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中國經濟破浪前瞻｜《財經》封面

《決定》被業界稱為“指導新徵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檔案”。鼎新革故、改革再出發，錨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描繪的目標，繪就百舸爭流、千帆競渡的時代新圖景

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如何完善？中國改革朝何方去？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如何聚力？7月21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決定》提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周年時完成《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指出，到2029年的未來五年是大國博弈關鍵期、從不平等博弈向平等博弈的關鍵期；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是中國突破“李·約瑟之謎”，利用新型舉國體制完成新質生產力全面突破的五年關鍵期；也是全面控制風險的關鍵五年。

這份被寄予厚望的《決定》共15個部分、60條，提出300多項改革舉措，被稱為“黨歷史上又一重要綱領性文獻”。《決定》全文66次提到“改革”字樣，59次提到“建立”字樣，涉及相關制度、機制、體系。謀劃了諸多國計民生事項，囊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企民企發展、城鄉融合、收入民生、土地制度、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和產業等領域的變革。

諸多舉措包括：建立生育補貼制度；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按照自願、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推進能源、鐵路、電信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

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給中國宏觀經濟治理帶來了諸多風險挑戰。在此背景下，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調控方式，不僅調控效能不足，還可能帶來一些“副作用”。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黨中央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最新理念。《決定》強調了，“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等要求。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會長徐善長表示，這意味著將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活動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納入規範化、制度化、法治化軌道，推動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值得關注的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先牽住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促進其他領域改革的協同。多位專家表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推進改革所需的科學方法，也是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認為，釋放經濟潛力，需要改革。當前，美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6萬多美元，新加坡接近7萬美元，中國約為1.3萬美元。高收入的經濟體，中產階層佔總人口的50%以上，中國的中產階層佔總人口不足30%，中國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國內法治建設方面，《決定》還提出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反跨境腐敗法。

與此同時，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風向依舊未變。服務業領域，《決定》要求，全面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推動電信、網際網路、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劉元春強調，制度型開放需要有一系列新模式、新抓手，當前很重要的就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中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向《財經》表示，《決定》傳達出一個積極的訊號，要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好、把中國經濟建設好。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之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大國的現代化，還意味著應當形成全球視野和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負責任大國的擔當。接下來，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落地、誰來落地，需要匯聚最廣泛的社會共識。

01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決定》錨定的重要目標之一。《決定》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決定》提出，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最佳化各類增量資源組態和存量結構調整。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

對此，業內專家指出，前些年，一些部門推出的舉措，沒有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出現各吹各的調，甚至互相拆台的現象。更為可怕的是形成反向合力，造成所謂的“合成謬誤”，導致經濟增長承受不應有的壓力。《決定》提出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有的放矢。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指出，未來五年宏觀調控思路可能將更加注重“治理”。《決定》新提出“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這涉及如何具體落實黨對科技、金融、財政等重大經濟事項的領導，需要從機構改革、戰略規劃、統籌協調上形成明確機制。

如何衡量一國宏觀治理的專業化、職業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水平和能力？張燕生指出，和美國對比，可以從三個指標看中美宏觀治理能力的差異：一是比較兩國的名義GDP之比，二是比較兩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之比，三是比較兩國的ROE資產淨收益率之比。

經濟治理方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有特定目標，包括保持經濟穩定、實現可持續增長、降低失業率、控制通膨率等。特定情況下，也會涉及結構與產業維度，但並不普遍。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疫情期間，中美兩國採取了不同的宏觀政策，前者側重拉動基建投資，後者則選擇直接發錢刺激消費。黃益平分析，中國經濟進入後疫情時期，出口、投資和消費都呈現了一定程度的復甦，但是總體來說，經濟增長的力度還是不太強勁。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資產負債表的收縮。三年新冠疫情期間，家戶消耗了大量以前積累的儲蓄，企業則增加了不少負債。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同比增長5%，但消費增速有所放緩。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是近一年來的最低值。去年11月，這一增速為10.1%。受疫情疤痕效應、樓市調整，以及前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等影響，當前居民消費仍然偏弱。

黃益平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宏觀經濟政策力度低於預期。2023年廣義的財政支出僅增長1.3%，支出扣除收入後的淨支出下降了1.3%。貨幣政策利率經歷了幾次小幅的下調，但因為通膨率下降幅度更大，實際利率有所抬升。總體看，宏觀經濟政策尚未從根本上扭轉經濟的疲軟態勢。而今，宏觀經濟格局，從過去的“易熱難冷”過渡到了現在的“易冷難熱”。

黃益平分析，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有很多獨特之處。中國的財政部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組成單位，按說政策協調應該很容易。但實際並非總是如此。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經常聽到央行官員呼籲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部官員則主張更大力度的貨幣政策。央行和財政部都很重視“保存政策空間”，以備未來不時之需。然而，宏觀站位與部門站位有時候有差別。

黃益平舉例，財政短期不願擴張太多，但如果經濟不活躍，反而可能提高將來財政狀況惡化的機率。政府重視3%的財政赤字率的紅線，多數年份都將赤字率確定在3%或以下。但近年來中國廣義的財政赤字率遠遠超過3%，2023年和2024年各發行1兆元的專項特別國債。問題是，特別國債分配、使用的門檻比較高，直接影響了財政擴張的實際效果。

此次公佈的《決定》提出，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建構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增強國家戰略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

黃益平表示，需要加強財政、貨幣與行業政策之間的協調。現在黨中央加強了對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更有可能做到不同的政策之間相互配合、勁往一處使。

黃益平建議，將“逆周期調節”放在“跨周期調節”前面。目前需要加大宏觀政策的力度，盡快把已經安排好的財政開支落實下去。應該改變“重投資、輕消費”的理念，理直氣壯地用財政支援消費增長，包括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還強調，伴隨中國經濟的主要挑戰改變，宏觀經濟治理的底層邏輯也在變化。經濟下行還是過熱，通常會被歸結為供求失衡，對策都是逆周期調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需求不足加需求，供給出問題調結構，這是一種長期的思維定勢。

高培勇指出，“穩預期”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治理的重頭戲。只有居民和企業的預期穩定、信心增強，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的矛盾和問題才可隨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給兩翼的矛盾和問題才可隨之減輕，進而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的態勢才會有相應的基礎和保障。

黃益平也強調，宏觀經濟政策改變總需求有兩個機制，除了財政或貨幣政策調整，另外則是改變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比如刺激政策宣佈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地方政府、金融機構都覺得機會來了，一定要抓住，如果大家都朝著一個方向努力，就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02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決定》的改革焦點，也是健全宏觀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決定》就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與事權、最佳化稅制結構、健全預算制度等改革劃定了方向。

《決定》提出的四方面舉措包括：健全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把依託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健全有利於高品質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最佳化稅制結構。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外界分析，地方財政面臨壓力是推動財稅改革的直接動因。2023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達到10.3兆元，超過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9566億元，說明中央給地方轉移支付比自己本級的全部收入還多，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資轉移給地方。而中央本級支出3.82兆元，赤字是4.16兆元，這意味著中央本級支出全部依賴赤字。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資料顯示，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到23.6兆元，超過了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1.7兆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地方佔比為86.1%，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

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分析指出，當前，中央到地方財政都比較困難，尤其是一些基層政府，機構運行的經費不足。面對這種情況，中央財政適當增加赤字，轉移到地方特別是基層是必要的，但是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面對的是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央支出佔比普遍在50%以上，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為61%，中國中央支出佔比過低不足12%。因為一些本來應由中央承擔的事權確定為地方事權，或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

《決定》提出，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確需委託地方行使事權的，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安排資金。

收入也需要調整。樓繼偉介紹，地方財政收入主要靠央地共享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國內增值稅都是中央地方五五分享。地方的獨立稅種主要是契稅、資源稅、印花稅等小稅種，2016年營改增後營業稅沒有了。十年過去了，基本上沒有設立適合地方的稅種。

《決定》提出的舉措包括：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最佳化共享稅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併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向《財經》分析，目前的財稅體制存在若干問題。一是，政府兜底責任不斷擴張。二是，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三是，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不合理，營改增之後地方政府缺乏地方稅主體稅種，尤其是土地財政下行進入通道後，有必要增強地方可支配財力。四是，宏觀稅負持續下行。五是，預算體系中缺乏資本預算，預算體制有待健全以及國家資產負債表在財政管理上發揮作用不足。

當前，還亟須解決宏觀稅負持續下降的問題。廣義宏觀稅負，即剔除重複計算後的四本預算收入之和/GDP。樓繼偉指出，倘若扣除四本預算交叉重複項，2023年中國財政收入佔GDP僅為26%，低於同等收入國家水平（30%左右），低於發達國家（35%以上）。中國已進入中度老齡化，2035年將進入重度老齡化，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是難以應對的。

針對如何擴大稅源，《決定》提出的舉措包括：最佳化稅制結構。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規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援機制。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徵稅。深化稅收徵管改革。

羅志恆向《財經》表示，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是奔著問題去改的，提出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稅制、實現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著重減輕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穩定宏觀稅負和盤活存量資產，這些舉措將有利於解決當前短期財政緊平衡和債務風險問題，也有利於更好發揮財政在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中的財力保障和制度支援。

羅志恆建議，當前穩定宏觀稅負，一方面是推動減稅降費從規模數量型轉向效率效果型，另一方面是研究新經濟形態下的稅收體系。比如，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部分尚未納入徵管的經濟活動可以成為新稅源；研究探索數位資產稅等。還要看到平台企業主要註冊在北上廣、江蘇，稅源在各地，稅收集中在平台企業註冊地，稅源和稅收越發背離。

《決定》還要求，把依託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廣發研報分析，這將規範第一本帳的非稅收入；在第二本帳（土地出讓金等）規模縮小、彈性下降的情況下，進一步啟動國有資產資源存量、擴大第三本帳彈性具有必然性。

此外，《決定》提出，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最佳化各類存量結構調整。

張燕生介紹，此前多家官方機構在做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編制，當前，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下，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存在程度不同的潛在風險隱患，尤其一些地區地方政府財稅狀況堪憂。對此，《決定》強調加強宏觀的國家資產負債管理，此舉或是更多為了回應人們擔心出現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問題，推動央地財稅體制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03 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

開放的旗幟依舊鮮亮。《決定》提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託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決定》從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最佳化區域開放佈局、完善推進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等方面進行了部署。

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決定》提出，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協同，打造貿易強國制度支撐和政策支援體系，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積極應對貿易數位化、綠色化趨勢。推進通關、稅務、外匯等監管創新，營造有利於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

中金公司的研報分析，以人工智慧、平台經濟、巨量資料為代表的數字經濟能降低面對面的接觸成本，服務貿易的發展潛力較大，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不但包括推動貨物貿易最佳化升級，也包括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以及支援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等新業態發展。

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同時提醒，還需要重視貿易失衡的問題。高善文表示，中國工業產出增速維持在5%-6%，位居全球第一，而且佔比還在快速上升。一國無論具有多高的經濟管理水平，都無法避免總需求或者總供應的波動。

中國需要重視自身經濟波動對全球的溢出效應及其可能影響，趨利避害，在必要時考慮適當的貿易管理措施。

《決定》還提出，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落實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推動電信、網際網路、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支援參與產業鏈上下游配套協作。完善境外人員入境居住、醫療、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等內容。

今年以來，外資下滑嚴重。商務部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1兆元，同比下降8%。2024年上半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4989.1億元，同比下降29.1%。“為什麼要單方面免簽呢？很多外國人不來中國，因此謠言滿天飛。如果特別容易來中國，眼見為實，還有謠言嗎？人的往來對吸引外資是最重要的。”

張燕生支援進一步的開放政策。

張燕生建議，進一步吸引外資，要著重解決外資的後顧之憂。一是堅持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二是針對地緣政治挑戰，產業鏈供應鏈外遷現象，需要出台更具有針對性的制度建設。此外，提高戰略互信，還應該繼續推動單方面簽證放開，讓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發展眼見為實，做各界人士工作化敵為友，形成相互依存的國際合作關係非常重要。

鐘正生分析，未來五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思路會更加注重“安全”與“質量”，從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形度，可能需要保持適度的產能冗餘。同時，強調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上逐漸對齊國際標準。通過主動融入全球經濟，應對中美經貿逆風。

《決定》還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中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

國務院原副秘書長江小涓表示，制度型開放最大的特點是透明、穩定和可預期，這對增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國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很重要。過去40多年，中國的對外開放屬於政策型開放，在國內產業競爭力弱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漸進式的開放不會對國內帶來突然衝擊，但是不斷變化的政策，也給國內外投資者帶來長期預期的不穩定。

江小涓認為，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工具最大的特點是建立透明、穩定和可預期的開放體制，對加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國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尤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3年末以來，中國分批對12個歐洲國家、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遊客和商務旅客試行單方面免簽入境政策。今年初，中國還與泰國、新加坡達成了永久互免簽證政策。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外國遊客的來華旅遊體驗，包括改善移動支付、最佳化旅遊景區預約制度以及出台單方面免簽政策，入境旅行支出已恢復至2019年水平。2024年二季度跨境旅遊市場持續回暖，入境游的復甦勢頭尤為強勁。

中國民航局的官方資料顯示，6月國際航線客運量恢復至2019年水平的86.6%，較5月的83.0%進一步提升。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分析，入境游的快速增長有利於改善中國國際收支狀況及促進商業交流，並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一定支撐。考慮到長途旅行通常需要提前規劃，最近宣佈的免簽政策的影響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個季度持續顯現。

鄭永年建議，單邊開放還要擴大到更多領域。即使西方對中國“脫鉤斷鏈”，仍要向它們開放。英美過去都是根據自身的需要單邊開放，成為世界高端人才、優質資本的聚集地。

鄭永年表示，中國的單邊開放走出了第一步，效果特別好，今後還要擴大到更多領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按照資本的邏輯，那裡有機遇就去那裡。

04 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

如何讓經濟煥發活力？《決定》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組態效率最佳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告訴《財經》，《決定》將“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放在第一條，把反覆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放在第一條標題下，釋放了很明確的訊號——經濟體制改革要堅持市場化的基本取向不變，這是面向所有企業家的明確訊號。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曾表示，通過對42個國家的資料對比發現，政策本身對企業的投資決策沒有太多的影響，企業家可以調整自己的投資決策來適應國家的宏觀政策。但是，政策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對企業投資決策確有比較大的影響。

最新公佈的2024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加上台灣地區，共有133家中國企業上榜，比去年減少9家。國家電網、中國石化、中國石油等國字頭的企業依然強勢，但民營的中國企業上榜數量較少。奇瑞、杭實集團和拼多多均為首次上榜。正威國際集團、碧桂園控股、龍湖集團、新疆中泰集團、安徽海螺集團、潞安化工集團等企業離開了榜單。

此次，《決定》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援和引導各類企業提高資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履行社會責任，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表示，中國是發展轉型國家，從計畫經濟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有些領域的市場主體本身還發育不全，需要鼓勵培育企業探索創新；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的規制體系也在逐步建立，需要解決市場失靈，規制企業的健康發展。

《決定》提出，增強各有關管理部門戰略協同，推進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明晰不同類型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完善主責主業管理，明確國有資本重點投資領域和方向。

李錦表示，長期以來，國有經濟存在分類不清、功能混亂的現象，國資管理部門存在“多龍治水”的狀態，主要是國資委、財政部與發改委分頭把關，相互牽制。國企使命和目標衝突，改革政策難以有效落實，很難對不同功能企業實施差別化的監管政策。國資組態效率不高，同質化嚴重。當前，到了痛下決心拿出大動作的時候了。

《決定》提出的舉措包括：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健全國有企業推進原始創新制度安排。建立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評價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分類考核評價體系，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

李錦解讀，“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是一項管理革命，將有效抑制國企央企的投資衝動、過度擴張和盲目併購。一些中央企業過分追求規模擴張，低效資本佔用過多，資本使用效率不高。引入經濟增加值考核有利於引導國企做強主業、控制風險、最佳化結構，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周天勇向《財經》表示，這也有利於改善部分國企利潤偏低、經營效率不高的問題。

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研究員劉貴浙還向《財經》表示，一直以來，壟斷行業改革還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進。壟斷環節改革方面，《決定》還提出推進能源、鐵路、電信、水利、公用事業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營運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健全監管體制機制。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民營經濟。過去兩年，民營經濟較為低迷，民間投資有所下降。《決定》還要求，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周天勇向《財經》表示，對民營企業而言，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對企業家來說，法治是最可靠的“定心丸”，也是最好的穩定預期方式。

劉貴浙分析，長期以來，民營經濟面臨著市場准入難問題。在《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中，列有禁止准入事項6項，許可准入事項111項。而禁止准入事項的6項中，包含數百項禁止准入，民營企業無法參與。在參與許可准入領域也有諸多限制和歧視。據悉，《決定》還提出，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支援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

周天勇表示，《決定》的表述顯示未來支援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尤其在重大技術攻關方面，很多領域國企沒有優勢、但民營企業有很大優勢，應該強化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05 打造高標準的統一大市場

近幾年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兩個關鍵著力點，一是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建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著重謀劃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提出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長期以來，全國市場“不統一”體現在：出於地方經濟發展和利稅貢獻考慮，地方政府往往對本地企業給予更多顯性或隱性的照顧，人為限制經營者參與投標採購活動，國內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較為突出；中國電商快遞物流費用佔比仍舊偏高，特別是物流費用中的保管費、管理費普遍較高，物流供應鏈環節過多過長推高物流成本，而且交通運輸環節堵點較多，城鄉流通市場分割現象依然嚴重。各地自由裁量權較大，市場監管規則程序不一致。

《決定》提出：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規範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建立健全統一規範、資訊共享的招標投標和政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採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台體系，實現項目全流程公開管理。

劉貴浙表示，統一大市場改革有利於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以及隱形門檻。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建立健全招標投標等措施，對於民營企業公平參與競爭都有很大幫助。

和統一大市場相關，中國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料等要素也尚未形成高效流動的統一市場。比如城鄉二元土地制度阻礙了土地資源流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認為，新一輪改革能否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進展，關係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

建構高標準市場體系，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決定》指出，建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促進資本市場規範發展基礎制度。培育全國一體化技術和資料市場。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資料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彭森指出，加快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料等要素的市場化處理程序，既需要堅持摸著石頭過河，更需要加強頂層設計，蹄疾步穩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周天勇認為，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允許土地入市交易，讓閒置的土地能夠高效利用起來，建立土地市場很重要。勞動力要素改革的核心是促進勞動力自由有序流動，取消落戶限制，推動人才要素最佳化組態。這兩項改革長期以來推進緩慢，期待後續加快改革處理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決定》在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中增加了第三塊改革，“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表示，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是所有發達經濟體市場經濟的基石。《決定》提出完善產權保護、資訊披露、市場准入、破產退出、信用監管等等，是改革要“立”的重頭戲，是真正市場利多。

《決定》提出舉措包括：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完善市場資訊披露制度，建構商業秘密保護制度。《決定》要求，健全企業破產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推進企業註銷配套改革，完善企業退出制度。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

在劉貴浙、周天勇等多位專家看來，產權保護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關鍵，也是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應被列為下一步經濟基礎制度改革的核心。《決定》中提到的破產機制、資訊披露，信用監管這些其實都是產權保護的範疇。產權保護的核心是健全司法體系，當市場主體產權受到侵害時，可以通過法律訴訟解決。

在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看來，民營企業對自身安全以及財富的擔心不是無中生有，需要一種真正的產權保護制度，一種能夠起到“神聖不可侵犯”作用的制度。

此次《決定》強調加強產權法治保障：

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強產權執法司法保護，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健全依法甄別糾正涉企冤錯案件機制。

劉貴浙表示，過去存在一些政府或官員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侵犯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現象。健全依法甄別糾正涉企冤錯案件機制，是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亮點之一。

06 農場土地制度謀變，尋路城鎮化下半場

《決定》還提出，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決定》還定調了新型城鎮化體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方向。

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陳宗勝向《財經》表示，相關表述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是明顯利多。改革透露出鼓勵城市資金逐步向農村流動的風向。居民收入由工資收入、財產收入、經營收入、轉移支付收入構成。其中，財產性收入應當大大加強。城市居民創造財產性收入可以借錢做小生意、做企業，但對農村來說，主要是要盤活宅基地、房子等資源。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方面，《決定》提出的舉措包括，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組態同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引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集約緊湊佈局。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深化賦予特大鎮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改革。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向《財經》表示，城鄉融合發展從三個維度理解。一是新型工業化。推進區域協同，利用核心城市的資源、科技，把一般製造加工業逐漸向近域的二三線城市乃至鄉村地區擴展，推動產業整體降本增效，做長做強產業鏈和產業叢集，推動更為充分的就業。二是新型城鎮化。核心要義之一是可持續，綠色降碳；要義之二是高品質，適當將城市的一部分功能向鄉村地區、大城市周圍的二三線城市拓展，這和城市群、都市圈乃至縣域縣城的培育一脈相承。

三是鄉村的全面振興。尹稚介紹，部分城市人群今後可能到鄉村棲居，非農產業會向鄉村滲透發展，鄉村的產業將不僅僅侷限於農業。增加鄉村增收的核心，是讓鄉村所有產品在城市裡找到市場，實現更好的發展與創收。這也是財富收入在城鄉間更有效的二次分配過程。

尹稚指出，城鄉融合的目的是縮小城鄉差別，尤其收入差別。當大城市需要擴散加工業，縣域和鄉村可以成為大城市產業鏈上合格的車間；也可以成為城市的“米袋子”“菜籃子”，或是發展近郊文旅業，成為城市的“後花園”。鄉村的未來更重要的是利用城市市場，推動全面轉型。實際上，農業現代化也離不開城市的科技、人才資源。城鄉統一市場實現無縫連結，鄉村前景是很可觀的。

土地制度方面，《決定》的舉措包括：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願有償退出的辦法。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基於《決定》提出的“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尹稚指出，農村宅基地確實需要改革。這些年，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就業，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老人得到醫療保障向城市移居，出現大量空置的房屋和閒置的宅基地，許多自然村落十室九空。他建議保住農民宅基地的利益，將農村宅基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推進改革。關鍵是建立閒置集體財產和個人財產的長期租賃制度，向農民提供可持續的財產性現金來源，作為務工收入補貼。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接受《財經》採訪時曾表示，長期以來，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主要以城市發展為主，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未來，中國經濟結構形態將從高速城市化轉向城鄉共同發展，土地制度的安排必須考慮到鄉村發展的機會，給鄉村用地的權利。尹稚向《財經》指出，農民一邊種地、一邊打工，是兼業行為，今後將過渡到農業大戶、農業專業化公司等經營模式。後者拿到土地使用權，給原來的承包權人按年繳納租金或分紅。

多年來，農民工隨遷子女備受關注。《決定》的舉措還包括，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

尹稚指出，城鎮化上半場，中國基本解決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法律障礙，今後要加大投入，解決隨遷子女上學高考、受教育的連續性問題，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障、農民工醫保跟城市職工保險的進一步對齊等問題。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這是新型城鎮化下半場最核心的任務。截至2023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

“這麼多年，從鄉到城的生產要素幾乎是單向流動，如何在下半場促進要素反向流動？”尹稚表示，中央出台過政策，鼓勵離退休幹部、退休教師、醫務人員返鄉，大方向有了，還要強化落地的可操作性。

尹稚指出，中國幾千年來，城鄉的要素流動是雙向的，古代官員退休後返鄉辦學，將先進的城市文明帶回農村，商人也以衣錦還鄉為榮。倘若能激發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活力，讓中國回到城市與鄉村各種生產要素雙向循環的時代，就能建立城鄉共同繁榮的基礎條件和可能性。隨著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升，以縣城為節點，優質資源將繼續向鄉村網路滲透。

吹皺一池春水，啟動萬千氣象。《決定》覆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方方面面，構築了全景圖，被業界稱為“指導新徵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檔案”。鼎新革故、改革再出發，錨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描繪的目標，牽住“改革開放的牛鼻子”，提升高品質製造業水平，鍛造更強勁的生產力，將繪就百舸爭流、千帆競渡的未來新圖景。 (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