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韓國股市暴漲，韓國生育率也回升了。

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確實能當一個很好的引子：生孩子這件事，表面上是家庭選擇，往下看一層，其實是普通人對未來的一次重倉下注。

一個人願意不願意生孩子，核心看的不是嘴上怎麼說，而是他心裡覺得未來還能不能變好。你覺得未來會變好，才會願意多承擔一個二十年的責任；你覺得未來很危險，第一反應一定是收縮。少消費，少戀愛，少結婚，少生孩子，本質上都是普通人在做風控。

所以生育率低，不能只講年輕人觀念變了。

更底層的變數其實就幾個：錢、希望、時間、責任。四個東西缺任何一個，最後都會變成「再等等吧」。

錢排在最前面，因為普通人的風險承受力，很多時候就是被錢卡住的。

房子、教育、工作不確定性、女性生完孩子後的職業懲罰，以及家庭面對疾病、失業、老人贍養時的風險，會一起壓到一對年輕人身上。

帳戶裡沒有緩衝，工作沒有選擇，老人和孩子都可能變成現金流黑洞，這時候再談生育意願，就有點像讓一個滿倉爆虧的人繼續加槓桿。

賺錢以後，人最先拿到的是底氣。底氣不一定讓人立刻幸福，但它會讓人從“隨時可能崩盤”的狀態裡退出來。

帳戶裡有錢，工作有選擇，家裡有緩衝，人腦子裡才會出現明年、後年、五年後，才會有希望。

然後是時間。現在的工作節奏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很多家庭也窮，但窮有窮的養法，生活節奏沒這麼密，工作對人的吞噬也沒這麼徹底。

現在很多年輕人每天被通勤、會議、消息、KPI、裁員焦慮切得很碎，下班以後身體回家了，腦子還在工位上。錢不夠的時候，人要拿時間換錢；希望不夠的時候，人要拿時間對抗焦慮；等這兩層都沒處理好，再讓他拿時間養孩子，基本就是把最後一點余量也拿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很多人說現在年輕人不負責，只想自己爽，我覺得這話太輕飄了。這代人恰恰是因為責任感過強，才不願意隨便開始。

他們被比較過，被教育成本壓過，被父母焦慮影響過，也見過很多家庭因為錢和時間不夠，把愛過成了互相消耗。所以他們會多想一層：我能不能陪孩子？我會不會把焦慮複製給他？我自己都快撐不住了，再帶一個人來這個世界，是不是太草率？

以前養孩子，很多時候是養活了就行。飯吃飽，書能讀，別出大事，窮有窮的養法。現在“養好”的定義變複雜了，孩子不再只是多一雙筷子，它意味著錢、時間、情緒、教育、陪伴、老人支援、夫妻關係、職業安排，全都要重新排一遍。普通人不是不懂愛，普通人太懂代價。

所以股市上漲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帳戶一漲大家就突然想生孩子，而在於資產上漲會給人一種未來感。

賺錢了就會有希望，有了底氣就有了時間，有了時間才有後續的責任。順序就是這樣。一個人長期站在懸崖邊上，他只會想著怎麼別掉下去；等他往後退了幾步，腳下有地了，才會開始想要不要往前走。

真正有用的事情，是把普通人的家庭倉位降下來。

讓房子別像終身槓桿，讓教育別像軍備競賽，讓女性生完孩子後別被職業系統懲罰，讓普通家庭面對疾病、失業、老人贍養時還有一點緩衝。人不用在崩盤邊緣做決定，很多選擇會自然回歸。 (提早來)

2022年，韓國總人口-0.1%負成長，總和生育率0.78，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倒數第一，65歲以上人口佔17.5%，處於深度老化社會。韓國超低生育率、老化加劇對其有什麼影響？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效果為什麼不如預期？

韓國人口總量及結構：2021年韓國總人口5173.8萬，較2020年減少9.1萬，自1949年開始統計以來首次人口負增長。2022年，韓國總和生育率0.78，創下1970年起相關統計以來最低，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總和生育率最低。1966-2023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由17.3歲增至44.5歲；從老化到深度老化用時18年，老化速度超過日本。

韓國人口遷移法則：韓國都市化晚於歐美國家，都市化速度快，都市化率從27.7%到70.4%用時僅28年。1988-2002年，都市化率由70.4%上升至80.3%，2022年韓國都市化率為81.4%。韓國人口向都會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集中，都市化空間結構極不平衡。2022年，首都圈面積僅佔韓國國土面積的11.8%,卻集聚韓國過半人口，約2612.4萬；韓國第一大城市首爾以0.6%的面積集聚18.2%的人口；第二大城市釜山以0.8%的面積聚集329.6萬人，人口占比6.4%。

韓國人口變化影響：漢江奇蹟不再，經濟成長乏力，儲蓄、投資率下降；同時，財閥經濟籠罩，社會活力下降，N拋世代湧現。

為因應人口困境，韓國自1990年代採取系列措施，包括設立人口政策機構，完善生育誘因、養育支持機制，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促進高齡人口就業等，然而政策效果不如預期， 主要原因在於：

1）生育成本過高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韓國是全球經濟體生育成本最高、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韓國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所花的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7.8倍，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倍數最高。

2）韓國房價自2000年以來持續高速成長，2021年，韓國房價收入比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以26.1排名第一，房價過高，抑制生育行為。

3）忽視人口客觀發展規律，錯過人口政策最佳調整時機。

4）生育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成本約束階段到來，不婚不孕成為更多適齡人口的選擇。

5）男權主義思想、傳統家庭分工積重難返，政策未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韓國產假後重新上班的女性接近50%在1年內離職。

6）工作時間過長，抑制生育行為、降低育兒時間。2022年，韓國勞工年平均工作時間1901小時，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最長。

1 韓國人口特徵：負成長、老化、向首都圈集聚

1.1 人口數：從高成長到低成長再到負成長

1.2 人口結構：出生人口創新低，老化速度高於其他國家

1.3 人口分佈：都市化起步晚、速度快，人口向首都圈聚集

2.1 漢江奇蹟不再，經濟成長乏力，儲蓄、投資率下降

2.2 財閥經濟籠罩，社會活力下降，N拋世代湧現

3.1 少子化：成立人口政策機構，改善生育激勵、教養支持機制，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

3.2 老化：建立健全老年保障制度，促進高齡人口就業

4 韓國因應措施不如預期原因：錯過最佳時機、婚姻觀念轉變、生育成本過高、性別不平等、工作時間長

1925-1955年：受政局動盪、韓戰等因素拖累，人口成長較慢，由1,902.0萬增至2,150.2萬，年均複合成長率0.4%。1925-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因衛生防疫、接種疫苗、引進西醫等措施，韓國醫療水準提高，人口穩定成長，20年成長610.0萬人，年均複合成長1.4%。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投降，朝鮮半島光復，但受政治派分立、政局動盪影響，人口不增反降，1945-1950年下降495.3萬至2016.7萬人。1950-1955年，韓戰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傷亡率成長，但也有部分人口由北韓流入韓國，總人口呈緩慢成長趨勢，年均複合成長率1.3%。

1955-1990年：60年代起韓國開始採取人口控制政策，人口成長波動下降，年均複合成長率2.0%。1955年起，隨著韓戰結束、政局趨穩、抗生素普及，韓國人口爆發性恢復性成長，1955-1965年，韓國人口新增765.7萬至2916.0萬，年均複合成長率達3.1%，被稱為「嬰兒潮世代」。但人口快速成長和人口規模膨脹帶來貧窮、環境污染、就業壓力、住房壓力等問題，為避免阻礙經濟發展，韓國自1961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組成計劃生育審查委員會，下轄於衛生和社會事務部，目標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將人口成長率降到2.5%以下。此後10年間，人口政策不斷收緊，人口成長率明顯下滑。1965-1990年，韓國人口由2,916.0萬增至4,339.0萬人，年均複合成長1.6%。

1990年至今：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韓國經濟承壓，影響就業、收入，1990年起，韓國人口年均複合成長降至1%以下，2021年人口負成長。90年代中後期，受亞洲金融危機嚴重衝擊，韓國經濟成長放緩，就業壓力、收入不確定性增大，導致韓國適婚適育人口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現象增長，1990-2020年人口年均複合成長率僅0.6%。2021年韓國總人口5173.8萬，較2020年減少9.1萬，開啟自1949年開始統計以來的首次人口負成長。2022年總和生育率0.78，創下1970年起相關統計以來最低，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總和生育率最低。人口成長由正轉負加劇了韓國人口老化、少子化，導致韓國人口金字塔轉向衰退型。

少子化：受生活成本高企、生育觀念轉變影響，不婚晚婚、不孕晚育現象加劇，2022年總和生育率下跌0.78、新生兒數量首次跌破25萬人。1960-1990年，韓國經濟起飛，隨之而來的是房價、物價不斷上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年輕人失業率、收入不確定性增長，不婚晚婚、不孕晚育現象加劇。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1980-2020年，韓國結婚率從10.6‰的峰值降至4.2‰，單人家庭佔家庭總數的比重從4.8%增加至31.2%。1990-2022年，韓國男性初婚年齡由27.8歲增至33.7歲，女性由24.8歲增至31.3歲。1993-2022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從27.6歲增加到33.5歲，婚後生育頭平均時間從1.2年增加至1.5年。不婚晚婚、不孕晚育導致韓國總和生育率在1960年達到5.95的峰值後持續下降，1984年降至更替水準2.1以下,2018年跌破1至0.98，2022年跌至0.78，創歷史新低；新生兒數量較去年同期下降1.1萬至24.9萬，首次跌破25萬。

老化：1951-2023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7.4歲增加到44.5歲；從老化到深度老化用時18年，老化速度超日本。1925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20.5歲，1966年17.3歲，主因嬰幼兒死亡率降低、1955-1965年嬰兒潮。2000年，韓國65歲以上人口佔7.2%，進入高齡化社會；2018年老化程度達14.3%，進入深度老化社會。根據韓國統計局預測，2025年韓國65歲以上人口比將突破20%，進入超級老化社會。從老化速度來看，韓國老化時間晚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但發展速度快於其他國家。從老化到深度老化，美國用了65年、法國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4年，韓國僅用18年；從深度老化到超級老化，法國用了28年、德國36年、日本11年，韓國僅用7年。

都市化階段人口轉移：韓國都市化晚於歐美國家，都市化速度快，都市化率從27.7%到70.4%用時僅28年。上世紀六十年代，韓國城市化萌芽起步，相較於美國、歐洲等主要已開發國家起步較晚，人口隨著工業化向大城市集中，這一階段主要是以首爾為核心的大城市依托臨近漢江的便利交通條件經濟高速發展，快速推動了韓國的都市化進程。第二階段為七、八十年代開始的高速成長期，1960-1988年，韓國都市化率從27.7%上升至70.0%以上。1988年起，韓國都市化率速度放緩，1988-2002年，都市化率由70.4%升至80.3%，2002年以後都市化率基本在80.0%-82.0%區間波動，2022年韓國都市化率為81.4%。

都會圈都市群化階段人口轉移：韓國人口持續向都會圈、都市群及核心城市集聚，都市化空間結構極不平衡。

根據韓國行政區劃，全國可劃分為17個一級行政區，分別為1個特別市、1個特別自治市、6個廣域市、7個道，2個特別自治道。在一級行政區中，2022年人口前三名的區域分別是京畿道、首爾、釜山，人口分別為1371.8、941.7、329.6萬人。京畿道人口自1985年開始快速成長，於2005年趕超首爾人口，2022年以10.2%的面積集結26.5%的人口。首爾人口1990年以來有下降趨勢，但仍以0.6%的面積集結了全國18.2%的人口；釜山行政面積佔全國的0.8%，1970-2022年人口從187.6萬增至329.6萬，佔比6.0%增至6.4%。

首爾都會區包括首爾、京畿道、仁川，首都圈人口集聚始於1960年，1960-1980年，首都圈人口佔比快速成長，每十年增加8個百分點左右。1982年，韓國頒布《首都圈管理法》，確定了以首爾為中心的都會圈的邊界，首都圈人口持續保持成長。首都圈面積僅佔韓國國土面積的11.8%,卻聚集韓國50.5%約2612.4萬人口，根據韓國國土開發研究院《第二次首都圈整備計劃構想》，55%的製造業企業，70%的高新技術企業，和82%的國家公共機構都集中在首都圈。

人口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既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供給側，也影響需求側，供給端透過勞動力、技術進步影響經濟，需求端透過消費、儲蓄、投資影響經濟。

人口紅利期，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扶養比下降，社會生產能力增強，創造、儲備大量社會財富，推動經濟成長。人口紅利消失後，勞動供給下降、人口扶養比上升、老化加劇、養老負擔加重，對社會經濟發展形成阻礙。

韓國人口快速成長期，勞動供給充足，經濟連續27年維持兩位數以上成長速度，創造漢江奇蹟；人口老化少子化加劇導致勞動供給不足，拖累經濟成長。1970-1978年，韓國15-64歲人口維持年均3.2%的高速成長，同時，韓國GDP在1971-1981年年均複合成長率達30.6%。1979-1989年，15-64歲人口年均成長率回落至2.0%-3.0%，與之對應的，1982-1991年GDP年均複合成長率回落至17.4%。1990-1998年，韓國15-64歲人口成長降至1.0%-2.0%，GDP年均複合成長降至11.3%。1999年後，韓國15-64歲人口成長率跌至1.0%以下，2001-2022年韓國GDP年均成長率進一步放緩至5.5%。2021-2022年，韓國經濟成長率連續兩年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

韓國少子老化導致消費成長下滑，市場需求疲軟，但健康消費需求成長明顯快於其他。1970-1980年，韓國消費規模和人均消費水準波動下降，1980-1990年有短暫的上升期，隨後便一直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2000年，韓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7%，進入老齡化社會，此後65歲以上人口佔比持續增長，人口結構變化使健康消費增速快於其他消費支出。2000-2022年，健康消費支出年均成長8.7%，遠高於消費支出總額成長的5.3%。相較之下，需求市場的疲軟對於耐用品等需求彈性相對較大的商品所產生的影響更大。2000-2022年，耐久財消費支出年均成長4.7%，其中2022年負成長，較去年同期下降2.3%。

韓國少子老化導致儲蓄率、投資率下降，1988-2022年國民儲蓄率從41.4%降至34.9%，1996-2020年投資率從31.6%降至25.4%。人口結構與儲蓄率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提高儲蓄率。根據IMF國民儲蓄率預測值，1980-1997年韓國經濟高速成長、勞動人口占比較高時，所得成長率高於消費成長速度，國民總儲蓄率維持在36.0%-42.0%的高水準。隨著經濟成長放緩、少子老化加速，勞動人口所得水準成長放緩、社保費用支出增加，儲蓄率顯著下滑至30.0%-35.0%之間。同時，儲蓄率和投資率有明顯正相關性，儲蓄率持續下降導致投資率下滑。韓國經濟快速成長期間，投資率曾達到39.0%的高點，而到2022年，韓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已降至32.0% 。

韓國社會保障成本不斷提高，社會福利負擔持續加重。韓國實行公共退休金制度，其中國民退休金在退休金體系中占主導，涵蓋18歲以上的全體公民。韓國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2.8%攀升至2020年的15.6%，30年間上升了5.6倍。其中退休金支出佔GDP比重從0.8%上升至4.3%，健康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重從1.4%上升至5.2%，社會福利負擔均大幅增加。伴隨著社會福利負擔的加重，韓國政府負債規模也逐年增加。1997年，韓國國債規模為60.3兆韓元，佔GDP比重為11.1%，2022年，國債規模擴大至1,067.4兆韓元，25年間負債規模增加了16.7倍，佔GDP比重攀升至49.4%。

韓國企業面臨用工難、人力成本升高，市場需求下降、獲利能力下降的雙重困境。韓國人口結構的改變導致老齡退休員工比重增加，就業者為保障未來退休生活，對薪資與保障要求提高，進而提升企業僱用成本。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2011年，韓國企業勞動成本佔總營運成本的13.5%，2020年佔18.6%，平均每年上升3.3%。同時，市場需求的疲軟導致韓國企業銷售成長下滑，以韓國製造業企業為例，1970-1980年韓國製造業企業銷售額年平均成長率37.2%，1980-2000年，銷售額成長速度放緩至14.7%。2000年之後，韓國步入高齡化社會，銷售額成長進一步下滑至年均5.9%。

財閥集團銷售額佔韓國GDP比重超80%，青年發展路徑受限，社會活力下降，從拋棄愛情、婚姻、生育的三拋時代，到進一步拋棄人際關係和購房的五拋世代，再到一切皆可拋的N拋世代不斷湧現。韓國財閥起源於李承晚政府時期，隨著財閥規模擴張，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管制政策，然而財閥在韓國經濟中依然舉足輕重。根據韓聯社數據，2020年，資產達5兆韓元以上的64家集團銷售額1,617兆韓元，佔韓國GDP的84.3%。規模龐大的財閥當道，導致韓國少數族群掌握大量優質資源，階級固化持續加重。韓國年輕人口發展路徑侷限於：進入一流大學、進入財閥集團優質職位，競爭不斷加劇。激烈競爭疊加高房價，越來越多韓國青年放棄努力、內卷，成為拋棄愛情、婚姻、生育等的N拋世代，社會活力持續下降。

加強生育政策頂樓設計，設立直屬總統的人口政策管理機構－低生育及老年社會委員會，專門研究、制定、調整人口政策。

韓國透過一系列頂層設計保障人口政策、制度體系的順利推行。90年代初，韓國開始調整先前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1994年，韓國設立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研究、制定人口政策；2001年，設立性別平等與家庭事務部，該部門設立目標是促進性別平等、家庭福祉；2003年，成立老化與未來社會委員會，負責少子化老化社會政策制定、制度體系建構等；2005年，成立直屬總統的低生育及老化委員會，要求委員會向國會報告年度人口政策及相關成果等。

韓國實施鼓勵生育三步驟計劃，2006-2020年推出三次《低生育率及高齡社會基本計劃》，建構較全面的鼓勵生育政策體系。2006年，韓國政府首次推出《低生育率和高齡社會基本計畫》，政策目標是建立應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基本製度框架，具體措施包括建立消除生養育障礙的政策體系、擴充保育服務基礎設施、為家庭提供育兒援助等。第一次《基本計畫》2010年實施完成，期間韓國生育率略為上升但未恢復至原有水準。2011-2015年，韓國政府實施第二次《基本計劃》，第二次《基本計劃》除了強調育兒援助，新增工作家庭平衡援助，主要舉措包括加強對職場女性的支持、滿足雙職工家庭養育子女需求。2016-2020年，第三次《基本計畫》實施，覆蓋面在第二次基礎上繼續擴大，除家庭外，企業、社區也被納入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範圍。

韓國持續改善生育激勵、養育支持機制，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保障職業婦女生育期間的就業權利。

生育激勵機制：韓國透過減免生育醫療費用、為夫妻提供產假等鼓勵生育。為鼓勵結婚，韓國向月收入低於一定水準的新婚夫婦每年提供5萬套保障性住房。為鼓勵生育，韓國免除女性從懷孕到分娩所產生的醫療費用，同時，1歲以下嬰幼兒所產生的醫療費用全免。此外，生育一胎的女性，享有90天帶薪產假；生育二胎以上女性，最高享有120天產假。2007年，韓國推出男性陪產假，進一步完善鼓勵生育的休假安排。

養育支持機制：韓國推出《中長期照顧基本計畫》等系列政策為家庭提供多層次照顧政策，降低家庭教養成本。2006-2010年，韓國推出並實施《中長期照顧基本計畫》，為公共照護與提升照護服務品質奠定基礎，2008年推出《關懷兒童計畫（2009-2012年）》，2013-2017年第二次實施《中長期保育基本計劃》，詳細規定了保育機構設置、保育費用承擔，將家庭養育補貼範圍擴大至所有年齡群體，強調國家在保育中的責任。2018-2022年《中長期保育基本計畫》再次升級，擴大了保養與養育的社會責任。除政策外，韓國透過現金補貼、降稅等方式為育兒家庭提供援助，如2023年起，養育不滿1歲兒童家庭可享每月7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3790元）。

工作家庭平衡：韓國推出《男女僱傭平等與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法》等政策保障生育期間女性就業權利。1988年，韓國推出了《男女僱傭平等法》，2007年，該法律升級為《男女僱傭平等與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法》，鼓勵男性參與育兒，鼓勵企業支持女性工作家庭平衡。2018年，韓國修訂《勞動基準法》，進一步保障了生養育女性的就業權利，如明確女性有薪產假、要求企業實施彈性工作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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