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寫過《婚姻經濟學》，將婚姻視為一種基於選擇與交易的經濟行為。如今，再寫《婚姻經濟學》，我更願意採納科斯的理論，將婚姻視為交易的內部化。

婚姻把兩個人的收入、時間、風險和未來連接起來。它既創造合作收益，也產生分配衝突。當今，離婚率攀升，結婚率下降，不婚群體增長，婚姻制度岌岌可危。這是為何？

本文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婚姻的存在及其內在衝突。

一、婚姻的形成：內部化的收益

一個人獨立生活，自然存在住房、飲食、照料、養老等需求，你可以獨立承擔，也可以在市場上通過自由交易完成，還可以通過親友互助、公共服務來分擔。

你有這樣的需求，他/她也有這方面的需求，那麼是否可以彼此滿足？

婚姻，以內部化的方式，把其中一部分活動納入家庭，是人試圖滿足一生主要需求組合的解決方案。

兩個人結婚，組建家庭，搭伙過日子，可以共享住房和耐用品，分擔家務，相互照顧，滿足情感需求，生育和培養下一代，在失業、生病或養老時提供支援。這是一種交易內部化的方式。

所謂“內部化”，就是不再為每一項服務尋找對象、單獨談判、立即結算，而是通過長期承諾、內部協作、責任分擔來替代。

例如，你點外賣、吃快餐，就是通過外部市場交易來滿足飲食需求；自己做飯吃，就是通過內部化來解決——買菜屬於外部市場交易。

在家庭內部，大量的活動是通過內部化來完成的，如做飯、搞衛生、照料、關愛、情感慰藉、輔導小孩作業等等。

這個視角來自科斯、威廉姆森的理論。科斯認為，市場交易有尋找資訊、談判和監督的成本，叫交易費用；內部組織也有協調、管理和權力濫用的成本，叫組織成本。當交易費用過高、內部組織效率更高時，個人就會選擇內部化，比如組建企業、僱傭工人。

企業是一種交易內部化的組織，家庭也是。

貝克爾的婚姻理論將家庭視為一種內部生產單位。家庭成員投入時間，分工協作，共享餐食、健康、陪伴、養育等產出。婚姻的收益來自建立在信任與情感基礎上的分工、共享和互補。

何時採用市場交易，何時採用內部化？

取決於市場交易與內部組織的預期淨收益的比較。當內部組織的預期淨收益更高時，傾向於內部化。例如，你覺得自己搞衛生比請保潔更高效、更省錢，更可能自己動手。

經濟學家將婚姻視為一種理性經濟行為，但不否認其還包括感性的愛與利他行為。婚姻中的收益，不限於金錢，還包括感情與幸福；不是僅看當期收益，而是看預期的總體收益。

在家庭中，我們通常在外部交易和內部化中來回切換、靈活組合。例如，當你時間充裕時更願意自己做飯，當你時間昂貴時更願意在外就餐或點外賣；或者在家煮一點米飯，同時點一些外賣。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婚姻來實現內部化？是否可以通過同居、異性合作、同性合作、甚至引入企業制度來完成——單身者僱傭家庭工人？事實上，後者的內部化方式也頗為普遍。一些人覺得，同居挺好，為何要用婚姻協議來約束彼此？如今，同居但不結婚的趨勢也頗為明顯。

那麼，婚姻存在的理由是什麼？

同居和婚姻，這兩種內部化方式，都有組織成本和風險。二者的區別不是情感，而是契約。婚姻是有法律保障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內部化的風險和成本。與同居相比，婚姻已經把雙方未來幾十年的財產、扶助、繼承和退出問題全部裝入一套已有的法律安排，而不需要一一談判、協商與約定。

與市場交易和其它內部化相比，婚姻在滿足以下幾類需求時更具優勢。

性生活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但是，在當前全球範圍內，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禁止性交易，合法的交易場所非常有限。中國既不允許通過市場交易來滿足性需求，也不允許組織和提供性交易供給。

這就催生了全球性交易黑市。但是，黑市交易，價格貴，風險高。

按照一些機構的調查資料，夫妻平均性生活頻次為4-5次/月（不同年齡、國家和人種存在差異），假設每次按1000元黑市價格計算，每月費用高達4000-5000元。青年男性，是需求大戶，但收入相對較低，無力承擔如此昂貴的費用。另外，黑市交易的法律風險和性病風險非常高。

所以，性生活需求只能通過內部化來滿足。

由於缺乏價格機制，陌生人互助的資訊費用較高，而且存在訛詐風險；熟人互助，存在較高的道德風險。

同居和婚姻是滿足這一需求的為數不多的供給制度。有人選擇同居，有人選擇婚姻，有人兼而有之，均有優劣。

與婚姻相比，同居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存在較高的道德壓力和不確定性風險（如懷孕）。在文化相對保守、法律不完善的國家，青年女性更可能退出同居供給，青年男性需要支付更多額外的內部化費用，如承擔房租、生活費，以滿足這一需求。

與外部市場交易、黑市交易、其他內部化相比，婚姻是一種能夠合法且穩定地滿足男女性需求的內部化制度。當然，隨著年齡增長性能力和需求均下降，婚姻在這方面的價值逐漸衰退。

如果僅將婚姻作為滿足性需求的方式，婚姻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婚姻其他方面的功能。

婚姻有一個重要功能，那就是保護關係專用資產。

這涉及到威廉姆森的專用資產理論。所謂專用資產，指的是有專門用途、不適合轉為他用的資產。威廉姆森認為，交易很頻繁、協作要求高的專用資產，存在“敲竹槓”風險，更適合採用內部化來完成。

婚姻中的關係資產，就是一種專用資產。雙方長期磨合形成的照料默契、情感依賴，以及高度互助的生活習慣和制度安排，在這段關係中的價值較高，關係一旦中斷，這些資產轉為他用後價值下降、甚至歸零。

與市場交易、同居相比，婚姻在保護關係專用資產上具有優勢。

例如，聘請家庭保姆照顧獨居老人，一些壞保姆可能會利用老人對其依賴性而“敲竹槓”。為了降低這一風險，香港政府對菲傭制度做了一些具體的安排，如遣返懲戒。

同居關係缺乏法律約束，相對較為脆弱；情侶一旦分手，關係專用資產灰飛煙滅，哭天喊地也沒用。如果意識到對方不夠忠誠，可能會加大投入以挽回，也可能不再繼續投入情感和費用。

婚姻比同居更具法律保障性，雙方更放心地投入和經營關係專用資產，關係專用資產的價值越高，二者共享的效率和幸福就越高。一些遭遇關係專用資產歸零的人，沒有足夠的信心重建關係，不願意再次走入婚姻、再次投資，更願意選擇單身。

當然，人越來越獨立，對關係專用資產的依賴越來越低，婚姻在這方面的優勢也下降。

婚姻，在早期是一種“保險”制度。婚姻制度，可以降低經濟、疾病、養老、意外事故、暴力威脅等風險。

在古代社會，人們通過婚姻構成的家庭、家族、宗族，來應對外來暴力和極端威脅。在現在的家庭中，一方突然生病，另一方承擔照顧義務；一方突然失業、失去收入，另一方承擔家庭開支。婚姻還提供跨期互助的功能，比如一方賺錢支援另一方讀博士。

在婚姻市場中，很多人具備經濟風險對沖的思維。一些經濟條件一般的青年希望找到條件更好的對象，或者“潛力股”。如今，越來越多青年男性失去奮鬥精神，希望找個“京二代”、“包郵區二代”。再如，一些離異、帶小孩、經濟條件一般的中年人士，可能會選擇一個年紀稍大、退休金高的人，以保障生活、養育小孩，後者希望更年輕的對方可以照顧自己。

在經濟風險對沖中存在一組矛盾：低收入人群，對抗經濟風險的能力弱，更需要婚姻制度的保障，但是低收入人群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不足，往往需要支付更多彩禮才能提升吸引力；高收入人群，在婚姻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強，但對婚姻的需求更低。

經濟風險對沖的功能在婚姻中表現出殘酷的一面：在家庭中，一方的經濟能力突然下降，風險對沖能力不足，容易導致婚姻破裂。

當然，隨著個人收入的提高，婚姻在經濟風險對沖中的作用自然會下降，市場交易、跨期組態的金融產品以及養老保障等公共用品，對婚姻的這一功能構成替代。

最不能忽略的是，婚姻的生育與代際傳承功能。

生育，是一種經濟行為，還是基因延續的本能行為？可能兼而有之。它，是一種面對死亡恐懼的自然選擇，也是一種對沖生命週期風險的制度安排。

生育，可能通過市場交易來完成，也可以通過內部化來實現。但是，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律，不支援代孕行為，合法的代孕市場有限。這也導致黑市價格高、風險大。一些男性富豪選擇高智商高顏值女性代孕，這類優質基因價格奇高無比，道德風險也很大。不過，女性選擇優質男性借種生子，社會對此似乎又更加包容。

生育與代際傳承，更依賴於內部化，而不是外部交易。原始社會的群婚制度、農耕社會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主要是為了提高生育的產量。現代專偶制可能有助於下一代人力資本的提升。

對女性來說，生育是一項成本高、風險大的工作；同時，育兒的週期長、成本高，因此需要雙方共同長期投入。相對來說，未婚生育的風險更大、保障性更差。當然，歐美國家的保障制度也在向未婚生育傾斜。

在中國家庭中，代際協作成為普遍現象。年輕父母的機會成本高，缺少照料時間，長輩擁有時間、經驗或住房資源。自願且適度的隔代照料，可以幫助年輕父母維持就業，讓家庭同時獲得勞動收入與育兒服務。當然，長輩因此犧牲的健康、休息時間和自主生活，以及代際衝突，均是內部化的成本。

總之，家庭是孩子成長最好的港灣，家庭能為下一代提供市場難以提供的長期融資。

同時，子女是夫妻對沖代際風險的重要保障。在社會保障不足的國家，夫妻在子女未成年時期大規模投入；在夫妻年邁時，子女提供養老保障。

當然，隨著國家公共保障用品增加，婚姻在生育與代際傳承中的作用在下降。

二、婚姻的變遷：內部化的約束

一個基本事實是：從全球範圍來看，婚姻制度正在被瓦解。

當今世界，離婚率上升，結婚率下降，更多年輕人加入不婚族、晚婚族、丁克族，還有相當一部分離異人士選擇單身或同居模式，不再進入婚姻制度。

為了避免誤會，我需要申明，我不反對離婚、晚婚、不婚。經濟學認為，結婚是內部化的資源組合，離婚是止損，再婚是資源再組態，單身也是一種資源組態的理性選擇。

接下來，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索婚姻的變遷。

根據上述分析，婚姻是一種內部化制度，面臨外部市場交易、公共用品的競爭和替代；其競爭力來自內部組織的更高效率、更高收益；當外部交易更有競爭力時，公共用品保障更充足時，婚姻瓦解的風險則自然上升。

隨著經濟增長、個人收入提升，原本家庭內部的做飯、清潔、照料等需求，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滿足。

在農村生活的人更需要婚姻，這些需求在農村沒辦法通過市場來滿足，只能自給自足，而通過婚姻來協作更有效率。在城市中，市場交易費用下降，外賣等服務效率提升，這對婚姻構成競爭。

家庭的矛盾似乎剪不斷理還亂。一方為一家人辛苦做飯，另一方覺得難吃，還不如點外賣，彼此都不滿意。問題出在哪兒？30年前，大部分人都在農村生活，家裡飯菜難吃，沒有怨言，沒有市場選項。現在有些人覺得，叫外賣的單身日子過得反而自在。

當然，聰明的家庭懂得利用市場的效率來減輕家庭的負擔、穩定婚姻，如僱傭家庭保姆、零工來分擔家務，偶爾在外就餐改善伙食；同時，把時間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市場無法替代的內部工作，經營好關係專用資產，如照料老人、陪伴孩子、家庭理財等。

所以，市場對婚姻內部化的競爭，本質上是效率的競爭，家庭需要呈現內部化效率的一面。

隨著經濟獨立性增強，個人對關係專用資產和婚姻風險對沖的依賴度下降。上述分析的性生活、生育和代際傳承的需求，目前市場還缺乏有競爭力的替代品，家庭依然有效率。

上述講到，婚姻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沖經濟、疾病、養育、養老等風險。除了市場的私人用品，政府提供的公共用品降低了這些風險，對婚姻構成一定程度的替代。

在部分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好、保障高。例如，挪威的兒童津貼每孩每月約1968克朗（約1343元）發到18歲；提供免費的基礎教育，部分國家（如德國）的大學教育還是免費的，大學生只需要承擔生活費，部分生活費還由自己打臨工賺取。孩子的養育、教育負擔大幅度減輕，支援了單親家庭，削弱了婚姻的作用。

還有些國家給單親家庭提供更多的育兒和生活補貼。例如芬蘭兒童津貼首孩約95歐元/月，單親家庭每孩額外約73歐元/月；若拿不到對方撫養費，社保機構直接給約197歐元/月的撫養費津貼；另有住房補貼、在家照料補貼。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單親家庭的貧困率，保障了兒童的基本生活；但是可能變相鼓勵未婚生育、故意不結婚、不提供撫養費的動機，推高單親家庭的比例和卸責風險。

在歐美國家，孩子撫養部分由國家承擔，個人養老也獲得國家保障，婚姻的重要性在下降。

過去，歐美國家的社會制度和福利保障圍繞雙親家庭組建，如今更多向單親家庭、弱勢群體傾斜。國家提供的公共用品費用正是從家庭部門中抽取的稅收，相當於削弱婚姻的經濟基礎。

婚姻內部化的組織成本是決定婚姻存亡的關鍵因素。

儘管經濟增長、個人收入增加，但是住房、育兒、教育、醫療、養老支出的費用也上升。在社會保障不足的國家，婚姻組建的成本奇高無比，疊加昂貴的彩禮，使一些年輕人望而生畏，推遲組建家庭。

即便是已婚家庭，高昂的費用也可能壓垮他們的生活。人們都希望通過家庭來滿足一生的主要需求。在組建家庭後，購房、育兒等需求和費用自然增加。其中，住房和教育成本是最主要的家庭支出，也是主要的負債來源。隨著老齡化加劇，醫療和養老的費用也在增加。

這是家庭的成本，並非婚姻的成本。問題在於，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時，婚姻的組織成本往往上升。在婚姻中，最大的組織成本是內耗。內耗會大幅度增加內部化的成本，導致內部化低效，從而終止婚姻關係。

經濟與婚姻的關係是複雜的，家庭收入增長，婚姻也可能破裂，而家庭收入下降，尤其是在房地產暴力去槓桿時期，被壓力與內耗摧毀的婚姻不在少數。

只有當雙方都認為婚姻合作的收益大於單獨生活的收益，這段婚姻才可能繼續存續。有些人考慮到終止婚姻會帶來過大的成本和風險，選擇繼續維繫。

很多時候，婚姻合作的總收益依然大於單身生活的總收益，但是內部分配不合理，這種合作剩餘也難以留住婚姻。例如，一方為家庭付出很多，但獲得的認可和財產支配權很低。

在家庭內部，大量的“公共用品”缺乏充分有效的價格機制來評估並分配價值。

最常見的現像是，家庭主婦承擔了大量的家務、孩子教育、照顧老人等工作，但是無法通過價格量化，得不到對方的認可和尊重。糟糕的是，這位女性可能還因缺乏職業收入、喪失職業競爭力而缺少共同財產的支配權和議價權。當然，也存在相反的情況，男性貢獻全部家庭收入，但缺乏財產支配權和議價權。波拉克的研究表明，婚後議價安排會反過來影響婚前匹配，婚姻市場未必自動實現最高的合作收益。

家庭“公共用品”，因缺乏價格機制還容易出現“搭便車”、“劣幣驅逐良幣”，導致租值消散。

現在不少婚姻陷於諸多家庭瑣事，如做飯、搞衛生、小孩教育，這些都是公共用品，雙方都不願意付出、不願意提供，都想“搭便車”，對方付出，自己坐享其成，均分成果。最後，要不是最能擺爛的人成了“贏家”，要不就是集體擺爛、“雙輸”。

所以，在一個家庭中，共同創造多少收入，跟每個人獲得多少收入或尊重，是兩個問題。往往創造收入、控制分配、再婚競爭能力強的人可能掌握更強的議價權，獲得更高比例的收入分配。所以，有時家庭總收入上升，一方的處境還可能惡化。

結婚是一場拿青春賭明天的冒險，交換的是彼此的期貨。

什麼人適合結婚？彼此眼裡只有你，看不到其它。當然，這是一對冒險的交易員。結婚時，無法完整瞭解對方，也無法預知失業、疾病、遷居和養育壓力，更無法預判彼此觀念的變化及其衝突。婚前看似適合的搭配，婚後可能暴露出難以協調的衝突。如果婚後育後經濟條件不濟，女人容易抱怨男人。原因是，女人已交貨，男人依然是口頭支票。貝克爾用這種不確定性與預期修正解釋婚姻不穩定。

婚後，幾個變化容易導致資源錯配和再組態。

一是情感淡化。如果不從供給端改善，推動邊際效用曲線右移，大部分夫妻感情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淡化。所謂供給端改善，就是把戀愛與新婚時期的激情與愛戀，逐漸轉化為對彼此的關愛與陪伴。夫妻情感淡化之後，關係專用資產價值下跌，情感需求可能推動資源再組態。

一段關係需要提供更好的陪伴、合作與生活質量，才能優於單身生活。過去更多是生計互助型婚姻，但如今的人更看重感情、陪伴和生活方式的互補，也就是關係專用資產的積累。

二是觀念與生活方式衝突。在漫長的時間中，雙方都會發生變化，如果彼此不讓步、不包容、不學習，那麼生活中的無數細節衝突就會摧毀婚姻。

三是生活目標不一致。婚姻內部化指向共同目標，隨著時間推移，目標分歧是常見的，有人想進取，有人想安逸，各自都有理由，無法協調，南轅北轍。

總之，婚姻不是剛需，同時面臨諸多的競爭品和替代品。隨著經濟增長，市場交易費用下降，市場更像是進步部門，效率高、收益大，家庭更像是停滯部門，成本高、衝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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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經濟學：人們為何不再急著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