一樣，他將訴訟律師的工具運用到了疫苗鬥爭中——讓受害者人性化，妖魔化反對者，並以大量研究和強烈的憤慨讓聽眾折服。與童話故事和法庭劇不同，科學並不總是提供清晰的敘事。初步結果可能無法複製，真實發現可能被統計噪音淹沒，災難性副作用可能需要時間才會顯現。在不斷探索真相的過程中，公眾可能會感到困惑：人造黃油曾被視為健康的黃油替代品——直到研究發現它是導致每年5萬人過早死亡的人工反式脂肪的來源；默克公司的藥物萬絡（Vioxx）曾是神奇的止痛藥——直到研究人員估計它與多達14萬例額外心臟病病例相關；20世紀90年代的食物金字塔強調加工碳水化合物而非纖維和蛋白質，鑑於目前關於肥胖流行根源的研究，這現在看起來像是一個病態的笑話。甘迺迪認為，更多人應該效仿他，直接瞭解科學。“‘相信專家’不是科學的特徵，”他喜歡說，“也不是民主的特徵，而是極權主義和宗教的特徵。”但正如甘迺迪所建議的，讓每個人都“自己做研究”——即使在奈米科學和基因組編輯等技術出現之前——也是不現實的。當我向甘迺迪暗示他現在正假定自己扮演健康專家的角色時，他予以否認：“我沒有告訴人們要相信我，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我’。”在我們的交談中，我們經常就某個科學辯論的細節展開爭論。例如，我提醒甘迺迪，早在2005年，他就曾表示，從大多數疫苗中去除硫柳汞將導致自閉症診斷率下降——但從那以後，硫柳汞已從大多數疫苗中去除，而自閉症診斷率卻持續上升。他則反駁說，這可以通過同一時期疫苗中加入的鋁以及一些流感疫苗仍含有硫柳汞來解釋。但大多數孕婦和幼兒已經不再接種含有這種防腐劑的流感疫苗——這在甘迺迪禁止流感疫苗使用硫柳汞之前就已經是事實。還有一次，他指出，美國作為一個新冠疫苗接種率很高的國家，僅佔全球人口的4.2%，卻佔新冠死亡人數的19%。我反駁說，這些差異可能由其他因素解釋，包括美國更全面的報告、更高的慢性病率、人口老齡化和寒冷的氣候。他承認了所有這些因素，但表示他想表達的觀點更狹隘：“認為拯救我們的唯一東西是疫苗的說法缺乏說服力。”他給我發了一項輝瑞公司針對孕婦的新冠疫苗安慰劑對照研究，該研究顯示，接種疫苗組的嬰兒先天性異常發生率高於未接種疫苗組。我反駁說，輝瑞公司發現這種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他則回應說，差異未達到統計顯著性的原因是研究規模不夠大，而且“輝瑞公司一看到不好的結果就停止了研究”。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意味著該公司存在惡意意圖。“你為什麼不問問輝瑞公司這件事？”他問，“你應該打爆他們的電話。”於是我聯絡了輝瑞公司，該公司同意讓一名參與其新冠疫苗項目的科學家接受我的採訪，但要求我不透露該科學家的姓名以保護其隱私。這位研究人員告訴我，研究停止並非因為結果不佳，而是因為資料顯示疫苗沒有安全問題——這意味著，考慮到孕期感染新冠的嚴重風險，不讓對照組接種疫苗是不道德的。該研究人員還解釋說，進一步調查確定，在最初報告的所有先天性異常中，只有一例發生在疫苗接種後（妊娠24周）。“你不能把接種疫苗前發生的事情歸咎於疫苗，”該研究人員告訴我。當面對與自己論點相矛盾的資料時，甘迺迪經常聲稱反對者存在惡意——他們的動機是利益或職業晉陞。他作為訴訟律師的經歷可能讓這種反應成為本能。正如他的訴訟夥伴約翰·摩根告訴我的那樣，起訴污染者和菸草公司後，很難不認為被告“從事的是蓄意謀殺業務”。甘迺迪將同樣的視角應用於醫療界，稱其由大型製藥公司及其政府保護者推動——儘管大多數兒科醫生、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都致力於幫助兒童和減少痛苦。如果甘迺迪如此關注利益衝突，那麼他重組後的疾控中心疫苗委員會呢？他任命的一些專家此前曾受僱擔任疫苗安全訴訟原告的證人。甘迺迪本人除了作為訴訟律師賺取數百萬美元外，還從“兒童健康防禦組織”獲得了豐厚的薪水——2022年為510,515美元，這是一個他從2016年領導至2023年的非營利組織，通過籌款爭取更嚴格的疫苗監管。他的整個政治項目——他的競選活動、被川普任命、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職位——都與他證明科學家在疫苗問題上欺騙公眾的能力息息相關。如果他改變主意，他將失去很多。在總統競選期間，甘迺迪多次表示，在一項新冠疫苗研究中，輝瑞公司發現“接種疫苗的人在研究結束時的全因死亡率高出23%”；他現在仍然這樣說。他的這一說法基於他對輝瑞新冠疫苗早期試驗的解讀，這聽起來很可怕——對於那些尋找理由懷疑官方健康建議的人來說，這是確鑿證據。2020年這項試驗的主要結論是，接種疫苗組的感染率顯著低於安慰劑組（8例感染 vs 162例）。該研究跟蹤了約4.4萬人，他們被隨機分為兩組（雙盲），一組接種新冠疫苗，另一組接種安慰劑。在六個月的時間裡，疫苗組有21人死亡，安慰劑組有17人死亡。（科學家用這些數字得出他們所謂的“全因死亡率”。）甘迺迪正是利用這些數字聲稱，研究發現接種疫苗會使死亡風險增加23%。但我就此詢問的科學家解釋說，該研究的規模不夠大，持續時間也不夠長，無法揭示任何增加的死亡風險。此外，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審查稱，研究中的所有死亡都與疫苗無關。（甘迺迪說這項審查是主觀的。）甘迺迪的數字也具有誤導性。在研究的雙盲階段，疫苗組有15人死亡，安慰劑組有14人死亡。（雙盲階段結束後，安慰劑組開始接種疫苗。）2023年，英國一家著名醫學期刊的編輯彼得·多希給甘迺迪的團隊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稱根據這些數字，關於該研究死亡率的正確結論是“疫苗組和安慰劑組的死亡人數基本相同”。去年秋天，在我們的交談和簡訊往來中，甘迺迪和我一直在重複兩年前的爭論。他會指出輝瑞疫苗研究中的全因死亡率資料。我會回應說，理解這些資料的科學家表示，這些資料並不意味著他所說的意思——我還會指出，即使在病毒變異成新變種後，觀察性研究仍然表明輝瑞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有效。甘迺迪拒絕讓步。他告訴我，當疫苗推出時，公共衛生專家“告訴人們‘這將拯救你的生命’，但他們沒有證據支援這一點。23%的全因死亡率！這還不重要嗎？我不知道你生活在那個星球上。”疫苗學家告訴我，他們生活在一個接受過閱讀和解讀資料訓練的星球上——而不是一個你從研究中挑選資料、推斷聳人聽聞的結論，然後暗示這些資料顯示疫苗導致死亡率上升，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的星球。和巴塔查里亞一樣，甘迺迪傾向於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但在甘迺迪的敘述中，反派不僅是逮捕伽利略並譴責其發現的神職人員，還有他的科學家同行——他們擔心遭遇與伽利略相同的命運，拒絕通過他的望遠鏡觀察。這個寓言將未被認可的疫苗危險視為夜空中的一個固定點，一顆超新星或月亮，任何願意冒著聲譽風險尋求真相的人都能發現。埃莉諾·卡魯奇 為《大西洋月刊》拍攝2025年10月，甘迺迪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辦公室裡查理·柯克去世四天後，甘迺迪要求再次與我交談。他讓女兒基克（Kick）安排了一次Zoom通話，以便記錄我們的交流。我試圖彌合分歧的努力並不順利。“你有點暴露了你的意圖，”那個周日我們開會時他說，“你想表達的是，雙方都不聽對方的意見，都固執己見，都認為自己是基於科學的。”他稱這是一種新聞手法。“這有點自私，因為你知道，記者會採取這樣的立場：‘好吧，我正在觀察一個雙方對立的現象，而我處於中間’——一個無所不知的智者，”他說。他表示後悔同意接受我的採訪，並將我們的關係比作寓言中的蠍子和青蛙：蠍子請求青蛙幫忙過河，過河後卻蟄死了青蛙。“每一篇關於我的文章都是一樣的，從來都不是基於科學的，從來都不是一場辯論，總是人身攻擊，”他繼續說道，“‘他是陰謀論者，他反科學，他是瘋子，他腦子有問題’，或者關於熊的故事、鯨魚的故事、狗的故事，諸如此類，他們總是聚焦於這些。”他認為，關於他過去這些豐富多彩經歷的文章，都是為了轉移人們對他論點實質的關注。“我挑戰你，告訴我一個我談論過的陰謀沒有成為現實的，”他說，“我說草甘膦——農達——會導致癌症，比如非霍奇金淋巴瘤，這是陰謀論嗎？三個陪審團都同意我的觀點。我說新冠疫苗無法預防傳播，這是陰謀論嗎？現在每個人都承認了。我說口罩沒有科學依據，這是陰謀論嗎？現在每個人都同意了。學校關閉是一個錯誤。”他還沒說完。他憤怒地表示，人們利用他對父親和叔叔遇刺事件的興趣來詆毀他。“我從來沒有說過我父親是被中央情報局（CIA）殺害的，我只是說有間接證據，”他說。他說，沒有人解釋他父親屍檢中的不一致之處——這些不一致與他父親的唯一凶手是巴勒斯坦活動家希爾漢·希爾漢的說法相矛盾。“羅伯特·甘迺迪被從背後槍擊了四次。我們知道希爾漢槍裡的每一顆子彈都去了那裡，他擊中了另外六個人，不可能殺死我父親。所以，你知道，這是事實，是科學。也許你能找到一種方法，證明他可能繞到了我父親身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你知道，一個真正的記者”會報導人們害怕他的論點，並且他們在否認事實，他說，“但我不認為《大西洋月刊》會允許你這樣做。”“你是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我說，“想必你可以打電話給疾控中心的任何人進行這場辯論。”“那個機構有2.1萬人，我不會和每個人都進行個人辯論，”他回應道，“順便說一句，他們正在離職，因為他們無法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當然，辭職的人會對此提出異議。但我懷疑，為了在公眾輿論法庭上獲勝，甘迺迪更願意與我辯論。這一切似乎都相當無望。在我起草這篇文章時，我對自己無法建立科學進步通常所需的基本事實共識感到越來越沮喪。於是我給甘迺迪發了一條資訊，描述了我的進展，並要求再次交談。幾分鐘後，一位顧問回覆簡訊：“今天下午1點在部長家見面怎麼樣？”甘迺迪在確認任命幾周後，買下了他在喬治敦的新家——離傑克叔叔（約翰·甘迺迪）擔任眾議員和參議員時居住的地方不遠。一個室內門口裝飾著四位近期共和黨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羅納德·里根、老喬治·布什和川普——給他的簽名便簽。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巴拉克·歐巴馬或比爾·克林頓的信件，這兩位是他在支援川普之前最後為之競選的總統。“它們在儲藏室裡，”他說。他的客廳裡掛著一面1865年的美國國旗，甘迺迪告訴我，這面國旗與亞伯拉罕·林肯總統遇刺前不久收到的一面國旗是一對。我們首先找到了至少一個共識點：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事實上，甘迺迪與許多共和黨同僚意見相左，他表示“任何利用查理·柯克之死為審查制度辯護的行為都與他的價值觀不符”。但不可避免地，我們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話題。甘迺迪建議我的故事結尾可以聚焦疾控中心網站上的一句話——“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在確認過程中，比爾·卡西迪曾讓他承諾不刪除這句話，以換取他的投票。但甘迺迪找到了一個變通辦法。11月19日，他更新了該頁面，在這句話旁加入了一個星號，並補充說明：“研究尚未排除嬰兒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症的可能性。”儘管麻疹-腮腺炎-風疹（MMR）疫苗和硫柳汞已被證明與自閉症無關，但甘迺迪表示，他未能找到任何關於其他各種兒童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症風險的研究。他認為，這種研究的缺失削弱了疾控中心網站這一說法的有效性。基克坐在我們旁邊的沙發上，海因斯則在樓上修改她的回憶錄最終稿。我問甘迺迪：作為國家衛生部長，他現在是否仍像過去那樣認為科學證明疫苗會導致自閉症？還是說他只是認為這個問題尚未被科學得出定論？他謹慎地回應：“我對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你知道，我的看法並不重要，”他說，“我們需要的是科學，是確鑿的科學。目前我們只有暗示性的科學證據。”我曾就此問題與其他人交談過。他們同意甘迺迪的觀點，即並非每種疫苗都經過了自閉症發病率影響的研究。但他們認為，這樣做並不緊迫，因為現有關於疫苗的高品質證據表明兩者之間沒有關聯。約書亞·戈登曾擔任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負責監督聯邦自閉症研究，他告訴我，自閉症發病率的近期上升主要可以通過診斷標準的擴大和父母受孕時平均年齡的提高來解釋。“如果疫苗確實與自閉症有關聯，那影響也非常、非常小，毫無疑問，即使你開展研究並明確證明了這種微小影響，它也遠遠不及疫苗帶來的益處，”戈登告訴我，“認為開展這些研究後會得出不同的科學建議，這顯然是錯誤的。”當我問他對甘迺迪質疑的疾控中心網站聲明（“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有何看法時，戈登表示這是一種“通俗易懂的表述”，濃縮了科學共識，目的是鼓勵人們接種救生疫苗。斯坦利·普洛特金是美國頂尖的疫苗學家之一，也是醫學院教材《普洛特金疫苗學》的主要作者，他傳達了類似的資訊。“我能說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嗎？”他反問，“我只能說沒有證據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關聯。”他駁斥了甘迺迪引用的一些研究，認為這些研究設計不合理。他表示不反對開展一項新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來探討這個問題，但研究設計必須能夠考慮到混雜變數。但他說，他不會接受“由帶有偏見的人設計、旨在獲得特定結果的研究”。川普如願當選總統，並任命甘迺迪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以落實他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優先事項。這賦予了甘迺迪的科學政策民主合法性，儘管專業衛生專家對其潛在影響感到震驚。但當我們坐在他的客廳裡時，我意識到甘迺迪正在提出一個我之前從未理解的論點——這是一個政策主張，而非事實主張。他表示，無論疫苗挽救了多少生命，政府在沒有首先全面排除所有潛在風險的情況下推薦疫苗都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只有包括結核疫苗在內的少數幾種疫苗經過了足夠的研究，達到了這一標準。甘迺迪曾削減過自己部門的預算，但現在他表示，計畫投入數十億美元開展數百項研究，調查疫苗與慢性疾病之間的潛在關聯。“醫學的基本原則是‘不傷害’，”當我們談論新冠疫苗加強針時，他說，“除非你明確知道一項干預措施是安全有效的，否則絕不能對健康人實施——而我們並不知道新冠疫苗加強針是否安全有效。”我問他：如果你在疫苗問題上是錯的呢？六位前衛生部長、大多數疫苗專家以及幾乎整個科學界都認為他是錯的。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據表明他的行為降低了疫苗接種率，卻沒有減少慢性疾病，反而導致病毒和細菌感染帶來的痛苦和死亡增加，他會如何回應？“我的意思是，我們會傾聽，”甘迺迪說。這是我想聽的答案。但隨後他又一次列舉了自己不會出錯的理由：他談到了疫苗生產商標籤上列出的可能作為不良反應的慢性疾病；談到了疫苗出現之前，其預防的疾病死亡率就已經在下降的證據；還談到了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糟糕的政策決策和高死亡率。“你知道，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干預措施，”他說，“健康不僅僅來自注射器。”這位訴訟律師仍在努力串聯起那些能導向他偏好結論的線索——這位美國政治世家的孤兒，從地獄歸來，仍在為實現自己的宿命而奮鬥。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