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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平宏觀—中國生育報告2024
導讀
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和動力，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人口因素是長周期、慢變數，但是勢大力沉、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
2023年末全國人口14096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已經連續兩年負增長；出生人口902萬人，比上年末減少54萬人，連續七年下降；總和生育率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倒數第二，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
短期看，由於疫情積壓的生育需求釋放、龍年寓意吉祥等原因，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會有反彈。公開資料顯示龍年以來多地迎來了一波生育小高峰，公佈的2024年初至今的出生人口較去年同期增幅基本在10%以上。但是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趨勢較難扭轉。
我們這幾年呼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應對老齡化少子化挑戰”，開始逐漸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漸鬆動。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過去長期影響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開始改弦易轍，也開始呼籲放開並鼓勵生育。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減輕家庭負擔”。
核心觀點
中國70年生育政策演變：從鼓勵到嚴控到放鬆再到建構生育支援體系。1949年以來，中國生育政策經歷了五個階段：一是1949-1953年鼓勵生育階段；二是1954-1977年寬鬆計畫生育階段；三是1978-2013年嚴格計畫生育階段；四是2014年-2020年放鬆計畫生育階段；五是2021年至今生育支援階段：“放開三胎”，建構生育支援體系。
生育情況：生育率低迷，年輕人生育意願低，育齡婦女規模下滑，出生人口連續7年下滑。1）生育率：年輕人生育意願低，一孩生育率持續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顯現。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約1.02，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全球倒數。90後、00後的生育意願分別為1.54和1.48個。2）育齡婦女：嬰兒潮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90後漸成生育主力。育齡婦女見頂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齡婦女年均減少約353萬人。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隨著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育齡婦女進入快速減少期，預計2030年、2050年主力育齡婦女較2022年分別減少17.4%、37.4%。3）出生人口：連續7年下滑，第四輪嬰兒潮未出現。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未顯現，未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比2022年減少54萬人，繼續創新低。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會有小幅反彈，但是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消逝、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趨勢較難扭轉。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1）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主要是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下降、且不能完全實現。資料顯示，2017年、2019年、2021年中國的生育實現率分別為87.2%、77.3%、63.3%。2）進度效應：晚婚晚育、單身主義等削弱生育基礎，婚姻匹配難。結婚率連續9年回落，2000-2020年平均初婚年齡從24.2歲推遲至28.7歲，初育年齡從24.3歲推遲至約28歲。3）不孕效應：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4）成本效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就業與家庭矛盾提高機會成本，抑制生育意願。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中國撫養成本/人均GDP為6.3，高於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家。中國城鎮就業人群性別薪資差距為22.9%，在OECD國家處於前列，推動職場性別平等。
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效果如何？1）OECD國家經驗：生育支援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產假、提高經濟補貼（現金、稅收減免等）、提供托幼服務、促進就業性別平等四個方面。2）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總和生育率1.8位居發達國家前列。法國早在二戰前就開始鼓勵生育，通過完善細緻的津貼體系、多樣化的托幼服務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等來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21年總和生育率達1.8。3）德國：鼓勵男女共擔育兒責任，提高生育支援力度，近年生育率回升至1.5以上。德國從21世紀初開始重視人口問題，學習北歐國家，大力提高生育支援力度，總和生育率從排名倒數逆勢提升至1.5左右。3）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總和生育率跌破1.3，陷入“低生育陷阱”。日本從1990年代開始鼓勵生育，但是由於生育政策調整緩慢且補貼力度仍不如北歐國家，“男主外、女主內”傳統分工固化、男性育兒假有名無實、職場性別歧視等，生育率跌破1.3。
啟示：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切實減輕生養育孩子負擔。1）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到家庭。當前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開，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全面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畫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2）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3）大力發放生育補貼，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建議國家層面出台生育補貼政策，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短期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資本、增強經濟社會活力，一舉多得。
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目錄
1 中國70年生育政策演變：從鼓勵到嚴控到放鬆再到建構生育支援體系
2 生育情況：生育率低迷，年輕人生育意願低，育齡婦女規模下滑，出生人口連續下滑
2.1 生育率：年輕人生育意願低，一孩生育率持續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顯現
2.2 育齡婦女：嬰兒潮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90後漸成生育主力
2.3 出生人口：連續7年下降，第四輪嬰兒潮未出現
3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
3.1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3.2 進度效應：晚婚晚育、單身主義等削弱生育基礎，婚姻匹配難
3.3 不孕效應：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
3.4 成本效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就業與家庭矛盾提高機會成本
4 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效果如何？
4.1 OECD經驗：鼓勵生育那招最管用？
4.2 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總和生育率1.8位居發達國家前列
4.3 德國：鼓勵男女共擔育兒責任，提高生育支援力度，近年生育率明顯至1.5以上
4.4 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總和生育率跌破1.3，陷入“低生育陷阱”
5 啟示：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切實減輕生養育孩子負擔
正文
1 中國70年生育政策演變：從鼓勵到嚴控到放鬆再到建構生育支援體系
1949年以來，中國生育政策經歷了從鼓勵生育到寬鬆計畫生育到嚴格計畫生育到放鬆計畫生育再到生育支援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3年）：鼓勵生育階段，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毛澤東在1949年8月談到“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1950年4月，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佈辦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衛生部發佈《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1953年1月，衛生部通知海關禁止進口避孕藥和用具。
第二階段（1954-1977年）：寬鬆計畫生育階段，從節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全國人口6.02億、大幅超政府預期，同時人口暴增的滯後效應逐漸顯現，節制生育政策逐漸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認真提倡計畫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國務院要求“在第四個五年計畫期內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國計畫生育工作匯報會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以後結婚，女24周歲以後生育；“稀”指生育間隔為3年以上；“少”指一對夫婦生育不超過兩個孩子。
第三階段（1978-2013年）：嚴格計畫生育階段，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雙獨二孩”政策，計畫生育一票否決。1978年末開始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多數領域從政府計畫轉向市場調節，生育權卻進一步從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國家提倡和推行計畫生育”首次被寫入憲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從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全面啟動和實施。1982年9月，計畫生育國策被寫入中共十二大報告，並在同年12月落實到憲法。當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實行“計畫生育一票否決制”，後在全國推行。1985年為中國節育手術數峰值、高達5279萬次（不含取環），其中放置宮內節育器、輸精管結紮、輸卵管結紮、人工流產各有1776萬人次、426萬人、1640萬人、1437萬例。
第四階段（2014年-2020年）：放鬆計畫生育階段，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2013年機構改革將衛生部與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合併為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計畫生育法》修訂為“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年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組建以來，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第一次沒有“計畫生育”名稱。
第五階段（2021年至今）：生育支援階段，“放開三胎”，建構生育支援體系。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最佳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最佳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並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援措施。這標誌著政策開始向鼓勵生育轉變。2022年8，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7部門又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援措施的指導意見》，強化深入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最佳化人口發展戰略，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
自放開三孩以來，各地積極健全生育配套政策，包括提供生育補貼、完善生育保險、個稅減免、產假育兒假、提供托育服務、住房優先保障等，重點是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全國層面看，2023年8月，全國層面出台了減輕育兒和養老負擔的稅收減免政策，將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的扣除標準從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子女教育的扣除標準從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贍養老人標準從2000元/月提高到3000元/月。提高育兒和養老的個稅抵扣額度，能夠切實減輕家庭育兒養老負擔。地方層面看，越來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銀來鼓勵生育。目前有三十多個省級以上單位出台了生育和育兒補貼政策，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為政策出台密集區域，分別有6個和5個省內地區出台相關政策。目前看，生育和育兒補貼政策力度有待提升、落實情況有待改善。
2 生育情況：生育率低迷，年輕人生育意願低，育齡婦女規模下滑，出生人口連續下滑
2.1 生育率：年輕人生育意願低，一孩生育率持續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顯現
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約1.02，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數第二。總和生育率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放開二胎前，很多不符合計生政策生了二胎的家庭，為避免處罰，在人口普查時瞞報二孩，導致官方資料低估總和生育率。我們此前基於教育部門的小學生入學資料修正出生人口數（2000-2011年），再經由生育模式將出生人口拆解為各年分年齡分孩次的出生人口，並通過漏報率修正由此計算各年分年齡段分孩次生育率，加總得出修正的2000-2018年總和生育率。隨著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放開，2019年之後瞞報漏報情況逐漸消失。與總和生育率相關的一個指標是保持人口規模不變的世代更替率，發達國家人口世代更替率為2.1左右，中國因男女性別比和女性存活率差異為2.2左右。根據我們估算，2016年總和生育沖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顯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僅1.3，2021年1.15，2022年約1.05，2023年約1.02（按照出生人口902萬計算）。
終身生育率下降，1946年和1970年出生的女性終身生育率分別為2.81和1.61。總和生育率採用假設一代人法，反映的是當年的生育水平。如果要衡量某一個年代育齡婦女度過育齡階段後的的實際生育水平，可以使用終身生育率，計算方法為某個地區某個時點已經度過育齡期（超過49歲）的一批婦女平均每人所生育過的孩子數目。根據人口普查資料，1946年出生的女性終身生育率2.81，1950年出生的女性降至2.48、1960年降至1.85、1970年降至1.61。此外，女性終身不孕率提升。根據2023年第三屆中國人口與發展論壇提到的資料，女性終身無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為6.1%，2020年接近10%。
世代生育意願下降，年輕一代生育意願低，00後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1.48個。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調查顯示，育齡婦女生育意願繼續走低，2017、2019、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3、1.76、1.64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後”、“00後”僅為1.54個和1.48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在全球靠前。根據聯合國資料，1950-2021年，美國總和生育率從2.9降至1.7，日本從3.7降至1.3，印度從5.7降至2.0，小於中國從4.3到1.15的降幅。與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俄羅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國家相比，中國總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持續走低、2010-2022年從0.9降至0.6，全面二孩政策消退、2017-2022年從0.9降至0.3，三孩政策效果尚未顯現。我們通過漏報率修正計算了2000-2022年分孩次生育率。1）一孩總和生育率明顯下滑。2010年降至0.9，2022年降至約0.6，意味著不少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意生，而沒有一孩就不會有二孩、三孩。2）全面二孩政策消退。2013-2017年二孩生育率從0.5提升至0.9，二孩總和生育率明顯回升，這主要在於二孩政策放開後，75後較強的二孩生育意願集中釋放。但是2017年之後二孩政策效果逐漸消退，二孩生育率見頂回落至2022年的約0.3。3）三孩政策效果尚未顯現。
2）分年齡段看，20-24歲婦女生育率降幅最大，主力育齡婦女為25-29歲，2022年該年齡段生育率為81.2‰。在人口學上，育齡婦女一般是指15-49歲的女性，不同年齡段婦女的生育水平是不同的，例如，30歲婦女的生育水平通常高於40歲婦女。分年齡組生育率=一年內某年齡組婦女生育的孩子數/該年齡組婦女的年平均人數。根據大普查資料，2000-2020年20-24歲婦女生育率從114.5‰降至55.2‰，降幅超過一半；25-29歲婦女生育率從86.2‰升至99‰，小幅正增長；30-34歲婦女生育率從28.6‰升至95.1‰，大幅正增長，反映了女性生育年齡明顯推遲。根據抽樣調查資料，2022年，15-19歲、20-24歲、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婦女生育率分別為3.5‰、32.6‰、81.2‰、58.6‰、28.2‰、5.5‰、0.7‰，25-29歲婦女為主力生育人群。
3）分教育水平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差距縮小。根據七普資料，2020年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學歷15-64歲婦女的平均活產子女數分別為為2.2、2.0、1.6、0.9、0.8、0.6、0.6、0.6。此外，分教育水平的生育率差距在不斷縮小。
4）分區域看，黔桂藏生育率最高，京滬津、黑吉遼生育率墊底，各地總和生育率差距明顯縮小。1990年有20個省級以上單位總和生育率超過2.1，2020年僅貴州總和生育率超過2.1，其他省級以上單位總和生育率均不足更替水平。其中廣西、西藏總和生育率均超過1.9，而上海、黑龍江、北京、吉林、遼寧、天津則不到1。1990年最高和最低生育率差為2.89，2020年降到1.38，各地生育率差距明顯縮小。
5）分城鄉看，鄉村生育率高於城市，但均明顯低於更替水平。從總和生育率看，2020年城市、鎮、鄉村分別為1.12、1.40、1.54，2022年分別為0.90、1.17、1.26。分孩次看，2020-2022年城市、鎮、農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別從0.6、0.65、0.66變為0.56、0.65、0.68，城市一孩生育率下降、農村有所提升；二孩生育率分別從0.45、0.6、0.63變為0.26、0.38、0.37，二孩生育率均大幅下降；三孩生育率分別從0.06、0.15、0.25變為0.07、0.14、0.21，城市三孩生育率小幅提升，鎮和農村下降。
2.2 育齡婦女：嬰兒潮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90後漸成生育主力
育齡婦女已見頂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齡婦女年均減少約352.7萬人。1982年中國15-49歲育齡婦女規模為2.5億，到2011年達3.8億人的峰值，2022年降至3.1億人，2011-2022年育齡婦女年均下降618.9萬人。其中，處於生育旺盛期的20-35歲女性數量也呈現波動減少的趨勢，1982年主力育齡婦女規模為1.2億人，到1997年達到峰值1.9億人，經歷短暫下降後又達到2013年的小峰值1.7億人，此後降至2022年的1.4億人，2013-2022年，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年均減少352.7萬人。
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90後逐漸成為生育主力。根據人口普查長表資料，2000年生育主力人群為21-28歲，出生在1972-1979年，合計出生人口占比約71.1%；2010年生育主力人群為22-29歲，出生在1981-1988年，合計出生人口占比約56.7%；2020年生育主力人群為25-33歲，出生在1987-1995年，合計出生人口占比約64.4%。主力生育人群從70後變為90後，此後逐漸過渡到00後。分孩次看，2020年一孩生育主力人群為23-31歲，出生在1989-1997年；二孩生育主力人群為27-34歲，出生在1986-1993年；三孩及以上生育主力人群為27-36歲，出生在1984-1993年。
隨著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育齡婦女進入快速減少期，2030年、2050年主力育齡婦女較2022年分別減少17.4%、37.4%。由於出生人口進入育齡期的數量會直接影響育齡婦女的數量，對主力育齡婦女數量的影響較為明顯，資料顯示，出生人口滯後27年的走勢與主力育齡婦女走勢幾乎同步，未來一段時間，1988-1994年間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仍是中國生育主力，但後續進入育齡期的女性在持續減少，主力育齡婦女數量持續下降。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計到2030年育齡婦女數量降至3億、主力育齡婦女數量降至1.2億，較2022年分別下降3.8%、17.4%，2050年分別降至2.1億、0.9億，較2022年分別下降31.5%、37.4%。在此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壓力較大。
2.3 出生人口：連續7年下降，第四輪嬰兒潮未出現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並未顯現，未能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比2022年減少54萬人，繼續創新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後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萬上下，其中2012年為1635萬。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畫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獨生子女政策終於有所鬆動，2013年末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但效果不及預期，“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轉低迷生育趨勢。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640萬、1687萬、1655萬。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開始，出生人口連續七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萬大關，2023年902萬，比2022年減少54萬人，繼續創歷史新低。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會有小幅反彈，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間積壓的生育計畫逐漸釋放；2）2023年結婚對數有所增長，根據民政部資料，2023年三季度結婚登記569萬對，同比增加24.5萬對；3）龍有吉祥寓意，龍年存在生育小高峰。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趨勢較難扭轉。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將在幾年內跌破700萬，預計到2050年跌破500萬、2100年僅不到100萬。中國現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不到，按此趨勢，到本世紀中葉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數佔比已經恢復到高於二孩佔比的常態。我們根據出生人口漏報率修正了分孩次出生人口占比，全面二孩政策以後，二孩佔比驟升，超過一孩，2015-2017年一孩佔比從52.1%降至40.7%，二孩佔比從40.3%驟升至52.1%。在生育堆積效應消失後，一孩出生數佔比已經恢復到高於二孩佔比的常態，沒有一孩那來的二孩。根據國家衛健委資料，2022年一孩、二孩、三孩佔比分別為46.1%、38.9%、15.0%。
分省看，廣東出生人口數量遙遙領先，河南、山東、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於5%-10%。從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別為廣東、河南、山東，分別為105.2萬、73.3萬、68.2萬人，合計佔全國的27.4%，僅廣東省出生人口超百萬。從出生人口變動看，2022年安徽、河北兩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過15%，福建、遼寧、江西、雲南等13個省級以上區域出生人口降幅介於10%-15%，貴州、山東、吉林等14個省級以上區域出生人口降幅介於0%-10%，僅西藏、新疆兩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
3 為什麼不生？——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
3.1 生育理論：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
中國不是世界上唯一實行計畫生育的經濟體，日本、印度、韓國、台灣等都曾實行過計畫生育，但日本、韓國、台灣的計畫生育政策多為指導性、而非強制性，印度因為國內宗教、種族、地方勢力反對、未能有效實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國際上諸多經濟體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異，當前生育率水平存在差異。
為了更好地理解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我們借鑑人口轉變理論、萊賓斯坦的孩子成本收益理論、貝克爾的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伊斯特林的供給需求理論和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等，參考人口學者李建明（2009）的思路提出一個生育行為動力模型，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分為政策效應、進度效應、不孕效應、意願生育、非意願生育，其中進度效應、不孕效應影響生育基礎，生育意願受生育成本、收益、性別偏好等影響，非意願生育主要受避孕節育技術的影響，現代社會隨著避孕技術的普及以及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非意願生育明顯下降。
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農業文明時期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農業生產的閒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低。而且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生養子女的預期經濟收益高，農民只能依靠養兒防老，家族地位也與人丁是否興旺密切相關。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高達20‰或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隨著公共衛生條件大幅改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死亡率持續大幅下降，人類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對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隨著避孕節育技術進步而下降。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自然轉變大多有15-25年的時滯。1950-1970年中國死亡率大致從約20‰降至8‰，1970-1978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並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對孩子質量的需求更大。這逐漸使得家庭的生育行為逐漸遠離功利，接近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國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1979-1990年，除計畫生育政策影響外，還在於改革開放後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發展以及農村人口大量遷向城市打工。
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在現代社會，生育率的進一步下一方面是因為生育意願數的減少，另一方面成本提高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不能完全實現。實際生育水平與意願生育水平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可以用生育實現率來表示。資料顯示，2017年、2019年、2021年中國的生育實現率分別為87.2%、77.3%、63.3%，呈下降趨勢。
3.2 進度效應：晚婚晚育、單身主義等削弱生育基礎，婚姻匹配難
1）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連續9年回落，離婚率攀升；晚婚現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齡從22.9歲推遲至28.7歲。與美國、歐洲非婚生子女佔比高達40%-60%不同，中國非婚生子女佔比大約不到10%，因此，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是結婚問題。2013-2022年中國結婚對數從1346.9萬對持續降至683.5萬對、近乎腰斬，婚姻登記對數自2019年以來連續跌破1000萬對、900萬對、800萬對大關，2013-2022年粗結婚率從9.9‰下降至4.8‰，“婚都不結了，怎麼生孩子”。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9.4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8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歲、男25歲）。
2）晚育現象日益突出，200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3歲推遲至27.9歲，平均生育年齡從25.8歲推遲至29.7歲。200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佔比分別為83.2%、71.7%。而到2020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3-31歲，且生育一孩數佔比降至69.5%；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5-33歲，且生育子女數佔比降至64.8%。並且，2000-2020年30歲及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5.7%增至近34.3%，生育子女數佔比17.3%增至50.0%。從人口普查資料看，2000年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4.3、29.0、30.9；2020年分別為27.5、30.3、32.1歲。
3）因男女比例失衡、城市高房價、農村高彩禮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城市“剩女”和農村“剩男”規模快速增加，學歷越高、“剩下”的機率越大。在婚姻市場匹配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這意味著即便婚姻市場男女性別比平衡，條件最好的女性和條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僅為46萬，2000年超過154萬，2020年攀升至1042.4萬；其中，30-34歲女性未婚率從0.6%攀升至9.3%。從城鄉分佈看，2020年城市30歲及以上女性未婚率為3.7%，明顯超過建制鎮的1.7%、農村的1.2%；農村30歲及以上男性未婚率7.5%，明顯高於城市的6.8%、鎮的5.3%。從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歷女性未婚率高達14.4%，遠高於本科學歷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
3.3 不孕效應：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
中國臨床對不孕不育定義為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即男女雙方有生育意願、經過12個月及以上的規律無保護性生活後未受孕。不孕不育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種；其中，原發性不孕指未曾懷孕過且不能生育的現象，繼發性不孕指過去曾經懷孕過，但再也無法懷孕的現象。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包括輸卵管異常、子宮內膜異位、反覆人工流產導致子宮內膜炎症粘連病變等，男性不育的原因主要包括精液異常、性功能異常、免疫因素等。
一般而言，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從醫學上來說，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0-30歲之間，35歲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屬於高齡產婦，不孕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急劇上升。醫學資料顯示：15-34歲女性的不孕率約為7.3%-9.1%，而35-39歲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40-44歲女性則高達30%。此外，日夜顛倒、久坐、不鍛鍊、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吸菸、酗酒、環境污染、高強度輻射等均會導致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根據廣東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18年在《生殖醫學雜誌》基於11.3萬例樣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質量呈明顯下滑態勢。
隨著醫療技術不斷進步，藥物治療、試管嬰兒、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問題得到部分避險。目前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和輔助生殖治療三種方式，輔助生殖一般作為常規藥物和手術方式未見成效後的最終解決方案，其成功率能達到40%-60%。但是考慮到價格、成功率等因素，部分輔助生殖的需求無法釋放。根據育媧人口《中國輔助生殖研究報告》的問卷調查結果，不孕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最看重的因素為治療成功率、診所服務水平和價格與補貼，分別有85.5%、46.1%、33.4%的患者選擇；而不孕患者放棄使用輔助生殖治療的原因有價格太貴、成功率低、心理負擔大等，分別有55.7%、48.9%、41.1%的患者選擇。
3.4 成本效應：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就業與家庭矛盾提高機會成本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 ，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家庭義務教育負擔重、生育時間成本高，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的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生育的直接成本、機會成本、時間成本高，直接導致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下降。
1）生育成本全球前列，滬京浙生育成本高，擠壓生育意願。生育成本既包括從懷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生育成本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育媧人口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顯示，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8萬元。分區域看，上海平均養育成本最高，達101萬元；北京緊跟其後，平均養育成本近93.6萬。區域養育成本與總和生育率呈負相關，區域養育成本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上海、北京養育成本全國前列，總和生育率較低，2020年分別為0.74、0.87；黑吉遼養育成本與人均GDP的比值較高，總和生育率也較低，2020年分別為0.76、0.88、0.92。通過對比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估算中國撫養成本/人均GDP為6.3，高於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家。
2）女性就業不平等，就業權益保障不足，生育機會成本高。生育、看護、培養孩子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即為家庭、女性的機會成本。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職場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職場更易遭受性別歧視。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的關係可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女性參與勞動為家庭帶來收入效應，有利於生育。二是在性別歧視度較高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生育的機會成本越大，女性越不願意生育。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1990-2022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15歲及以上）從73.2%降至61.1%，但在全球仍然處於較高水平。2022年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7.3%，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分別為56.5%、51.9%、54.0%、24.0%。與此同時，儘管中國保護女性就業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職業發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視。根據OECD資料，2021年OECD國家平均性別工資差距12%，其中韓國、日本、美國、法國分別為31.1%、22.1%、16.9%、11.8%。根據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發佈的《2021年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中國城鎮就業人群性別薪資差距為22.9%，這在OECD國家處於前列。
3）普惠托兒所奇缺，家庭義務教育負擔重，生育時間成本高。第一，中國嚴重缺乏3歲以下的托幼服務，家長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成本照看孩子。根據育媧人口發佈的《中國教育與人口報告2022》，中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缺口非常大，而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平均為35%，歐盟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平均為32.7%。相比來說，中國現有的入托率處於墊底位置，托幼服務嚴重不足。第二，教育內卷，家庭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投入大。根據育媧人口估算，中國小學到高中的公共教育開支佔GDP的比例大約是2.6%，在OECD國家中處於中下水平。相比之下，中國家庭在義務教育階段的經濟支出卻並不低，為了能夠擠入錄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學生與家長均在付出高昂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根據OECD資料，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超高學習市場雖然換來了更好成績，但是學生身心健康方面卻大打折扣。
4)房價攀升，居民債務壓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貸收入比從16.2%增至50.3%；北上廣深房價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貸壓力高。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23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10864元/平。2004-2023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兆元增至38.2兆元，增長23倍，佔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左右。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6.2%增至50.3%，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9.0%增至144.9%。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據Numbeo資料，中國內地一線城市絕對房價、相對房價位居前列，北上廣深市中心房價收入比分別為33、44、37、32，遠高於紐約、倫敦、東京的12、15、11，且居民房貸壓力居全球前列，居民抵押貸款佔收入比例均超290%，是紐約、倫敦、東京的3-4倍。
5）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80後、90後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面臨“四二一”家庭結構，即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王廣州(2013)估計，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規模約1.45億，且在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約400萬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獨生子女規模約有1.8億。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需要贍養四個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則生活壓力更大，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如果當前生育形勢不改變，隨著00後進入婚育階段以及老人壽命延長，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臨“八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即八個老人、四個父母、一對夫妻，一個孩子。
4 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效果如何？
4.1 OECD經驗：鼓勵生育那招最管用？
隨著人口轉變、家庭模式變化，西方國家的家庭福利政策目標逐漸向注重生育支援轉變。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護、收入補償”三大倡議，奠定了OECD國家的生育政策基本準則。OECD內部各國的生育支援政策框架大體相近，但措施側重點不同、支援力度不同等導致效果出現分化，按生育支援政策和生育率走勢可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以法國、瑞典為代表，生育支援政策實施較早、支援體系完善、支援力度較高，近年總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維持在1.6以上；
二是以德國為代表，1990年代開始發展家庭政策、促進夫婦平等、保障女性就業、提高經濟補貼，總和生育率從1.3以下回升至1.6左右；
三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生育支援力度不足、傳統家庭模式固化，總和生育率降至在1.3以下。
OECD國家鼓勵生育政策體系往往以設立專門機構為基礎，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產假、提高經濟補貼（現金、稅收減免）、提供托幼服務、促進就業性別平等等四個方面。不少國家已設立專門的家庭事務部門，如德國1995年設立德國家庭事務、老年人、婦女和青少年部；英國於1997年在內政部中設立專門的家庭政策單位等。中國自1981年開始設立控制人口的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2013年改為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2018年改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生育支援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完善休假制度。2022年OECD國家女性平均產假18.5周、育兒假32.3周；男性平均陪產假2.3周、育兒假8.1周。育兒假一般在產假之後使用，時間更長。各國在休假期間提供的薪資水平存在差異，統一調整成平時薪資的100%以進行橫向對比，OECD各國女性總假期平均為30.3周，男性為6.3周，其中，愛沙尼亞、匈牙利總假期長度達85周、68周，排名居前；愛爾蘭、澳大利亞分別為8.0、7.7周，排名倒數。
完善男女共擔育兒假能夠鼓勵夫妻共同承擔家庭事務和育嬰責任，有助於縮小男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的差距。女性休假長度和生育率高低相關性很弱，其中原因在於延長女性休假時間與保障其就業權益存在一定矛盾。產假過長可能會讓女性在職場中面臨更大的歧視和排斥，提高就業門檻、降低職業陞遷機會。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須與規範勞動力市場、加強女性勞動權益保障、完善父親陪產制度的舉措同步推進。如法國有5周男性陪產、26周男性育兒假，北歐的丹麥、瑞典等國還有較長的父母雙方共享假期。
第二，提供經濟補貼，2019年OECD國家家庭福利開支與GDP的比重約2.29%，家庭福利開支比例與生育水平存在一定正相關性。家庭福利補貼包括現金補貼、稅收減免等。2019年除土耳其、墨西哥外OECD國家家庭福利開支佔GDP比例均在1%-4%範圍，平均為2.3%，其中法國為3.4%、比重最高，土耳其為0.5%、比重最低。家庭福利開支佔比越高的國家，生育水平越高。如法國2019年家庭現金福利開支佔比為3.44%，總和生育率為1.83；而韓國家庭福利開支佔比為1.56%，2021年總和生育率為0.92。
第三，大量興建托幼機構，2020年OECD國家0-2歲入托率平均36%，入托率越高、生育率越高。大部分OECD國家通過政府新建托幼機構和鼓勵私營托幼機構發展來支援生育，2020年OECD國家大部分0-2歲入托率在10%-70%之間，平均為36.0%。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還出台政策鼓勵（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減輕父母壓力。日本、韓國近年大力扶持托育，提供幾乎免費的托育政策，入托率分別從2010年的25.3%、38.2%提升至2019年的41.3%、65.2%，但仍未扭轉低生育情況。
第四，加強女性就業權利保護、縮小職場性別歧視。男女就業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國家重視女性就業權利保護，如瑞典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事業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德國、韓國、日本、新加坡都為產後女性的再就業提供培訓等。2002-2021年OECD國家的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從17.0%降至10.5%，男女收入差距從17.7%下降至12.0%。一般而言，男女就業差距越小、工資差距越小，意味著女性的就業權利得到更好保障、生育率更高。如2021年瑞典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4.1%、工資差距為7.4%，總和生育率1.7；而韓國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17.5%、工資差距31.1%，總和生育率不足1；日本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12.6%、工資差距22.1%。
4.2 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總和生育率1.8位居發達國家前列
法國早在二戰前就開始鼓勵生育，通過完善細緻的津貼體系、多樣化的托幼服務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等來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21年總和生育率達1.8。18世紀初，法國是歐洲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但隨著出生率持續下降，1901-1911年法國人口規模從3848萬微增至3923萬，降至歐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國就出台《反墮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國頒布《家庭法典》，是法國家庭政策的源頭。之後，法國不斷出台和完善鼓勵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據世界銀行，1960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為2.74，1975年下降到1.93，低於更替水平，1993年又進一步下降至1.66、創歷史最低，2010年增至2.0，但由於近年面臨高通膨、全球地緣形式動盪等不確定性因素以及育齡婦女減少等因素，法國生育率回呼至1.8左右，在發達國家中仍居前列。
法國的生育支援政策如下：1）保障假期，設定16周產假、25天陪產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兒假。法國從1910年開始設立產假。根據法國政府官網，目前法國設定了16周產假，包括產前假6周和產後假10周。如果子女數多或生育多胎，產假最高可至46周。產假期間僱主沒有提供工資義務，法國社會保障局 (SSA)來支付所有款項。具體金額取決於休假者的工資，休假津貼的計算方法為僱員產假前最後三個月的工資總額除以91.5，確定日工資，不能超過 89.03 歐元或低於 9.66 歐元。產假結束後，員工工資不能有變動，如果產假期間有加薪安排，那麼母親返崗後也應有加薪。關於陪產假，法國政府於2020年9月份將陪產假期限延長至25天，包括分娩後四天的強制休假以及分娩後六個月的21天休假，如果是多胞胎，陪產假延長為28天，期間可獲得和產假一樣的每日津貼。此外，法國父母還可以享受一年的額外育兒假，最多可申請延長兩次。此期間，父母每月可獲得約400歐元的基本補貼。
2）發放經濟補貼，涵蓋出生、養育、托幼、父母收入損失等多方面，2019年法國家庭福利開支佔GDP比重達3.4%，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一。目前法國已建立比較完善、多樣化的津貼制度，涵蓋幼兒出生、養育、托幼、對父母收入損失的補貼等多個環節，且補貼金額依據家庭收入和孩子數量等存在明顯差異。根據OECD資料，2019年法國家庭福利開支佔GDP比重為3.4%，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一，高於OCED平均水平的2.3%。從資金來源看，法國的家庭福利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資金來源以社保繳費為主，國家財政、社會捐贈等為補充。根據法國家庭補助局的資料，2018年家庭福利的資金來源分別為社會分攤金、國家及各部門報銷、稅收的比例分別為34%、43%、23%。
3）完善的兒童托幼服務體系，法國2020年0-2歲入托率達58.1%，遠高於OECD水平。法國的兒童托幼服務體系齊全，包括：集體托兒所等集體接待機構、幼兒園助理等家庭接待機構；保姆等家庭看護、“娛樂接待員”等。無論採取那種方式，法國家庭津貼基金（CAF）都會提供資助，如請保姆到家中照顧孩子，僱主最少僅需出15%的費用。根據OECD資料，2020年法國0-2歲入托率為58.1%，在所有OECD國家中排名第六，高於OECD平均水平的36%。
4）大企業攜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法國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國約400家大企業簽署了《公司父母僱員章程》，覆蓋約300萬員工，佔勞動力比例約10%，為僱員制定靈活的工作時間和最低工作時間；反對工作狂性質的企業文化，拒絕超長時間的工作和加班；推動女性僱員的陞遷；推動父親使用全薪的陪產假等。根據OECD資料，2021年法國勞動參與率差距僅5.5%、小於OECD平均的10.5%，性別工資差距11.8%、小於OECD平均的12%。
5）移民佔比約10%，其中41%來自非洲，對法國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據法國統計局，2022年法國約700萬移民，佔總人口的比重從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22年的10.3%。其中居住在法國的移民中有48.2%的移民來自非洲，32.2%來自歐洲。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移民佔比為12.5%、11.9%、4.7%，北非移民生育率較高，為法國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並且，法國的移民從男性為主發展到以女性為主，1968-2022年女性移民佔比從44%上升至52%。
4.3 德國：鼓勵男女共擔育兒責任，提高生育支援力度，近年生育率明顯至1.5以上
德國從21世紀初開始重視人口問題，學習北歐國家，大力提高生育支援力度，總和生育率提升至1.5左右。一戰後由於納粹政府實施積極的人口政策，德國人口總量增加，1939至1933年增加5.2%。1940-1960年代，二戰期間人口面臨負增長，隨著戰後嬰兒潮來臨，1959-1965年，總和生育率從2.1增至2.5，期間出生人口約130萬人。此後伴隨經濟增長、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家庭觀念轉變，女性生育意願快速下降，1970-1993年總和生育率從2.1降至1.29，期間人口迎來負增長。2002年，德國聯邦議會《人口變遷調查報告》提交後，德國社會才認識到人口問題。2003年，德國成立了“家庭政策聯盟”，明確將人口結構目標和勞動力市場目標納入家庭政策議程，政府實施一系列促進家庭人口增長的刺激計畫。2007年，德國開始向北歐國家學習，提升夫妻領取生育津貼的靈活性。2006-2016年，德國總和生育率從1.3增至1.6，此後小幅降至2021年的1.53，仍高於1.5。
德國提供的生育支援措施如下：1）提供14周產假和男女平等的父母育產假。根據德國政府官網，目前德國設定14周產假，包括產前6周、產後8周，如果是多胞胎，產後產假期限延長4周。產假期間，僱員不工作，由法定健康保險支付生育津貼最多13歐元/天，如果此前淨工資高於13歐/天，則差額部分由僱主支付。此外，父母在孩子三周歲前有最長三年的育兒假，假期期間勞動義務暫停，公司為休假父母保留職位。並且，父母可將最多24個月的假期推遲到孩子在3-8周歲的時段休，休假靈活性高。在育兒假期間，有兩個收入來源，一個是領取父母津貼，另一個是從事每周不超過32小時的兼職工作。父母津貼領取比例為出生前淨收入的65%、比例根據工資進行調整。為了鼓勵夫妻雙方共同照看小孩，如果雙方均在孩子出生後照顧孩子並從事兼職工作，還可以多領取2-4個月的伴侶合作獎金。
2）子女津貼或稅收減免，目前所有孩子均可領取250歐元/月的補貼（0-18歲），大約可覆蓋0-18歲孩子撫養成本的37%。從補貼額度看，2023年之前，根據德國聯邦子女津貼法的規定，一孩、二孩的津貼為219歐元/月，三孩為225歐元/月，從第四個孩子開始為每孩250歐元/月。2023年新的補貼規定為，所有孩次均為250歐元/月。從領取期限看，子女津貼的發放期限是孩子0-18歲，如果孩子失業則領到21歲、如果孩子正在接受教育則領到25歲。稅收減免包括基本扣除（根據工資決定）、托兒費扣除（4000歐元/孩/年）、學費扣除（5000歐元/孩/年）、僱傭保姆扣除等。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9年的資料，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共需要花費近15萬歐元，其中6歲以下、6-12歲、12-18歲分別花費587歐元/月、686歐元/月、784歐元/月，目前德國兒童福利金為250歐元/月，大約可以覆蓋0-18歲孩子撫養成本的36.5%。
3）完善托幼服務，2020年0-2歲入托率近40%。德國一直完善托幼建設，從2013年8月起，滿一歲的孩子可獲得托幼資助。此外政府還引入“托兒所+”計畫，支援托兒所靈活開放時間，滿足家庭托幼需求。德國各級政府也在通過各類資助項目加大對孩子照管機構專業人員的招聘和培訓。2010-2020年德國0-2歲入托率從26.8%提升至39.2%。
4）建構生育友好型社會，完善生育支援，從住房、教育、社保等領域給有孩家庭支援。在住房領域，德國引入“子女建房津貼”，每個家庭可獲得12000歐元/孩的建房或購房補貼。在教育領域，德國在所有聯邦州都廢除大學學費。在社保領域，有孩家庭領取失業金額度高於無孩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可享有家庭聯保，無需繳納保險費；23歲無孩投保人在護理保險中需要支付0.25%的無子女附加保險費。
4.4 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總和生育率跌破1.3，陷入“低生育陷阱”
日本從1990年代開始鼓勵生育，但2022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26，低生育率導致日本人口於2008年見頂、2100年將比峰值減少53%，並且老齡化高齡化程度為全球之最。日本總和生育率1950年為3左右，1974年持續下降至2.05，2005年為1.26、為歷史最低，此後小幅回升至1.4，2022年又快速降到1.26。在長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見頂，為1.28億。根據日本統計年鑑中的預測，到2050年日本人口將降至1.02億、比峰值減少約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萬、比峰值減少53%。並且，日本是全球老齡化高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少子化會加速老齡化處理程序，1950-2022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從4.9%快速增至29.1%；預計2050、2100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達37.7%、38.3%。
1）二戰後日本的家庭政策經歷了三個階段變化：一是1948-1970年，控制人口增長階段。1947-1949年，日本經歷了第一次嬰兒潮，三年共出生802萬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由於糧食緊張、人口壓力很大，日本開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長，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優生保護法》，實行少生優育，放寬人工流產限制；到該年底，日本政府承認了約80種避孕藥，此後人工流產變為合法。1949年日本眾議院通過“關於人口問題的決定”，決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計畫”，免費派發避孕工具以及各種避孕藥品推廣節育，特別是給低收入家庭。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避孕工具是當時流行的殺精藥劑。1949年4月，日本成立家庭計畫普及會，主要負責派發避孕套。1953年日本設立厚生省人口問題審議會，主要負責在全國普及和推廣節制生育。
二是1971-1989年，穩定人口規模階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嬰兒潮出現。197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從1973年19.3%大幅下滑至1989年的10.3%，自然增長率從1972年的14.1%下滑至1989年的3.7%。日本逐漸從控制人口轉向穩定人口規模，1974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日本人口動向——靜止人口》，把靜止人口作為人口發展的新戰略目標。
三是1990年以來，鼓勵生育階段。199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至1.57，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生育率“1.57”衝擊使日本社會認識到低生育率現狀，開始鼓勵生育，涵蓋休假、經濟補貼、入托等方面，具體如下：
1）設立14周產假、44周育兒假，及1年男性育兒假。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女性可以享受產前6周、產後8周的產假。產假期間每可獲得等同於休假前的生產津貼。產假後到孩子1歲前，日本女性可休10個月育兒假；育兒假期間實際到手的津貼最多能達到休假前到手工資的80%。另外，日本男性有1年育兒假。如果男性在女性產假期間休育兒假，如果保育園無空位，則可再多半年。育兒假期間補助金是月工資的67%，開始育兒假後6個月變成50%，直至育兒假結束，補助金不僅不需要所得稅，還可以免交社保。
2）對有子女家庭提供一次性生育津貼、育兒補貼等，包括50萬日元的一次性生育補貼和每月1-1.5萬日元的育兒補貼（15歲以下）等，大約可覆蓋撫養0-18歲孩子成本約10%。2009年-2011年，日本政府實施了應對生育率下降的緊急措施，將一次性生育補貼從38萬日元提升至42萬日元，可將補貼直接給醫院來支付相關費用。2022年底至2023年初，日本岸田首相宣佈將在2023年將一次性生育津貼提升至50萬日元（約人民幣2.5萬日元）。育兒補貼的範圍逐漸擴大、金額不斷提升，目前符合條件的家庭每月每孩可領約1-1.5萬日元的補貼（15歲以下）。此外，日本於2004年引入輔助生殖治療補貼，補貼金額從2004年的10萬日元增至2022年的35萬-75萬日元，並於2022年4月將輔助生殖納入國民健康計畫，實現不孕治療的保險適用。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日本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大約需要花費2000萬日元，按照日本現有的育兒補貼標準，育兒補貼僅可以覆蓋10%左右的育兒成本。
3）日本通過三次“天使計畫”擴大托幼服務，並且制定了“待機兒童零作戰”計畫。日本1994年實施“天使計畫”，在1999年實行了“新天使計畫”，2004年實行“天使計畫”第三期，著力擴大托幼服務。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機兒童零作戰”計畫，2008年制定“新待機兒童零作戰”計畫，意圖將需要進入保育所、但由於設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隊等待的“待機兒童”降為零。
4）日本為育兒家庭營造較好的企業環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對策基本方針》，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改善僱傭環境和社會醫療保健、教育環境、生活環境來促進生育。如員工有3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請縮短每天工作時間至6小時；員工有學前兒童，一個月不能加班超過24小時；有3歲以內子女的員工以線上方式居家辦公等。
但是，日本鼓勵生育政策並沒有取得較好的效果，主要是由於生育政策調整緩慢且補貼力度仍不如北歐國家，“男主外、女主內”傳統分工固化、男性育兒假有名無實，職場性別歧視。
一是日本錯過了調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時期。日本總和生育率在1974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後才開始鼓勵生育，且鼓勵生育力度相對較弱。而法國總和生育率於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開始鼓勵生育。
二是從補貼力度弱、在OECD國家中倒數。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日本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大約需要花費2000萬日元，按照日本現有的育兒補貼標準，育兒補貼僅可以覆蓋10%左右的育兒成本。根據OECD資料，2019年日本家庭福利支出佔GDP比重為1.95%，遠低於OECD平均值的2.29%。
三是日本家庭模式仍以“男主外、女主內”為主，男性育兒假有名無實。日本設立產假和育兒假，產假期間可獲得休假前工資的50%-67%的補貼，雖然男生也有育兒假，但是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男性育兒假休假率僅14%，且大部分男性休假時間不足2周，男性育兒假有名無實。
四是職場性別歧視嚴重，越來越多日本女性放棄結婚生育，女性終身未婚率攀升。與芬蘭、瑞典等國將部分育兒養老工作社會化並由國家承擔不同，日本的育兒養老責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擔，將女性的角色定位為全職家庭主婦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內”思想較為普遍。根據OECD資料，日本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12.6%、工資差距22.1%，均高於OECD平均水平。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選擇（暫時）放棄家庭，已形成了一種不願結婚和生育的觀念，積重難返。2021年日本人口和社會安全調查結果顯示,18-34歲年輕人中,17.3%的男性和14.6%的女性有終身不婚的意願。
5 啟示：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切實減輕生養育孩子負擔
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並鼓勵生育大勢所趨。全社會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開始關注生育問題，積極出台完善生育支援體系的政策。
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面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什麼時候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面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畫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促進合理需求充分釋放。
大力發放生育補貼，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建議國家層面以發放生育補貼的方式開啟內需復甦計畫，發放群體可以向有撫養老人、孩子的家庭傾斜，由於這部分家庭存在較大的育兒、養老支出需求，可以補貼的儲蓄漏出率，同時，可以切實降低這部分家庭生育養育成本。長期看，新增人口會增加對汽車、房屋、電器、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於生育補貼的具體方案，我們建議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按上述補貼計算，即一孩家庭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2000元。按此計算，大約需要提供1-3兆左右的補貼。短期有助於擴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資本、增強經濟社會活力，一舉多得。
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從而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澤平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