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與伊朗戰事難休，也將歐洲推向了地緣政治的暴風眼。儘管美國多次催促歐洲盟友支援，但出於安全風險、國內民意、國際道義等考量，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明確表態“不跟”，美國總統川普的憤怒溢於言表，頻頻對歐洲盟友指責、批評甚至發出威脅。一個多月來，這場波及全球能源命脈與安全架構的衝突，讓歐洲多國糾結又無奈。有分析人士總結，在重大地緣政治問題上歐洲幾乎總是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利益分化嚴重。2026年2月28日，民眾在英國倫敦議會廣場舉行示威，抗議美國和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所謂“規範性力量”的理想光環與“強權即公理”的現實鐵幕之間尋找立足點，試圖在多極化世界的劇烈動盪中，通過一場充滿陣痛的“地緣覺醒”，重新定義歐洲作為世界多極化格局中重要一極的未來角色。“理想”與“現實”迎面撞擊長期以來，歐洲自詡“規範性力量”，即力主通過界定何為“規範”來塑造普適性的國際規則。3月3日，成立於2025年的歐盟-聯合國和平與安全戰略委員會在美國紐約舉行首次會議，重申堅定支援《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歐洲在當前中東局勢中展現出的某些“二元對立”或舉棋不定的現象，本質上就是這種“規範性力量”身份認同與在霸權國家衝擊下強化的“強權即公理”邏輯之間的劇烈碰撞。歐洲多國發現，當其核心盟友選擇繞過布魯塞爾的磋商機制，以既成事實驅動局勢變化時，歐洲長期奉行的多邊主義價值觀在絕對武力面前顯得極其蒼白無力。這也讓歐洲大力推動的“戰略自主”，加速從一種前瞻性的政策理想，轉向滿足關乎生存的現實需求。這在俄烏衝突中已有所體現。當前伊朗局勢的急劇惡化，則進一步暴露了歐洲在遠端打擊、即時衛星情報監測及戰略運輸能力等硬實力領域的顯著短板。獨立軍事干預工具的匱乏，使得歐洲總體上在面對足以切斷荷姆茲海峽能源生命線，並可能引發新一輪地緣政治難民潮的區域戰爭時，陷入“言辭激昂卻行動遲滯”的窘境。歐洲再一次深刻意識到，缺乏軍事支撐的外交斡旋不足以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與周邊穩定，主動權掌握在那些並不總是顧及歐洲利益的外部力量手上。這一現實，揭示了在與盟友“非對稱相互依賴”情形下，歐洲所遭遇的“安全陷阱”。長期以來，歐洲在安全保障上高度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軍事架構，但在地理、能源及移民生態等問題上卻與中東局勢密切關聯。由於這種非對稱性，歐洲國家常常不得不為美國的區域冒險行為提供後勤支援或道德背書，甚至在民意強烈反對、戰略研判認為行動魯莽的情況下，仍與美國維持表面的盟友團結。這種“安全給養”與“利益共生”的深度錯位，迫使歐洲在與美國相關的每一次中東危機中幾乎都要經歷一場自損信譽的拷問，在“默許不義之戰”與“面臨安全孤立”之間艱難保持政治上的平衡。荷蘭主串流媒體《忠誠報》網站3月20日刊登該國國際關係與安全問題專家羅布·德維克的專欄文章稱，川普向歐洲盟友施壓，玩弄歐洲安全，正在將世界推向危機邊緣。文章認為，川普受報復心理以及一種以極端保守價值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驅動，而這種意識形態與大多數歐洲人的觀念並不相符。文章說，現在是歐洲停止對川普阿諛奉承的時候了，應當在北約內部將美國邊緣化，並讓歐洲在經濟上更加自主。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3月24日表示，自川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深重。盟友之間乃至全世界範圍內，對美國大國政治的信任已然喪失。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毫無疑問違反了國際法，是政治上的一個致命錯誤。國際法作為秩序框架、規則手冊和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性，對德國和歐洲而言都絲毫未減。在跨大西洋關係中，德國必須擺脫使自己變得脆弱的依賴。歐洲內部分歧重重歐洲各國之間，包括歐盟國家內部，在諸多問題上都並非鐵板一塊。對於美以悍然發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一些國家表示強烈反對，部分表示公開支援，還有一些國家“有限支援+軍事切割”，也有國家保持觀望狀態。戰事爆發後不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即發表視訊聲明，反對美以對伊朗動武，此後更是在多個場合譴責美以軍事行動，稱之為“極其嚴重的錯誤”。桑切斯痛斥：“有人在這個世界縱火，其他人卻不得不承受灰燼，這是不公平的。”西班牙國防大臣瑪格麗塔·羅夫萊斯3月31日證實，西班牙政府在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空襲當天就作出決定，限制涉及相關軍事行動的軍用飛機使用其領空。此外，西班牙明確拒絕授權美方在該國境內的羅塔和莫龍-德拉弗龍特拉兩座軍事基地進行與空襲伊朗相關的軍事活動。分析人士認為，西班牙此舉不僅是為了維護歐洲的“道德高地”形象，更是為了防止本國被拖入一場未經歐盟成員國一致授權的區域戰爭。這種基於國際法的防禦性姿態，表明地中海沿岸歐洲國家對中東動盪引發的難民潮有著比北歐國家更直接的痛感，凸顯歐洲對這一長期極易引發分歧議題的深層擔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立陶宛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據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報導，立陶宛總統瑙塞達3月6日說，“作為一個忠實且負責任的盟友”，立陶宛準備向美國提供其領土，以保障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的後勤支援。他還表示希望“伊朗政權能夠重返外交軌道”。對這些國家而言，伊朗局勢與俄烏衝突緊密關聯。其向華盛頓展示自己“作為責任共擔者的忠誠”，意在換取美國在北約東翼安全保障上不撤資、不降級。與上述國家不同，法國、英國等採取“雙軌轉向”策略，充分展現在亂局中的“戰略投機與平衡術”。法國總統馬克宏發表捍衛“歐洲戰略自主”的演說，呼籲各方立即降級衝突，同時又迅速向東地中海部署“戴高樂”號航母戰鬥群。在觀察人士看來，這種舉動並非簡單的軍事支援，而是展現“入場券”式的存在——通過展示武力確保自己在未來的區域權力重組和能源分配談判中擁有一席之地。英國則利用“脫歐”後的自主性，在情報共享上與美以深度捆綁，但在外交辭令上保持克制，試圖扮演衝突調停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形勢發展，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從最初的震驚觀望、強調中立，逐步轉向外交妥協與有限介入。這一態勢變化，既折射出歐洲在美國強勢施壓與中東能源危機背景下進退兩難的外交困境，也暴露出其戰略自主能力方面的核心短板。在一些歐洲國家，民意與政府姿態之間也出現明顯溫差——民眾普遍反對軍事介入，政府卻在政策上傾向於配合美方行動。相關問題若進一步升級，不僅會侵蝕一些國家政府的執政根基，更會在客觀上為歐洲內部的民粹主義勢力提供可資利用的政治燃料，使得“重塑歐洲”的努力在開始之初就面臨“後院起火”的窘境。另有媒體報導指出，當地時間3月25日，歐洲議會就能源安全、獨立性和供應問題舉行全體會議，其間歐盟內部在對伊朗軍事行動的立場及應對路徑上矛盾進一步顯現。一段時間以來，歐盟在此問題上陷入嚴重分歧，爭論不休。在歐盟機構內部，據西班牙《理性報》網站3月10日報導，圍繞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歐盟最有影響力的機構的兩位領導人之間出現了罕見裂痕。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3月10日在外交使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致力於維護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世界秩序，並保持合作。”這番話顯然是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一天在同一場合發表的講話的回應，馮德萊恩當時為美國打擊伊朗的行動進行了辯護。這一狀況，反映出在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問題上，歐盟內部的觀點分歧正日益加深。一場代價高昂的“身份重構”綜合而言，在俄烏衝突持續延宕與中東局勢波詭雲譎的雙重夾擊下，歐洲正經歷一場自冷戰結束以來劇烈且代價高昂的“身份重構”之旅。經濟層面，荷姆茲海峽的航運阻滯與封鎖風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抵消了歐盟近年來在脫離俄羅斯能源後所建立的脆弱平衡。3月11日，國際能源署宣佈，32個成員國一致同意釋放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以應對因美國和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導致全球石油供應緊張的局面。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說，當前全球性能源危機程度“比1973年、1979年和2022年（能源危機）加起來還要嚴重”。3月27日，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委員瓦爾季斯·東布羅夫斯基斯表示，由於中東戰事引發能源價格飆升，歐盟經濟正面臨滯脹風險。3月31日，歐盟能源專員丹·約根森說，伊朗戰事將導致能源市場面臨長期混亂，歐盟正考慮重啟其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期間採取的能源危機應對措施。現象背後，歐洲應對極端通膨的宏觀工具箱幾近見底，更從根基上威脅到德、法、意等傳統製造強國的“再工業化”願景。當歐洲能源成本長期偏離全球平均水平，歐洲多國面臨的風險，除了短期的經濟增長放緩，更嚴重的是在全球供應鏈中競爭地位的長期性滑坡。社會層面，伊朗局勢動盪引發的潛在難民潮，同樣讓歐洲深感焦慮。對2015年難民危機的歷史記憶與集體恐懼，正被歐洲多國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精準利用，成為他們手中抨擊建制派政黨外交失能、社會契約崩潰的有力武器。內部治理失能，使得歐洲在處理國際危機時愈發內向化，不僅動搖歐盟內部關於歐洲《移民與難民庇護公約》等的共識，更在客觀上加劇了歐洲政治版圖的極化與碎片化。內憂外患共振，迫使歐洲在重塑自身防務能力時，必須在狀況不佳甚至日益枯竭的財政空間中進行艱難抉擇。在此背景下，歐洲軍事重心正在經歷一場堪稱空前的“防禦性擴張”，旨在從安全長期仰仗美國轉變為充當地區安全的主導者。為了支撐高達1500億歐元的“歐洲安全行動”框架，布魯塞爾開啟了一種類似冷戰時期的“大炮換黃油”模式。這意味著歐洲必須大規模削減本應投入到其綠色轉型和全球發展援助中的長期預算，以填補在彈藥產能、反導系統和深海護航等硬實力領域的巨大缺口。然而，財政資源的戰略性轉場，雖然有助於在短期內提升歐洲的威懾力量，但同時也會嚴重削弱其長期作為“全球氣候治理和價值觀引領者”之一的道義根基。一個削減減貧援助，轉而投產先進武器的歐洲，將不再是那個通過貿易與法律維護所謂“普世正義”的“規範性力量”，而是一個在大國博弈、霸權劫掠中竭力尋求自保的傳統地緣實體。歐洲正在經歷的“身份重構”危機，表明它既無法割捨對二戰後多邊主義規則的眷戀，又被迫投身於叢林法則的博弈；既深陷於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慣性依賴，又不得不因此承受這種地緣實力錯位帶來的“次生災害”。種種矛盾折射出歐洲的核心困惑：在國際格局深刻演變的時代，以“軟實力”立命的歐洲，應如何換取生存發展的“硬籌碼”？ (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