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與烏克蘭的衝突引發外界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懷疑，歐洲和亞洲盟友擔心川普第二任期內全球秩序將會改變。

川普政府與烏克蘭的公開攤牌引起全球震動。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范斯公開斥責他們的烏克蘭客人和戰時盟友澤倫斯基總統之後，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美國盟友開始前所未有地質疑美國的戰略可靠性。

不出所料，歐洲人勃然大怒。川普第二任政府執政初期，美國高級官員的言論就已經讓他們深感不安。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旨演講裡，美國副總統范斯直接批評了歐洲內部的“覺醒”政治和外交政策，即它們缺少必要的國防開支。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在烏克蘭防務聯絡小組發表爆炸性言論，實際上是把向俄羅斯做出重大讓步作為未來和平協議的內容之一。這位新任美國防長斷然拒絕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也拒絕在該地區部署美國軍隊執行未來的維和任務。

隨後，令人震驚的美俄高層會議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烏克蘭被排除在外。接著川普公開批評烏克蘭總統是缺乏民主授權的“獨裁者”。幾天後，澤倫斯基公開要求美國提供明確的“安全保障”，結果卻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美國高層領導人發生口角。之後美國迅速決定切斷對基輔的援助和情報共享，以示懲罰。作為回應，歐洲領導人以及加拿大和土耳其迅速組織了一次特別峰會，討論加強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及提高共同抗俄的能力。

然而，這一事件的外交影響超出了美歐關係。日本領導人迅速反擊針對本國國防開支和可靠性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前美國殖民地和華盛頓在該地區最古老條約盟友的菲律賓也開始敲響警鐘。菲律賓駐華盛頓大使何塞·羅穆亞爾德斯警告菲律賓要“做好準備”應對任何情況，包括美菲的百年聯盟可能受到衝擊。負責監督美菲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的一位菲律賓高級將領也重申，美國“不是該地區唯一的參與者”，菲律賓最終將不得不依靠自己保護核心利益。

矛盾的訊號

去年大選前，美國的主要盟友對川普第二屆政府可能帶來的破壞性產生嚴重分歧。歐洲人自然擔心川普缺乏基於價值觀的對歐承諾，這與即將離任的拜登政府形成鮮明對比——面對俄羅斯的侵略，拜登政府一心一意地加強烏克蘭和歐洲的防禦。然而，亞洲盟友更加漠不關心，甚至極度自滿。菲律賓等一些前線國家甚至歡迎可能更加好戰的美國政府。

任命更具傳統思想的共和黨人，如參議員馬爾科·盧比歐（出任國務卿）和長期擔任共和黨戰略家的埃爾布裡奇·科爾比（出任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讓人們看到了希望，即川普第二任政府最終將採取更加“優先考慮”的模式，而非完全的孤立主義模式。

盧比歐和科爾比都強調應該將重點放在亞洲，進而減輕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戰略負擔。上任不久的國務卿盧比歐還向亞洲盟友發出正確的訊號，讓台灣和菲律賓免受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暫停的影響，其中包括8.7億美元的台灣項目和3.36億美元的菲律賓軍方項目。此外，菲律賓政府確保了本國的“一線”受援國地位——美國可能實施一項53億美元國防援助計畫，以加速菲律賓武裝部隊的現代化。

然而，令人震驚的川普-澤倫斯基事件不僅激怒了歐洲人，也激怒了亞洲前線盟友。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穆亞爾德斯警告說，菲律賓“必須為這種情況做好準備”，即美國突然停止支援烏克蘭。他對媒體表示：“未來可能出現另一位總統。但最終，每個國家現在都必須做好準備，要加強國防，加強經濟安全。”

從韓國到波蘭，美國的主要盟友都在公開討論出於威懾和自衛目的獲取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國所有盟友都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除了戰術和情緒上的不可預測之外，川普第二任政府有可能引發國際秩序的大轉變。

一次全球的戰略性重啟

樂觀的支持者經常強調，就算不是推行“反向尼克松”戰略，即拉攏俄羅斯遠離中國，轉而支援全新的全球戰略調整，川普也正在通過更有效地與歐洲盟友分擔負擔，來進行理性的戰略收縮。鑑於俄羅斯總統提出要幫助美國和伊朗達成一份新的核協議，以及美國可能與多個修正主義大國和解，一些觀察人士甚至設想了一個完全孤立中國的川普戰略。但考慮到俄羅斯、伊朗和中國極度不信任美國，以及這三個歐亞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相對穩固，許多專家對這一場景持懷疑態度。

此外，川普政府沒有基辛格式的人物，更沒有老練自律的總統，無法實施如此敏感而複雜的戰略政策。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出現全球的戰略性調整：世界主要大國建立新的戰略共管，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尊重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情況似乎有一定道理，因為在意識形態層面，執意“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與中俄的立場趨於一致。

對於川普潛在的全球秩序重塑願景，法裡德·扎卡里亞等批評人士將其比作19世紀初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匈帝國保守君主之間形成的三邊“神聖同盟”。此外，川普對19世紀初的安德魯·傑克遜和20世紀初的威廉·麥金萊等大膽擴張的美國總統極度崇拜，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公開痴迷於重建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

最終，奉行交易主義的川普可能不僅要與俄羅斯達成大交易，還會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達成大交易。我們不要忘記，在是否保衛台灣的問題上，川普一再含糊其辭，五角大樓高級官員，如副助理國務卿安德魯·拜爾斯，則公開主張從菲律賓撤軍和撤出武器，以緩和南海緊張局勢。

為此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可能與中國達成的“海湖莊園協議”。中國處於有利地位，可以做出重大的經濟讓步，以換取美國從所謂的中國“後院”撤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所謂的“一線”盟友，也不應該認為川普第二任政府治下的美國是完全可靠的。

在美國國內，川普導致的政治兩極分化方向更加清晰。政府高層官員一再警告有“內部敵人”，可能指的是抵制川普第二輪政策議程的民主黨和進步人士。川普第二任期與國外盟友發生衝突，與國內各種力量和機構交戰，最終可能削弱美國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的全球領導地位。與此同時，新興大國和美國盟友則在尋求更大的影響力和戰略自主權。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菲律賓理工大學地緣政治講席教授）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