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川普的警鐘：大衰退下的胡佛

核心觀點

川普對「關稅之王」麥金萊十分推崇，卻似乎忘了美國歷史上還有一位總統也曾推出過大規模關稅，最終卻以聲名狼藉收場，他就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赫伯特·胡佛。

胡佛任期內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貿易立法之一，被普遍認為加深了大蕭條的經濟惡果，其失敗經驗對當今貿易政策仍有深刻啟示。

該法案誕生於1929年經濟大蕭條初期，最初由胡佛總統提議對農產品實施「有限修正」的關稅上調，以救濟陷入困境的農民。然而，這項提議很快就在各個利益集團的遊說下演變為廣泛提高關稅的法案。 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在內部壓力下，不顧眾多經濟學家的諫言簽署了該法案，美國對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水準接近歷史高峰。

法案實施後的初期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這種「保護」效果非常有限且短暫，高關稅迅速引發了廣泛的國際報復。在國際上，至少二十多個國家在兩年內實施了報復性關稅措施。加拿大對16種產品徵收關稅，佔美國對加出口的30%；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相繼提高針對美國產品的關稅；英國在1932年放棄了近百年自由貿易傳統，對非帝國成員國徵收10%的普遍關稅；拉美國家如古巴、墨西哥等也對美國產品加征關稅。

這場全球貿易戰普遍認為加劇並延長了大蕭條的影響。宏觀資料顯示，美國經濟在關稅法案通過後持續惡化，直到1933年羅斯福上台、新政實施後才觸底反彈。 1929年至1934年間，全球貿易額下降了約6 5 %。美國對歐洲的進出口均縮水約2/3，對其他地區的貿易也大幅下滑。國內經濟指標持續惡化：失業率從1930年的8 .7 %升至1933年的24.9 %；汽車銷量跌幅達75%；銀行體系崩潰，1930-1933年間約20%的銀行倒閉。

政治上，《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也遭遇失敗。 1932年大選中，胡佛慘敗，史穆特和霍利兩位法案倡議者也被選民「趕出國會」。 1934年，羅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貿易協定》，授權總統與他國直接協商降低關稅，標誌著美國貿易政策從保護主義轉向多邊合作。

對位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兩位「商人總統」都試圖透過關稅保護國內產業，但也存在差異：川普的關稅政策實施於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背景下，潛在影響可能更為劇烈；川普的策略更為靈活，常常將關稅作為談判工具，採取「先威脅後談判」的策略。

胡佛失敗的歷史經驗表明，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往往會引發廣泛的國際報復。目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已引發多國反制，儘管大多數經濟體的反應相對克制：歐盟將報復性關稅的生效時間從3月底推遲至4月中旬；中國行動迅速，但相比於美國的全面加征關稅，中方在商品選擇上準確發力，本月公佈的報復性關稅僅對約220億美元美國徵收11%實際徵收11%實際的關稅。

然而，隨著4月的臨近，全球貿易緊張局勢有可能進一步升級。目前，各國都在密切關注4月2日川普將要實施的“對等關稅”，當前政策不確定性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美國政府是否會及時懸崖勒馬，還是引領全球陷入類似胡佛時期的關稅戰升級漩渦，4月的關稅政策走向或許能為我們揭曉些許答案。

一 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關稅法案如何在大蕭條中誕生？

川普對「關稅之王」麥金萊十分推崇，卻忘了美國歷史上還有一位總統也曾推出過大規模關稅，最終卻以聲名狼藉收場，他就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赫伯特·胡佛。

關稅曾經是共和黨人的重要政策工具。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高關稅是共和黨用來保護國內產業和創收的基石政策。當時，共和黨支援通過關稅保護工農業，而民主黨傾向於自由貿易。 1913年民主黨執政時期通過《安德伍德關稅法案》降低關稅，但一戰後共和黨重掌政權，高關稅政策再度興起。值得注意的是，胡佛總統雖然承諾提高農產品關稅以保護農民，但他信奉有限干預和自助原則，對大規模關稅立法的態度實際上較為消極。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通過其實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

1.1  1920年代：保護主義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走向繁榮，歐洲各國也從戰火中復甦。 1920年代，全球產能面臨過剩，保護主義情緒在美國迅速蔓延。 1922年，共和黨通過《福特尼-麥克坎伯關稅法案》，將平均關稅率提高至約40%，並授權總統可依國外生產成本調整關稅幅度達50%。高關稅在1920年代逐漸成為常態，部分工業用關稅甚至創下歷史新高。這項法案雖然引發了部分歐洲國家的報復，但範圍不大，而且在美國經濟繁榮的狂潮中，其負面影響並未立即顯現。不過，由於難以透過出口賺取美元，法案加劇了歐洲償還戰爭債務的困難。到1920年代後期，美國高關稅政策為全球範圍內的保護主義興起埋下隱患。

1.2  1929年：大蕭條與保護主義升級

1929年10月爆發的股票市場崩盤使美國經濟從過熱走向恐慌，「自由市場」信心受挫。面對農業持續蕭條和經濟全面下滑，國內保護主義情緒進一步上升。胡佛於1929年就任總統後不久，就召開國會特別會議，提議對農業進口實施「有限修正」的關稅上調，以提高農產品價格、救濟陷入困境的農民。這是胡佛回應經濟危機的措施之一，也是兌現其競選承諾的一部分。然而，這一提議在國會打開了「潘朵拉魔盒」：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由強力的關稅保護主義者威利斯·霍利（WillisC. Hawley）擔任主席，他和共和黨多數將最初針對農產品的法案擴展到工業品，大幅提高各行業關稅。隨著股市崩盤後的恐慌，國會中保護主義主張愈發強硬，關稅法案的討論從農產品迅速蔓延到幾乎所有領域。儘管一些溫和的共和黨議員對此表示反對，試圖阻止全面加征關稅，但在保護國內就業和企業的輿論壓力下，他們的阻力未能徹底扭轉局面。結果，原本為了紓困農民的提案最終演變為全面提高關稅的法案。

1.3  1930年：法案在國會的一波三折中艱難通過

這一份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關稅法案以參議員裡德·斯穆特（Reed Smoot）和眾議員威利斯·霍利命名，經歷了漫長而一波三折的立法過程。

斯穆特是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人，並擔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霍利是來自俄勒岡州的共和黨人，擔任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在192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胡佛的競選承諾之一是透過提高農產品關稅來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胡佛獲勝，共和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保持了舒適的多數席位。眾議院在1929年5月通過了該法案的一個版本，同時提高了農業和工業產品的關稅。眾議院以264票對147票通過了該法案，其中244名共和黨人和20名民主黨人投票支援該法案。參議院一直辯論該法案直到1930年3月，許多議員根據各自州內的產業交換選票。最終，參議院的最終通過票數僅為44票對42票，其中39名共和黨人和5名民主黨人投票支援該法案，顯示出對《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分歧極大。

立法過程中，美國國內學術界也發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歐文·費雪等人起草了一份公開信，得到1028名經濟學家的聯合署名，敦促胡佛總統否決該法案。這封信直言高關稅將提高物價、損害多數消費者利益，並引發外國報復，最終使美國出口受阻。胡佛總統本人對法案中工業品關稅的大幅提升也頗為不滿，稱其為“惡劣、敲詐勒索和令人厭惡的”，但由於法案包含了他承諾給予農民的保護，胡佛騎虎難下。 1930年6月17日，胡佛屈服於共和黨、內閣和其他商業領袖的影響，不顧眾多經濟學家的諫言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使其正式生效。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生效後，美國對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水準接近歷史峰值，僅次於1828年的關稅法案。胡佛簽署法案後三天，《商業與金融紀事》雜誌就在報導中評論道：「如果外國商品賣不出去，外國就無法獲得購買我們商品的資金。」這句話一語成訥。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通過，不僅鞏固了共和黨傳統的高關稅立場，也宣告美國在經濟危機面前選擇了貿易保護主義道路，為後續的國內外影響埋下伏筆。

二 國內影響：未能實現的複蘇初衷

2.1 關稅法案的初衷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本意是透過提高關稅來保護美國本土企業和農民，並減輕經濟危機帶來的衝擊。最初，關稅似乎取得了成功。法案實施後，美國對應稅商品徵收的關稅平均提高了約20%。許多先前面臨國外競爭壓力的行業受到名義上的保護。

短期來看，這些高關稅確實使進口商品價格陡升，失去競爭力，這在表面上為本土廠商提供了更大市場空間，然而，這種「保護」的效果非常有限且短暫。一方面，貿易在當時美國經濟中的比重相對不大，削減進口對整體需求的拉動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更高的商品價格削弱了大蕭條下本就脆弱的消費者購買力，普通美國民眾不得不削減開支或轉而購買更廉價的本土替代品，但在經濟蕭條背景下，大部分家庭本就捉襟見肘，進口商品需求彈性不高。這意味著關稅法案未能實現刺激國內就業和復甦的初衷，受保護行業並未出現預期的繁榮，反而因為整體經濟下滑和後續海外的報復行動而持續陷入困境。

2.2 關稅法案的負面衝擊

出口導向企業和依賴國外進口的部門首當其沖地感受到負面影響。由於美國大幅提高關稅，其他國家迅速採取報復措施，許多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甚至禁止進口。這直接傷害了美國的出口產業。例如，美國農業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約15%–17%的農場收入來自對外貿易。報復性關稅使得美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受挫，農民發現海外買家銳減。製造業出口佔比較高的機械裝置、汽車等產業，也因國外訂單驟降而被迫削減生產。

同時，那些依賴進口原材料的產業因關稅增加而承壓。本法案對超過900種商品提高關稅，不僅包括消費品，也涵蓋部分工業投入品。例如，化學工業所需的染料、化肥原料，汽車工業依賴的橡膠等，也都面臨高昂的進口關稅。這些依賴進口的行業面臨成本上升的困境，利潤空間被擠壓，不得不縮減生產或提高售價，進一步抑制了國內需求。正如1930年那封經濟學家聯名信所預見的：「更高的關稅將提高生活成本，絕大多數行業將因此受損；限制外國對美出口也必然縮減美國的出口機會。」《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執行很快印證了這一點。

關鍵經濟指標顯示出法案通過後美國經濟迅速惡化，儘管這部分是由於大蕭條的餘波，但顯然關稅法案並沒有讓經濟走向政策推行者們期望的複蘇。首先是失業率飆升：1930年法案通過時美國失業率為8.7%，但關稅並沒有像支持者設想的那樣創造就業機會。相反，第二年失業率躍升至約16%，到1933年更是達到了24.9%的歷史高峰。在法案生效後短短兩三年內，全國失業人口增加了兩倍。這固然與大蕭條整體環境有關，但高關稅引發的貿易收縮和物價上漲無疑是雪上加霜。

此外，工業生產急劇萎縮。 1929-1932年間，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累計下跌超50%。許多工廠停工停產，鋼鐵產能利用率驟降，汽車銷量從1929年的約530萬輛斷崖式下跌到1932年的約130萬輛，跌幅達75%。福特汽車公司員工人數在1929年春天有12.8萬人，到1931年8月僅剩3.7萬人，裁員超過七成。耐久財產業受創尤甚：1929-1933年耐用消費品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約48.4%，而非耐久財產業就業降幅約為19.4%。包括受法案「保護」的重工業在內，大批企業因內需不振和海外封鎖而大規模裁員、關閉。

金融領域也難以倖免，銀行體系遭受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農產品的高價刺激了美國農民透過借貸投資土地和機械以增加生產，20世紀20年代農場債務大幅增加。到了1930年代初，出口受阻導致農業部門收入銳減，大量農場主和企業無力償債，銀行壞帳激增。 1930-1933年間全美約20%的銀行倒閉。此外，法案實施後，關稅壁壘使得部分國家難以向美國出口取得美元，反過來導致這些國家的銀行也相繼倒閉。

股市方面，《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通過也進一步打擊了市場信心。 1929年末股災爆發後，道瓊斯指數曾在1930年初反彈。然而，隨著參議院在1930年3月通過關稅法案以及對胡佛簽署的預期增強，投資者情緒再度惡化。當年6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正式簽署的消息使股市遭受新一輪暴跌，簽署法案當周道指暴跌超10%。市場普遍認識到貿易戰將使企業銷售和獲利雪上加霜，進一步打擊了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政治上，《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國內也是非常失敗的。公眾很快就感受到物價上漲和經濟惡化帶來的痛苦。 1930-1932年期間，胡佛政府因堅持高關稅等政策而飽受指責。在1932年總統大選中，選民以選票表達了不滿：胡佛所在的共和黨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大敗，民主黨候選人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贏得總統選舉，民主黨也在國會取得多數。值得一提的是，斯穆特和霍利兩位法案倡議者都在1932年競選連任失敗，被選民「趕出國會」。由此可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美國國內被普遍視作政策失誤，其承諾的好處（保護就業、復甦經濟）未能兌現，反而加劇了大蕭條帶來的痛苦。

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汽車產業在1920年代後期處於巔峰，1929年全國銷售量突破530萬輛。然而在1930年，汽車銷量比前一年減少約200萬輛，1932年又比1930年減少200萬輛，跌至約130萬輛。這75%的銷量跌幅遠非關稅所能逆轉——因為其主要原因在於國內大蕭條導致消費者購買力銳減。與此同時，美國汽車出口也遭到嚴重打擊。歐洲各國報復美國關稅時，往往將汽車列為重點目標，美國三大車企1920年代末期開始出口到歐洲。例如，法國在1930年大幅提高對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義大利將汽車關稅提高了100%至167%，皇家汽車俱樂部還刊登了報紙廣告，呼籲抵制美國汽車。這些措施幾乎扼殺了美國汽車在歐洲的銷售。加拿大對美國的汽車零件和整車也提高了關稅，並扶持本國產業發展。結果是，1930-1932年美國汽車出口驟降，車企不得不依靠削減開支和裁員來維持生存。福特、通用等紛紛關閉部分海外銷售辦事處。經濟蕭條凍結了國內消費者購買汽車的熱情，更高的關稅壁壘則阻擋了美國汽車工業的海外出路。

三 國際影響：關稅法案是如何引發貿易戰的？

3.1 主要受影響國家及報復性措施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被普遍認為在國際上引發了「關稅報復戰」。美國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其提高關稅的舉措令其他國家出口美國的商品滯銷，各國很快就採取報復性關稅以保護本國利益。自1930年法案通過後兩年內，至少有二十幾個國家跟進實施了高關稅措施。這些國家涵蓋美洲、歐洲、大洋洲等各地區，幾乎構成了對美國的「關稅同盟」。

從上圖可以看出，左邊兩列是美國不同口徑的進口關稅稅率，從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美國對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率提升了3.6%，對應稅進口的關稅率提升了9.4%。而歐洲國家的關稅率提升幅度都超過10%，德國更是高達18.9%。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的貿易戰可以說是兩敗俱傷。

作為美國當時最緊密的貿易夥伴之一，加拿大迅速採取行動。早在法案正式簽署前，加拿大就警告將會報復。 1930年5月，加拿大總理威廉·萊昂·麥肯齊·金對16種美國產品徵收關稅，佔美國對加拿大出口總額的30%，具體包括農產品（如雞蛋、農作物）和原材料（如木材）等美國對加拿大的重要出口品類。加拿大總理稱此舉是「在無法說服美國懸崖勒馬情況下的自衛」。但這樣的政策力道被反對派視為對美國的妥協和軟弱。當理查德·貝德福德·貝內特在1930年接管加拿大政府時，他進一步提高了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同時調整貿易戰略，轉向與大英帝國加強經濟聯絡。 1932年，加拿大與英國等召開渥太華帝國經濟會議，確立帝國內部特惠貿易體系，從而部分取代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最終，英帝國體系內部貿易額上升，北美原先緊密的雙邊貿易下降。

歐洲各主要經濟體同樣採取了報復措施。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在1930-1931年陸續提高了針對美國產品的關稅稅率。例如，法國對美國汽車、機械徵收更高關稅；義大利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通過後立即提高了汽車關稅，幅度為100%至167%，以保護本國工業；西班牙也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出台一個月後通過了《韋斯關稅法》(以財政部長命名)，針對汽車、進口和霍利關稅法案。英國在法案通過之初仍堅持自由貿易，但受全球經濟蕭條和美國關稅壁壘影響，英國出口大受打擊。 1931年發生金融危機後，英國也放棄了近百年來的自由貿易傳統，於1932年通過《進口關稅法》，對除帝國特惠外的大部分進口商品徵收10%的普遍關稅。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由於身陷嚴峻的經濟危機和債務負擔，政府在1930年後實行外匯管制和進口配給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對美國商品的壁壘。總的來說，歐洲各國採取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報復措施，要麼直接徵收關稅，要麼透過進口配額、多邊貿易協定等手段增強本國產品競爭力。

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國市場依賴較大，主要向美國出口初級產品，如古巴的糖、巴西的咖啡、阿根廷的農牧產品、智利的銅和硝石等。美國高關稅使這些國家出口受阻，經濟遭受重創。許多拉美國家被迫進行貿易調整和報復：古巴提高了對美國製成品的關稅，並尋求與歐洲、加拿大開拓貿易管道；墨西哥也對部分美國產品加徵關稅。更嚴重的是，出口收入銳減引發了拉丁美洲債務違約潮，因為這些國家過去曾依賴出口收入償還外債。 1931-1933年間，拉美有十多個國家相繼宣佈暫停或延期償付外債。在貿易和金融困境下，拉美一些國家的政局也動盪不安。因此，美國關稅政策在拉丁美洲激起了強烈的反美和民族主義情緒，不少國家轉向與他國加深貿易合作以減少對美貿易依賴。

除了以上地區和國家外，澳洲、紐西蘭等大英帝國自治領也提高了對美國產品的關稅，以保護本國工業並平衡貿易逆差。這些舉措都增加了美國商品銷往全球各地的障礙。

總體來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的報復性關稅網絡幾乎覆蓋了美國主要的出口市場。包括加拿大、古巴、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巴西、澳洲、紐西蘭等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在1930-1932年間採取了不同形式的報復措施。報復並不僅限於關稅形式，部分國家透過雙邊協定將美國排除在外，也能發揮減少從美國進口的效果。例如，英國帝國特惠關稅體系使成員之間互相免稅或採用低稅率，而對美國等非體系內國家徵收高關稅，這些都屬於「隱蔽的報復」。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因此點燃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之一，美國外交關係也因關稅問題急劇緊張，國際合作環境惡化。

3.2 關稅的惡果：全球貿易總量大幅下滑，衰退陰雲久久不散

報復性關稅旋風對全球貿易和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各主要經濟體相繼築起關稅壁壘，導致國際貿易流動急劇萎縮。 1929年至1934年之間，全球國際貿易額下降了約65%，這一跌幅是驚人的。美國對外貿易資料顯示，美國從歐洲的進口額從1929年的13.34億美元驟減至1932年的3.90億美元；同期美國對歐洲出口從23.41億美元下降到7.84億美元，均縮水約2/3。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貿易亦大幅下滑：對拉丁美洲、亞洲、英聯邦等出口均腰斬。

除了數量上的銳減，全球貿易體系本身也發生了分裂與重組。高關稅促使國家間形成區域化的貿易集團，例如英聯邦內部貿易量佔比上升，而跨集團（如英美之間、歐美之間）的貿易佔比下降。貿易爭端也激化了國際關係的緊張，加深了各國之間的不信任。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在1930年代初幾乎陷入停頓。 1927年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曾呼籲各國降低關稅、加強合作，但《斯穆特-霍利法案》的出台被各國視為對多邊合作的沉重打擊。隨後，各主要國家紛紛退出自由貿易軌道。正如美國國務院歷史辦公室所述：「該法案無助於在經濟或政治領域促進國家間的合作，反而成為19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的象徵」。這一時期，各國更將鄰國當作競爭對手而非合作夥伴，貿易政策的協同性蕩然無存。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的全球關稅報復戰使世界貿易體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收縮和割裂狀態。各國經濟進一步沉淪，大蕭條的陰雲久久無法散去。這段慘痛歷史促使各國反思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並為戰後建立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提供了教訓和動力。

四 胡佛失敗經驗的歷史啟示

4.1 關稅政策與大蕭條

從長期視角來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被廣泛視為大蕭條時期美國在經濟政策上所犯的重大錯誤之一。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普遍認同：該法案雖然不是1929年經濟崩潰的起因，但​​無疑加劇並延長了大蕭條的影響。一位經濟史學家將《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比喻為「在本已失控的大火中，又潑上了一桶油」。各國報復性關稅的累積效應使全球貿易嚴重萎縮，大蕭條在全球盛行。

宏觀資料顯示，美國經濟在關稅法案通過後持續惡化，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實施、國際貿易回升後才觸底反彈。後世普遍將《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評價為「事與願違」的典型政策——初衷是為了保護國內就業，促進經濟復甦，結果卻是加劇了蕭條。有人將其與1828年的關稅法案相提並論，稱其為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貿易立法」之一。美國國會此後再也沒有嘗試直接立法設定如此廣泛的高關稅。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教訓在經濟思想上也產生了影響。以往美國內戰後的一派傳統觀點認為高關稅有助於保護國內就業和產業，但大蕭條的經驗表明，在全球經濟高度關聯的時代，貿易保護可能無助於經濟復甦。這一觀念轉變促使戰後主流經濟學更加支援自由貿易理論。可以說，《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成為反面教材，提醒後人貿易戰幾乎沒有贏家。

4.2  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轉折點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失敗後，美國迅速調整貿易政策。 1934年，羅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貿易協定》，授權總統可與他國直接協商降低關稅，開創了雙邊貿易協定的先例。

《互惠貿易協定》獲得支援的主要原因就是《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失敗經驗。在此推動下，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了多項互惠降稅協議，以促進貿易恢復。結果成效顯著：美國商品出口額從1933年的16.5億美元迅速增加至1937年的33億美元。

《互惠貿易協定》的影響深遠，標誌著美國從保護主義轉向多邊合作。該法案改變了設定關稅的過程，將其從國會轉移到由行政部門通過國際談判確定關稅政策。這種制度設計減少了國內保護主義影響，促進了貿易自由化。該法案持續延期直至二戰結束，奠定了美國數十年的貿易政策基調：通過談判開放市場，而不是「以鄰為壑」、互相升級貿易壁壘。

4.3 對川普時期的啟示

與胡佛同樣作為「商人總統」的川普，一向以自己「交易的藝術」為傲，通過極限施壓等策略攫取短期利益，似乎在上任之初就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然而，他忽略了一個關鍵點：長期的交易關係往往需要建立在互惠共贏的基礎上。

儘管如此，川普的貿易政策與胡佛時代相比也存在顯著差異。川普的關稅政策是在全球經濟高度整合的背景下實施的，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可能會使貿易壁壘帶來的連鎖反應比1930年代更為劇烈。另外，川普的關稅策略展現出更大的靈活性，不同於1930年代單方面提高關稅的做法，川普頻繁將關稅作為施壓工具，採取「先威脅後談判」的策略，為政策調整和讓步保留了空間。例如，在2月和3月，川普先是宣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提高關稅，隨後又提出了有條件的推遲，幾乎未付出實質性代價就得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邊境事務上的重大讓步。

胡佛失敗的歷史經驗表明，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往往會引發廣泛的國際報復，而麥金萊時期之所以成為例外，主要是因為當時最重要的經濟體英國堅持自由貿易原則，為美國關稅政策提供了獲利空間。

當前形勢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已經引發了多國的反制措施，儘管目前大多數經濟體的反應相對克制：歐盟將報復性關稅的生效時間從3月底推遲至4月中旬，以留出談判餘地，中國行動迅速，但相比於美國的全面加征關稅，中方在商品選擇上相對克制，本月公佈的報復性迅速，但相比於美國的全面加征關稅，中方在商品選擇上相對克制，本月公佈的報復性迅速關稅僅對美國關稅徵收約21億美元。英國政府雖然表示“所有選項都在考慮之中”，但目前還沒有宣佈具體的報復措施。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表示，英國將採取務實的方法，並積極尋求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

然而，隨著4月的臨近，全球貿易緊張局勢有可能進一步升級。目前，各國都在密切關注4月2日川普將要實施的“對等關稅”，當前政策不確定性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美國政府是否會及時懸崖勒馬，還是會引領全球陷入類似胡佛時期的關稅戰升級漩渦，4月的關稅政策走向或許能為我們揭曉些許答案。

風險提示

各國政策博弈存在不確定性。 （北美商業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