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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鑑：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與全球經濟危機
1930年6月17日，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這部法案將美國對2萬種進口商品加征平均53%的關稅，隨後加拿大、英國、法國等25國旋即發動報復性關稅反擊。
該法案的推出，將1929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推向高峰，演變為持續十年的全球大蕭條。
01 風暴前夜：經濟泡沫的破裂
1920年代的美國沉醉於"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繁榮和變革的時期。
道瓊斯指數短短五年內（1924年到1929年）上漲了約500%，福特流水線晝夜轟鳴，華爾街金融家們宣稱"永久繁榮時代"已然降臨。
然而浮華之下暗流湧動：股市的快速上漲引發了投機熱潮，為1929年的股市崩盤埋下了隱患；農業收入相較工業腰斬，中西部農場主在過剩的小麥堆中破產；工業產能超出國內需求30%，底特律的汽車庫存堆積如山。
當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降臨時，股市崩盤不僅戳破了經濟泡沫，更撕裂了社會共識——究竟該用自由市場還是政府干預來挽救危機？
02 政府干預：三重推力推動法案誕生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崩盤拉開大蕭條序幕。
在這場席捲全球的危機中，美國農業首當其衝：小麥價格從每蒲式耳1.25美元暴跌至0.39美元，農場主抵押品價值蒸發40%，中西部農業帶陷入絕望。
此刻，共和黨參議員雷伯恩·霍利（Reuben S. Hoey）和眾議員威利·斯姆特（Willis C. Hawley）提出的關稅法案，成為政客眼中“拯救美國”的救命稻草。
該法案的誕生主要有三重推動力：
第一重推動力：農業危機催化民粹浪潮
1920年代美國農業機械化帶來產能過剩，全國耕地面積較1914年擴大40%，但歐洲戰後復甦導致農產品出口銳減。
此時，全球棉花市場供過於求，價格暴跌，而印度作為主要的棉花生產國，憑藉其較低的生產成本和英國殖民地貿易體系的支援，在國際市場上佔據了重要份額，這一局面加劇了美國棉農的困境。
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導致美國農場主的抵押資產價值大幅縮水，許多棉農面臨破產風險，催生出“最後一根稻草運動”（Last Straw Movement）——他們堅信關稅高牆能阻擋外國廉價農產品的湧入。
第二重推動力：政治博弈裹挾工業利益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最初是作為一項旨在保護美國農業的關稅法案提出的。然而，隨著立法處理程序的推進，其他利益集團也紛紛加入遊說行列，試圖將更多商品納入關稅保護範圍。
匹茲堡（美國重要工業城市）鋼鐵巨頭組織了強大的遊說團隊，要求將生鐵關稅從75美分/噸提高至1.25美元。他們聲稱，此舉可以保護1.2萬個煉鐵爐崗位。
此外，棉紡業也積極參與了遊說活動。他們要求將進口坯布的關稅翻倍，聲稱這樣可以挽救新英格蘭地區5萬紡織工人的工作崗位。
隨著越來越多的工業利益集團加入遊說行列，法案的範圍不斷擴大。最終，887種工業品被納入關稅保護範圍。
總的來說，農業利益集團希望通過關稅保護農產品價格，而工業利益集團則希望保護國內工業免受外國競爭。
兩者聯合推動了法案的通過，但這種聯合也使得法案的範圍遠遠超出了最初的設想。
第三重推動力：孤立主義思潮全面抬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主要倡導者之一。
然而，美國參議院在1919年和1920年兩次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其中包含加入國聯的條款。
這一決定反映了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高漲，許多美國人認為，加入國聯將使美國捲入歐洲的事務，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1924年美國通過《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該法案對移民進行了嚴格限制，特別是對來自東歐、南歐以及亞洲移民。
而1930年《霍利-斯姆特法案》可以說是延續了這種“美國堡壘”的思維，即通過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將美國與外部世界隔絕，試圖通過內部資源和市場來實現經濟復甦和社會穩定。
03 立法博弈：1028名經濟學家的失敗抗爭
1930年5月，1028名經濟學家（佔當時全美經濟學界的90%）聯名致信胡佛總統，警告“高關稅將摧毀國際信用體系，招致災難性報復”。
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說服胡佛否決該項法案,他稱它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
然而，胡佛堅持認為新的關稅法案能夠改善國內經濟局面，並且通過允許關稅委員會提出調整建議，可以靈活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歷史證明，胡佛的這一決策是一個嚴重的誤判，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性。
回顧這段歷史，這些經濟學家的抗爭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國會分肥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
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立法過程中，國會內部的“分肥政治”現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即議員們為了爭取各自選區的利益，將各種商品和服務納入關稅調整範圍，導致法案內容極度膨脹和複雜化。
參議院對該法案進行了1253次修正，平均每小時通過3項關稅調整。
議員們為了爭取各自選區的利益，紛紛將本地產業的產品納入關稅保護範圍。
例如，阿拉巴馬州的議員為本地鉛筆製造商爭取到了每支0.5美分的關稅，而明尼蘇達州的議員則為聖誕樹裝飾球設立了特別稅目。
這種立法過程中的利益交換和妥協，使得法案內容極度膨脹，最終涵蓋了887種商品，遠遠超出了最初的立法意圖。
總統妥協綏靖
儘管赫伯特·胡佛總統私下承認《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充滿經濟謬誤”，但他最終還是屈從於黨內壓力，簽署了這項法案。
胡佛試圖通過法案中的“彈性條款”來緩解自己的顧慮——該條款允許總統在關稅委員會的建議下調整稅率。
然而，這一條款在實際操作中從未被有效行使過，關稅委員會也從未真正利用這一權力來調整稅率。
因此，所謂的“彈性條款”最終成為了一種象徵性的安慰，而法案的實際效果卻引發了貿易戰，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性。
胡佛的這種妥協綏靖行為，反映了當時美國政治中的複雜現實。一方面，胡佛深知貿易保護主義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對國內利益集團和黨內政治壓力。
輿論誤導公眾
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立法過程中，輿論對公眾的認知產生了顯著的誤導作用。
《紐約時報》鼓吹“關稅保護就業”，聲稱通過提高關稅可以保護美國國內產業，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則聲稱“外國報復只是虛張聲勢”，認為其他國家不會採取實質性的報復措施，即使有報復，其影響也將是有限的。
這些輿論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和市場的預期，使得許多人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
1930年3月，當參議院以44:42的微弱優勢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時，道瓊斯指數竟短暫上漲，折射出市場的集體誤判。
儘管許多經濟學家和商界領袖對法案的後果發出了警告，但市場參與者似乎被輿論所誤導，認為關稅法案將對經濟產生積極影響。
04 全球震盪：1930-1934年全球經濟塌縮
第一沖擊波：國際貿易體系的崩塌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生效後，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戰，國際貿易體系迅速崩塌。
在法案生效後的12個月內，25個國家明確實施了報復性關稅措施，而超過60個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對美國的貿易政策做出了負面反應以表達不滿。
加拿大作為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於1930年7月對美國96%的商品加徵了34%的關稅，這一舉措直接導致美加貿易額在一年內暴跌75%，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陷入嚴重緊張狀態。
法國於1930年8月建立了進口配額制度，對美國汽車等關鍵商品實施嚴格限制。這一措施使得美國汽車對法出口量驟降90%。
德國於1930年9月實施了外匯管制，凍結了美資企業利潤匯出的60%。這一措施不僅限制了美國企業在德國的經濟利益，還進一步加劇了兩國之間的經濟摩擦。
義大利、西班牙、英國等紛紛採取了類似的報復性措施。
世界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330億美元斷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億美元，萎縮幅度超過63%，遠超同期全球工業產出42%的降幅。
更具破壞性的是，金本位制在關稅戰中徹底崩潰。
金本位制是當時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其崩潰導致國際支付體系陷入癱瘓，各國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受到嚴重阻礙。這種混亂的國際金融環境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使得各國難以通過正常的經濟手段恢復經濟增長。
第二沖擊波：美國經濟的反噬
胡佛政府原本期待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獲得“貿易保護紅利”，然而這一期望最終化為泡影。
1930年6月17日，《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正式簽署成為法律時，大蕭條剛拉開序幕，美國失業人數為430萬人。到1932年，美國失業率飆升至近24%，失業人數達到1200萬。同時，超過5000家銀行倒閉，數十萬人流離失所，被迫住在被稱為“胡佛村”的簡陋棚戶區。
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的進口額從44億美元驟降至15億美元，降幅達66%；出口額從54億美元跌至21億美元，下降了61%。同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29年的1031億美元下降到1931年的758億美元，並在1933年進一步跌至556億美元的歷史低點。
中西部農場主發現，儘管外國農產品被高關稅擋在了國門外，但國內過剩產能仍然將價格壓向深淵。1932年，艾奧瓦州的玉米價格跌至每蒲式耳0.32美元，全美農場破產數突破20萬戶。為了穩定價格，胡佛政府被迫採取極端措施，收購併銷毀了600萬頭生豬。然而，這一舉措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導致腐爛的動物屍體引發大規模鼠患，進一步加劇了農業危機。
底特律的汽車製造商陷入了雙重困境。一方面，德國的報復性關稅封鎖了35%的歐洲市場，使得美國汽車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重要份額；另一方面，國內特種鋼材價格因關稅暴漲22%，大幅增加了生產成本。通用汽車不得不關閉17家工廠，導致10萬工人失業，加入領取救濟面包的長隊。
05 體系重構：從貿易廢墟中重生
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胡佛因未能有效應對大蕭條，被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擊敗。
羅斯福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選舉，反映出美國民眾對胡佛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
同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主要推動者，參議員雷伯恩·霍利和眾議員威利·斯姆特，都在1932年的選舉中失去了他們在國會的席位。
羅斯福總統上任後，開始致力於降低關稅，以恢復國際貿易和經濟復甦。
1934年，新任總統羅斯福推動《互惠貿易協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授權總統與外國元首進行談判，以降低雙邊關稅。
該法案標誌著美國關稅政策的重大轉變，將關稅調整的權力從國會轉移到了總統手中。
在這之後，國務卿赫爾與29國簽訂雙邊協定，到1947年美國對外關稅平均下降44%，這也為關貿總協定（GATT，即國際貿易組織WTO前身）奠定了基礎，美國對外貿易逐步走向正途。
06 結語
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慘痛教訓催生了現代多邊貿易體系。
歷史證明，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未能幫助美國走出經濟困境，反而使全球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在復盤1930年法案時指出，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短期看似有效，但長期有害的政策。
當今世界，若重蹈《斯姆特-霍利法案》覆轍，摧毀的不僅是貿易往來，更是人類用兩次世界大戰的鮮血澆築的多邊信任。
如今，那些重提“美國優先”的政客，若不能汲取歷史教訓，終將淪為“美國困境”的新製造者。 (經濟學習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