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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談判已是外界共識，關鍵是怎麼談，談多久，最終關稅會降到多少？ 4月下旬，筆者在摩根士丹利宏觀策略會上，對中美關稅談判做出了一些預測，認為關稅戰短期衝擊不可淡化，我們可以快速出台的三大對策有：擴內需、走出去、減產能。與此同時，大多數國家與美國談判都不會一帆風順。關於中國資本市場，中國決策層、主權基金和央行雖然無法直接組態人民幣資產，但可以透過間接方式增加人民幣資產的供給，從而掌握美元主導地位下降、美國經濟例外論消退帶來的戰略機會。 （文/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
在剛剛過去的幾天裡，我在北京馬不停蹄地參與了諸多體制內及學術界的研討會。
很多人在研討會上都會問，這場關稅戰中雙方經濟受損程度究竟如何？短期內，關稅戰對中國經濟的衝擊相當嚴峻。
雖然從長遠來看，它反映出美國在貿易政策上走向孤立、退縮，這將導致長期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燈塔角色逐漸式微，從長遠看，這對美國的衝擊更為嚴重，從最近幾周美國股、債、匯市場持續出現的“三殺” 局面便可窺見一斑。
然而就短期衝擊而言，對中國的影響不可淡化。為何提及淡化呢？
因為在參加北京的各類體制內或學術界研討會時，我注意到有些聲音似乎在不斷強調中國所受影響較小，我們能夠承受。但這究竟是基於客觀框架和切實分析得出的結論，還是受到當前高漲的輿論信心裹挾，有意或無意得出的淡化影響的結論，尚不得而知。
我們建議，要客觀認識到短期衝擊較大，需迅速推出相關政策。畢竟，第一季經濟超預期已成為過去式，其中存在當時搶出口、消費補貼以及地方債提前發行等因素，而未來兩個季度，這些因素都將逐漸減弱。
所以我們一直建議快速推出三大對策：
第一條是擴內需，即今年需加大力度上調財政赤字，在現有基礎上，再額外推出1 至1.5 兆人民幣的刺激政策。
當然，從中長期來看，若要持續支援消費，就需通過改革中國的財政發展模式，夯實社會保障福利，從而推動經濟向更為平衡的消費驅動、內需驅動模式轉型。
第二條是走出去，這比較是企業的自主選擇，而非官方指令。儘管決策層或許更希望大部分企業家和企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大多留在國內，但考慮到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最終可能需要因勢利導。
據我理解，不少企業計畫利用未來一段時間在香港上市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從資本市場融資後出海，拓展至更遠的地方，從過去七八年僅侷限於東南亞地區，逐步延伸至拉美、東歐甚至更遙遠的地區，從簡單的僅進行最後一道工序的組裝再轉出口，轉變為未來在海外也能部分掌控中國鏈。
第三條是減產能，中國曾在2016 年至2018 年實施過一次供給側減產能改革。此次減產能，表面上看難度更大，因為當前產能過剩的行業大多民企佔優勢，國企處於劣勢，且市場份額較為分散，不像2016 至2018 年時國企佔主導地位且市場份額集中，更容易實現合併、收購與重組。
但我認為，減產能難度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過去幾十年來積累形成的路徑依賴，即我們在供給側政策支援的方向上存在慣性。
從中央到地方，中央層面基本上更傾向於將資金投向重大項目，但在投向社會保障福利方面，根據我參加的一些座談會、研討會上體制內智囊團、專家學者的觀點，他們發現，在計算為老百姓提升社保、醫保、養老等福利時，會為精打細算，而對於重大項目以及產能提升方面，則通常更為慷慨改造。
這是過去20 多年來形成的供給側發展模式，地方層面更是如此。地方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考核方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方式，大多從招商引資的成果、供給所創造的出口份額以及工業產值等方面考量，而非從當地消費市場的培育以及社會保障福利的改善角度來衡量政績。只有改變這些發展方式，才能真正實現減產能，而這項任務已迫在眉睫。
過去兩周，我們接觸到的來自歐洲、亞洲、澳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對中國的態度都發生了轉變，相比更加友善。
然而，他們仍有一個最大的疑慮，即中國能否在未來捍衛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大家擔心，由於中國產品無法進入美國市場，中國產能過剩、產品過剩的現像是否會進一步向其他國家蔓延，給歐亞其他國家帶來更大壓力。
這就需要我們實際做到擴內需、走出去、減少產能，並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透過中國出口的價格彈性，我們可以測算出關稅對中國對美出口的直接影響，再疊加美國經濟存在的一定衰退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貿易下降對中國產生的間接影響。綜合考慮這些因素，關稅戰可能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造成1.5 至2 個百分點的衝擊，這一影響不可輕視。
許多人關心其他國家能否迅速與美國達成協議，擔心中國成為“出頭鳥”，最終只有中國面臨高額關稅，而其他國家迅速與美國達成妥協並取消關稅。
在此，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些客觀的研究結論。大多數國家未來兩三個月與美國的談判都不會一帆風順。少數在地緣政治戰略上極度依賴美國的國家，如墨西哥、日本、韓國以及在戰略上與美國有特殊相互倚仗關係的印度，可能會在短期內與美國達成一些協議。
但即便如此，尤其是日本和韓國，根據我們透過多方面管道理解以及日本經濟學家團隊對日本政策的解讀，它們也不會因與美國達成協議而排斥中國，不會宣佈對中國加征關稅。這是第一類國家。
第二類國家是歐洲，考慮到歐洲在服務貿易上對美國有大量順差，我相信歐洲不會迅速妥協，這使得歐美之間的談判充滿許多不確定性。
最後是東南亞許多對美國貿易順差極高的國家，它們要在短期內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極為困難，因此，它們未來面臨關稅妥協的難度以及不斷反覆上升的風險，在這幾類國家中相對較高。
這表明，短期內很難看到所有國家都與美國達成協議來挽救全球經濟和美國經濟，所以全球貿易下行對中國經濟的第二輪衝擊依然存在。
中美全面協議會相當複雜，關稅可能怎麼降？
我們確實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期望達成全面協議。然而，由於涉及的問題眾多，雙方在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距，談判將會非常複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目前雙方相互升級、以牙還牙的階段已暫時告一段落。我們預計，一旦關稅談判啟動，美國對中國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可能在今年第二季末（即6 月底）有所降低。特別是這一輪雙方在4 月2 日後相互加征的額外關稅，相當一部分預計在6 月底後下降或取消。
但更多關稅的降低可能要等到今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末。我們認為，到那時，經過雙方不斷商談，彼此在各種問題上的認知差距將逐漸縮小。
預計今年底（第四季末）將關稅水準逐步下調至何種程度呢？可能加權平均會下調至40% 至50% 之間。當然，如果再豁免一些產品，最終平均實際關稅可能會略低於這個區間，但很難回到川普執政之前的最低水準。
也就是說，我們相信中美雙方未來的談判將有助於關稅水準逐步降低，但這個過程耗時較長。
總體而言，與川普執政時期相比，關稅顯著增加。這就是為什麼即便考慮到未來中美之間的接觸，以及中國將推出的1 至1.5 兆人民幣的額外刺激政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仍面臨較為明顯的下行壓力。
當然，中國已推出的一些政策已初見成效，但這些並非針對經濟基本面的刺激政策。或許還需等待本周的政治局會議確定基調。額外的刺激政策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才會出台。
實際上，已推出且卓有成效的是重視股市的政策，這可能反映出決策層認為，在當前中美貿易博弈乃至金融博弈的形勢下，股市將成為衡量中美韌性強弱的一個顯性指標。因此，期望中國股市表現相對良好。
目前採取的政策主要是透過國家隊救市，這無疑對A 股市場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接觸到的許多海外投資者對此有些困惑，因為他們認為國家隊的救市舉措並非針對基本面的消費刺激等方面，且對於許多海外投資者而言，理解國家隊的操作方式存在一定門檻。
所以，儘管A 股市場得到了一定支撐，但成交量有所萎縮。
不過，我接觸到的許多內地投資者都給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相對而言，他們認為港股市場的方向更為明確。港股市場雖未直接得到國家隊的提振，但似乎符合三個大方向：無論中國未來能否出台刺激政策以避險關稅衝擊，還是我剛才提到的中長期美國經濟「一枝獨秀」 論調的消退、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絕對主導地位的逐步下降，香港市場都存在特殊的受益因素。
對於許多海外主權基金、退休金以及各國央行而言，他們可能更傾向於分散投資，不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多組態一些歐元資產、日元資產，增加黃金的構形，因此黃金價格也表現良好。大家也開始對亞洲的一些債券市場更感興趣，但目前對組態中國資產的資金流入還沒有特別明顯的成長。
那麼中國該怎麼辦呢？
我認為，中國決策層、主權基金和央行雖然無法直接組態人民幣資產，但可以透過間接方式增加人民幣資產的供給，從而掌握美元主導地位下降、美國經濟例外論消退帶來的戰略機會。
例如，中國可以增發人民幣國債，用於夯實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內需；同時，可以多批准一些企業在港股上市進行IPO，讓更多優秀企業在香港上市後，無論是投資中國的科技業還是拓展海外市場，都能更有效地增加人民幣資產的供給。
當然，這需要結合我們提出的“2030 中國市場戰略”，宣佈通過夯實社會保障體系、推進財政轉型改革，使未來五年中國的內需消費市場增長30%。並且，這30% 的內需消費市場增量將向除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國開放。在此過程中，未來五年逐步將對外關稅降至零，將對外資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的市場准入門檻降至零，將補貼降至零。
最後一點最艱難，因為補貼問題較為複雜。即使是最好的新能源汽車公司，也存在著歷史遺留的各類補貼，更不用說一些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地方國企了。如何理清思路，實現零補貼，也是實現從「中國製造2025」 到「中國市場2030」 的鳳凰涅槃，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期的最佳選擇。 （清華金融評論）