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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川普再度執政，最壞的情況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從川普再次贏得美國大選至今，世界一直處在一個充滿了巨大不確定性的非常時期。
對此，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以其獨到的視角，穿越歷史的迷霧，回望1929-1933年的大危機和二戰的爆發，揭示了國家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以及它們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溫教授不僅分析了川普重振美國實體經濟的意圖，還探討了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背後的深層邏輯，以及它如何成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這篇文章不僅對歷史進行歸納，也對未來趨勢進行了前瞻性分析，為理解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01. 現在的局面讓我想到1929-1933年的大危機和二戰
最近很多人問我，川普重新贏得大選，再度執政，對中國的關係會不會好一點？我說，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很多人不理解，進一步問我如何看待美國的左翼和右翼。我說，在全球化解體大危機的打擊之下，左翼派別本身也會發生異化。
談及當前這場全球性的深刻危機，可以回顧1929-1933年間西方遭遇生產過剩危機，最終催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二戰之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歷史是被成王者改寫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許多觀念與理論，包括我們教科書中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源於二戰後由美蘇兩大霸權主導的國際格局對抗性鬥爭的需求。
回溯至二戰前，為了應對1929-1933年的大危機，美國是羅斯福新政，摒棄了傳統市場調控手段，轉而採取國家直接干預的方式，將美國過剩的生產力導向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國債投資消化國內過剩產能。羅斯福後來將這一系列措施總結為“新國家主義”，即利用國家力量調整遭遇嚴重過剩的生產方式。
儘管美國在冷戰意識形態上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典範，但在二戰前，如果不是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引領美國工業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基本建設，結果或將另一番景象。按照傳統市場理論，那將是市場自我出清的過程。這裡不再贅述，有興趣者可深入研究相關資料。
再觀歐洲，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推行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其盟友如日本亦是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體制，實行天皇制，皇權與軍權緊密結合，天皇在公開場合常著軍裝，以最高統帥身份示人。
希特勒的政策與羅斯福新政在一點上相似：都是通過國家直接干預，將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轉向基礎設施建設。希特勒在二戰前已建構了歐洲大陸首套國內高速公路系統，這為其閃電戰的快速調動提供了基礎。戰後，高速公路系統才逐漸成為全球通用的交通網路。
美國雖在起初未立即捲入戰爭，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迅速將過剩產能轉向軍事生產——先由基礎設施建設過渡，再直接轉為軍事生產，體現了政府直接調控。我無意偏袒任何一方，僅是陳述歷史事實。
回顧歷史，我們再來看看現在的川普。川普的目標意在重振美國工業。為什麼？因為當今世界正面臨一場類似於1929-1933年的全球性生產過剩危機，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全球性挑戰。
而當我們探討經濟波動時，多數學者往往聚焦於國內的經濟調控政策，研究各部門的發展態勢與調整方向。這些研究無疑具有其重要性，且應當持續進行。然而，必須認識到，任何微觀、個別或局部的現象，都是受到總體宏觀經濟環境的深刻影響。
因此，有人可能會疑惑，為何我近期頻繁談及國際問題。其實，這並非出於其他目的，而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全球化解體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有必要給予更多的關注。
對於當前局勢的適當關注，對於每一個具備思考能力的人來說，都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僅僅侷限於自己的專業領域，比如三農問題，而忽略了大勢的影響。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並非孤立存在，它們與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連。如果不將這些問題與大局相結合，我們對許多現實問題的看法可能會失之偏頗。
當然，我的這番言論可能會遭到國內已被明確劃分為左右翼的各種輿論導向的批評。但至於我是左派還是右派，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因為在我看來，左派右派的劃分並非那麼重要。
1929-1933年的大危機被認為是二戰爆發的重要內因。然而，我們是否注意到，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九一八事件發生在1931年，正是在日本遭受大危機嚴重打擊的背景下引發的。
可見，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戰後西方形成的兩霸控制世界的意識形態套用到中國歷史上，我們必須清楚自己曾經經歷過什麼。難道二戰的起點僅是德國進攻波蘭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又該如何定義？僅僅因為我們是半殖民地國家，就不算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嗎？1935年日本侵佔華北、1937年全面抗戰的爆發，這些都不算二戰的一部分嗎？在沒有話語權的情況下，這些歷史事件似乎都被國際社會忽略了。
因此，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甚至是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能力，那麼我們又能算什麼呢？僅僅算是教科書知識分子嗎？不，那將是一種無知的表現。我之所以說有些知識分子無知，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學習歷史、也沒有理解現實。而現行的教科書體系，往往束縛了我們的思維，使我們難以掙脫其桎梏。
02. 為什麼中央把鄉村振興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我想以川普再次上台為引子，引出更廣泛的話題。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世界，看一下今天在印度崛起的領導人莫迪，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現象：莫迪屬於什麼黨？人民黨。人民黨在西方世界被說成什麼？法西斯。
中國搞了深改；俄國、印度、美國相繼要深改，都形成“強人”主政……這些現象表明，全球正經歷著深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難以用傳統的教科書理論和思想來解釋。
也因此，今天的主題不僅僅是簡單地探討鄉村振興，更重要的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正置身於一個全球性的大變局之中。
那麼，為什麼中央把鄉村振興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這壓艙石的含義何在？難道僅僅只是因為國內現在已經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在城裡卷不下去了，要捲到鄉下去？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得很直白：經濟波動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農民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和國際經濟下行影響，一度有近3000萬農民工留鄉返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大局能夠保持穩定，沒有出什麼亂子，關鍵是農民在老家還有塊地、有棟房，打工不成回到家鄉去至少有地種、有飯吃、有事幹，不然就會出大事。
什麼是壓艙石？為什麼要加強鄉村建設？有些知識分子認為鄉村已經人口稀少，修建幾棟老房子並無實際意義。但他們忽略了更深遠的問題：當中國的戶籍城市化率超過50%，即超過7億人口進城生活時，我們需要進口多少能源和原材料？而這些進口通道又是否安全？交通樞紐在我們的掌控之中嗎？
事實上，這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考慮到沿海經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據稱已有140多個戰略目標已被鎖定，包括交通樞紐、戰略物資儲備庫等，這些目標由於平時強調效率優先，就大都是集中式的，而非分佈式的。以能源為例，我們7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氣依賴進口，而這些進口的70%以上又通過南海通道，形成的戰略儲備也大多集中存放在海邊碼頭附近，低成本運輸，但顯然不安全。
現在很多網友對於台海衝突持激進態度，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南海、台海和黃海之間的聯動關係。我們稱之為“三海聯動”。任何一個地區發生局部衝突，都可能導致原本依賴大規模進出口的經濟模式中斷。
我也常常問大家，我們的沿海地區官方和民間是否有戰備考慮？往往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沒有各地的準備，一旦危機來臨，我們將如何應對呢？
當我們探討農業議題時，人們往往聚焦於當前的糧食自給率和庫存量。我想說，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特別是大一統國家制度體系的2000多年歷史來看，我們可曾有過依靠一個企業運作的大型的倉儲體系來維持全國的保障供給？相反，歷史上的糧食安全是分佈式管理的，幾乎每個村莊都設有糧倉。公田、族田、廟田以及產學田等共有土地形式廣泛存在，展現了中國多樣化的土地所有制。
對於那些在農村生活或有親屬在農村的人，稍作瞭解便能知曉：中國並非長期實行純粹的私有制。農村中存在大量的准公共財產——公田，尤其在山區和易受災地區，公田的比例更高，由村社組織維運的公共性糧食倉儲也更為顯著。這是因為人們需要共同應對饑荒和災年。正因如此，才能理解為何祠堂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體現了鄰里間的守望相助和村民之間的互助精神，這已經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體制。
我們再來看今天的情況。為什麼鄉村振興很重要？為什麼中央再度出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為什麼中央的檔案反覆強調要“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有人或許認為這是在復舊，試圖回歸集體化老路，這種看法顯然過於膚淺。實際上，這無外乎是因為我們的鄉土社會幾千年來一直是守望相助的，完全依靠單家獨戶來應對災荒，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因此，我們需要適當建立村一級的公共財產和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
所以，面對這些新的政策提法，我請大家不要僅僅侷限於教科書上的理論來討論問題，這樣我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我們的國情與現狀。
03. 為什麼川普急於轉變政策
馬克思說：“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蔽著的基礎。”
馬克思強調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動態適應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斷變化的。我們不應將其視為靜態不變的結構，實際上，整個社會結構、主權關係的依附性、政治形式以及國家形式都是相互關聯的。
現在，川普將重新執政，有人認為川普的重新上台標誌著美國前所未有的集權現象：他不僅擔任總統，而且參議院、眾議院以及最高法院也幾乎都在有效地支援他的國家戰略調控。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多種權力集於一身。
但我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因為川普正在推動國家的戰略轉型，要讓美國從過度虛擬化、金融資本擴張的道路轉向以產業資本為基礎的道路。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挑戰，必須找到回歸實體經濟的路徑。甚至在美國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各種政治勢力也在重新組合。
我曾經在網上做過一個對話，對方叫“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偉大)共產主義”。許多人不解：MAGA怎麼跟共產主義結合呢？它在美國就結合了。MAGA是什麼？實際上是民族主義。回想一下中國共產黨抗擊日寇鬥爭的時候，難道是靠共產主義的思想觀念、理論去發動群眾的嗎？靠的正是民族主義。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把二戰以後形成的教科書體系當成唯一的思考工具，適當地開拓我們的知識面，也許對很多問題就會增加一些獨立的自覺思考能力。
從全球視角來看，目前出現的相對權力集中趨勢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而在國內也出現各種爭論，但這些爭論並不具有絕對的積極意義。當前緊迫要解決的問題是歷史上前所未有全球化解體大危機的巨大挑戰，所以國家必須進行重大戰略調整。從這個角度來看，希望大家理解，我們應儘可能少進行無謂的爭論，要直接回到我們面臨的問題上來。
而對於美國國內來說，為什麼川普急於要轉變政策？因為如果他不能讓美國回歸產業資本階段，就無法建立就業體系，只能陷入社會撕裂惡性循環。那就得政府必須增發債務，才能維持社會現狀。
美國社會嚴重兩極分化所派生的下層社會逆反心理，如何維持穩定？政府財政越是維持下層社會，就業成本就越高。假如每個人每個月可以不去就業，也能得到維持生存的收入，那為什麼還要就業呢？如果不去就業，美國的實體產業怎麼能夠恢復？所有這些問題集中在一起。
此前美國隨著金融資本成為主導力量，在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的過程中，它不帶動就業。
我年輕的時候，曾十幾次前往美國，並在紐約居住多次，其中最長的一次住了半年。在這座大都市裡，有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儘管大紐約地區擁有近2000萬人口，但能在華爾街就業的卻僅有大約30萬人。這說明金融資本階段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
當金融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時，所謂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實際上指的是那些控制美國國家制度體系的內部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時常會引發諸多重要議題。比如廣受關注的甘迺迪暗殺事件。甚至有人猜測，川普也可能遭遇暗殺（競選期間川普就遭遇了“未遂刺殺”），原因是他得罪了“深層政府”。
那麼在現階段，這個“深層政府”究竟是誰呢？就是金融資本與軍工集團的緊密結合體。他們之所以緊密結合，是因為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離不開軍事霸權的支撐。試問，如果美國沒有軍事霸權作為後盾，僅憑一張紙印的貨幣，如何能購買他國的實體資產、資源、勞動乃至政權呢？因此，深層政府的核心正是金融資本集團與軍工集團的直接聯盟。而為了掩蓋這一切，他們還必須與媒體集團聯手。
當川普試圖改變這一現狀，從金融資本全球虛擬擴張的泥潭中抽身，轉而代表美國工人的利益時（他提出了代表美國工人、美國家庭和美國夢的三個代表理念），軍工集團和金融資本集團會真心實意地代表美國工人嗎？會真正為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服務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現像極為嚴重，極少數人佔有了巨額資產，據統計，美國50%的家庭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僅擁有0.4%的財產；10%的富裕家庭則掌握了約2/3的財產，而最頂層的0.1%家庭更是佔據了約1/3的財產。面對這樣的兩極分化，一般的調節手段顯然無濟於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向內部，即如何應對兩極分化所帶來的社會撕裂問題，這其中包括了“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那麼，“黑命貴”運動究竟從何而來？當這個運動興起時，我注意到，其一是主要參與者並非僅限於貧民窟的黑人；其二他們並沒有在貧民窟的街區打砸搶，而是選擇前往富人區。這背後所反映的，實際上是階級矛盾。
而在國內，我們鮮少見到這樣的分析視角。所謂“主流”的分析往往更聚焦於美國的中產階級左翼，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難以直面現實，不願正視社會撕裂現象，而社會撕裂的根源恰恰在於嚴重的兩極分化。他們避而不談這些問題，轉而將焦點放在移民、性別、LGBT等議題上，這些議題逐漸成為中產階級主導社會的主流話題。那麼，對於這些所謂的“主流”，我們也要盲目跟從嗎？
將美國社會當前的變化及其主流導向的政治正確討論置於當今這個時代背景下審視，我們不難發現，為何世界上多數國家已不再視美國為燈塔？連我們國家的大量年輕人，特別是90後們，也不再像我們這一代人在初開國門、對外開放時那樣認為只有走向西方才有出路。那一代人曾懷揣著“告別黃土地、走向蔚藍色”的夢想，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內在地高度認同西方價值觀，體制改革要以美西方為參照體系。客觀上是因為那一代大多數人沒有條件親身體驗西方生活，這種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就演變成了一種迷信。
我算是“活久見”了。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作為公派訪問生出國學習，那時正值世界銀行介入中國改革之際。無疑會按照西方的意識形態來影響中國人，提出的政策建議無非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西式四化”。當然也給錢，但這些錢是給政府的，因此政府需要組織一批人來應對他們的要求，以便接受他們的援助。那時候，我們的外匯嚴重短缺，外債沉重，所以，他們給錢，我們就接著；但他們讓我們做的事，也應該實事求是地應對。
應付這些任務的人是我們這些當年30多歲、從美國學習回來的人。上級要求組成試驗區辦公室，專門應對這些事情，我跟著幹了五年世界銀行項目的監測與評估的具體操作。
我不僅出國學習，回國後也一直在處理這些事務。對西方要如何改造中國的意圖非常清楚。他們每年都要派很高層次的專家團到中國來檢查資料、案例和中方的改革方案，並提出修訂建議。我負責技術層面的工作，也主要是來應對他們的批評和建議。完成這些工作後，再加上蘇聯解體等事件的影響，我們對西方主導國際社會的推進演變的介入過程、及對方與我們的關係有了更實際、更深入的瞭解。再加上我在政策部門工作了20多年，熟悉政策的演變過程。這些經歷構成了我今天很多觀點的基礎。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