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發佈了一份長達79頁的報告，把250年底美國的歷史畫成了四個很漂亮的“篇章”：

第一章是農業時代（1776年建國）；

第二章是工業時代（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

第三章是科學時代（1941年二戰爆發）；

第四章是數字時代（1991年冷戰結束）。

美國的強大從來不是因為某一種固定模式，而是因為它總能在地緣政治的緊要關頭，完成一次自我重塑。

美國馬上就要開啟“第五章”了。

只要美國願意做出正確的選擇，

但如果咱們把這份報告裡的溢美之詞剝掉，再把那些被塞在角落裡的資料拿出來對對帳，就會發現另外一種可能：

美國也許根本沒有站在什麼“第五章”的開端，

它很可能只是處於“第四章” 的尾聲。

那些現在看起來讓美國顯得無比強大的指標——比如在全球大企業裡佔了一半以上的市值、手裡攥著全球大半的前沿AI模型、還有那高得驚人的頂層階層收入——可能並不是新一輪繁榮的先兆。

相反，這恰恰是一個老牌帝國把過去的“生產領先”兌換成“金融租金”的典型症狀。

而那些真正決定下一個時代生產力基礎的指標——

比如中高端工程師的規模、具身智能的落地速度、經濟體內部的流動性，以及公共研發資金的投入——

但麥肯錫的報告不能這麼寫，因為他們的客戶就是那些待在“第四章”裡賺大錢的人。

但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把這本帳算得更明白一點。

這份報告給美國的優勢和劣勢算了幾筆帳：

首先，它給國家競爭力畫了三個支柱：

全球領先的企業、創新技術，以及“經濟機會”——也就是增長能不能讓普通家庭分到錢。

這三者中間的黏合劑，是生產率。

把“普通人能不能分到錢”當成競爭力的支柱，是麥肯錫聰明的地方，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增長跟普通人沒關係，那這種競爭力在政治上早晚要翻車。

接著，報告列了一張“以小博大”的資料表：

美國用全球4%的人口，創造了全球26%的GDP。

在全球前100強的企業裡，美國佔了59家；

全球前沿的AI模型，有一半是美國人搞出來的；他們拿下了全球27%的研發支出。自2019年以來，美國的生產率增速大約是前十年的兩倍，在G7國家裡排第一。

為什麼美國這麼厲害？報告總結了兩個動不了的地基：

1.  自然稟賦實在太好了：人均可耕地是其他大國的兩倍，能源能做到兩百年自給自足，兩邊都是大洋，有天然的防衛屏障和優良深水港。

2.  “敢想敢幹”的文化和制度：250年裡全球最重要的發明，有四分之三美國都參與了；《財富》500強企業裡，接近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創辦的。

當然，報告也列了美國的“負債表”：

財政赤字太高、基礎設施老化、基礎教育（K-12）下滑、製造業的Know-how（實際動手能力和工藝積累）流失得厲害。

現在中國佔了全球製造業產出的快三分之一，

最後，麥肯錫照例給了一份“近期行動清單”：

培養會用AI的員工、每年把赤字縮減一點、多建點電網和基礎設施、搞好國家經濟安全。

就會發現裡面有幾個被故意繞開的深坑。

1. “我們人民”這四個字，把分配問題洗成了動員問題

報告裡經常出現溫情的修辭，比如“我們人民將共同書寫下一章”。

不管是田裡的農民，還是寫程式碼的程式設計師，

但如果你翻到報告裡不起眼的“圖表七”，就會發現現實很殘酷：

美國的收入優勢，其實只存在於社會的最頂層。

如果你是美國收入前10%的精英，你的收入確實比歐洲或者加拿大的同行高出10%到50%；但如果你是美國占人口一半的底層50%，不好意思，你的實際收入其實是落後於歐洲主要國家的。

在過去五十年裡，美國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工資沒怎麼漲，他們能維持生活，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福利和轉移支付，而不是靠自己幹活拿到的工資。

上一章（也就是數字時代）賺到的錢，基本都被極少數人拿走了。這時候你又跑出來動員大家說：“來，咱們一起流著汗，把第五章也寫了吧！”

當底層社會失去了階層流動的希望，選民就會開始投票反對“活力”本身——他們會用選票去支援貿易保護、去排斥新技術。

麥肯錫在報告結尾隱晦地提到了社會分裂，然後迅速用“技能培訓”把這個話題帶過去了。

2. “競爭力”這個詞，其實被悄悄換了概念

1994年，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競爭力：一個危險的迷思》。他的觀點很簡單：

國家不是公司，國家之間做買賣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果你把國家當成企業去競爭，最後一定會搞出很糟糕的保護主義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

麥肯錫在定義競爭力的時候，名義上採用了克魯格曼的觀點，把競爭力等同於“生產率”。但一轉眼，它又開始大談特談“我們在全球百強企業裡佔了多少家”、“我們的AI模型佔了多少成”。

這其實就是把“生產率”和“地緣爭霸”混在了一起。

當一份報告一會兒勸你“提升國內的勞動效率”，一會兒又暗示你“必須在公司數量上壓過對手”時，它其實暴露了自己真正的讀者是誰：

不是那些關心普通人福利的決策者，

而是那些在乎自己在全球市場份額的華爾街董事會。

諮詢公司有一個職業習慣：不管問題多嚴重，最後必須給出一個能執行的“建議清單”，並告訴你“這取決於你的選擇”。

但有些問題是結構性的，根本不聽政策指揮：

比如生育率的下降、勞動力的老齡化，還有財政——美國現在的國債利息支出，已經比軍費預算還要高了。

面對這個財政死結，要麼大幅削減福利（選民不同意），要麼大幅加稅（資本不同意），唯一的辦法就是指望經濟出現超常規的大增長，把債務比例稀釋掉。

於是，所有的希望又寄託在了“AI能帶來生產率奇蹟”上。這不叫理性分析，這叫許願。

4. 歷史敘事裡的“倖存者偏差”

“美國總能重塑自己”——這個故事之所以動聽，是因為它是一個已經成功了的人自己講出來的。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阿根廷。1900年的時候，阿根廷的人均GDP跟美國差不多，同樣有肥沃的土地、源源不斷的移民，還有非常活躍的邊疆創業文化。但是阿根廷沒有迎來自己的“第五章”。

麥肯錫把“重塑”當成了美國天然的性格，而不是歷史在特定時期的偶然賜予。這種倖存者偏差，會讓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覺得“第五次重塑”也一定會像前四次一樣自然發生。

拿下了諾貝爾獎的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最近經濟學人在蛐蛐此人）認為，

一個國家能不能長期繁榮，不看資源，也不看文化，而是看它的制度是“包容性的”還是“汲取性的”。

包容性的制度允許大家公平競爭，

而汲取性的制度則保護既得利益者去“吃租金”。

而現在，美國正在往“汲取性”的方向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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