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與美國——關稅、外壓和選擇

【前言】

唐納德·川普在美國經濟周圍設定關稅壁壘，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構成重大打擊，美國正走向與亞太地區經濟脫鉤。關稅的破壞性影響因尚不確定這些關稅是否具有談判空間，以及其實施是否合法而加劇。與其他全球重要出口國一樣，日本經濟受到了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衝擊。

關稅問題本質

從1947年簽署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到2010年代命運多舛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美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共同政治主線是認識到它對於鞏固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至關重要。

圍繞美國經濟建立的“解放日”關稅壁壘，人們更加困惑於川普的關稅政策是否會堅持下去，或者他是否會試圖利用它作為籌碼，從個別企業或國家政府那裡獲得某種讓步。

美國政府對關稅的辯解前後矛盾。關稅是經濟自給自足的永久基礎，還是所得稅的替代品，是一種談判策略，又或者以上皆是，人們無法精準回答這個問題。正如本屆政府的許多做法一樣，川普單方面如此大規模地徵收關稅是否合法也令人懷疑。

但有一點顯而易見：“解放日”關稅壁壘象徵著美國不僅試圖與中國脫鉤，也試圖與整個亞太經濟脫鉤，其親密盟友日本也不例外。

國家危機

自 4 月 2 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對輸美產品徵收一系列關稅（包括對日本徵收 24% 的“對等”關稅）以來，儘管川普於 4 月 9 日暫停徵收關稅，但日本股市一直波動，而通常被視為經濟不穩定時期避風港的日元則大幅升值。日本首相石破茂稱這種情況對日本來說是“國家危機”，並誓言要採取國家應對措施。

石破對經濟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根據日本政府的資料，美國在 2023 年購買了日本出口總額的 20% 左右，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日本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尤其是汽車行業，2023 年該行業佔日本對美出口的近 30%。其他受影響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建築和採礦機械以及機床。人們尤其擔心美國提高關稅可能會對日本經濟重要的中小企業產生影響，這些企業的命運與其合作的跨國公司的命運密切相關。多年來，日本企業在中國和東南亞的生產設施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因此無論美國最終對這些國家徵收什麼關稅，它們都將受到影響。

日本的回應

日本政府對關稅的直接反應是克制和務實的，而且很可能繼續保持這種反應。這反映了兩個主要因素。首先是規模不對稱。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名義 GDP 略高於 4 兆美元，但與 30 兆美元的美國經濟相比相形見絀。因此，日本缺乏對美國經濟造成報復性損害的影響力。事實上，鑑於食品、原材料和礦物燃料等對日本經濟至關重要的商品在 2023 年佔日本從美國進口總額的近 40%，與美國的全面貿易戰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其次是日本需要在其經濟關切與與美國維持良好的安全關係之間取得平衡。美國是日本唯一的正式安全盟友，因此，在 2022 年日本國家安全戰略 (NSS) 中，美國被描述為“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基石”。鑑於日本戰略環境的惡化——根據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形勢嚴峻複雜，達到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水平”——儘管面臨經濟動盪，但順利管理同盟關係對東京來說更加重要。

東亞經濟體應如何應對美國失控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EAF 編輯委員會評論：“第一步就是放棄各國政府可能抱有的能夠與白宮談判達成有利雙邊協議的任何幻想。且不論美國的這種行為如何出賣地區夥伴，並破壞了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成功至關重要的、基於規則、相互協商的經濟一體化原則。從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也是愚蠢的——鑑於美國如今實際上已經宣佈其簽署的所有自由貿易協定無效，那個頭腦正常的人會相信與白宮達成的任何協議（即使有可能達成）會得到忠實履行？”

第二步就是積極利用區域合作機制。正如二十國集團在2008-2009年危機中發揮了作用一樣，也必須迅速動員諸如RCEP協議之類的機製作為協調區域應對措施的平台，以免在缺乏高層（即領導人層面）對話和政策協調的情況下，有害的保護主義螺旋式上升。

美國的政治環境能否遏制川普的瘋狂

利亞姆·加蒙 (Liam Gammon)在本周的頭條文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並強調 “從利益的角度來建構與華盛頓的關係，為一場早就該進行的對話設定了一個更好的框架，這場對話旨在探討在後‘解放日’世界日益成為焦點之際，在國際秩序和經濟等關鍵問題上，這些利益的一致程度究竟如何”。

其結果是，如果美國的民主問責機制越來越失靈，打斷選民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反饋循環，那麼這就為川普採取可以稱之為 “烏戈・查韋斯式選擇” 的行動掃清了道路：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搞垮國家經濟，同時通過鎮壓和對忠誠者的定向庇護相結合的方式來維持權力。

這種情形可能看起來有些誇張，而且甘蒙也強調，這絕非必然會發生。川普的支援率不斷下降，以及美國聯邦體系中政治權力分散的特點，使得任何有策略地破壞民主處理程序的努力都困難重重，而川普可能也缺乏這樣做的動力或能力。

但考慮到在川普上台僅僅三個月後，美國的法治和民主規範所承受的壓力就已經超出了美國國內乃至全世界悲觀主義者最糟糕的擔憂，因此這種可能性仍是不得不加以防範的。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