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等關稅】川普政策波動大，中國的轉口貿易如何因應？
編按： 4月以來，美國政府在關稅政策上的「雲霄飛車式」操作引發全球震盪，中國轉口貿易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不確定因素陡增之際，中國外貿企業亟需思考三個問題：當傳統轉口貿易通道受阻，該如何打造「升級版」供應鏈體系？中企該如何降低對美市場依賴，開啟非美市場？當美國將關稅戰與科技封鎖疊加，出海企業又該如何在合規經營與科技突圍間找到平衡？
在此背景下，觀察者網連線《海外征程》商業叢書作者、前華為中東、北非、拉丁美洲、東南亞大客戶群業務負責人達尼，深度解析中企在關稅高壓下的破局之道，為企業提供可落實的策略路
加速多元化佈局，降低經營風險
觀察者網：美國的對華關稅主要產生的影響聚焦於中國對美出口較大的幾個領域，例如機電類產品（佔中國對美出口9%）、紡織服裝、新能源（如電動車、鋰電池）等，您認為目前這些領域都受到的關稅衝擊如何？業界對美國關稅政策的態度是什麼樣的？
達尼：我認為首先需要對這些企業進行一個簡單的分類。
第一類就是機電類企業。在機電及高科技領域，中國自有品牌企業大多在前幾年已離開美國市場或未進行佈局。以新能源車為例，除比亞迪因電動大巴業務（大巴車不屬於乘用車）成為特例，其他自有品牌乘用車企業幾乎未涉足美國。 ICT（資訊與通訊技術）領域的通訊企業情況類似。因此，關稅戰對這類自有品牌高科技企業出口影響極小。
另一類受關稅戰衝擊較大的是承接美國品牌商訂單的配套商。這些企業生產的往往是中間件或被整合產品，例如部分前往墨西哥設廠、不以中國自營品牌示人的企業。像在美國設廠為美國汽車業配套的企業，以及曾為美國品牌商供貨的寧德時代等，其美國市場份額都面臨縮小的局面。也就是說，以美國為主要客戶的品牌配套企業受到關稅的影響顯著。
不過，科技企業中，在與美國前期較量中受打壓的企業，對美國市場依存度已大幅降低，新能源汽車企業出海也鮮少選擇美國，關稅戰對它們影響有限。在OEM廠商（代工生產廠商）層面，這種分化會更加明顯。其中，高度依賴美國廠商且未轉型的企業受衝擊最大。而具備市場敏感度的OEM企業，有的向自有品牌轉型，有的開拓非美國市場，透過分散市場佈局降低風險，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企業在製訂年度規劃時，分散風險、避免「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已成為重要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受關稅戰較大影響的企業，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前兩年中美對抗中仍抱有幻想、深陷路徑依賴，對美國市場依存度過高且未及時調整策略的企業。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部分曾承接美國品牌方訂單的OEM科技企業，憑藉對國際標準的掌握，成功轉型為自有品牌，並積極開拓非美市場，已經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成果。
最後就是衣帽褲襪等傳統品類方面，受衝擊最嚴重的是過度依賴Temu、希音等跨境電商平台，並將美國作為核心市場的企業。這類企業因路徑依賴嚴重，若無法快速適應非美市場，未來一段時間將面臨較大壓力。
4月2日，川普簽署一項行政令，美國自5月2日起終止從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輸美小額包裹的免稅待遇，即正式取消了800美元「小額豁免」關稅政策。
此外，即使是中國自有品牌的整機廠商，或是已事先佈局的企業，若無法及時找到替代美國的市場，同樣會受到較大影響。在當前局面下，我認為中國企業需要積極尋求多元化市場佈局，降低單一市場依賴所帶來的風險。
觀察者網：美國總統四年一換屆、兩年一次中期選舉，因此美國的政策波動非常大。但是，部分企業對於美國市場可能有一種「熬一熬就過去」的心態，將關稅戰視為短期趨勢。您如何看待這種心態？它與企業對美國市場的路徑依賴是一回事嗎？對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有何影響？
達尼：我認為本質上仍是路徑依賴，因為企業在過往成功後進行變革是需要面臨巨大壓力的。通常來講，做企業應聚焦自身可控的事情，儘管提升可控性意味著成本增加，但自2018年起，中國在部分領域已朝著這一方向發展。規模越大的企業，越注重發展的確定性，不會高度依賴單款爆品或單一市場，而是透過多元化佈局實現「長治久安」。
大企業的優勢在於能夠將外部風險轉化為內部風險。面對市場波動，成熟的企業可憑藉內部管理機制、策略決策調整以及供應鏈的延續性，在風險中騰挪，用內部管理避險外部風險；而小企業如同大江大浪中的一葉扁舟，抗風險能力弱，部分過去靠運氣發展的小企業，仍對外部市場抱有期待。這類小企業若不快速開拓非美國市場，將在此次衝擊中面臨淘汰，或遭受持續性損傷。
關於美國政策的波動性，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存在著政府換屆後市場出現動盪的情況。如斯里蘭卡、尼泊爾、印尼和其他非洲國家在大選權力交接時，企業通常會選擇觀望，因為新政權可能推翻原有政策，也可能維持戰略延續性。
但美國當下的政策波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龐大的經濟體量，使得政策波動帶來的影響遠超其他國家，根源在於美國國內兩種思潮的極度撕裂，這並非單一政府或個人的問題，左右之爭已處於極端激烈狀態。
美國推行的關稅政策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旨在解決國內債務問題，對全球實施，中國祇是其中受影響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存在針對中國的意圖，雙重壓力疊加，進一步加劇了市場風險。
在此背景下，高科技企業率先感知風險，早早進行全球市場佈局。對於其他企業而言，必須投入大量精力開拓非美市場。目前「全球減一」（即美國重回孤立主義下，由世界其他國家組成的全球化貿易規則）概念備受關注，也反映出企業應對美國政策風險、尋求多元化市場佈局的趨勢。
觀察者網：對大部分國家而言，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進入90天暫緩階段。您曾提到，這項任期即使中國企業在他國設廠，美國也可能透過股權穿透對中企進行限制。結合當前關稅情況，您如何看待中國的轉口貿易狀況？
達尼：就我個人的觀察來說，川普政府發布「對等關稅」政策時，不少在東南亞的企業及物流從業人員其實是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緒。先前類似政策衝擊下，曾有在當地建廠的企業倒閉；而在2018到2022年間，部分企業透過轉口貿易獲利，但隨著外部環境變化又陷入虧損、撤資。 2023到2024年，受出海熱潮推動，又一批新企業投身海外，呈現持續有企業嘗試海外設廠的態勢。
從關稅實際徵收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這種高關稅政策其實是缺乏永續性的，因為全球多數地區平均關稅率只在5%到6%左右，最終關稅會在博弈中達到新的平衡。
但要明確說明的是，這種關稅波動不會改變大趨勢。美國的核心訴求是調整貿易格局，推動製造業回流，並嚴格限制中國企業通過第三國轉口或製造業。例如，美國早已關注中國汽車企業在墨西哥設廠、光電企業佈局東南亞等情況。美國不同政府雖採取的手段有所差異，但限制中國轉口貿易的意圖始終存在。
首先我覺得影響比較大的一點在於東南亞地區。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企業投資的態度較為複雜，因為這屆川普政府對於封鎖中國轉口貿易的意圖相當明顯。
由於美國關稅政策具有連帶效應，如果中國企業在東南亞設廠，所在國可能因與中國的貿易關聯，被美國“連帶制裁”，導致當地企業對美出口也面臨高關稅風險。例如，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本土企業原本對美出口關稅較低，但隨著中國企業大量湧入並擴大當地出口規模，美國可能將該國整體視為貿易管控對象，提高關稅。
這種情勢下，東南亞國家都會面臨兩難選擇，對於中企的轉口貿易情勢也是有直接影響的，畢竟中國和東協的經濟依存程度相當之高。
對美轉口貿易本質上是短期行為，備選方案是必須的
觀察者網：長時間以來東協始終穩居中國最大貿易夥伴。 4月14日，中國—東協自貿區3.0版談判已實質結束。其中，越南、泰國、馬來西亞作為東協的核心成員國，您認為這些市場分別都有什麼樣的特色？接著您前面說的，中國該對在東南亞的轉口貿易做出什麼調整嗎？
達尼：我認為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在招商引資策略上有顯著差異。
泰國和馬來西亞與墨西哥類似－本身俱備一定工業基礎，但對外依存度較高，工業化能力未能有效向本土企業轉移，經濟模式偏向「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四種外商直接投資形式的總稱），依舊以外資主導。一旦外資撤資，本國剩餘工業能力有限。
而越南早期借鏡中國模式，透過開放政策吸引企業進駐，同時要求外資企業協助提升本土產業鏈。如今，越南已具備電動車組裝能力，雖核心零件多依賴中國，但已實現本土產品量產，體現工業產業鏈的顯著提升。隨著國家對本土企業扶持力度加大，越南推行民族產業政策，對外資准入要求日益嚴格。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越南因高度依賴出口，且對美國市場依賴度較高，在經貿合作中面臨特殊壓力。上個月，60多家美企高官，包括英特爾、蘋果、波音等前往越南洽談合作，韓國三星在越南也已佈置六家製造廠且持續加大投資。作為東南亞發展勢頭最強的國家，越南顯然不願經濟成長勢頭被打斷，因此在應對美國「對等關稅」問題上，所承受的壓力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存在顯著差異。
因此，中國在東南亞的轉口貿易不可避免會受到衝擊，但具體的影響仍有待觀望。我認為轉口貿易本質上是短期行為，在當前全球經濟情勢下，企業不能將其作為長期依賴的經營策略，必須制定應對轉口貿易受阻的替代方案。
對此，企業應從兩方面著手調整：其一，積極開發新產品，大力開拓新市場，擺脫對美國單一市場的依賴；其二，逐步降低美國市場在整體銷售中的佔比，事實上已有不少企業在前幾年就開始佈局非美市場或發展自營產品。回顧十年前，光電企業因歐美製裁，透過遷至東南亞設廠進行轉口貿易。當時美國因自身能源短缺、本土產品價格高昂，對這類「東南亞製造」的光電產品給予關稅豁免，這種妥協本質上是美國在權衡利弊後的無奈之舉。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是企業經營的重要準則。連法國總統馬克宏近期也敦促本國企業謹慎投資美國，中國企業更應清醒認識當前國際經貿情勢，加速多元化佈局，降低經營風險。
馬克宏呼籲歐盟企業暫停在美投資影片截圖
觀察者網：這次「關稅風波」下，歐盟的態度也很有意思，在歐盟宣布對美加徵25%關稅的次日，美國便宣布暫緩「對等關稅」90天。隨後，歐盟也宣布暫緩對美關稅90天。 4月8日下午，商務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貿易與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舉行視訊會談，中歐雙方都表示支持重啟中歐貿易救濟對話機制，討論貿易轉移問題。在共同面臨美國關稅壓力之下，您認為中歐企業未來在合作上會有那些進一步的進展？
達尼：我覺得整體來看，這是第一個好事情。中國和歐盟之間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阻礙，例如俄烏衝突就是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中歐走到一起是需要一些外在動力去推動的。就像我們上次談到的“三道圍牆”，雖然歐洲市場目前經濟活力沒有那麼強，全球競爭力也在走下坡路，但歐洲人相比較而言還是可以坐下來談的。
相反，美國最近除了在關稅政策上限制中國外，還有兩件事需要關注。一件事就是美國海關取消800美金以下的「小額豁免」政策；另一件事就是美國「14117號行政令」上周生效了，該行政令將限制「外國對手」以任何形式接觸美國公民敏感資訊。
目前，這項規定已經衝擊了為中國網路出海服務的國際支付平台，因為它們對美國公民的金融資訊有一定的接觸。對此，PayPal、Square等企業都在進行深度調整。最近，一家微軟企業的外包公司微創也進行了大裁員，主要是在中國區的約2,000人微軟專案組。而且從去年開始，微軟也關停了所有在中國大陸的授權實體店。
美國對資料安全極為敏感，諸多法案和規定，適用範圍廣泛，容易被擴大解釋的罪名，具有“口袋罪”的特點，與中國合作的部分美企平台都被迫過度自審自糾，選擇與中國市場切割，部分公司甚至很長時間內，其全球員工都不能在中國境內接入公司網絡。目前，美國政府對該規定的執行，使得中國跨境電商、遊戲、線上短劇市場都出現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風險。
所以，美國對中國的針對，絕對不只關稅一件事，反而會涉及國家安全、資料安全，再到關鍵產業的發展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雖然面對「散裝」的歐洲，中國企業時常面臨企業經營問題，但歐洲市場遠沒有美國嚴格。像是中國的科技龍頭企業、ICT企業、「新三樣」企業，進歐洲的難度都要小得多，而像中國汽車產業未來在中東歐、南歐地區預計都會展現出比較大的經濟活力，如西班牙、匈牙利、波蘭。
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的首家合資企業微創軟體，據報將停止在華業務並裁員約2,000人。路透社
即便沒有美國，世界貿易是不是依然運作？
觀察者網：當前國際局勢複雜，川普政府的系列舉措促使中歐關係走近（如歐盟近期表態），中日韓也在上月舉行會談，RCEP框架下的區域合作與中歐互動對全球經濟格局意義深遠。美國無差別關稅政策既衝擊全球供應鏈，也揭露其國內保護主義與霸權訴求的矛盾。這種政策衝突是否客觀上為新興市場建構多元合作網絡創造了空間？企業層級該如何抓住這一契機調整市場佈局？
達尼：其實近期因為美國的關稅政策再一次引發了這個問題：全球化結束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美國無法代表全球，川普更不能代表美國，他僅代表美國內部割裂的兩極中一極的部分群體。其相關想法並非新現象，早在二、三十年前，歐美提出建立世界貿易組織時，就以反面形態並存。無論是外資進入中國，或是中國企業出海，都會面臨本土保護主義與商業合作力量的博弈，國家利益思想與商業帝國思想始終相互較勁。
美國近期發起的無差別關稅戰，讓許多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即便沒有美國，世界貿易是不是依然運作？俄烏衝突初期，也有人認為全球化走向終結，極端情況下甚至提出「半球化」的說法。
那麼，為何關稅戰會引發「全球化結束」的思考呢？主要或是因為許多企業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無論是依賴美國品牌商、通路商訂單，或是在跨境電商中重倉美國市場，都反映出嚴重的認知路徑依賴。另一方面，有些企業採取轉口貿易到美國，雖短期有效，但長期看仍難以持續，且如今不少國家已對中國轉口亮起紅燈。
我們以前做海外市場的時候，經常就會跟其他客戶說，“不要只關註一家兩家供應商，你就應該把我們當成你的第三家供應商，從而去激活你的整個供應商體系”，客戶一聽就覺得很有道理。其實，這放在國際上也是一個顛簸不破的道理，多極總比一極來得好，對於企業、國家而言，這意味著有更多騰挪的空間去分攤風險。
現在美國的政策表現出極大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一般而言，製造業和美元霸權兩種不可兼得，一方面，美國希望製造業回流到本土，整體也呈現孤立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希望維持美元霸權，繼續「號令天下」。如此矛盾的政策能否實現它的政策目標，外界都是表示懷疑的。
不過，美國企業因為追求資本效益而供應鏈過度轉移海外，並以技術和海外本土化率換市場，導致今日美國技術流出失控，國內製造失去競爭力，公司利潤不回歸美國本土的案例，可以給中國起到一個非常好的警示作用。中國現在有許多在海外建廠的企業，因此，確保製造業的相對可控，是我們制定未來政策的重要考量。(民智國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