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類獎項於近日揭曉，頒給了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韋克(Philip H.Dybvig)，“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

伯南克在2015年的回憶錄《行動的勇氣：金融危機及其餘波回憶錄》中寫道：大蕭條是稱得上宏觀經濟學研究“聖杯”一般的永恆主題，給政策制定帶來“不朽的教訓”。而伯南克更是在應對2008年雷曼危機時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有關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諸多著作中，還有一本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經濟學教授巴里·埃森格林于2016年所出版的《鏡廳》一書。作者則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失敗的根源恰恰在於對大蕭條的樂觀解釋。

《鏡廳》一書，引用了標誌“一戰”結束的《凡爾賽合約》簽訂地作為書名，作者意在表明因為《凡爾賽合約》不承認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才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埋下了禍根。書名里面的“鏡”的確是一個比喻，過去百年裡的兩場大型金融危機（1929-1933年和2008-2009年）就像互相照鏡子一樣。應對2008-2009年這場危機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像伯南克這樣的決策者所總結的“20世紀30年代的教訓”。

1929-1933年的大蕭條和2008-2009年的大衰退，是受到最多關注的兩次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許多評論家注意到了大蕭條的教訓對2008-2009年的應對政策有重要的影響。後者與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危機是如此相像，以致在處理本次危機的時候，人們自然會想到以史為鑑。當時關鍵的決策者，如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本·伯南克，也恰好在其早期的學術生涯裡研究過大蕭條，而那些學術研究的經驗和成果，也成為其能夠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的重要原因。

由於決策者們吸取了大蕭條的教訓，他們避免了最糟糕的結果。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國際金融體系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決策者們意識到，不能再讓更多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掉，堅定地信守了這一承諾，並且抵制了以鄰為壑政策的誘惑，正是這一政策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國際貿易體系的癱瘓。各國政府開始加大公共支出，降低稅收。央行將潮水般的流動性源源不斷地註入金融市場，並前所未有地團結在一起，互相提供貸款。

這些措施說明了決策者沒有重蹈覆轍。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政府沒有抵擋住貿易保護主義的誘惑。受到過時的經濟教條的誤導，在最不應該削減公共支出的時候削減公共支出；在最需要刺激性支出政策的時候，卻忙於重建財政平衡。無論是時任美國總統胡佛，還是時任德國總理布呂寧，作者認為犯的都是同樣的錯誤。局勢變得惡化，甚至無法重建公眾對公共財政的信心。

作者認為，當時的央行家們都是真實票據理論的奴僕。他們的信條是，央行只應該提供與經濟活動所需相匹配的信貸量。當經濟活動處於擴張期時，央行需要提供更多的信貸；當經濟活動萎縮時，央行需要減少信貸的供給。這導致繁榮時期出現過熱，衰退時期出現危機。央行家們忽視了維護金融穩定的責任，也沒有作為最終貸款人及時干預。結果是30年代洶湧的銀行倒閉潮；企業缺乏信貸支持；價格體系崩潰，債務失控。《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就將這一災難的後果歸咎於央行。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有鑑於上一次危機的教訓，決策者們改為實施寬鬆的貨幣、金融政策，而不是沒能降低利率、向金融市場注入充足的流定性，從而導致市場陷入通縮和蕭條；如果說前任們的失誤還在於沒能製止銀行間的恐慌而使得危機突然爆發，那麼在2008年，決策者們更加果斷地處理了銀行問題；如果說平衡預算的做法加劇了30年代的不景氣，那麼在2008年，就實施了刺激性的財政政策；如果說30年代國際合作機制的坍塌加劇了危機，那麼在2008年，決策者們利用私人關係和多邊機構來保證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

01  為什麼沒有人預見到危機的到來

儘管2008年這一次金融市場的紊亂依然存在，但畢竟成功地避免了30年代的那種徹底的崩盤，不過，經濟學家們依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人預見到危機的到來。

作者認為，兩次危機之前都有一種天真的思潮，認為經濟政策已經馴服了經濟周期。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認為世界已經進入穩定的“新時代”，這得益於各個國家所設立的獨立央行。與此相似的是，在大衰退來臨之前的時期被認為是大穩健，央行改進了貨幣政策，可以預見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由於人們相信經濟活動不會再有劇烈波動，商業銀行有更大的膽量增加槓桿，投資者也敢於承擔更多的風險。

當然在2008年危機之前也有一些預警。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席勒教授研究過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房地產市場，他在2008年危機爆發之前就指出當時的樓市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已經是完全暴露的泡沫，但即使是席勒，也沒有預料到房地產市場崩潰後的災難性後果。

而為什麼會存在低估危機風險的傾向？埃森格林認為這部分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人們會有“持續性偏見”，潛意識裡認為未來就和剛剛過去的一樣，如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就傾向於認為會繼續好下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線性思維”。還有一種傾向是，天真地相信教科書所告訴我們的，即金融市場是“有效的”。另外還有政治的原因，如大銀行會遊說政府進行“輕度監管”等。

根據大蕭條的歷史經驗，作者認為決策者們應該在危機爆發之初就採取更為迅速而有力的對策。如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以防危機蔓延。應區分資不抵債的銀行和流動性不足的銀行，對後者要不斷提供緊急的流動性支持，對前者要整頓和增加註資，目的都是恢復市場信心，確保金融體系能夠順利運轉。

但即使這種戰地療法能夠制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也無法完全消除各種損失。如果考慮到市場衝擊，那麼衰退也在所難免。市場變得更傾向於規避風險，不願意借貸，經濟因此很難回歸到增長的軌道上。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增加公共支出，以抵消私人支出的下降。而在私人部門的支出複甦之後，政府支出就應該盡快離場，以免債務規模失控。

同時，對危機時期的失業者應施以援手。如延長失業救濟的期限、增加食品券的發放、擴大社會服務範圍。最後，那些導致危機爆發的財政、金融和社會政策應得到糾正與改革。

作者認為，以上幾點就是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從大蕭條中總結出的幾個主要經驗。而我們也可以在本書當中，深入了解到歷史的肌理和細節，以及一項項決策誕生的前因後果，看到兩場危機如何交織在一起，又可能會如何影響我們人類社會所要共同面對的未來。(睿遠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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